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理论一定是要服务现实的，但理论自有其超越片断现实、局部现实的规律认知追求，以及高于一般经验、直觉的指导性品质，这才构成了理论服务现实的价值之所在。学理层面的“供给管理”与“需求管理”不可偏废，并应将制度经济学、发展经济学、转轨经济学的启迪与影响，一并纳入新供给经济学理论体系，从而引出从供给侧发力应对现实挑战、破解瓶颈制约的一整套认识和建议。
2011年后组建的新供给经济学研究小组，发展成为2013年正式注册成立的中国民间智库——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形成了在“新供给”学术研究方向上积极的研究群体，已有《新供给经济学》等多部公开出版物和多份研究报告反映这种努力下的研究成果。
新供给经济学强调，经济学的基本框架需要强化供给侧的分析和认知，这样一个始发命题或可说源于萨伊的古典自由主义定律，并在新时代、新经济、新兴市场的背景下，被赋予了弥补片面注重需求管理之缺陷的新思想。此外，还正视现实强化针对性，在肯定“完全竞争市场”假设于理论模型具有意义的基础上，指出须扬弃和升级这种与现实环境大相径庭的假设，注重还原资源配置中“非完全竞争”的真实场景，力求以此为改进了的认识基础，来扩展模型和洞悉现实。
虽然需求具有原生动力性质，但是供给侧生产力和创新能力升级换代的演变，却可以决定人类社会生产和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在人类历史中经济发展大的划分上，有石器时代、青铜时代、铁器时代，工业革命后走到了蒸汽时代、电气时代、信息时代，这些都是在供给侧由递进的不同升级换代形式所决定的时代划分，每一次产业革命的爆发都同时伴随着实际肇始于供给侧的创新，而每一次供给侧的创新实际上又都直接提升着人类物质需求的满足度。如图1-1所示。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新供给经济学所强调的时代进步与我们置身其中的后发经济的“追赶—赶超”密切相关。基于“后发优势”所认知和可强调的技术模仿、技术扩散带来的红利，发展中经济体可以实施经济高速发展的追赶，而随着技术差距的缩小，势必呈现出后发优势红利收敛的趋势，这种收敛压力放在新供给经济学所强调的供给侧观察视角下，应当是在每一波供给侧创新完成之后的一个稳定时期中，追求以技术革命开启新的上升阶段和时代，对冲下行因素和凝聚质量、效益提高的升级效应，使这种追赶和将随之掀起的新发展浪潮最终对接“后来居上”的赶超。制度供给所带来的改革红利，除了能够降低经济增长和发展中的成本，还是新技术发明创造的首因，是中国这样的后发经济体赶上乃至寻求最终超前于先发经济体的现代化进步的关键。
图1-1 供给侧创新作用原理的量化表达（阶跃量化曲线）
回顾经济学理论的发展脉络，“供给侧”学派的源流呈现了“萨伊定律——凯恩斯主义——供给学派兴起——凯恩斯主义复辟——供给管理”这样两轮“否定之否定”的发展轨迹。21世纪渐具形态的“供给管理”，以美国在发生世界金融危机后宏观调控中的应用为例，而影响可观，但实际上处于刚刚揭开序幕、方兴未艾之阶段。因此，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恰逢学界的“供给侧”经济学又一轮形似复辟的浪潮，但其不是贴标签式地选择新概念，不是否定需求侧和简单模仿，搬用美国供给学派减税为主的思路，而是实行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理论密切联系实际的创新，借鉴中外所有需求管理、供给管理的有益经验，又侧重于供给体系建设、服务于现代化历史使命的系统工程。
