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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这样的理解，就需要再进一步展开分析一下供给侧的五大要素。第一章已涉及的基本认识，是千差万别的各种要素，可提炼为劳动力、土地及其代表的自然资源、资本、科技成果应用以及制度和管理五项。前文所讲已内含的认识是讲到供给侧，首先强调制度供给是龙头，是中国转轨过程中要抓的一个纲举目张的关键，但是后面跟着的所有相关要素也都有必要讨论。如果按照供给侧五大要素这个理论模型来看，可以首先引出一个基本认识，就是各个经济体在发展到中等收入阶段之前的那个阶段上，前面三个要素对于增长的贡献比较容易被人们所认知，会比较清晰地体现出来。这时候后两个要素也在发挥作用，但是相比之下，前面三个是一望而知的，相当直观。
比如，中国改革开放后大家都注意到劳动力一旦可以流动——所谓“农民工”流动起来不叫“盲流”了，所带来的中国农村区域几乎无限供给的低廉劳动力这个比较优势，就形成中国在国际合作与竞争环境里超常规发展的支撑力，低廉劳动成本的比较优势支持着我们一路走到“世界工厂”，总量走到全球老二。土地和自然资源改革开放之后，从深圳开始要靠竞争取得土地使用权、资源开发权，跟在后面的是市场经济物质利益驱动之下多元主体竞争中间一波一波生龙活虎的超常规发展。资本方面，我们一开始本土资本匮乏，但是只要有开放，外商都非常清晰地知道中国有利可图，所以外资迅速流入，跟着的不仅带来了资金，而且带来了技术和管理，实际上就催生、培育、也在竞争中倒逼了中国本土的资本原始积累过程，走到现在可以说中国本土上的民间资本、社会资金已经相当雄厚。但这三样在这些年恰恰是在支撑力上滑坡：2010年以后，我们整个经济一路下滑，与此是直接相关的。劳动力方面，首先从珠三角开始，现在演变成全国性的招工难、用工贵、民工荒，说“招工难”，反过来说就是“就业容易”。所以，这些年就业的情况还是相当不错的，而且就业里低端劳动力，粗工、壮工、农民工，包括家政服务的保姆，他们的工资增长超过平均增长水平，使我国0.49高位的基尼系数（官方数据），现在已经逐年缓慢回升到0.46。正面讲这是到了一定发展阶段，到了这个火候，劳动者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特别是低端劳动者受益，薪酬要价能力上升；负面讲这就是“无可奈何花落去”，我们原来一个很有支撑力的比较优势现在正在迅速撤空，于是从珠三角开始必须“腾笼换鸟”，原来的传统产业要往外迁到越南、柬埔寨、老挝、孟加拉、缅甸等地方去，跟当年这些产能往我们这里流动，是一个道理。到了这个阶段，腾了笼换不来鸟，怎么办？怎样才能换来？这就是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要升级换代。不能成功地实现“换鸟”，那就将像温州案例，痛失好局，表面上开始是“跑路事件”暴露它资金链的严重问题，然后是实质性的产业空心化表现出来了。那么多的民间资本，可以去炒楼、炒大蒜、炒绿豆，就是不能支持实体经济升级换代，这就把进一步的发展憋住了。如果温州这样的不良案例又发生在东莞，或更多地发生在两个三角（这里只是假设），那中国的前途一定是落入“中等收入陷阱”。这就是一个从劳动力这方面我们已可看到的新挑战。合乎发展一般规律的是，原作为比较优势的低廉劳动成本的支撑力滑坡，劳动力本身解决不了这个问题，要找到其他能对冲这一下行因素的新发展动力源。
土地和自然资源方面的潜力仍然在，统计局公布的中国2016年的真实城镇化水平（户籍人口的城镇化率）才41%，未来一路走到70%左右的高位，才会转入低水平发展阶段——这是国际经验可佐证的。现在户籍人口城镇化率41%后面的这约30个点的发展空间，一年上一个点也要走30年，本来是我们的“引擎和动力源”，弥合二元经济过程中会不断释放出巨量需求，伴随一轮一轮基础设施升级换代和建成区扩大，一轮一轮产业互动，一轮一轮人力资本培育——吸引各种要素投入的时候，是可以得到全球有效供给对我们的支持的，这就是和平发展、和平崛起，与全球做生意就解决了问题。但是现在如果不在机制上另辟蹊径，我们就会被憋住，因为现在城乡接合部一轮一轮扩大建成区的征地拆迁补偿，每一轮的钉子户都可把综合成本迅速抬高，而且不断生出一些极端的恶性案件。比如大家知道在网上不少长时间余波未平的案件，都是征地拆迁补偿问题上出人命，影响社会稳定。必须另辟蹊径，要像重庆地票制度、土地收储制度那样，使有效市场+有为有限政府找到新的实现机制。
