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新走到今天，市场始终是第一位的。在北新2018年市场营销会上，我跟1300名销售人员讲，我们是一个崇尚客户第一的企业，客户的需要就是我们的生命力，就是我们生存的价值。这些话很多人都会说，但是对我而言，这些不是漂亮话，而是一种深刻的理解。我总结为“质量上上、价格中上”，这八个字作为北新的价值观，一直坚持了多年。

“质量上上、价格中上”要求企业先把产品质量做好，这是前提，同时还不能盲目杀价竞争，要保持合理价位。质量是需要成本的，只有“质量上上、价格中上”才能做好市场。这是我在企业经营的漫长过程里反复验证出来的，也是我的深刻体会。为什么北新以及后来的中国建材有很多独到的市场观点，因为它们都较早迈向了市场，它们的市场化能力是在长期实践中练就的，它们对市场的理解比一般企业更深，这其实就是“实践出真知”。

北新是改革开放后引进技术的企业典范，同时又是最早成功进入市场的国有企业。我们是新型工厂，有先进的进口设备，有用途广销量大的新产品，这让北新成了当时的行业标杆，参观者络绎不绝。我们的岩棉、石膏板成功地打开了市场，但其他很多企业并没有打开市场。市场不相信眼泪，只有生产的产品质量好，会推销，才能打开市场。当时有句话叫“不找市长找市场”，意思是不要一有事情就找政府。那时候大部分国有企业的思维方式是“等、靠、要”，觉得有困难国家得帮忙，因为是国家企业，国企员工也普遍是这种意识。但北新没这么想，这是我们的又一大特点，这种特点也奠定了中国建材日后走向市场化的深刻底蕴。

我做销售工作做得很好，但做厂长时工厂遇到了问题。工厂建立之初非常漂亮，但到了1993年，企业经历了十几年运营之后已是千疮百孔。这让我意识到，企业市场化不仅要适应外部市场，把产品卖出去，还包括内部体制市场化，这比如何卖产品更为重要，解决起来也更为棘手。在当时的体制下，国有企业干多干少一个样，员工工作热情不高，企业很容易出问题。产品虽然卖得不错，但生产跟不上。石膏板生产线的设计产能是一年2000万平方米，但是我们只能生产出600～700万平方米，连设计产能的一半都达不到。最初，大家以为是德国企业骗了我们，但是后来事实证明并不是设备问题，而是职工们积极性不高，在工艺和操作上出了不少问题。

我是1993年1月16日上任做的厂长，可这个厂长怎么当呀？北新当时非常困难，面临资金紧张、原料紧张、运输紧张等诸多难题，加之当时国有企业机制不灵活带来的各种管理问题，企业几乎转不动了。

上任没几天就到了春节假期。以前，每到春节我们全家都会回石家庄和父母一起过节，一家人在一起总是欢声笑语，其乐融融，那年春节却是个例外，因为我整个6天假期都想着工厂的事情很少说话，让一家人高兴不起来。对我而言，新的一年有太多的未知要面对，有太多的难题要解决。我的母亲十分善解人意，她也最疼爱我，看到我这样发愁就劝我不要当厂长了。我跟母亲说，“不是想不当就不当的，企业还有几千名职工呢。”

北新当时的上级单位是中新集团。其实在1991年底，中新集团总经理就找我谈过话，要我考虑担任厂长，但是我当时确实非常犹豫，因为那副担子太重，我怕自己担不起来，所以委婉地拒绝了。但还是有消息传出来，一些同志以为我年轻气盛非常想做厂长。在1992年春节前厂里举办的联欢会上，我给大家唱了一首童安格的《其实你不懂我的心》，当时刚流行卡拉OK，这首歌正红，其中一句歌词反映了我的心境，“怕自己不能负担对你的深情，所以不敢靠你太近。”我唱的“你”不是指女孩子，而是指厂长那个岗位。

后来有领导对我说，“现在工厂困难，找个厂长不容易，上边没人愿意来，从下面选又担心做不好。之所以选择你，是因为大家有一个共识，就是小宋是一个热情乐观的年轻人，当厂长不会给中新集团添麻烦。”这个判断真的对了，那些日子我每天凌晨4点就醒了，一门心思想工厂的事。做厂长的10年里，我没有一次跑到上级那儿找麻烦，都是自己的困难自己面对。

春节后我回到工厂上班，第一件事就是集资。当时企业资金状况十分紧张，由于过去信用差，银行不给我们发放贷款，企业已经没有流动资金了。我回家问妻子家里有多少钱，那时因工资低，家里没有多少存款，我就做她的工作，劝她把结婚前的存款拿出来。我妻子参加工作时间早，父母让她把自己的工资都存起来，和我结婚时她已经有了一万元存款，但她从来没想过她的这些存款会是这种用场。

我又号召职工集资帮助企业共度难关。我在厂报写了一篇文章《我的一点想法》，我说：“在计划经济体制中，企业是国家的大车间，职工是国家的职工，收入、住房、福利均由国家来定。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要把企业推向市场，在这个过程中员工也被一同推向市场。企业是独立的竞争主体，是汪洋大海中的一条船，只有全体职工齐心协力，这条船才能启动，才能到达彼岸。”

我一个车间一个车间地给职工开动员会，和大家座谈，有的车间没有会议室，我就站在车间的空地上把职工集合起来做动员。慢慢地，职工被我的真诚打动了。大家对企业逐渐有了信心，于是纷纷把家里的存款拿出来，有的职工把孩子的压岁钱和存钱罐里的钱都拿了出来，这让我十分感动。那一年工厂正是用职工集资的400万元买了原材料，才运转起来。一年后借款到期，我把本金和利息如数归还给大家。

每每讲到这段故事，我总是感慨万千，“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在北新最困难的时候，是职工们出手相助，让企业渡过了难关。在那样的危急时刻，大家想明白一个道理，救企业就是救自己，员工与企业唯有同舟共济才有出路。

后来有人问我，“你想没想过当年借职工的钱，如果还不上怎么办？”其实，我那时脑子里根本没想过失败了怎么办，只能是想今天怎么办、明天怎么办，想不到后天、大后天的事情。但我又是个做事认真的人，既然借了钱，就没想到过给自己留退路，只能是尽最大努力去兑现承诺。当厂长一年后，在1994年元月的北新职代会上，我对大家说，“1993年是我们一天天数着度过的。回顾走过的日日夜夜不无感慨。为了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我们努力探索，寻找改革创新的道路，领导班子和全厂广大职工一起默默转换观念，共同奋斗，‘以厂为家’把人们的心联结在一起，方方面面喜讯频传，令人振奋鼓舞。”

今天回首往事，1978年北新建厂时，工厂未来是什么样，我们不知道；1993年当厂长时，这个厂会发展成什么样，我们也不知道；甚至1997年上市时，也不确信企业能成为什么样。我们只是朝着市场化的正前方，一路摸索，一路向前，目标也一步步变得清晰。风起于青萍之末，回头再看的时候，北新已汇集起改革创新的强大动能。 HRx7bzU4d37hVTYKA1ebqwTf8O5B0hUvEIpQJyNyCvJ9BA4N1Ik60FhJASwI6cI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