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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当·斯密1759年出版的《道德论》给西方乃至整个世界带来深远影响，后来有学者把它称为现代西方社会价值体系的基石。亚当·斯密用“同情”的基本原理来阐释正义、仁慈、克己等一切道德情操产生的根源，说明道德评价的性质、原则以及各种美德的特征，并对各种道德哲学学说进行了介绍和评价，进而揭示出人类社会赖以维系、和谐发展的基础，以及人的行为应遵循的一般道德准则。就道德情操的倡导和塑造，中国有着深厚的历史根基。中国历史上对于道德情操的塑造，可以追溯至《论语》，明代王阳明继承先贤哲学智慧精髓，将中国古代塑造人类道德情操的理念发扬光大，创立“致良知”学说。
王阳明，实名王守仁（1472—1529年），字伯安，宁波余姚人，官至南京兵部尚书，封新建伯，谥文成。他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哲学家、政治家、教育家和军事家，精通儒、道、佛三家学说，且拥有非凡的军事才能和精湛的文学艺术造诣。因王守仁曾筑室于故乡阳明洞中，世称阳明先生，故称其学说为阳明学，又称王学、心学。王阳明继承宋代陆九渊的“心即理”学说，提倡“知行合一”和“致良知”。王阳明的哲学思想由其学生继承并不断发扬光大，并以讲会的形式传播到民间，形成明朝中晚期思想学术领域中的著名流派——阳明学派。
王阳明一生仕途坎坷，但治学不倦，成就卓著。他创立的“心学”思想体系，积极追求个性解放，冲破了“理学”的传统观念，在中国古代社会后期产生了重要影响，堪称学界巨擘。他的教育思想，敢于反对旧道学的禁锢，有着浓烈的创新精神。其“心学”学说的思想本质是强调个性化的发展、对个人意愿的尊重及对个体创造力的调动，至今仍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对于当下领导力的开发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今天谈论的“智者坦荡”是对于王阳明处事自然、洒脱自如、博大胸怀的描述。王阳明曾经被贬，去龙场途中又遇追杀，逃过大难，却清风海阔，不见一丝怨尤。在武夷山一野寺中，他题下《泛海》一诗：“险夷原不滞胸中，何异浮云过太空。夜静海涛三万里，月明飞锡下天风。”这首诗的意思是：我根本就不在乎是顺境还是逆境，所有这一切都跟天空中的浮云一样，风一来，就被吹走了。月夜，我在静静的大海上泛舟三万里，那种痛快的感觉和我驾着锡杖、乘着天风，从高山之巅疾驰而下的感觉一样。由此可见王阳明非一般的坦荡胸怀。
王阳明的“致良知”的学说，充分强调了良知在道德修养中去恶为善的主观能动作用，并使之成为支配人的道德行为的精神本体。良知的说法来源于《孟子》，其含义是指一种“不虑而知”的天赋道德观念。王阳明对此加以发挥，并引进《大学》中的“致”字，《大学》说“致知在格物”“格物而后知至”。王阳明认为良知即是天理。通过致良知进一步要求人们首先认识和恢复内心所固有的天理，并由此推及自己的良知于世界上的万事万物，世界上的一切皆得其天理矣。换一句话说，就是把自己的一切行为和活动都纳入中国传统社会道德规范的轨道。其要点包括：第一，良知即是天理。在孟子那里，良知本是一种先验的道德观念，是指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而王阳明对此则作了本体方面的发挥，以为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把先验的道德良知视为代表世界本原的天理，因而良知便成为人人心中不假外求的道德本原。在王阳明看来，良知是是非之心、好恶之心，是判断是非的唯一标准。第二，良知是心之本体。王阳明认为：良知天理在人们的心中，天理的昭明灵觉就是人心之虚明灵觉。通过它，人们便能很自然地感觉或判断出人的行为的善恶是非，从而推动良知，并使它充分发挥自己的机能，以善念支配人的道德行为的过程，此即致良知的功夫。第三，对朱熹“格物致知说”的改造。朱熹的“格物致知说”强调知识在人的道德修养过程中的作用，忽视了人心在此过程中的能动功能。
知行问题是中国哲学中一个相当古老的问题，知与行的先后及难易问题则是中国哲学家一直未能很好解决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王阳明的基本立场是主张“知行合一”。其大概意思是，知行同一于心之本体，知行是同一个功夫，知行合一并进不可分离等等。具体说来，他认为，知则必行，不行不足谓之知；真知则必行，不行终非真知；知不限于思想，行不限于行动，知行同是心的两个方面，即知即行。至于其知行合一的目的，王阳明认为：一是为吃紧救弊而发，一是为了论证知行本体本来如此。也就是说，知行合一说的核心内容是知行本体合一，重点在于强调行。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至于这里的行，虽然含有社会实践的意义，但说到底只是中国传统社会的道德践履，是专指一种克己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