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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策层提出供给侧改革的背景，总体来说，可由两条线索来认识：一是在党的十八大以后，大政方针逐步清晰化；二是我们的经济运行出现了阶段转换，必须认识、适应和引领新常态。
中央大政方针的一步步清晰化，如前章所述，可把握为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推进“四个全面”过程中最关键的几个基本概念、关键词的链接：从三中全会所要求的“现代国家治理”“现代市场体系”“现代财政制度”，对接关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的认识突破，实际上解决的是以这种明显有别于“管理”的“治理”新思维新概念，来推动实现制度安排的创新，政府总体来说在资源配置中充其量是起辅助性作用，但是要更好发挥作用。这种认识再对接到四中全会的“全面依法治国”即现代政治文明，以及五中全会所强调的创新发展作为第一动力引领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最后落到归宿的共享发展的“现代发展理念”，再匹配六中全会的“全面从严治党”——这些实际上都可以再浓缩和融汇到“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
这样的大政方针之下，我们要认识、适应和引领新常态，完成中国于2010年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合乎逻辑必然要处理的增长速度下台阶、而增长质量必须上台阶这样一个挑战性的、带有历史性转换意义的任务。
在上述两条线索的背景下，我们可以进而领会五中全会之后，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战略方针。在此之前，已口风迭出（大家已经意识到中央越来越强调供给侧），以后又有很多展开的论述，但是第十一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的五句话，已经比较完整、精练地表明了决策层关于这个战略方针的基本认识和里面内含的逻辑关系：“要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实现整体跃升。”
第一句话，“要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实际上告诉我们，供给侧的被重视、被强调并不否定需求侧的意义和作用，还要继续做好需求管理。但是话锋一转，第二句、第三句是鲜明体现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我们现在认定矛盾的主要方面是和需求对应的另外一侧，就是供给侧——在供给侧的着力，首先落在改革上，“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所说的这个改革指什么？就是邓小平当年确立的改革开放大政方针所说的那个“生产关系的自我革命”，就是要解决供给侧的“有效制度供给”的问题，即通过这样的改革，以有效制度供给来进一步解放生产力。
为什么现在把三个词合在一起表述？有人说有点文绉绉的，老百姓念起来也拗口，但我们的体会是，这显然体现着最高决策层特别强调的我们现在的科学决策、政策优化一定要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理支撑。讲改革，现在说全了便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首先其新意表现在供给侧，就是认定要在改革深水区攻坚克难来解决有效制度供给的问题——讲改革必然要讲到的是制度供给，这完全是顺理成章的表述；同时，又带出另外一个特征，即结构性，因为从制度供给来看，涉及的就是制度结构、利益格局，隐含着习近平总书记说了多次的要“冲破利益固化的藩篱”这个啃硬骨头的改革任务。“供给侧”和“结构性”合在一起，落到改革上，三个要素组合而成的表述，学理上是非常严谨的，而且也意味着我们的决策层现在充分注重以政治经济学学理基础与科学决策、政策优化密切结合在一起，推进我们的现代化进程。这个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概念，有时候被简称为“供给侧改革”，习近平总书记说这样也是可以的，中文的表达习惯是可以简称，“供给侧改革”讲的就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但后者有了表达的简化，只是不要忘了结构性的含义是内在的。
有的学者，比如前一段时间北京大学晏智杰教授表达学术观点认为，供给侧改革“淡化”“排斥”了体制改革和深化改革，又说承认有供给侧改革的必要，但是供给侧改革要“从属”于体制改革。我们不同意这种不当的、混乱的看法。现在我们从学理上来做分析认识，就是改革即是作为解放生产力的“生产关系的自我革命”，这个改革发生在供给侧，解决的正是有效制度供给问题，也就是一定要解决制度结构优化的问题、冲破利益固化藩篱的问题。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浑然一体、与体制改革完全一致的一个强化了学理色彩的概念。
