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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着力提升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是中国在新的历史阶段、站在改革开放形成的新起点上，继续大踏步跟上时代，去实现现代化伟大民族复兴宏伟目标的战略方针，是在“强起来”新时代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对接“中国梦”的主线。
世界金融危机冲击之后，研究者迫切需要将理论密切联系实际，做深刻的反思，于是就必须回答：为什么主流经济学界对于危机没有做出准确的预测，也没有在这方面体现出人们所期待的经济学对于政策实践有效的指导？反思之后，在新供给经济学研究群体所做的不懈探讨之中，已逐渐形成新供给经济学这一概念下不同视角的理论研究成果，并提出了系统化的思路和政策主张。针对供给侧五大要素提出的理论考察模型，对未来大历史纵深的供给侧改革推进路径与现实问题导向下的建设性意见，原理上都出自解除供给约束、释放需求潜力、获取创新动力的基本逻辑，事关一系列经济学理论认识的“破”和“立”，并必然引向中国必须强调的攻坚克难、久久为功的配套改革。
本书是在已有的新供给经济学基础理论层面研究成果的进一步条理化、认识深化与结合区域案例的展开。面对读者力求深入浅出地给出相关认识，在此前言部分，试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相关认识勾画以下九句话的要点。
第一句话： 供给与需求是一对相辅相成的概念，过去经济学界讨论较充分的是需求管理，但其局限性现已十分清楚。 讲到供给侧，以及所关联的供给管理问题，在过去经济学的基本认识框架中，就是对应于供需关系——需求与供给这一对概念的。经济学研究的资源配置，在宏观层面来看，就是要寻求总供需的动态平衡，适当处理这种对立统一关系。过去的经济学教科书中，以需求管理为重点的最为典型的重大成果，是在“凯恩斯革命”以后确立的国家干预中要自觉地通过总量调控来反周期操作。需求管理的总量指标是单一的、均质的、可通约的广义货币供应量。整个市场上可用的资金，银根的松紧，从国家干预的政策角度去施加影响，或者扩张，或者收缩，这就是以需求管理去矫正与对冲有效需求不足，或者抑制经济过热。在凯恩斯主义的认识框架里面，为使总供需得到平衡，必要时政府可不惜打赤字，得到平衡以后，则认为通过市场自身功能，在总供需恢复平衡状态过程中已自然而然解决了结构优化问题，所以，也就不用再做更多的供给侧探讨了。但是我们现在所必须深化讨论的供给侧问题，恰恰是在原来的需求管理理论与政策实践经验的基础之上，面对亚洲金融危机、世界金融危机的教训与启示，注意到凯恩斯主义和对凯恩斯主义持不同思路与观点的其他如新古典主义、货币主义等的局限性：虽然看起来它们往往有明显的不同，但是它们的认识分析框架中有一点却是高度一致的，即都是在假设了供给环境以后，就聚焦于需求侧，而把供给侧的问题放在一边不予讨论了。
接着要说第二句话： 应首先肯定需求是经济发展的原生动力。 在作为一对矛盾的供需关系分析中，首先应在学理上肯定，需求是人类经济生活、社会生活中的一种元动力，从逻辑上讲，是始发、本原的一个动力因素。因为人存在，需有自身的需求——第一位是要生存，在生存问题能够解决后，还需要温饱、需要富裕、需要发展、需要享受——这种需求作为动力源而促成满足需求的生产与经营活动，非常容易理解，也是必须肯定的原生第一动力。但是，把这种需求放到经济学分析里面，实际上需要给出一个严格界定的需求概念，则必须是有支付能力的购买力形成的有效需求，而不是漫无边际、永远不可能完全满足的需求意愿。人们有效需求的提高，是伴随经济发展表现为一种上升趋势的。中国现在已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以后还要走向高收入阶段，居民收入的上升在托举着有效需求的上升。那么，认识这种元动力，当然就会在马斯洛的需求层次分析框架里具有升级逻辑——它总是要往更高需求层级上发展的。关于这种有效需求概念，在凯恩斯框架里已经认识到，它并不直接对应到充分释放的状态上，有可能出于边际消费倾向不足和其他种种原因，出现宏观经济运行的有效需求不足，使很多潜在的有效需求不能被激活而转为储蓄状态沉寂下来。如何充分调动、发挥需求的潜能，无法仅仅在需求侧讨论而获得较完美的解决方案。
