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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所致力构建的新供给经济学认为，仅从需求侧看重“三驾马车”并将其认作经济增长的动力，这种认识非常不完整，因为经济发展动力的认知框架，需从需求侧对接供给侧的结构性动力机制构建，才能得以完整。
按照经济增长“三驾马车”理论，人们已结构化地将消费、投资和净出口，视为需求侧总量之下应划分出来认识经济增长的“三大动力”。凯恩斯主义的分析得出：由于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和出口需求构成的有效需求总的倾向是不足的，所以认为政府应当通过宏观调控手段刺激总需求，同时还不得不具体处理消费、投资和出口间的关系，从而才可实现宏观经济增长的目标。这一认识框架的内在逻辑，实已指向了一个重要判断：必须把对应三方面需求的结构性响应因素——供给的方面纳入研究，但在传统经济学中这一框架隐含的（非内洽的）“完全竞争”假设下，在绝大多数经济学家那里，这种应继续努力探究的供给侧分析认识却被简化为“市场决定供给结构并达于出清”而无须再做分析的处理。
我们则认为，“三驾马车”不能构成经济增长根本动力的原因，在于其并不能仅在需求侧继续实现其“动力”特征与功能。消费、投资和出口三大认识上所称的“动力”，其实已形成“需求”这一“元动力”层面不得不再做出其结构分析而派生出的结构化认识框架，一旦脱离了元动力层面而变为合力的部分，便已失去了元动力属性和定位，所以严格地做学理的推演，这三个力自然不可能归为“根本动力”，只是“动力”的不同传递区域在人们认识上的一种归类。从研究者针对实际生活应做的需求元动力的回应考察，或动力响应机制认知来说，不能不进一步沿需求侧的“结构化”认识，推进到供给侧响应机制的相关分析认识——意在反映和指导实际生活的经济学理论理应如此。如果仅局限于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和出口需求的层面，便走入了近年学界已普遍不再满意的局限性状态。
第一，仅从需求侧看消费，带有过强的静态特征，这与真实产品市场中种类更新日新月异这一现实大相径庭，许多新消费动力的产生，并非因为消费需求发生了多大变化，而恰恰是对消费的供给发生了变化，从而激活了一部分有效需求的潜力。
第二，仅从需求侧看投资，带有过强的主观特征，按照对投资需求的重视，似乎刺激了投资需求就能够在经济体量上有所体现，而现实的经济实践绝非如此，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中小企业投资需求强烈而充分，但投资供给却往往跟不上；同样的投资规模，不同的投资机制和投资结构，结果可能有天壤之别，诸如此类的例子不胜枚举；资本市场中如资源错配、结构性失衡的格局长时期存在，在这种情况下再大力刺激需求，于宏观经济而言显然极易导致长板更长、短板更短，有百害而无一利。
第三，仅从需求侧看出口，多带有纯比较优势理论与纯汇率理论主导的色彩，出口产品在国际市场中影响力越大，则对本国宏观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就越强，这种利用经济学抽象模型演绎的分析无可厚非，但真正落实到全球化背景下的开放经济中，发展中国家通过后发优势赶超发达国家的增长路径，显然难以得到全面解释。常识就可以告诉我们，仅仅是实际汇率的变化并无如此大的魔力，先进经济体对后进经济体的“高端选择性供给”，往往对于双边贸易的中长期基本格局可以具有某种决定性意义。
一言以蔽之，“三驾马车”完全无法认作拉动经济增长根本动力的道理在于：对需求“元动力”的回应和传导，关键已不在需求侧，要完整认识和把握经济发展中的动力体系，必须把“三驾马车”的结构性特征延伸，转移至供给侧，才有动力体系的“全景图”和覆盖最关键部分的重要内容。
“三驾马车”所强调的消费、投资和出口需求三大方面的分别认知，只有连通至消费供给、投资供给和出口供给，才有可能对应地成为各自需求的满足状态，其中蕴含着由需求侧“元动力”引发的供给侧响应、适应机制，或称其所派生的要素配置和制度安排动力体系与机制。
