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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经济改革经历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第一波迅猛发展。在政策的支持下，1984年之后国民经济过热的迹象凸显，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投资消费快速上升，物价水平猛升。为了满足对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不断增长的需求，解决企业流动资金稀缺的难题，国家财政赤字逐渐扩大；而为了弥补赤字，银行则超量发行货币，由此助推物价指数上涨。政府随之提出要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并实行财政紧缩、信贷紧缩的“双紧”政策，大力压缩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从1988年9月实施紧缩政策以来到1989年第一季度，停建、缓建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共达1800多个。政府同时通过对经营不善、长期亏损的国有企业停止发放财政补贴，对落后的小企业采取整顿和关停并转等措施，削减财政投资支出，并大力压缩行政管理费支出。“双紧”的财政货币政策实施后，由于需求过快增长而导致物价飞涨的国民经济得到了控制，物价迅速回落到正常水平。但是在“双紧”政策实施期间，许多缺乏资金周转的民营企业却难以正常运转。1989年，刚刚回归正常的社会经济在当时的风波下又面临了一次改革危机，对民营经济的发展造成了很大的影响。1989年，个体工商户户数增长为-14.2%，从业人员增长率为-15.8%，注册资本仅增长11.2%，比上年的32.2%下降了21个百分点。
然而，邓小平的南方谈话终结了这惨淡的局面。
1992年，邓小平南至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发表了著名的南方谈话。这次南方谈话加快了改革开放的步伐，进一步阐明了当时社会上普遍盲目纠结的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并把改革开放扩展到更广阔的地区，推动全国上下齐心协力投身于现代化建设。此后，国家对改革开放的判断标准逐渐放开，并开始重视其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的独特优势。在改革开放的支持以及经济特区发展的鼓励下，民营经济尤其是处于内陆地区的民营企业所受到的限制渐次松动，全国各地开始享受统一的开放政策，企业管理也不再局限于个人的胆识，而开始在科学管理层面达到高度的共识。于是，全国各地的民营企业开始在自己原有的基础上面向世界飞速发展。此时，有三个热点的经济区域成为这十年中民营企业发展的温室，在东部沿海地区出现了乡镇企业数不胜数的“苏南模式”，个体、私营经济蓬勃发展的“温州模式”，以及外向型经济主导的“珠江模式”（“深圳模式”）。
苏南地区作为历史上江南地区的富裕之地，资源丰富，人民生活安逸，是被历朝政府重视的“粮仓”。由于备受中央关注，苏南地区的乡镇企业也自然而然地走上了集体发展的道路，并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积极响应国家政策的区域。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对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号召下，苏南地区采取以乡镇政府为主的资源组织方式来建立当地的乡镇企业有其历史必然性。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普遍实行以后，农村出现了大量剩余劳动力，人多地少的矛盾愈发突出，大批待业在家的人需要寻找出路。为了把大批农民从农业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只有通过当地政府来大力发展乡镇集体工业，乡镇工业成为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新手段。于是以江苏省的苏州、无锡和常州等地区为代表，农民在乡镇政府的直接领导下，通过发展乡镇企业来实现非农化发展，形成了著名的“苏南模式”。在苏南地区，政府负责组织土地、资本和劳动力等生产资料，并出资办企业。企业负责人也是全权由政府指派有能力的人来担任。通过将企业家和社会闲散资本结合起来，苏南地区的乡镇企业不久便越过了资本原始积累阶段，领先于全国其他地区的企业发展起来。