所以，第三句话就要说到供给这一侧：要认识到 供给对于需求的响应机制和这种响应机制所表现的创新特征与结果，实际上划分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和不同时代。 人类最初从动物界分离出来，需要“社会化”生存，最开始供给对于需求的响应机制是以原始人群本能地分工合作去从事采集和狩猎，来满足“活下来”的需求。这种供给机制，之后经历漫长的过程，会上升到一个供给侧重大创新的能力，就是农业革命——从此人类可以通过农耕相对稳定地满足自己生存的需要，而且这种创新还发展出更多的剩余产品和一些其他更为丰富的供给手段，使社会成员中的一部分有可能满足其更多的发展需要，以及高端的一部分人的享乐需要，也可能得到更充分的满足。以此种生产力的升级为决定性因素，人类社会必然告别原始共产主义的氏族部落状态而进入阶级国家状态。再往后，最为重大的供给创新和能力升级则是发生了工业革命，在工业革命之后又有细分的蒸汽时代、电气时代、自动化机械时代，现在是全球化的信息时代，有人称为第三次产业革命时代。这些都是因为供给侧的生产力通过创新跃上台阶时，一个一个的阶段上特征鲜明、具有决定性的成功创新，由此划分了不同的经济阶段和不同的时代，决定了生产关系视角上社会形态的更迭。
再往下说，第四句话：在 “凯恩斯革命” 以后， 从注重需求侧的管理要发展到 充分地注重供给侧管理，这是经济学理论和政策实践方面的应有进步。 “大萧条”发生后的“凯恩斯革命”与“罗斯福新政”，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总体上认同了国家要起到必要的干预作用，实行有政府调控和侧重反周期的需求管理。这一被称为“挽救了资本主义”的彪炳史册的反周期需求管理显然侧重的是总量型管理，这很有必要，也有其自亚洲金融危机、世界金融危机以后愈发暴露的局限性，为突破局限就必然要讨论供给管理。在反周期调控的操作过程中，首先考虑的是年度的和短期内的问题，即要判断当下是处于经济发展周期的哪个阶段，需要扩张流动性还是需要收缩流动性，从而引出比较简洁的操作。但是，一旦认识到需要讨论和掌握与之对应的调控中的供给管理，必然侧重的是结构问题。供给侧复杂的众多要素抽象起来涉及五大要素，即劳动力、土地和土地代表的自然资源、资本、科技创新、制度与管理，它们的指标是不可通约的，很多是使用价值上的特定属性，各要素相互之间又形成了结构化的搭配和组合。不同要素的区分，首先产生了结构问题，跟随这个结构问题而来的，还有不同要素的组合问题，会成为更加复杂的生产力结构与生产关系结构的综合性问题，要处理轻重缓急，什么是重点，什么是非重点，以及怎样组合的机制问题。这又会涉及很多“快变量”与“慢变量”的问题、活跃的竞争性要素与相对稳定的制度性要素的关系问题——客观上，需要把短期和中长期衔接起来，才能掌握好通盘的优化方案与路径。所以，这种供给管理的复杂程度是相当高的，对研究者和调控当局极具挑战性。过去，经济学里实际上是以一句话就打发掉了供给管理研究的挑战性：只要在市场上有公平竞争环境里的要素流动，政府掌握好反周期的需求管理，就会通过资源配置中的优胜劣汰自然达到市场出清和结构优化的平衡状态。但这里隐含的前提性理论假设是“完全竞争”。世界经济金融危机冲击之后，我们的一项重要而关键性的反思就是：完全竞争假设为经济学分析提供了重要的模型框架，带来很多的启发，但是面对实际生活，还必须矫正还原，把前提性假设进一步升级为非完全竞争，因为即使是最发达的市场经济体，真实的环境也是非完全竞争。这方面我们过去的认识是不到位的，现在则要迎难而上，力求认识到位，才能适应现实生活中的客观需要。所以，供给管理的意义就自然而然地凸显了：在经济学反思和创新中间，我们无法回避非完全竞争的情况下，怎么样优化供给管理这样复杂的问题。