在经济增长动力的全景图上，首先，我们当然应该肯定需求的原生意义，人活着就会有需求，有需求才有各色各样被激活的动机和满足需求的创业、创新活动。但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创业、创新活动的动力实已传到、转移到供给侧，供给是需求元动力（“第一推动力”）之后由响应而生成的最重要的“发动机”与增长引擎。事实上，人类从茹毛饮血时代发展到今天，已看到科技革命产生巨大的生产力飞跃，创造着上一时代难以想象的供给能力，同时这些原来让人难以想象的供给，并没有充分满足人类的需求，原因在于人类作为一个适应环境进化的物种来说，其需求是无限的。正因为如此，现实地推动人类社会不断发展的过程，虽然离不开消费需求的动力源，但更为主要的支撑因素从长期考察却不是需求，而是有效供给对于需求的回应与引导。在更综合、更本质的层面上讲，经济发展的停滞其实往往不是由需求不足，而是由供给（包括生产要素供给和制度供给）不足引起的。就其一般而言，要素供给（如生产资料、劳动力、技术供给等）是经济层面的，与千千万万的微观主体相关联；而制度供给是政治社会文化层面的，直接与社会管理的主体相关联。人类的长期发展过程正是因为具有不确定性的科技创新终能产生一次次科技革命，带来一次又一次生产力的提升，也进而推动制度安排的一轮又一轮改革和优化，使总供给能力一次次大幅度提升，促进并保持了经济长期发展中的升级与繁荣。人类的供给能力现实地决定着人类的发展水平，也正是因为这种原因，我们可划分人类社会的不同发展时代：狩猎时代、农业时代、工业时代、信息技术时代，以后随着生命科学技术的不断飞跃，我们还可能会迎来生物技术时代。与之相呼应，人类社会经济形态与制度框架上经历了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自由市场经济、垄断市场经济和“混合经济”的各种形态，包括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发展中经济体正在开拓与建设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们所处的当今时代，全球化的社会化大生产所具有的突出特点，就是供给侧一旦实行了成功的颠覆性创新，市场上的回应就是波澜壮阔的交易生成，会实实在在地刺激需求增长。这方面例子已有很多，比如乔布斯和他主导创造的苹果产品，再比如“互联网电子商务与金融”这种带有一定颠覆性特征的创新，等等。
其次，应当特别注重供给侧投资的特殊性、针对性和结构特征。需求侧强调的投资需求，概念上还是总量中的“三足鼎立”的“一足”（即“三驾马车”中的“一驾”），而一旦表现为对应投资需求的投资供给，便成为生产能力的形成与供给，成为消费和出口的前提，并天然地要求处理其具体的结构问题——事实证明这恰恰不是传统概念的需求管理所能够完全处理好的。在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同时，只要不是纯理论假设的“完全竞争”环境和完全的“理性预期”行为，政府的供给管理就必不可少，而且在实践中往往还会表现为决定性的事项（可观察美国应对世界金融危机的关键性举措）。仅刺激或抑制投资需求，并不能解决好结构性问题，必须同时处理好投资的结构优化政策与机制，以达到基于结构优化形成的投资质量与综合绩效的提升，才会形成势必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发动机）。比如，当下中国进入“新常态”增长的最关键投资动力源，就包括应当启动以增加有效供给的选择性“聪明投资”，来实现“补短板、挖潜能、转主体、增活力、提效率、可持续”，以达到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意愿目标。至于外贸的出口净值也决不属于需求管理可直接解决的对象，真正应抓住的，是在全球化进程中的自身结构优化，以及不断提升国家综合竞争力。