接着要说，“改革”这个概念只是讲了供给侧的一个制度要素，还要把供给侧其他要素合在一起成为一个体系，就是第三句话，要“着力提高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关于这个供给体系，我们可以给出一个理论模型——千差万别的供给侧各种要素、实际生活中指标不可通约的这些要素，可以抽象为五大要素，就是劳动力、土地（和由其代表的自然资源）、资本、技术创新，以及制度与管理。寻求供给侧整个体系质量和效率的提高，需要强调，在不同发展阶段上，五大要素各领风骚，各有贡献，但是在发展阶段转换进入中等收入经济体和出现新常态之后，它们之间的组合却必须推陈出新，必须实现动力体系的转型和升级。前面第二、第三句话所说着力来加强的改革和整个供给体系的问题，显然是个系统工程，这也就表明，并不是像有人简单所说的中国人搬用了美国里根经济学和供给学派减税为主的主张——对以往有益的东西我们当然要借鉴吸收，但是美国的供给学派还只是有一个较窄的视界，过去学术界的评价就是供给学派的体系性不足，它强调了减税，里面有值得我们看重的思想与启发，但它哪里能像中国现在这样，以供给侧改革处理的是全局和长远的一个系统工程，所以跟它“不是一回事儿”——这是习近平总书记的原话。我们理解当然不能说“不是一回事儿”就完全否定供给学派，完全不借鉴了，但我们不能简单认同美国供给学派隐含的新自由主义的学理逻辑，我们是要把政府的作用和市场的作用达到一个合理的结合（以有效市场加上有为、有限的政府），这些显然与美国供给学派的哲理是有明显区别的。
第四句话“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这句话表达的含义，首先是供给侧改革所要形成的效益和结果，是要解决经济社会发展可持续性的问题，这也不是横空出世全新的命题，在胡锦涛任总书记期间，我们已经把邓小平简洁而正确表述的“发展是硬道理”升华为“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是硬道理”的科学发展观，而现在是在科学发展观这个思路下，把可持续性问题的解决，直接结合到动力体系的转型和升级上。所以，新意是直接把动力问题标示上去了，这个动力体系是要改造原来已有局限性的需求侧“三驾马车”的动力认知，而要把“三驾马车”的结构化逻辑进一步推展到供给侧，形成对整个动力体系的完整认知和把握（这当然也值得再做学理层面的展开分析）。把动力的转型升级这个问题处理好，内在体现了现在所抓的解决可持续性问题，是把聚焦点更清晰地放在对冲下行因素必须找到新的动力源，实现动力体系新旧转换这个基本认识上。
第五句话，总结了供给侧改革追求的是什么——是促进我们国家“社会生产力水平实现整体跃升”。所谓整体跃升，在学术上表达的，就是发展曲线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上扬曲线，它是一个“阶跃式”上升的曲线，波动中一个一个台阶往上走，整体跃升式的发展，实际上就是追求一种超常规发展。邓小平说的现代化“三步走”，以及“南方谈话”所说的发展是在波动中一个一个阶段抓住机遇往上提升，每一波中总要争取再上一个台阶，这是符合经济社会客观规律的。整体跃升式的发展，内含的其实也就是这些年间中国政府体系中各级都认同的、到了地方发展战略设计中是直截了当写上去的“超常规发展”“跨越式发展”“弯道超车式”的发展。关于这种发展诉求体现为超常规发展战略，也有不同的认识，比如林毅夫教授所强调的新结构经济学里面蕴含的基本原理，是要把握好资源禀赋，然后用比较优势这个原理来解释整个发展，以及新结构经济学的思路。我们认为其局限性也就在这个地方：光讲资源禀赋基础上的比较优势，并不解决超常规发展的问题。中国以常规发展不会连通中国梦，因为我们是在工业革命之后落伍了，必须通过追赶完成赶超，后来居上，才能完成伟大民族复兴。这样一种愿景并不是凭空而来的，世界各个经济体的发展在这方面早有丰富的实证案例，表明不会是齐头并进的发展，必然是你追我赶的发展——过去英国在发展中赶超了荷兰，后来美国在发展中赶超了英国，为什么现在不能设想中国在发展中赶超美国代表的发达经济体第一阵营呢？这个方面学理上的分析也可援引西方学者的一些成果，比如“蛙跳模型”等，不是凭空想象。当然，这里面也有一种危险性：处理不好它会落入“大跃进”式的背离经济规律的误区。
这就像产业政策的情况。在前一段对产业政策的讨论中，张维迎教授完全否定产业政策，但这种认识在实际生活中得不到任何国家案例上的回应，属于学者推到极端的一种说法。当然，他的说法虽极端，对于政府可能走偏的分析认识确实是很有启发性的。林毅夫教授的说法强调了产业政策有必要性，讲了怎么样设计产业政策的问题，但我们认为除了怎么设计之外，最关键的是产业政策怎么贯彻执行的机制问题，光讲“有为政府”不够，还得讲“有限政府”，还得把政策倾斜机制通盘合理化，避免在供给侧结构管理的方面出现非常容易发生的政府失误，这些也都还需要展开分析和做深入的研讨。
回到这个跃升发展命题上，我们要追求超常规发展，必须坚定不移。邓小平设计的三步走，前两步已经提前实现，是超常规的，最后这一步横跨50年，中央又规划了一个中间节点目标，是2020年实现全面小康。实现全面小康，现在看只要在“十三五”托住6.5%以上的年均增长速度，再加上社会政策托底，比如七千万人脱贫等，就能够交代出来，但最大的考验是2020年是否能取得中央要求的配套改革决定性成果。现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要在改革的关键时期攻坚克难，以求能够继续实现整体跃升式的超常规发展。这样的一个超常规现代化发展战略，我们认为是中国必须把握好，在学理层面继续对它深化认识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思维线索。应特别强调的就是，不能只停留于比较优势战略的认识——比较优势战略在它的天花板上，就是走在前面的经济体必然由于利益考量，使你花多少钱也买不来你认为他应该给你的那个他手上以比较优势表现的高科技产品核心技术。在比较优势战略旁边，还必须匹配上我们要尽可能控制风险而力求出奇制胜的赶超战略。
很显然，这5句话包括了非常丰富的内容。接着，我们可从学理上简要勾画一下基础性认识层面的相关基本概念和关于动力体系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