还有资本，现在一边是大量手上有钱的主体找不到合适的投资对象，另一边是三农、小微企业苦苦得不到应有的融资支持，大家都在大声疾呼普惠金融、草根金融、绿色金融，说了这么多为何总是两头对不上？这就是表明我们现在常规投资的边际收益递减在中国市场上已经大量普遍发生，破解之道就是要创新，另辟蹊径，守正出奇——这就延伸到已讨论多年的如下认识框架：政策性金融支持体系必须与商业性金融在中国较长期地双轨运行，这里面的风险是非常明显的，处理不好双轨运行就是涉租寻租、乌烟瘴气，处理得好就是出奇制胜，就是超常规发展、阶跃式发展去赶超，这正是我们现在面临的考验。
总体来说，在前三项要素支撑力下滑的同时，后两项要素便须更多地加以注重。后两项一个是科技，称为“第一生产力”；一个是制度和管理，称为“最大红利”——领导人所说的改革是现代化“关键一招”，也正是此意。“第一”和“关键”这两者的关系怎么理解？我们认为吴敬琏老师的一句话很重要，在中国转轨过程中一定意义上讲，“制度高于技术”。科技是第一生产力，邓小平已说得非常简洁、非常正确，这个第一生产力不是在生产力传统要素劳动力、劳动对象、劳动工具上做加法，而是做乘法，不是多出个第四要素，是在前面三个要素上来个乘数和放大，所以，它是第一。马克思、恩格斯的认识，是科技在人类历史上表现为一种革命性的力量，即形成了“颠覆性创新”的推动力，但这个第一生产力要真正能够形成，必须遵循科技规律，必须对不确定性极大的科技创新给出所需的相关制度环境，特别是其内含的人文关怀，要有法治与制度保证。大量的科研创新活动里，产学研结合的一线人员，所面临的是巨大的不确定性风险，怎么能让他们专心致志、心无旁骛地去做这种事情，没有人文关怀的制度环境是不可能在这方面真正一路往前推进创新的。
这个制度环境在中国就是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问题，前面大半年，中国的高校、科研机构出了什么问题？创新环境严重扭曲。李克强总理多次批评繁文缛节，国办专门发出优化学术环境的文件，习近平总书记讲话强调要给这些知识分子创新人才获得感和幸福感，再往后中办、国办联合发文，直接指向怎么“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的分配政策”和改善科研经费管理制度。现在社科基金等和地方层面开始动了，也还有待有关部门把全套实施细则提出和落实。这个纠偏，针对着什么？中国实际生活里动不动煞有介事来执行的一套东西，冠冕堂皇、振振有词是加强管理，但完全是依照官本位、行政化加强管理的逻辑，违背科研规律，打击科研人员积极性。“第一生产力”按照这样的一个逻辑，是不可能顺利发挥出来的。
这样的一个观察，如果对照硅谷，很能说明问题。硅谷看起来政府很开明，也并没有什么特别多的支持，但是它确实是有政策的：园区得到政府开明的待遇，包括一些税收的优惠等，更关键的是在硅谷，没有人能够想象政府公权在手的管理环节上的人员，会以官本位行政化的方式去约束这些科研人员怎么用他的科研经费，包括自愿参加、承包性质的横向课题经费——我们这里对这些科研经费还要往前找倒账，就是中国众多科研人员、学者要追溯计算前几年（哪怕是自愿参加的横向课题）经费里，即使是白发苍苍的科学家，如果没有行政司局级待遇只能坐高铁的二等座，你坐了一等座，坐了商务座，对不起，那个钱你要退赔，吐出来。高校系主任以上的人担任独立董事拿的独董薪酬可能为数不少，统统吐出来。这种科研人员所受到的打击，在硅谷能想象吗？根本不可能，这就是区别。
所以，应特别强调现在中央所说的全要素生产率，聚焦的就是后面两项，而且首先要讲的是有效制度供给。由制度和科技形成的全要素生产率，是在西方学者提出的“索洛余值”基础上须做更清晰刻画的升级版：索洛强调的是科技，我们则要把制度和科技放在一起，而且实际上在转轨过程中，要把中国的制度变革摆在全要素生产率的关键。聚焦于此，我们才有出路，才能对冲下行压力，打造升级版。对策思路上，主题就是完善供给侧环境和机制，激发微观主体潜力和活力，在引领新常态过程中打造新的动力体系去追求长远发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