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长周期：我国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大纵深时代背景

诸多迹象表明，长周期正在按其大致的节奏来临与演化。在经济学说史上，俄国经济学家、统计学家尼古拉·康德拉季耶夫曾在1925年所著的《经济生活中的长期波动》一文中，运用英国、法国、美国和德国等主要工业化国家的价格、利率、进口额、出口额、煤炭和生铁产量等时间序列统计资料，总结出经济发展存在着长度为50～60年的长期波动，其中前20年左右是繁荣期，经济发展一派兴旺；其后将经历一个10年左右的衰退期；接着步入10年左右的萧条期，最后迎来10年左右的回升期。在其所研究的1780—1920年这140年中，资本主义经济已经历了两个半长周期的波动 。这就是著名的“康波周期”，亦即生产力发展周期理论。

约瑟夫·熊彼特和其他许多经济学家也认为，资本主义经济运行中的确存在着“繁荣”“衰退”“萧条”“复苏”四个阶段及其相互循环，但熊彼特重点指出技术创新是推动经济呈现周期性变化的主要影响因素，在他看来，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经济增长的周期也就等于技术革命的周期。据此，他把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分为三个长周期：一是从18世纪80年代到1840年，纺织工业的创新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二是从1840年到1897年，创新进入蒸汽和钢铁时代；三是从1897年到20世纪50年代，是电气、化学和汽车工业创新引领的时代。 以此扩展开来，可以进一步看到，从20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也经历了一个由半导体技术创新肇始的电子信息时代，时间长度也为50年左右。在此之后直至当下，技术革命的浪潮正一路推进到互联网、移动互联和人工智能时代，大数据、云计算等重大技术进步伴随信息化、全球化进程，正引领世界在“和平与发展”主题下展开新一轮的创新大潮，“数字经济”迅速兴起，“共享经济”方兴未艾。

正如生物进化中存在“蹦移” ，技术进步特别新旧交替之际也往往伴随着某种间断与回退。2008年发生的世界金融危机打断了此前高歌猛进的全球化进程。从那时到现在，时间又过去多年，整个世界仍然处于危机后的阵痛时期与高不确定性时期。其主要表现是：美国经济温和复苏但不稳固；欧洲经济持续低迷，欧盟在英国“脱欧”公投之后前景未卜，多国右翼势力抬头；日本长期处于几乎零增长的停滞中；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同样也面临较大困难。为了刺激经济，欧盟、日本等多个国家央行开启了“负利率”时代，而在国际关系层面，则是民族主义、贸易保护主义和逆全球化思潮明显抬头，在相当大程度上说，当今世界正在发生的令人瞠目结舌的变化，正是这一轮长周期变化的具体表现——我们可在熊彼特周期理论的基础之上，继续刻画出第四波长周期的图形和第五波的前半部分（见表3-1）。直言之，当今世界经济正处于第五波长周期中的衰退期。

长周期理论的重大启示在于：既往两百多年中，经济增长与繁荣主要源自那些改变世界历史的重大技术突破所引爆的产业革命以及随之而来的经济结构“跃升”。反过来说，经济衰退与萧条也主要是因为技术红利的消退，即新技术这棵大树上“低垂的果实”被享用殆尽所致的产业和经济结构老化。但纵观整个历史，人类的发明与创新精神永不止步。假以时日，新的技术革命必将来临，而经济也将重归增长与繁荣，人类也因此进入下一个高速发展期。

长周期理论明确了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历史定位。它清楚地表明，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的世界经济恢复尚需时日，全世界可能还需要十年以上的时间耐心等待。与之相适应，已进入新常态的中国经济，将迎来下一次繁荣与快速增长，同样也需要一个较长的时间。它也清楚地表明，唯有技术层面发生的重大突破，方能引领世界经济彻底走出衰退与下行的泥淖，发展新经济势所必然。长周期理论还提示我们，在各个阶段转化之际，往往新旧交织、结构性矛盾频现，这与近年来我国在“黄金发展期”特征仍存之时却进入了“矛盾累积”“隐患叠加”的风险期的现实情况也基本一致。结合中国实际来看，长周期理论所揭示的“第五波”，在时间段上基本上与邓小平同志提出的我国实现现代化“三步走”战略中的“第三步”（2000—2050年）重叠（贾康、苏京春，2016），也与本届政府最为关注的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时间段完全一致。因此充分认识这一背景，不仅有利于加深对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历史纵深与时代背景的相关认识，而且能从理论上进一步明晰新技术、新经济的发展对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极端重要性，更加深刻地认识并合乎逻辑地推演出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方向与实施路径，意义十分重大。 spIq45BmTLhWFkqhRQbx1lS3SznfhqYMmdqgi3H78cUkZufvKloOJ2yvax9sOn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