苏南地区积极创办乡镇企业，实现了先工业化、再市场化的发展模式。在改革开放的前半段，恰逢全国短缺经济时期，城市国有工商企业因体制束缚难以有效满足民众日益增长的物质生活需求，因此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初期，政府直接进入市场干预企业，动员和组织生产活动，形成了高效率、低成本的优势。尽管苏南模式存在一系列传统国有企业的固有弊端，但是在改革初期存在大量的市场需求，这是苏南地区政府干预色彩强的乡镇企业得以迅速发展并取得不凡成就的历史原因。然而，随着宏观经济环境的变化，尤其是个体经济的蓬勃发展，苏南模式的弊端日益显露，经济开始滑坡。之后，苏南模式开始走上渐进式改革的道路，在企业投资机制和经营方式上转向由政府所有到民营的过程。“红帽子企业”
作为改革过程中的过渡产物，为当时初生的企业管理者群体带来了很多机遇。198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在完成中国乡镇工业调研课题时，曾对江苏、浙江、广东等乡镇企业发展较快的省市进行调研，调查结果显示，1/3以上的企业是挂乡镇企业牌子的私人企业。中国社会科学院民营经济研究中心的另一份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在1993年被调研的企业当中，私营企业主认为集体企业中50%～80%是“红帽子企业”
。20世纪90年代苏南地区乡镇企业“脱红帽子”的现象直接催生了像华西村这样的“明星”。在政商紧密相连的情况下，“脱红帽子”（即资产的转移过程）为乡镇带来了巨大的机会，企业产权渐渐明晰，民营企业家比起集体公有时更具有成本意识，更愿意承担开拓市场的风险，最终促进了一代民营企业的迅猛发展。
20世纪90年代开始，在改革开放的全面开展中，苏南地区的民营企业抓住时机大力建设开发区，并通过引进外资企业来为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牵线搭桥。江苏利用外资兴办合资企业，与新加坡合作建设苏州工业园区，开发苏州、无锡、常州等高新技术开发区。政府还自掏腰包建设了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创造出令人咂舌的“苏南速度与规模”。建成的大批工业园区和开发区成为这一时期苏南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当地的乡镇企业有机会大规模利用外资谋发展，打开更广阔的国际市场，在对外贸易发展中企业自身的素质也得到了整体上的提高。由于大量外来资本的流入，苏南乡镇企业的所有制结构开始逐步朝着股份制或混合所有制方向发展，并以产权制度改革为动力提升乡镇企业的竞争力，加快了苏南地区民营企业向现代企业的转变。1999年，苏南地区的中小企业全面完成了改制。2000年，大中型乡镇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基本完成，并组建了一批乡镇企业集团。
苏南模式作为渐进式改革的代表，见证了改革开放以来整个经济体制改革中“国退民进”的过程。不同于通过寻找“红帽子”庇佑才得以逐渐转型的苏南企业，温州模式从一开始就是“野蛮生长”的民营经济。
温州模式被称作“狼群经济”，这用来形容温州遍地的小企业、小家庭作坊的场景再传神不过了。可以说，温州的经济发展就是草莽式的发展。在温州模式的形成中，市场机制发挥着巨大的作用。1979年，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县海门镇出现了第一批非法运营
的非公有制的工商户，这是整个浙江省民营经济的开端。
浙江省东南部的温州地区由于地理位置偏僻且多山，交通不便，由此成了一个几乎封闭的小区域，阻碍了中央政府政策的及时通达。作为海防前线的温州，在发展初期缺少政策扶植，更别说外资投入了。由于少有国有、集体经济，国家的补贴也相对较少，再加上远离大中型工业城市，温州地区与苏南位于上海辐射区的优势无法比拟。在发展初期，温州发展经济主要就是自给自足，达到生存的初级目标。
中央政府政策无法及时通达使得温州的发展很难受到中央的统一指导，而外界也难以知晓温州在发展民营经济中正在经历的不同于时代浪潮的变化。地方政府在温州经济发展的过程之中，扮演了“无为者”的角色，更多的时候，地方政府对民间的经济行为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由于在温州地区可获得的集体资源有限，人们只能通过市场自发组织资源的方式来控制成本，因而主要采取家庭工厂的形式来配置有限的资源。彼时，温州地区的大量劳动力外出务工，获取了许多市场信息和技术，也实现了初期的资本积累，最终促进了温州民间资本的投资。1986年，温州在外流动的手艺工人数量已达22万人，其中经商人数约10万人。大批温州农民到外地去打零工，卖手艺，如修鞋、做木工、缝衣服、弹棉花等。这些人省吃俭用，把在外挣得的钱寄回温州进行资本积累，成为后来在温州一带发展家庭工厂的启动资金。