那么再往下有第五句话： 我们应强调，在中国和世界的实际生活里，要支持经济增长中的升级版，认识、适应和引领新常态，实现可持续的、包容性的发展，就必须特别注重以供给创新来激活和释放需求潜力，通过创新驱动和供给管理解决好结构优化问题。 既然在前面的分析里已经提出和强调了非完全竞争，中国又是处于非常明显的市场发育不足状态，非完全竞争的种种问题比发达经济体要更明显更复杂。如果说政府要在让市场发挥资源配置决定性作用的同时更好地发挥作用，在它能够作用的空间里面，就必须更加强调如何对应理性的供给管理。认识、适应和引领中国成为中等收入经济体后的新常态，可以从习近平总书记APEC（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峰会讲话里面关于新常态的内容提炼三个关键词。第一个关键词是“中高速”，这是中国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必然出现的阶段转换，速度不可能再是“高速”，而要降到“中高速”了。第二个关键词是“结构优化”，没有结构优化就不能适应阶段转换以后实现经济发展质量提升的“升级版”的要求，只有结构优化和经济增长质量提高，才能化解“矛盾凸显”的制约，实现“可持续”的和“包容性”的发展。那么，怎样有作为地实现结构优化？必须“创新驱动”——这是第三个关键词。其逻辑连接十分清楚，可知实际上我们现在所致力的供给侧创新，就是要在结构优化的追求上对接我们主观能动作用发挥中的创新驱动，形成中国现代化新阶段上动力体系的转型升级。这种创新驱动在中央决策层的表述里称作“释放新需求、创造新供给”，其基本逻辑就是要抓住创造新供给来引导、释放中国潜力极其巨大的新需求——从供需这个关系来说，是先说需，后说供，但这里边主观可为的事情，要抓住“矛盾的主要方面”，从供给侧入手。
接着说第六句话： 供给侧涉及的结构问题可归结为非常复杂的供给管理问题，但制度结构的优化是龙头，是“纲举目张”的总纲。 比如，人们所讲的产业结构、技术经济结构、区域结构、收入分配结构、企业组织结构等，这些无不直接或间接地联结着供给侧需要优化的制度安排中的制度、体制结构，必然需要确立制度供给这个重大命题。对于各种要素的供给和制度供给，我们强调应该在经济学的新框架中，将供给侧打通，特别是供给侧有效制度供给的问题，应该成为中国如愿完成经济社会转轨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使制度创新、管理创新和技术创新互动，以制度创新打开科技创新和管理创新的空间，才能有效合成创新驱动的“第一动力”。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所表述的系统化的发展新理念有一个排列：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和落到归宿上的共享发展。这里面的制度创新是最关键的，在中国经济社会转轨过程中具有龙头意义，是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中国现代化的“关键一招”，是李克强总理所说的“最大红利”。这样的一些表述，在学理上说，正是我们应完全认知清楚的一组要素结合中的基本关系。
所以接下来要有第七句话： 需要处理好供给侧五大要素组合关系的推陈出新，聚焦全要素生产率。 供给侧各要素的供给形成对于需求元动力的响应机制，在发展中和不同的发展阶段上“各领风骚”，但又必须在阶段转换之后于组合状态上“推陈出新”。这五大因素的前三项，在一般经济体的经济起飞过程中间，在达到中等收入水平之前的阶段上，可以较多地和比较容易为人所知地生成它们的贡献和支撑力量。比如说，劳动力在低端经济体中，一开始表现为存在大量的农村剩余，在中国就是进入改革开放阶段之初，大量的几乎无限供给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形成了我们低廉劳动成本的比较优势，改革开放过程中这样的低廉劳动成本促使我们从开始的补偿贸易、初级加工，一路走到了现在的“世界工厂”，这个比较优势的支撑力是非常明显的。