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的经济成分基本上是单一的公有制经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对非公有制经济市场准入条件的高度限制，造成了众多行业的垄断现状，民营资本难以进入，然而，当市场对民营经济渐次敞开，民营经济便以迅猛之势发挥其在中国经济中的特殊优势。民营企业利用其机制灵活、勇于创新、自负盈亏、敢冒风险的经营理念来激发经济活力。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会上提出将全党的工作重心转移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布了一系列有利于农业生产发展的措施，如“社员自留地、家庭副业和集市贸易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补充部分，任何人不得乱加干涉”。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有关个体私营经济的方针政策也随着实践的发展和认识的深化而不断完善。从1978年开始到1988年的十年间，由于政策允许和鼓励个体经济存在和发展，中小民营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兴起。中国现代第一批民营企业家开始登上历史舞台。

第一代民营企业家的代表人物有年广久、鲁冠球等，他们代表着新中国对民营经济政策的巨大转向。他们是一个时代敢于闯荡的代表，也可以说是一个时代的宠儿。作家吴晓波在其著作《激荡三十年》中写道：“在1978年到2008年的中国商业圈出没着这样一个族群：他们出身草莽，不无野蛮，性情漂移，坚韧而勇于博取。”年广久正是其中很典型的一位。

年广久作为一个商人并不是当下意义上高学历、能力出众的企业家，他甚至不识字。然而作为全国知晓的第一代个体“暴发户”的代表，他的身上烙下了明显的草根企业家的印记。年广久出身寒微，身上满是劳动人民吃苦耐劳的不屈精神。他不懂什么叫政治，只在乎拼命赚钱从而养家糊口。作为那个年代里的民间小生产者，“敢”字可以代表一切。在全面封杀私营经济的年代，他不畏打压，坚持兜售用独特配方炒制的瓜子，攒下了百万家产，成为那个年代名副其实的富翁。然而年广久的人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他几经曲折的人生恰恰是国家对民营经济政策不断徘徊的一个小缩影。年广久曾经三入三出监狱，他所犯的罪名分别为“投机倒把罪”“牛鬼蛇神”“流氓罪”，却又分别在1980年、1984年、1992年三次被邓小平点名，而这恰好是改革开放的三个重要转折点。

年广久子承父业，做生意遵循其父“利轻业重，事在人和”的遗训。他摆的水果摊，允许顾客先尝后买，有时称水果时明明已经够分量了，他还会再多拿一个给顾客。年广久自我吃亏的“傻子”似的做生意方式让顾客对他十分满意，日积月累地积攒了众多回头客。然而20世纪60年代末，许多批判个体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矛头对准了年广久，他因此被关了20多天。这次的打击并没有使年广久放弃。之后当大家都还在历史的旋涡中沉浮时，年广久便乘机悄悄发展他的瓜子事业。年广久曾经这样描述他早年的经历：每天要炒几百斤的瓜子，从头天晚上七八点一直忙活到第二天早晨五六点，睡两个小时就得起来，把刚炒的瓜子分成小包装好；到中午12点人们下班午休的时间把瓜子拿去偷卖，下午再包一批，到晚上下班时间再卖。如此日复一日地辛勤努力，年广久赚了100万元。之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使得民营经济的发展境况如大地回春。随着民营经济政策的明晰，年广久的胆子也越变越大，炒瓜子小作坊发展得很快，红极一时。

1979年，国务院首次提出要恢复和发展个体经济，并可根据当地市场需要，在获得有关业务主管部门的许可后，准许部分有正式户口的闲散劳动力开展修理、服务和手工业的个体劳动，给他们颁发营业执照，由街道和有关业务部门监督管理，并逐步引导他们走上集体化的道路，但还是不准他们雇工。之后便开始给本来就不是资本家的小商小贩摘掉“资本家”的帽子。在利好的政策下，从改革开放初期，年广久就忙着张罗自己的扩张计划，起先遭到了第一任妻子耿秀云的激烈反对：“你坐牢还没有坐够吗？”年广久却丝毫不怕，这个毫无文化的徽商后人看准了时机就决定放胆做下去。“我相信邓小平，相信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方针不会变。”年广久说。于是他冒着“犯法”的风险偷偷雇帮工。受人议论的富翁被举报了。但是当1980年邓小平看到杜润生送来的关于“傻子瓜子”问题的调查报告后，却对个私经济的发展给予了肯定，并就一些人对姓“社”姓“资”的争论，表示要“放一放”和“看一看”。这是邓小平最早谈到“傻子瓜子”的问题。这一“放”一“看”，让年广久放开了手脚，“傻子瓜子”厂遍地开花。

中共中央随后提出在国家统筹规划和指导下，实行劳动部门介绍就业、自愿组织起来就业和自谋职业相结合的方针，鼓励和扶植城镇个体经济的发展，支持个人或合伙经营服务业、手工业、养殖业、运销业等，还特别鼓励集体和个体工商户参与到人民群众需要的行业，如修理业、服务业、餐饮业和其他需要特殊技艺的行业中去，并且对这些行业予以政策上的宽限，允许带帮手、徒弟，以满足社会的需要，并将此作为扩大青年就业的重要途径。1983年，中共中央印发了《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文件准许农村个体工商户等带学徒，“农村个体工商户和种养业的能手，可以请帮手、带学徒，但是请帮手的规模要控制在规章制度允许的范围内”，对请较多帮手的行为也有所放宽，没有“一棒子打死”，而是要引导他们走向合理合法的发展模式。1987年，《关于把农村改革引向深入的决定》下发，该文件首次正式确定了“允许存在，加强管理，兴利抑弊，逐步引导”的方针，肯定了个体经济和私人企业存在的合理性，对它们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的作用予以了认可。至此，在法律范围内的城乡劳动者个体经济，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终于受到国家的保护。