由于温州民间资本的融资相当灵活，再加上天然的“抱团”习惯，形成了温州民间资本相对发达的优势，这为温州的专业化市场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最终，这样一个“闭门造车”的小区域却在政策的空当下，通过家庭工厂和专业化市场的方式发展非农产业，形成了几乎完全市场化的、以商带工的“小商品、大市场”。温州模式的独特之处在于，它直接在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建立起一个民间自发的遍及全国甚至世界的流通网络。相对于政府组织资源的方式，在这种几乎“野生”的方式下，温州企业的规模比较小，技术含量和运输成本都较低，生产的产品也多以劳动密集型的小商品为主，但其可以凭借具有价格优势的产品在全国建立起广阔的市场网络，然后借由通达的运销网络出售家庭作坊的产品。温州模式实质上是一种放手发展民营经济的模式，该模式依靠农民个人的头脑开发中介服务，通过农民的家庭积累发展家庭工业，以劳动的投入代替资本，从而实现人力资本和收益的早期积累，完成农村工商业资本的原始积累。温州模式通过发展民营企业，在市场化资源配置下逐渐促进了工业化。
可以说无论是苏南模式还是温州模式，无论是渐进式改革还是“野蛮生长”，其关键都是让市场的力量在经济运行中得到发展。被称为“春天的故事”的南方谈话则开启了深圳经济的腾飞，深圳一大批主流精英包括政府官员、教师和科研人员等开始下海创业。“下海潮”开启了珠江三角洲（以下简称“珠三角”）尤其是深圳的现代企业发展和全国经济变革的新篇章。对于彼时的深圳来说，“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经济特区见证了三天一层楼的“深圳速度”。
1992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授予深圳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和市政府制定地方法律和法规的权利，进一步确立了加速改革开放经济特区发展的决心。这一时期，深圳经济以年均30%左右的增长速度迅猛发展。以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为标志，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作为开放市场的先行区，深圳经济特区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邓小平到南方视察后，广州与其他13个沿海城市一起，获得了更大的外贸和投资自主权，珠三角的经济开放区格局由此确定。广东先行一步的特殊优惠政策环境，使港澳资本连同劳动密集型产业、技术、管理等，借两地落差形成的势能，大规模地向珠三角地区转移，并吸引外国资本进入珠三角。这一阶段，珠三角在继续完善农村改革的前提下，进行了一系列的以市场经济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大力发展商品经济，大办乡镇企业，放手发展个体、私营经济和“三资”企业等多种经济成分，对国有企业进行体制改革，等等。之后，珠三角的改革开放继续向纵深发展，引进外资掀起高潮，基础设施和各种建设突飞猛进，经济发展加速，工业化进程加快。由于各级政府纷纷采取措施鼓励民营经济的发展，民营经济在20世纪90年代迅速发展壮大。深圳特区则开创了“贸工技模式”
。20世纪80年代中期，深圳特区开始由贸易转向大规模投资工业。深圳民营经济通过承接香港制造业、科技产业的转移，为外商做产业配套，发展成为香港的腹地。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下海潮”的人才优势下，深圳开始实施发展高科技产业的计划，产业重心由工业向科技产业升级，原有的加工贸易业向关外地区迁移，逐渐出现了一些民营创新科技企业群体，形成了具有活力的自主创新方式。
回首这一阶段三个经济热点区域经济的“疯狂”发展，可以说是基于人口红利的补偿式发展。当所有人都处于“饥饿”状态时，突然有人发现市场开放可以解决很多问题并产生大量的机会，于是市场便出现了全面无序的繁荣。在此之前，由于政策的束缚和经济资源的统一分配，民营经济无法在平等的机会下得到全力发展。随着政策的松动，三个经济热点区域甚至全国上下的发展模式是毫无章法的。粗放的发展方式中，民营企业家无论是作为技术员还是销售员，只要有胆识扮演好其中一种角色就可以闯出一片天。他们不懂怎样管理企业，而仅凭一两招就能有效打开销路。当政策全面开放，并逐渐回归到市场经济的轨道时，众多的廉价劳动力成为中国在20世纪末的竞争优势。可是，人口红利的竞争优势是不可延续的，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劳动力报酬日益上升，廉价劳动力所带来的优势随即消失。在没有新的核心竞争力出现的情况下，中国也有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如此，20世纪末民营经济早春式躁动的发展注定在未来难以为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