另外，我们的土地使用和自然资源开发过去长期处于不与市场机制对接的状态，一旦由深圳特区开始跟市场对接了，进入加快工业化和市场化的过程，便是无价变有价，低价变高价，所带来的物质利益导向刺激激活了各种各样要素与它的结合，在土地和自然资源空间的、物理的条件上面施加了其他各种要素以后，生机勃勃、生龙活虎的超常规发展过程就表现出来了。深圳在全国首创土地的“招拍挂”有偿出让，这个客观过程是先做起来、后立普遍规则，其后撑起了中国工业化、城镇化的超常规发展。第三个要素是资金和资本，一开始我们本土严重短缺，是依靠引进外资，而这同时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和管理，又促进、催生了国内民间的原始积累过程，到现在民间资本已经非常雄厚——合在一起看，印象上已是中国总体的市场情况中不缺资金。这个过程推动着中国经济从原来的低水平发展状态走到了现在总量达到世界第二，人均水平已经到了中上等收入阶段。但是，现在排在前面的三大要素，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之后，合乎规律地与其他经济体一样，可提供的动力和发展支撑力在衰减：近年与劳动力相关的人口红利因素和低廉人工成本所表现的比较优势，都已经离我们而去，转变为几年间到处反映的招工难、用工贵、民工荒。正面讲，这首先是使劳动者，特别是低端劳动者受益，表现是粗工、壮工、农民工的工资基于市场选择在提高。既然招工难，为了维持雇员能稳定于工作岗位，就必须出更高的工资，正是这样不断地往上涨，合在一起，托着社会进入更多共享发展成果和中等收入阶段的状态。但负面来讲，这同时正在表明，原来的比较优势必然丧失，我们一些传统的制造业不得不考虑转到具有劳动成本比较优势的越南、老挝、柬埔寨、孟加拉、缅甸等地，这是新阶段需要应对的必然发生的变化。国内的土地到了近年，由实际的市场条件形成的成本水平已经非常之高，在运用它的过程中的代价是前所未有地高。中国城镇中心区、建成区还要不断地扩大，因为未来几十年还将有4亿左右规模的农村居民要转到城市定居，所需要的扩大建成区的地皮现在主要是靠讨价还价的对价机制——征地、拆迁、补偿，直观的成本水平前几年在北京就达到1∶5，即每1平方米的拆迁要对应5倍面积的商品房代价。试想一下，100平方米拆迁在北京便可得500平方米商品房，大概等于多少钱呢？五环以内的均价至少已是每平方米5万元以上，谁碰上这事，一夜之间就至少是几千万身家的富翁了。但这些情况实际上隐含的是不可持续性，对我们今后发展的综合成本形成严重制约，以及产生相关的社会不公平因素。非常明显，以后如按已有的发展套路再做起来，原来的要素贡献支撑力越来越弱了，而麻烦越来越多了，市值日益凸显。至于我们的资金和资本运用，已看得很清楚，就是经济学早已分析指出的常规投资边际效益递减已经普遍大量发生，现在去找好的投资机会似乎越来越难了，可远不像前面一二十年，处处有让人眼睛发亮的投资项目。于是，后面的两大要素，现在要更多地引领潮流了，必须由它们更多发力了。总体而言，在五大要素“各领风骚”的基础上，现在于组合上的“推陈出新”，主要看重的就是后面两个：科技与制度。科技创新，早在前些年我们已经意识到“走创新型国家之路”必须狠抓，没有它，全要素生产力提升不上去。这方面相关的供给管理特点是非常鲜明的，比如，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就是必须以非常鲜明的结构性设计规划形成通盘考虑，无可回避地必须挑选和安排发展中间的重大专项。那时候内部排列了16个重大专项，其中的大飞机项目曾纠结、争论了几十年，而制定中长期规划时下决心以举国之力支持来做。经过若干年努力之后，现在终于看到最新的进展，国产大飞机进入取得适航证阶段。诸如此类的科技创新，如果处理得好，是邓小平说的第一生产力，它在生产力的三大要素——劳动力、劳动对象、劳动工具上面不是做加法而是做乘法，所以它是“第一”。这是一个全要素生产力所涉及的“索洛余值”理论分析所指的增长支撑力来源，非常重要，而且过去大家已经有此意识。但是，过去学理认识的相对薄弱之处，是未解决制度经济学应该如何与此打通的问题，应该明确说清楚：全要素生产率概念内还应有一个制度供给问题，这个要素对于生产力更是乘数效应。如果是从以制度创新打开管理创新、技术创新空间这个视角来说，它不是做加法，而是在做乘法。对于要完成经济社会转轨的中国，它是龙头，是统领，是“纲举目张”概念中的“纲”。