从世界金融危机和中国改革开放的现实生活经验层面考察，众多研究者认为：经济学理论迄今已取得的基本成果亟待反思。我们认为，这一中外人士反复提到的挑战性问题，可以归结为经济学理论所需要的、在新供给研究中已致力做出的“破”，这至少集中于以下三大方面：
第一，主流经济学理论认知框架不对称性的偏颇。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虽然各自强调不同的角度，都有很大的贡献，但是共同的失误又的确不容回避，即他们都在理论框架里假设了供给环境，然后主要强调的只是需求侧、需求管理的深入分析和这方面形成的政策主张，都存在着忽视供给侧、供给管理的共同问题。最近几十年有莫大影响的“华盛顿共识”，理论框架上是以“完全竞争”作为对经济规律认知的假设条件，但是回到现实，即联系实际的时候，并没有有效地矫正还原，而是实际上拒绝了对供给侧做深入分析，在这样一个重要领域存在明显不足。世界头号强国美国前几十年经济实践里，在应对滞胀的需要和压力之下应运而生的供给学派是颇有建树的，其政策创新贡献在实际生活里产生了非常明显的正面效应，但其理论系统性应该说还有明显不足，他们的主张还是长于“华盛顿共识”框架之下、在分散市场主体层面怎样能够激发供给的潜力和活力，但弱于结构分析、制度供给分析和政府作为分析方面的深化认识。
第二，经济学主流教科书和代表性实践之间存在的“言行不一”的脱节。美国等发达市场经济在应对危机的实践中，关键性的、足以影响全局的操作，首推他们跳出主流经济学教科书来实行的一系列区别对待的结构对策和供给手段的操作，这些在他们自己的教科书里面也找不出清楚的依据，但在运行中却往往得到了特别的倚重与强调。比如，美国在应对金融危机中真正解决问题的一些关键点上，是教科书从来没有认识和分析过的“区别对待”的政府注资，美国调控当局一开始对雷曼兄弟公司在斟酌“救还是不救”之后，对这家150多年的老店任其垮台，而有了这样的一个处理后又面对不良局面总结经验，再后来对“两房”、花旗等金融机构，一直到实体经济层面的通用公司，就分别施以援手，以大量公共资金对特定主体的选择式注入，是一种典型的政府区别对待的供给操作，并且给予经济社会全局以决定性的影响。但令人遗憾的是，迄今为止，美欧有影响的经济学家和代表性的经济学文献，一直没有对此做出像样一些的总结和具有“理论联系实际”较高水准的认识提升工作。
第三，政府产业政策等供给侧问题在已有经济学研究中的薄弱和滞后。比如，在经济发展中“看得见摸得着”的那些“产业政策”方面，尽管美国被人们推崇的经济学文献和理论界的代表人物均对此很少提及，但其实美国的实践可圈可点，从20世纪80年代《亚科卡自传》所强调的重振美国之道的关键是“产业政策”，到克林顿主政时期的信息高速公路，到近年奥巴马国情咨文所提到的从油页岩革命到3D打印机，到“制造业重回美国”，到区别化新移民和注重新兴经济等一系列的亮点和重点，都不是对应于教科书的认知范式，而是很明显地对应于现实重大问题的导向，以从供给侧发力为特色。不客气地说，本应经世致用的经济学理论研究，在这一领域，其实处于被实践远远抛在后面的“不够格”状态。
有了上述反思之“破”后，我们强调，必须结合中国的现实需要，以及国际上的所有经验和启示，以更开阔的经济学理论创新视野，考虑我们能够和应当“立”的方面。
第一，立框架。经济学基本框架需要强化供给侧的分析和认知。在基础理论层面我们强调：应以创新意识明确指出人类社会不断发展的主要支撑因素，从长期考察可认为是有效供给对于需求的回应和引导，供给能力在不同阶段上的决定性特征，形成了人类社会不同发展时代的划分。需求在这方面的原生意义当然不可忽视，但对于有效供给对需求引导方面的作用，过去却认识不足。我们从供给能力在不同阶段特征上的决定性这样一个视角，强调不同发展时代的划分和供给能力，以及与“供给能力形成”相关的制度供给问题，具有从基础理论层面生发而来的普适性，也特别契合于解决在中国和类似的发展中国家怎样完成经济社会转轨和实现可持续发展方面的突出问题。