消费供给、投资供给和出口供给，实际上构成了供给侧的动力机制，这种动力机制带有非常明显的结构性特征。与需求侧的均质、可通约明显不同，供给侧的产出是千差万别、不可通约的产品和服务，以及以各种特色表现的必须具体设计、鲜可照搬的制度供给——产品服务供给的升级换代产生“供给创造自己的需求”的巨大动力，制度供给的优化更会带来“解放生产力”的巨大“引擎”与“红利”效果。“物”的供给能力的竞争，也相应地呼唤着与之匹配“人”的利益关系视角的制度供给优化竞争。只有通过上述这种与需求侧“元动力”相对应的供给侧的结构性动力机制的优化构建，我们才能促使经济增长的“动力体系”浑然天成又升级换代。
不论是理论工作者还是实际工作者，所普遍认可的“创新驱动”显然是一种关于发展动力的描述和认知，但如果放到需求侧与供给侧的分别考察中，便可知实指供给问题。因为需求是永无止境的，即是“永新”而“无新”的，经济调控管理所讲的有效需求，只能是指有货币支付能力的需求，即可通约总量状态下的有支付意愿与能力的需求，这种需求会升级、细化、个性化等，却在其本身无法具有、无所谓其“创新”含义；唯有到了供给侧，创新才是有实质意义的、必然具体地细分（即结构化）的，且在成败上是不确定的、变化多端的，因而特别需要制度激励，包括以制度环境来试错、容错，最终达到创新成功。在一般而言的经济发展中，供给侧的调控管理均不可回避和忽视，对于后发、转轨的经济体，供给管理的重要性往往还会更为突出，比如中国，在特定阶段和历史时期内，以制度供给统领的全面改革式创新驱动，必然成为其可持续增长的现代化过程能否如愿实现的“关键一招”。
总结已有的经济理论分析，可形成供给侧要素结构认知的一个简化的理论模型，即支持经济长期增长的要素（动力源）主要有五个：劳动力、土地及自然资源、资本、科技创新、制度与管理。国际经验表明，各经济体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之前，前面三项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容易较多地生成和体现出来，而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之后，后面两项的贡献更大，并且极其关键。所以，中国新时代的增长动力构建，实为城镇化、工业化、市场化、国际化、信息化与民主法治化发展过程由五大要素动力源合乎规律地优化重构而成的混合动力体系。结合中国当前的实际情况，前几个要素方面都存在明显的供给约束与供给抑制，需要通过全面的制度改革，化解制约，释放经济社会的潜力，提高经济增长的活力。涉及的主要问题是：
第一，人口红利下降，劳动力成本上升，低廉人工成本比较优势正在与我们渐行渐远。
第二，土地制度僵化落后，自然资源粗放、低效耗用。
第三，金融压抑明显，对实体经济的多样化融资和升级换代支持不足。
第四，教育体制扭曲、僵化，科技创新驱动力弱。
第五，政府职能与改革不到位，制度供给仍严重滞后。
这些问题的具体表现和破解之策，本书后面将做专门的考察、分析和论述。总之，中国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和改革深水区后，供给侧大要素的供给抑制与供给约束均已表现得相当明显，要素组合中制度、科技两大“全要素生产率”主动力源的潜力发挥问题已成为关键。作为一个转轨中的发展中大国，追求“后来居上”的现代化，为成功实施赶超战略，在政府职能方面必然要有意识地把需求管理与供给管理相互紧密结合，而且尤需做好供给管理。特别应当注重制度供给，在新的时期以全面改革为核心，来促进供给侧解放生产力、提升竞争力，以此生成中国经济社会升级版所需的有效供给环境条件，解除供给约束，推动改革创新“攻坚克难”、冲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充分激发微观经济主体创业、创新、创造的活力。这是续接和有效增强经济增长动力的“关键一招”，也是从要素投入、粗放增长转向供给升级、集约增长，引领市场潮流而创造需求，得以实质性联通“脱胎换骨、凤凰涅槃”式结构调整的主要着力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