至此，我们所讨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可以有带总结性质的第八句话，就是：现已明确表述的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内涵，就是要在历史新起点上攻坚克难，通过继往开来的改革深化来进一步解放生产力，以完成中国的现代化伟业。 这与原来邓小平的“三步走”现代化谋划和改革开放大政方针，以及十八大以后所确立的“四个全面”总体战略布局完全吻合，但是又有特殊的新意、更明确的重点和对接到操作的新的要求，以及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学理支持的需要。
上述八句话，可以把观察认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注意的一些不同侧面的事情串在一起。但是，应当正视：对于供给侧改革这个概念，各个方面的认识还是见仁见智，而且往往可以表现得很不一致。
所以，第九句话主要说 供给侧改革“不是什么” ，稍做展开来回应不同的质疑。很有冲击力的一个说法，是质疑供给侧改革要搞一个新计划经济。的确，我们传统体制下搞的集中计划那一套，不都是供给管理吗？计划管理属于供给管理这一点没错，传统体制的内在逻辑，是认可一个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社会中心，可以自上而下地把所有具有结构特征的事都一起管了，包括一个工厂里要建个厕所，它都要审批。但现在的供给侧改革，绝对不能这么理解，因为现在我们所讨论的相关资源配置问题，是在十八届三中全会有非常明确表述的“市场资源配置决定性作用”这个认识突破之后，以坚持市场取向改革为前提，就是深化体制改革之路上的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所要解决的供给侧的结构优化，最看中的机制是主要通过优胜劣汰的市场机制，来消化、排除落后产能，补短板、降成本等是在这几年实践中间宏观调控所表述的“让市场充分起作用”这样一个哲理取向之下的实际推进。所跟着强调的新意，就是非常明确地要加上合理的政府规划和政策引导，这确实是寻求政府要更好地发挥作用。把这样的政府规划说成计划，也未尝不可，因为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的时候处理的认识突破就是这个问题：计划和市场不是基本制度层面的问题，而是运行机制层面的问题，不必贴姓“资”姓“社”的标签。现在的新供给，就是要在让市场充分起作用的基础之上，使合理的政府规划和政策引导形成一个“有效市场加上有为、有限政府”的优化状态，这是完全可以说清楚的“守正出奇”，所以绝不是一个简单的所谓新计划经济，当然也要应对复杂的挑战性创新问题，也要警惕以供给侧改革为名实行旧体制复归的倒行逆施。因为这里面隐含的“守正出奇”任务需正确把握的通道空间是很窄的，既遵循市场经济共性规律，又在中国特色国情和发展阶段制约之下合理形成“中国特色”，才能以供给的成功出奇制胜或升级，带动需求方面的潜力释放，既给企业更多发挥聪明才智的引领和激励，又确实使“政府更好发挥作用”时有为而不乱为。考虑到中国改革深水区问题的复杂性，我们确实必须时刻警惕政府方面的体制弊病偷梁换柱卷土重来，要严防出现以改革之名却与改革逆向而行的扭曲和种种错误做法。
