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经济发展动力体系的完整认知

在基本概念上，应当承认，供需是经济生活中一对相反相成的概念，需求是原生动力，供给对需求的响应构成经济循环与经济生活，而政府需要介入其中时，过去首先认识到要从总量上去促进总供需的动态平衡。技术路线上其实也有一对概念，就是需求管理和供给管理。但过去比较成套路的，认为经验较丰富、认识较成熟的是需求管理，即反周期的总量型宏观调控，但是世界金融危机发生之后，发现它的局限性非常明显，成熟度是不高的。于是，从经济学的成果评价来说，就必须承认我们过去主流经济学总体成果的不对称性，必须得到校正，必须将供给管理的认识加以深化。我们在这方面的探讨，就是在承认需求是经济生活中的原生动力之后，要特别强调供给侧对于需求侧的响应机制和它的特征才是划分经济发展不同阶段和不同时代最关键的因素。这一理论上的分析认识可表现为一个阶跃曲线的表达（参见本书第一章图1-1）。

为进一步展开说明，可进而把人类发展过程简单列出一个表。如表2-1所示。

第一列是关于各个时代可以认定的质的变化，勾画一个一个台阶往上发展的特征，从旧石器时代开始一直到现在的信息时代。第二列是在供给侧观察的生产力（人和物关系）这方面一个一个台阶往上的发展。第三列是生产关系（人和人的关系）方面，标明社会形态、制度特征方面一个一个台阶向上的发展。这三者之间有它的对应性。最粗线条地说，人类社会最开始脱离动物界，是以社会成员从事分工与合作中的采集和狩猎这种供给机制，来满足社会成员最基本的“活下来”的生存需求，这便是当时对于原生动力需求的供给侧响应机制。生产力发展过程中，后来推进到出现农耕文明、农业革命，这就上了一个大台阶。农业革命带来的是社会成员可以相对稳定地在预期中和结果上，经过季节的更迭，取得不仅满足他们生存需求的有效供给，而且其中的一部分人还可以得到满足他们发展需求和享受需求层面的有效供给。按照历史唯物论来解释，到了这个阶段上，剩余产品的形成有这样的可能性以后，使供给侧有这样上了台阶的新支撑力以后，人类社会就必然摆脱、告别原始共产主义的氏族部落与公社的社会形态，而转入阶级国家的社会形态。再往后，生产力这一列的变化推进到又一重大事件，即终于走到了工业革命，而且是在地理大发现之后伴随着全球化展开的。工业革命时代，又具体可以区分为蒸汽时代、电气时代、自动化机械时代和我们现在面临的信息时代。一个一个台阶往上走，现在生产力可以支撑的我们经济生活中最前沿的新概念是什么呢？就是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有半导体的发展以后，已延伸到现在的信息技术革命，这个信息技术突破性的标志是互联网，迅速发展到现在的移动互联网，移动互联又匹配上大数据、云计算等科技的创新，进而推进到现在的智能化概念。在匹配上所有这些技术创新条件的情况下，我们现在遇上的最前沿的概念就是“共享经济”。原来认为是排他性的经济资源配置，现在可以共享了。比如前些年大家知道的分时度假酒店，那是信息可以充分沟通的情况下已能够便利实现的。到了现在，出行的网约车、顺风车，信息已可以便捷处理和解决它的衔接与支付问题。再推进是什么？已为人们日趋了解的电动汽车，往前看，若干年内就可能出现这样一种最前沿的新状态：电动车晚上停在停车位，接上充电桩，这时候给它充的电是电网里最便宜的电力供应，因为夜间整个社会用电量降下来了，此时电最便宜。充电后到了白天，你不用车的时候，随身携带的智能手机上会跳出一个提示：你可以卖出多少电，而且能卖一个好价钱。这样，过去纯粹是一个消费单位、利益排他的私用车，现在变成了一个生产单位，整个社会可以共享这些生产的能力，这里面全是赢家，没有输家——这种共享的能力就是依靠信息网络、移动互联、大数据、云计算、分布式能源、智能化电网等这些供给侧创新形成的，最便捷地使整个资源配置效率空前地提高了。

