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那天下班，他才发现自己的家没了——社会学的想象力

梁文道

我有一个同事，30来岁，低调、诚恳，喜欢电影，爱好拍摄，时常注意到街头巷角一些不为人在意的景象，例如一个推着独轮车运着不知道什么东西的工人，以及墙头几根刚刚结出花蕾的野草。由于他实在是太低调了，又或者是因为我太少在公司出没，所以我跟他一直没有太多的交流。于是那件事发生之后，我也是隔了两天才从其他同事那里知晓。是的，2018年的冬天，我们都晓得，城市在排查“违法建设与经营”，尽管主流媒体报道不多，但还是能在社交媒体上看到的讯息和图片。快要过春节了，有人在时限前抢出大包小包的衣物，运筹着怎么样回老家。也有些人是晚上下了班回家，才发现早上出门时还有不少小店和小摊的街道，已经崩解成一片工地。还有人一下子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夜里在马路徘徊……可是新闻太多，又有那么多事情抢夺我们的关注；再加上这些事情好像都离我们挺远，大家的工作又这么忙碌，于是关心，也就只能是今天互联网时代最常见的那种15分钟不到的关心，140个字之内的表态。

但我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这个同事竟然也是那条消息的角色之一。其他同事告诉我，那天下班之后，他才发现自己的家没了，唯有勉强在瓦砾中找回几袋东西。夜深，他只好临时找到可以帮忙的朋友，寄住几天，于是一下子，手机上看到的消息，忽然就离自己近了很多。

很奇怪，无论怎么看，这个白领同事并不像我们平常所见的那种“底层群体”呀。在请公司注意一下情况，看看有什么可以帮忙之后，首先我想到，是不是我们公司的薪水太低，竟然要一个同事住在那种随时会被拆掉的地方？然后我又反过来想，也许这只是因为他要省钱，住在那样的地方，条件不怎么样，开销肯定少。都城大不易，不知有多少外地过来的青年，得咬着牙栖身。那一类街区，说近是不近，但又绝对不会太远（否则住在里面的人，该如何伺候这座城市最低端的需求？），价格相宜，或者还真有许多像他这般类似境遇的人呢。假如一个人同理心并不发达，说不定会认为这是他自己计算错误，做了不对的决定，当初要不是为了省钱，就不必遇到这种麻烦。再涼薄一些，甚至可能推论下去，觉得他根本一开始就不应该搬到这座城市，贪慕原来不属于自己的前景；现在这里发展了，难免要牺牲“少数”。很不巧，只是正好轮到他成了“少数”。

其实我只是想用这个例子，说明严飞这部新著究竟是本什么样的书。像这样的事情，发生在离我这么近的范围，我当然很容易把它理解为个案，是一个人不幸的故事。从他自己来讲，未来某日，回头省思，说不定也会把它当做个人生命史中的一件奇特遭遇，检视它发生在自己身上的原因，以及留下来的影响，并且把它化为值得说给晚辈听的故事。但身为旁观者的我们，如果扩大视野，把它放在更广阔的格局以及结构中，我们有没有可能会对这件事情产生更丰满的理解呢？又假如他本人，也采取了更宏观的角度，将他的遭遇联系到其他人身上（比如说他当时的邻居），那又会得出怎么样的结论呢？

“在一座拥有10万人口的城市中，如果只有一个人失业，那这就是他的个人困扰。但在一个有5000万就业人口的国度里，如果有1500万人失业，这就成了公共议题。”这句话出自上世纪中叶，美国“新左派”社会学家米尔斯（C. Wright Mills）的名著《社会学的想象力》（ The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 ）。 米尔斯在美国知识界特别保守的那个年代，可是出了名的叛逆分子，曾经跑到美国新崛起的敌人古巴那里，与卡斯特罗（Fidel Castro）畅谈拉丁美洲身处美国后院的困境，让冷战年代一些美国人怀疑他是共产党的同路人。然而一回头，他又去了苏联，在官方宴会上面举杯祝酒，祈愿将来有一天，看到被暗杀的托洛茨基（Leon Trotsky）的著作，能在苏联的土地上重新出版。他脾气急躁，行文咄咄逼人，总是满怀热情地想要读者掌握一种非常要紧的特质。这种特质，他称之为“社会学的想象力”。

他说：“人们通常不从历史变迁和制度矛盾的角度出发，来界定自己所经历的困扰。他们只管享受安乐生活，一般不会将其归因于所处社会的大起大落。普通人很少会意识到，自己生活的模式与世界历史的进程之间，有着错综复杂的关联。他们通常并不知道，这种关联如何影响到自己会变成哪种人，如何影响到自己可能参与怎样的历史塑造。”因此，“他们所需要的，以及他们感到他们所需要的，是一种特定的心智品质，这种心智品质能够有助于他们运用信息，发展理性，以求清晰地概括出周边世界正在发生什么，他们自己又会遭遇到什么。我的主张是，从记者到学者，从艺术家到公众，从科学家到编辑，都越来越期待具备这种心智品质，我们不妨称之为社会学的想象力。”请注意，他并不只是在对社会学家，或者研读社会学的学生说话；他还期盼包含你我在内的大众，也都能够拥有这种“社会学的想象力”。用最简单的话来讲，这就是一种可以在个体与社会之间，在个人遭遇与更广大的历史场景以及社会机制之间，架构出某种连接的能力。为什么这种特质和能力如此重要？