借着政策的东风，年广久的小作坊很快发展到100多人的“大工厂”。100多人的私人企业在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绝对是个不寻常的例子。雇佣请人在当时极其敏感，稍微越界就会被定义为资本家，然而当时的政策不允许出现资本家。看着“傻子瓜子”暴富赚了大钱，许多人眼红，议论纷纷，风言风语纷至沓来。1983年年底，有人将年广久雇工的问题向上面进行了反映。在紧接着的一次中国工商会议上，又有人提出年广久雇工的人数超过国家规定，对国营、集体经济造成不良影响，应当加以限制。当时社会上流传着的一种不成文的说法是，雇工20人以上就视为犯法。“年广久是资本家，想要搞‘复辟’，剥削雇佣工”的说法开始广泛传播起来。最后，安徽省委派专人到芜湖调查年广久，并写了一份报告上报到党中央。这份报告受到了当时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的高度重视，他们将此事上报给邓小平。小小的“傻子瓜子”年广久惊动了邓小平。1984年10月22日，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邓小平直言“傻子瓜子”并未伤害社会主义，提出给“傻子瓜子”经营的空间。不得不说这是具有前瞻性的。邓小平的点名鼓励使年广久振奋起来。在当时针对民营企业的政策还并不明朗的情况下，国家对于放宽市场的政策也还处于摸索阶段。如何解决雇工、个人财富，以及该不该鼓励个人通过努力获得财富的问题，需要领导人有坚持改革的毅力和冲出固有政策的魄力。在“傻子瓜子”年广久冲破底线的行为下，邓小平看到了中小企业发展的未来以及创造财富的可能性。

1986年是年广久的一个重要转折点，由于全国市场都不好，厂区的瓜子卖不掉。年广久看到很多人搞有奖销售，便决定参加并且力争做全国最大的有奖销售，以扩大“傻子瓜子”的品牌知名度。他将头等奖设置为菲亚特牌小轿车一辆。推出有奖销售当天，全国各地来电要货的顾客络绎不绝，“傻子瓜子”所有工厂全天不间断生产还是供不应求。年广久通过这次活动卖出的瓜子创造了其销售以来的年度最高纪录。但好景不长，中央勒令停止一切有奖销售活动，这打乱了年广久的销售计划，公司血本无归。当时的政府决策依然严格界定了政府和市场经济的边界，年广久却一再走到灰色地带触碰经济底线。他轰动一时的营销手段虽被严厉叫停，却也对政府强制管理下的市场监控行为形成了冲击。这些处于风口浪尖的企业饱受争议的问题也在某种程度上促使领导人对政府经济政策进行反思。邓小平于1992年南方谈话时，第三次提及年广久和他的“傻子瓜子”，彼时年广久因为贪污、流氓罪还在监狱中。邓小平说：“农村改革初期，安徽出了个‘傻子瓜子’问题，当时许多人不舒服，说他赚了一百万，主张动他，我说不能动，一动人们就会说政策变了，得不偿失。”这一次提及让年广久起死回生，芜湖市检察院主动撤诉，年广久因经济问题不成立而获释。

作为第一代中小民营企业家的代表，年广久的身上承载了太多的时代印记。在他身上发生的故事存在于深刻的时代背景中，代表了无数的“个人问题”。作为一个时代里的个体，年广久不得不面对政府政策的影响；作为那个年代里为数不多的百万富翁，年广久作为所有中小民营企业家的代表站在风口浪尖，努力挣扎着不被政策完全牵制；作为行业领头羊的企业一次次地触碰政府经济政策底线，虽然饱受争议，却也最终在领导人的魄力和改革决心的鼓励下推动了经济改革的步伐。年广久命运的起承转合一方面契合了中国民营经济的发展进程，从另一方面看，他所代表的一代中小民营企业的发展也反过来推动和加速了经济政策的变革与实施。

这一时期中国民营企业的成长，或者说中国民营企业家的出现，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政策松动，而那些具备商业嗅觉，能准确把握机会，大胆尝试并坚持的人则最先成为受益者。看似是偶然的机遇与个性的耦合，实则是第一代民营企业家对政策模糊地带（灰色空间）的准确把握。年广久的遭遇并不是一个成功的范例，却为我们揭示出企业发展中战略选择边界如何巧妙地把握与不断变化的政策边界关系的“情境相合”的逻辑。

西方学者曾经提出“共演理论”（Co-evolution theory），即企业不仅能够被动地适应其所面对的外部环境，同时亦可以对其施加影响。企业与环境可以同时发生交互作用。

然而共演理论这种强调企业与环境交互的概括，在中国情境下对于相对弱小的企业和更加强有力的政府而言，显然是一种个案。企业应该更多地了解并尊重外部环境，尤其在政策边界及其变化节奏上予以准确把握，做到“既学习政策，又稳健经营”。这样的解读弱化了“相互影响，相互改变”的共演色彩，更多地强调“天人合一”，即企业战略与环境能够和平共处，顺应和谐。正如孔子在《论语·学而》中提到的，“礼之用，和为贵”，要做到企业与外部环境的“相合共生”。 gFUUM04TjSaEZGpZsiWuiXtqS4y6OpPzTcyeKfLP6zpdPeNqLMeF48eSXNn3TTu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