那么，政府如何更好发挥作用和在引导、支持创新升级这方面如何优化政策与机制，也是理所当然必须讨论的重大问题。我们过去多年探讨的一系列问题，如与市场对接、同市场兼容的政策性金融，近年重视讨论和推进的PPP（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无非都是在认识市场、尊重市场、敬畏市场的同时，必须处理好要怎么样引导市场建设，并且还要加上政府政策的促进、助推作用的问题。中国在追求超常规发展的守正出奇之路这个命题之下，特别要抓住这一点：我们不是只要简单地走其他市场经济的老套路，就能一路实现现代化，一个现代化“中国梦”从追赶到赶超的“三步走”战略和十九大后进一步部署的“新两步走”战略，一脉相承地有它客观的、可能的、必要的中国特色的内容和“守正出奇”的可塑性空间。中国特色不是简单地生造出来的，是在可能的空间里面确实把我们自己一些客观特点和潜能发掘出来，把相对优势要素凝聚起来并冲抵我们的相对劣势而形成的。这样一种政府作为，必然要在通盘战略思维上把“比较优势战略”和“追赶—赶超战略”合理结合，追求以理性的供给管理延续改革开放以来的超常规发展态势，也必然要应对新阶段演变里面一系列的需求侧变化特征，如需求已表现出多样化、小规模、定制化并要对接日新月异的信息化等特征。需求方自身不可能明确地把“用户体验升级”的这种需求马上定型为它具体要得到什么，必须由供给侧的创新来成功地给出适应多样化、个性化、定制化、小规模化与信息化、智能化特点的有效供给——成功的供给样式会使需求者眼前一亮，会激活需求方面有效支付的潜力，也就是说有效供给成功的“用户体验”会引领市场潮流。原来古老萨伊定律所说的“供给创造需求”，一定要在这个“升级版”意义上、在用户体验升级上来做出最新的解释。当然政府在这方面通过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支持创新，支持科研人员把科技成果更多成功转化而起作用的产业政策、技术经济政策等，都是可以也有必要对接上去的，关键是需经受怎样把握政策倾斜的合理机制与如何达到“出奇制胜”意愿的历史性考验。
再往下，还可点到为止地做一些“驳论”。应指出，一些讨论里面，确实还存在关于供给侧和总供需平衡状态认识的一些极端化、表面化、简单化和情绪化问题。极端化是有人认为讲供给侧就否定了需求侧，抹杀了需求侧的重要性。不应做这种理解，需求是元动力，需求侧始终是重要的，但我们过去在需求侧的认识和相关的调控思路比较成熟、经验比较丰富的同时，应有的供给侧认知却没有跟上，这才是真问题。关于表面化，举一个例子，就是有人讲，什么供给、什么供给侧，不就是概念在这里变来变去吗？还非得把供给加个“侧”字。发言者没有理解这里面已随表述而强调了非常实质性的内容，如果把这仅看成是一个概念求新的语言游戏，这显然是不对的，不应如此表面化地看问题。需要有一定耐心去了解经济学里原有的成果，再看看由反思而切入供给侧所讨论的问题是不是有值得重视的新意。还有简单化，比如说有学者认为，供给侧解决的问题就是短期问题，就是要通过减税解决当下的问题而不涉及长期问题。这个理解应该说太简单化了——只是注意到了美国供给学派强调的减税，而中国现在所讨论的整个供给侧改革和供给体系的问题，是一个宏大的系统工程式提升质量与效率的问题，有供给管理所涉方方面面的因素必须放在一起做理性讨论的特征，而且关于短期、长期的认识恰恰是说反了：需求管理所解决的宏观调控问题主要侧重于短期，而理性供给管理所解决的是从宏观到微观贯通的中长期结构优化问题，所以绝不能认同上述的简单化见解。所谓情绪化，就是指当下中国整个社会氛围里很容易出现的一种情况，在有不同观点时，指责对方时是指责别人的动机，却不讨论人家提出的论据，比如说中国强调新供给的学者“是给自己脸上贴金”，却对严肃的论据探讨视而不见，这显然是不可取的。至于另外的不同角度的观点，还可举一例，就是有学者认为中国现在重要的、关键的问题，不在供给侧，而是需求侧的通缩问题。这个观点倒是很明快，但应当认为没有抓住要害。通胀、通缩是过去需求管理里边要解决的早已经看清楚的两个极端上的总量问题，如果把现在的认识还停留在老套路上，认为中国出现了通缩压力，那么实行扩张，问题就解决了，这是个不二法门，也是过去一向所说的所有的通胀都是货币现象，反过来，所有的通缩也都是货币现象的认知框架——似乎只要在整个市场银根松紧问题上下反周期调控的功夫，其他问题就迎刃而解了。这是不符合我们现在所讨论的供给侧改革真实问题的丰富内涵的，我们不能认同简单地沿用过去对付通缩再来一轮有力度的刺激就能解决问题的思路与方案。这些都是我们在讨论中应该说清楚的。
希望读者朋友以一定的耐心，了解本书后面各章条理化展开的内容。我们衷心期待各位的批评指正和共同努力之下的认识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