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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29岁的奥地利裔美国经济学家约塞弗·熊彼特创立了创新理论，一举成为世界著名的经济学家。100多年来，创新理论从未停止过大放光芒。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已经在欧美发达国家被广泛应用在经济、文化和科技等领域，从而促进了这些国家科技和经济的发展。这也是西方长期以来在很多领域独占鳌头、先入为主的主要原因。
就中国创新和创新战略而论，国内外学者有不同解读，乃为“盲人摸象”。英国《自然》杂志网站在评论中国创新时指出：“中国大力驱动创新战略，但反观现实，存在巨大的差距，瓶颈到底在哪里？从根本上来说，创新尚未形成一种文化。”日本作家中野美代子评论说：“与欧洲人常常为开拓认识世界奔向未知土地而进行鲁莽的旅行及冒险的传统不同，中国人的伦理理念是把认识疆界限定在五官可及，手脚可触摸到的空间领域中。”与此相呼应，也有国内学者谈论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华文明制约创新。他们由于苦苦冥思找不出答案来破解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之谜，就把中国说成“山寨大国”和“经济怪物”。我认为：这些观点反映的是他们的观察只是表象，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中国创新与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华文明密不可分。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华文明是中国人独自原创的。这种文化不是机械的、凝固的文化，而是具有容纳性、首创性、辐射性、延伸性、开拓性、生命力十分强大的一种文化（详见第二章）。
大哲学家黑格尔说过：中国有最完备的国史。但他认为中国古代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哲学，还处在哲学史前状态。这么了不起的大哲学家竟然做出如此大失水准的评论，何其不幸。他的说法基于当时仅有的中国哲学在西方的译著，有别于互联网发达、信息便于交流的今天，确实有情可原。长期以来，对于中国创新模式的解读在西方充满着争议。事实上，西方学者未能或难以辨别中国的创新模式。与此同时，有些西方学者对于中国创新的解读也充满了傲慢与偏见。然而，中国的创新和发展成就向世界昭示中国的“非西方”发展道路有着不可取代的价值。而且，它能为那些经济发展无望，社会撕裂和动乱，深陷西方自由主义泥潭的国家提供出路和解决方案。
早在2009年，面对中国综合实力不断增强，参与全球治理的深度和广度不断升级，而美国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弊端日益暴露，美国《时代》周刊高级编辑，高盛公司资深顾问乔舒亚·库珀·雷默发表调查论文指出：中国通过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实践，摸索出一个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模式。他把这一模式称为“北京共识”。
“北京共识”与“华盛顿共识”不是同一个概念。它们根本的区别在于，实现经济增长的同时是否能保持政治和外交上的独立自主。综观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扩大资料来源与商品市场的手段是抢夺对某一国家、地区乃至整个世界的控制权。最初采取硬的一手，即直接使用武力推行殖民主义，侵占别国领土、资源。雷默在其研究过程中注意到，上自中国最高层领导人，下至普通政府官员，口头禅不再是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单纯增长，而是变成了“协调发展”，在GDP增长的同时还要注重环保，注重消除腐败现象，注重把增长模式转换成某种更可持续、更公开、更公平的方式。而“北京共识”的最大特色就是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实现和平崛起。
中国自古就有的“天人合一”“与时俱进”“和而不同”“拥抱矛盾”的哲学思想，千百年来指导着中华民族妥善处理人与自然、人与人、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这是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环境可持续发展的根源。 中国学者研究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和教训，中国领导人考察本国及世界其他国家发展的实践和案例，逐步明确了不能重走资本主义国家曾经走过的弯路，而要注重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协调发展的理念。雷默认为，中国政府已经把眼光超越了诸如人均GDP的衡量尺度，更多地集中于软实力的构建和提升人民的生活质量，并把创新当做中国经济发展的发动机和持续进步的手段。这些，都足以保证中国能够解决改革所带来的各种问题。雷默不仅对中国创新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而且对于中国创新的内容进行了详尽的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