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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中国研究”和“中国崛起的研究”，中国国家创新和发展战略研究会会长郑必坚先生，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博士和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无疑是权威中的权威。郑必坚先生作为中国和平崛起理念的提出者，阐释中国崛起的必要性和可行性，非常中肯。
郑必坚先生在2003年博鳌亚洲论坛上发表《中国和平崛起新道路和亚洲的未来》的讲演时指出，中国的抉择只能是：奋力崛起，而且是和平的崛起。也就是下定决心，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发展自己，又以自身的发展来维护世界和平。围绕和平崛起道路，最重要的战略方针有三条：一是毫不动摇地锐意推进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为基本内涵的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以形成实现和平崛起的制度保证；二是大胆借鉴吸收人类文明成果而又坚持弘扬中华文明，以形成实现和平崛起的精神支柱；三是周到细致地统筹兼顾各种利益关系，包括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以形成实现和平崛起的社会环境。
郑必坚先生与基辛格博士等专家在2013年联合撰写《世界热议中国：寻找共同繁荣之路》，阐述中国崛起。他在《大变动·新觉悟·两重性》一文中写道：“中国坚持和平崛起发展的道路，不是一种外交辞令，而是要永远坚持的历史方向。坚持‘和平’，就是要破解‘中国威胁论，；实现‘崛起，就是要证明‘中国崩溃论’缺乏依据。打破‘国强必霸’的旧逻辑，即是中国的战略选择，也是中国的新觉醒。”郑必坚先生是资深中国战略专家，“中国和平崛起理念”的提出者。“和平崛起”理念从理论上来讲，是一种“拥抱矛盾”“与时俱进”的理念，是一种具有包容性、开拓性的创新，是生命力十分强大的战略。然而，“和平”与“崛起”是一对矛盾。如何化解这一对矛盾？消除疑虑？从创新理论上和学术研究上阐释中国和平崛起至关重要。并要讲好、讲完善中国故事，构建叙事能力，扩大环球影响，为中国发声。
阐释中国和平崛起，必然要谈起中美关系——一个崛起大国和守成大国的关系。在21世纪，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关系之一。基辛格博士在其2013年发表的《美中关系的未来：冲突并非必选项》一文中告诫美国，“美中关系不应被理解为一场零和博弈，一个繁荣富强的中国之崛起也并不意味着美国的失败”。基辛格博士对于中国崛起的理解非常深刻。“中国并不把自己看成是一个崛起的大国，而是一个回归中的大国。中国认为自己已经在该地区辉煌了两千年，只是暂时被殖民者借用其国内争斗和腐败群而代之……美国人不需要完全同意中国方面的分析，凭借常理也能理解，告诉一个千年古国要‘长大’并且‘负责任’是多么棘手和没有必要。”与此同时，英国前首相戈登·布朗2013年在其发表的《向建立全球治理体系迈进》一文中阐释中国崛起时指出：“我们可以通过了解关于融入世界的传统观念来了解中国将会何去何从。中国有很强的历史感，不是过去几十年的历史，而是几个世纪的历史……中国并非寻求将自己的意愿强加于他国，而是通过开展务实对话并尊重别国选择的道路，寻求建立各国平等、和谐共存的世界。”毫无疑问，就中国崛起而论，他们都强调了中国悠久的历史和文化的重要性。他们的告诫中肯，充满真知烁见。
基辛格博士以宏大的视野厘清400年全球秩序脉络，解析现代中国崛起之路的内在逻辑。2015年他在其巨著《世界秩序》中写道：“中国和美国在各自的历史中，只是在最近才充分参与由主权国家组成的国际体系。中国自认为与众不同，基本上自家管自家的事。美国也认为自己独一无二，也就是说它是‘例外’，但它相信自己在道义上有义务超越国家利益，在世界上传播自己的价值观。这两个有着不同文化和不同前提的伟大国家都正经历着根本性的国内变化。这些变化最终是会导致两国间的竞争，还是会产生一种新形式的伙伴关系，将对21世纪世界秩序的未来产生重大影响。”
然而，21世纪的世界面临的现实是富有挑战性的，前所未有的。中国和美国就经济规模而论是当今世界上最强大的两个国家。中国和美国的土地面积相仿，两国对各自经济发展和国际影响具有同等的信心。然而，两个国家在历史、文化、价值、社会和政治制度方面有很大的不同。中国拥有13亿人口和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中国历史塑造了其独特的文化优势和自信。美国拥有3亿人口和96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自然资源丰富，地理环境优越。特殊的移民历史创造了美国文化的开放性和多样性。中美文化差异和价值体系的不同在本质上存在。前者属于东方文明，后者属于西方文明。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指出，这两个文明的独立性是最重要的，最值得关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