这种共享经济在生产力支撑之下，对应而提供的社会形态方面最前沿的概念是什么？就是“包容性发展”，就是我们现在说的“治理”概念之下政府和非政府的多元主体充分互动而调动一切潜力和活力的发展，就是现在习近平总书记说了多次的中国的发展是在和平发展中和其他经济体共赢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式的发展，要“摒弃你输我赢的旧思维”。这绝对不是空话，在这里稍微展开一些相关分析：这个“人类命运共同体”显然是在全世界范围之内支撑中国和平崛起、和平发展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基本哲理概念，它前面的逻辑源头在哪里？当年邓小平得到历史机遇可以对全局提出他的指导意见之后，20世纪80年代，他明确提出，我们时代的主题是和平与发展。当时这个话说出来似乎并没有太大的冲击力，但是我作为研究者，几十年间反复回想，邓小平这样一个判断的意义非同小可，是最基础的战略判断。如果认为时代的主题是和平与发展，那么它否定的是什么？否定的是前面那个毛泽东时代的战略判断——认定我们的时代是战争与革命的时代。两个战略判断所引出的后面的整个发展思路是极为不同的：你既然认为是战争与革命的时代，要解决的是“谁战胜谁”的问题，那就必须按照当年的要求，要立足于打第三次世界大战，而且要立足于早打、大打、全面地打，解决了“谁战胜谁”之后再搞建设，以深挖洞、广积粮来对接解放全人类，那就必须以阶级斗争为纲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就必须抓住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别无出路。毛泽东的战略判断后面的推理，每一个环节都是逻辑自洽的。到了邓小平这里，是和平与发展作为时代基本特征与主题，自然就引出他所说的再也不可错失战略机遇的战略思维，就一定要强调抓住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这个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通过“三步走”实现中国的现代化伟大民族复兴——这个战略目标是在前面的这个战略判断基点上自然地一步一步推出来的，它也是充分地逻辑内洽的。前面这两个不同的战略判断基点，只能是按照实践检验真理来做评价，实践证明哪个战略判断更符合现在人类发展的现实呢？显然是邓小平的战略判断。学者的分析就是说，到了供给侧的供给能力所推进到的核威慑时代，简而言之，第三次世界大战发生成为极小概率事件（这就是邓小平说的历史机遇），虽然局部的摩擦和局部战争还不可避免，但是国际上综合评价的核毁灭威胁的烈度是降低的，世界上每年发生的战争的综合烈度也可以得到总体大趋势而言的逐渐降低。现在当然还有很多的不确定因素，不敢说“黑天鹅”事件就不再出现，但是人类社会希望之所在，就是依靠现在供给侧的核威慑，倒逼和推进到一起寻求“命运共同体”式发展。宏大的命题其实回到学理上的分析，就是一句话：生产力的特征和根本上由生产力决定的生产关系的特征，都是发生在供给侧，这是所应特别强调的基本原理。

需求侧也在变化，但是需求侧的变化我们可称为“永新而无新”——人的需求如果从广义来说，它永远不会得到满足，人性如此，贬义的说法叫“贪得无厌”，比如大家都知道的渔夫与金鱼的寓言。可设想一下，把一个乞丐一路抬高到国王的高位，他还想再多活500年呢。这种漫无边际的无限需求，经济学无法讨论，经济学讨论中必须给它一个定义，就是有货币支付能力的有效需求，这就好讨论了。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社会公众收入在提高，钱包鼓起来以后他们拥有消费者主权来决定这个钱怎么用，有效需求的实现必须得到供给侧的回应与引领。需求者的变化特点，是总要不断提升他的用户体验，使自己的满意度不断往上走，但他自己并说不清楚什么东西能使这个满意度真正得到。一定是供给侧成功的创新，让处于需求方的社会公众眼前一亮，欣然把自己钱包里的钱拿出来去参与交易，这就是供需互动中有效供给所引领形成的经济循环。这个循环做得顺畅，就是经济生活中间发展的动力强劲，具有繁荣的特征，而且使社会能享受可持续的繁荣；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很好的供给侧动力即有效供给不断创新的支撑，发展动力就不足，会使我们感觉到经济低迷，升级换代遇阻，甚至是落入危机境况。这也就是经济动力体系的简要原理。