第二，立原理。正视现实，加强经济基本理论支点的有效性和针对性。过去经济学所假设的“完全竞争”环境，虽带有大量理论方面的启示，但它毕竟可称为一种1.0版的模型。现在讨论问题，应进而放在非完全竞争这样一个可以更好地反映资源配置真实环境、涵盖种种垄断竞争等问题的基点上，来升级、扩展模型和洞悉现实。需求分析主要处理总量问题，指标是均质、单一、可通约的，但供给分析要复杂得多，处理结构问题、制度构造问题等，指标是非单一、不可通约的，更多牵涉到政府与市场核心问题以及相互之间的基本关系，必然在模型扩展上带来明显的挑战和非比寻常的难度，但这是经济学创新与发展中绕不过去的重大问题。更多的中长期问题和“慢变量”问题，也必然成为供给侧研究要处理好的难题。
第三，立融合。市场、政府、非营利组织应各有作为并力求合作，这也是优化资源配置的客观要求。在明确认同市场总体而言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的前提下，我们还需要有的放矢地来讨论不同的主体——市场和政府，还有“第三部门”（非政府组织、志愿者、公益团体等），它们在优化资源配置里面可以和应该如何分工、合作、互动。由分工、失灵到替代，再由替代走向强调“公私合作伙伴关系（PPP）”式的合作，反映了人类社会多样化主体关系随经济发展、文明提升而具有的新特征、新趋势。
第四，立体系。制度供给应充分地引入供给分析而形成有机联系的一个认知体系。在中国要解决充满挑战的现代化达标历史任务，必须特别强调以推动制度和机制创新为切入点、以结构优化为侧重点的供给侧的发力与超常规的“追赶—赶超”长期过程。新供给经济学认为，应有最为宽广的视野，最为开阔的心胸，把人类文明发展在经济学及相关学科领域的一切积极成果，集大成式地形成科学体系，把供给侧“物”的视角上生产力要素供给分析认识与“人”的视角上生产关系制度因素的分析认识，内洽地、有机地结合在“认识世界，改变世界”的人类社会进步努力之中。
简要地说，以上这些“立”，是生发于对经济规律的探究，面对古今中外的实践，兼收并蓄已有经济学和相关学科的积极成果，但首先是既对应于中国的“特色”和背景，又服务于中国现代化的赶超战略。邓小平所强调的“三步走”，可理解为一种实质性的赶超战略。其间前面几十年主要是追赶式的直观表现，最后的意图实现，则确切无疑地指向中华民族能够实现伟大复兴，在落伍近二百年之后又“后来居上”地造福全中国人民和全人类，这也就是习近平主席所说的“中国梦”愿景。这个“中国梦”绝不是狭隘民族主义的，而是一个古老民族应该在和平发展崛起中对世界和人类做出的贡献，是数千年文明古国在一度落伍之后，应该通过现代化来加入世界民族之林第一阵营、在人类作为命运共同体发展共赢中做出自己应有的、更大的贡献，其出发点和归宿，就是更好更快地把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为我们这个星球上的现实。
我们深知，相关的理论和认识的争鸣是难免的和必要的，而在中国现在的讨论中，似乎还很难避免简单化贴标签的倾向。比如说在一般的评议中，某些思路和主张很容易被简单地分类——某些观点被称为新自由主义，某些观点被称为主张政府干预和主张大政府，有些则被称为是主张第三条道路。贴标签的背后，是认识的极端化和简单化。
我们认为，对于理论研究的“从实际出发”，应该加以进一步的强调。“一切从实际出发”既要充分体察中国的传统（包括积极的、消极的），充分体察中国的国情（包括可变的与不可变的），也要特别重视怎样回应现实需要——有些已认识的固然是真实合理的现实需要，但也会有假象的现实需要即不合理的、虚幻的诉求，我们要通过研究者中肯、深入的分析，来把这些厘清。既从实际出发体察中国视角上必须体察的相关各种事物，同时也要注重其他发展中国家以及发达国家的经验和教训、共性和个性，包括阐明和坚持我们认为现在已经在认识上可以得到的普世的共性规律和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