所以，从苹果产品案例来看，我们要承认乔布斯作为创新者，超出一般人的想象，实现了一个智能手机时代代表性的供给侧成功创新，从而引领全球消费潮流。这样一个成功的供给创新——苹果智能手机，当然不能说它以后就长盛不衰，但至少从乔布斯那时候的iPhone4开始，曾经在引领全球发展过程中风靡天下，不是一呼百应了，而是一呼万应、一呼亿应的效果，很清晰地体现了以成功的创新引领和创造需求，释放市场潜力，提升景气水平，促进经济繁荣和人民福祉这样的贡献。

另外一个案例，我们可以分析它里面的问题之所在。同样是“用户体验”的升级换代中，中国老百姓已经进入了家庭卫生洁具要以坐便器来升级的发展阶段。这种社会生活中需求的升级，理应得到供给的回应，但在中国本土市场上没有形成一个良性循环，中国本土有坐便器卖，但就是没有看到大家一起出手去热购它。然而中日关系有所和缓以后，大量的中国旅游者到日本去，不约而同买“马桶盖”回国。这种热购怎么解释？一开始认为中国本土上我们的技术水平和制造工艺不过关，有这种供给能力的落差。后来发现不对，买回来的马桶盖是中国杭州附近本土厂家按照那边的订单生产的，说明我们的供给侧在本土上不缺少这种技术和工艺的供给能力。那么缺的是什么呢？缺的是我们国内市场制度环境的有效供给。国内的家电市场中“鱼龙混杂”，董明珠说，“大家都在处关系”，处关系的结果就是鱼龙混杂局面的持续，应该被淘汰出局的迟迟不出去，优胜劣汰机制无法实现大家认为可以形成稳定预期的那个有公信力的购买目标，对于假冒伪劣心有余悸的情况下，公众几乎谁都不敢出手去买。而到了日本，一下情况变了，口口相传的公信力就是有全套的质量保证，有全套的政府监管，你买了放心，回来使用不会有任何烦恼。就是这个区别告诉我们，现在我们要解决的供给侧的动力体系的问题，往往是必须以中国转轨过程中制度供给为龙头才能解决的问题。供给侧的要素里面，西方在比较成熟的市场经济情况下往往不强调制度，但还是合乎逻辑地形成了制度经济学这样一个新兴学科框架，中国人更要看重这个视角。

从这些角度看下来，可以再简要勾画一下可认知的动力体系。动力体系原来所讲的，是在需求管理视野之下的“三驾马车”，即投资需求、消费需求和净出口需求——这样一个认识，有它的进步意义，是对过去作为一个总量的需求概念，不得已要做出结构性的处理，分成三块。但是这个结构化的逻辑它并没有走完，应把这个逻辑传导、转移到供给侧，进一步展开其结构状况，才能形成对整个动力体系的完整认知与把握。到了供给侧，一个重要的认识提升是要把原来的完全竞争假设替代为不完全竞争假设。原来学者不是不知道还有供给侧分析，而是供给侧的分析面对的结构问题太复杂，学者难以建模和量化分析，很难发表出论文，令人望而生畏，同时又有可以一句话打发掉的认识，即到了供给侧，复杂的结构问题可以通过各个厂商在竞争中间实现要素自主流动的配置，达到市场出清状态，该卖的全卖出去了，那时候的结构就是个合理结构。所以，学者一方面意识到供给侧这方面太复杂，建模建不起来，另外一方面似乎无须建模，自然地以“完全竞争中达到市场出清”一句话就打发掉结构问题。现在不行，我们所说的经济学创新突破，就是必须在看到很有启发意义的完全竞争假设这个前提之下，认识到这个假设的不足，必须把这个假设提升到2.0版的非完全竞争，因为这不论是在中国，还是在美国，都是现实世界中的真实图景。到了非完全竞争假设下，政府的调控就不应仅仅是需求管理的反周期了，一定还要有政府作为主体促进优化结构的政策供给，比如产业政策（当然它是“双刃剑”，政府处理不好也会形成新的失误）；另外，政府必须做好制度供给，即致力于使市场形成有效的制度环境来优胜劣汰。这就是关于动力体系要说清楚的：需把“三驾马车”结构特征传递、转移到供给侧，把所有供给侧要素的结构问题及其机制放在不完全竞争假设条件之下，形成一个关于经济发展动力体系的完整认识和把握。 s+hQQj0kEmkpgsO/HdEdekvH3DpV5rXlBw0c9pxX91l1UKyNF7tWmwqrO2g6uMJ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