米尔斯解释道：“具备社会学的想象力的人，就更有能力在理解更大的历史景观时，思考它对于形形色色的个体的内在生命与外在生涯的意义。社会学的想象力有助于他考虑，个体陷于一团混沌的日常体验时，如何常常对自己的社会位置产生虚假的意识。在这一团混沌中，人们可以探寻现代社会的框架，进而从此框架中梳理出各色男女的心理状态。由此便可将个体的那些个人不安转为明确困扰；而公众也不再漠然，转而关注公共论题。这种想象力的第一项成果，即体现它的社会科学的第一个教益，就是让人们认识到：个体若想理解自己的体验，估测自己的命运，就必须将自己定位到所处的时代；他要想知晓自己的生活机会，就必须搞清楚所有与自己境遇相同的个体的生活机会。”

《社会学的想象力》这本小书已经出版超过60年了，但直到今天，都还是很多社会科学课程必备的入门。在专业论文和论著之外，非常喜欢写作小册子去和普通人沟通的米尔斯，确实希望这本书能有更多的读者。我第一次读到它，是30多年前的事了，坦白讲，当时的我并没有完全读懂（我始终怀疑这其实是毕业生该看的书，用来提醒自己所学何为，而不是交给新生的教材）。可是，我始终记得米尔斯那热切的呼吁，尖锐的批判。他要我们想象自身的处境，其实并不都只属于自己，更是我们看不到的巨大力量所塑造的结果。我们必须理解那股力量；并且在有可能的情况下，参与行动，改变那些要比我们个体庞大得多的东西。当然你也可以试着用一句话去打发这本书，一句老话：“这都是社会的错。”例如我那位同事的不幸，我们都可以简单总结：“好吧，这是社会的错。”可这种话说了，岂不等于没说？重点在于我们凭什么指认这是社会的问题？什么叫做“社会”？又该如何解释一个人的具体处境，与社会结构和历史力量之间的关系？所以光是有这样的想象力，还远远不够，我们更需要掌握一套甚至好几套不同的工具跟方法。

我是在香港认识严飞的，那时候他刚从牛津念完硕士，正准备再去斯坦福深造。那时候我就发现他具备了我在米尔斯的著作中所读到的那种热情，但他当然不像米尔斯那样火爆；相反的，他足够冷静，能够为自己和自己身处的人间，间隔出一段在社会学上来讲非常必要的理想距离。所以待他回国任教，安稳了一段日子之后，我就邀请他在我们“看理想”开设一档关于社会学的节目。我猜想，对于许多社会学者来讲，这种入门节目或许不算太难，把学校里的基础课程再简化一些便是。但问题是这样的东西已经太多，我们在市面上也都能见到林林总总的社会学入门书，往往都是罗列一些最根本的概念和方法，介绍社会学底下的不同领域，说明那些最经典的问题；还有，用最浅白的语言去解释几个社会学大家的核心理论。然而这都不是我想要的，因为我们假想的听众都不是专业的社会学学生，而是米尔斯所期待的“大众”。就算听懂了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的“结构功能论”，甚至德国社会学家尼克拉斯·卢曼（Niklas Luhmann）对于“一阶观察”和“二阶观察”的界分，这对我们而言又有什么好处呢？我真正想要的，是让大家习得“社会学的想象力”，一种社会学家的思考方法，一种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省视自身际遇的视野。

你现在看到《穿透：像社会学家一样思考》，就是脱胎自严飞为“看理想”做的那档节目。没错，他的确是让我们听懂了社会学奠基者们的一些核心观念。但更重要的，是他真正示范了这些伟大思想家提供的工具，如何有助于我们培养那种必要的特质，去想象我们自己身边所发生的事情，与更宏阔的社会空间的联系。他让我们看见了广场上跳舞的人群，原来并不是一个亲密的社群。使我们理解为何有那么多城市底层的务工者，要在“快手”上面做一场没有一个观众的直播。他甚至令我们发现，是什么样的秩序观念，令我那位同事在下班之后，才发现自己的家已经不在的事件。严飞在此展现的能力，正是足以穿透个别现象的“社会学的想象力”。于是这本书，我可以大胆地把它看成是《社会学的想象力》面市60年之后，一位中国知识分子采用当代中国素材所完成的回响。 8KyVre4zfNu95fT24mxjKqbzM64SUyfMa8jHFMb3rpyFzjPfadwGlf5eYqh+z+BE

前言

让我们像社会学家一样思考

什么是社会学？

什么是社会学？社会学到底研究什么？相信不同家庭背景、不同生活经历的朋友，都会根据个人的体悟和对社会的观察，给出完全不同的答案。即便是学习社会学许久的社会学系师生，也未必会给出一个完全统一的答案。

用最通俗的话来讲，社会学就是研究社会的一门学问。但是这样的回答显然太过笼统，因为“社会”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存在。我们每天都生活在社会之中，每天和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反而会忽视我们所生活的这个社会：她到底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存在和运转的？人和人之间，到底又是如何相处与交往的？

在我看来，社会学的一个核心命题，就是对人性与社会秩序进行研究。对于人性与社会秩序的追问，长期以来都是社会学家试图认识理解我们这个世界的核心使命。

那么到底是人性在先，还是社会秩序在先？是人性构成了社会秩序的基础，还是社会秩序不断塑造着人性？

要回答这样的问题并不容易。因为，不同流派的社会学家，会根据研究对象的不同，在阐释人性和社会秩序及相关问题时做出各自优先的选择。因此我们看到，在社会学发展的长河中，诞生出了种类繁多的社会学流派：结构功能理论、社会冲突理论、社会交换理论、符号互动理论，等等。同时我们还能够看到，社会学中各种不同范式间的对立与转换，既与人们在何种层面上讨论“人性与社会秩序”的问题密切相关，也与人们对理解社会的不同层级紧密相连。

事实上，秩序可以规范和约束人性，人性反过来也会塑造秩序、维护秩序。但同时人的最天然最原始的本性，就是冲破秩序的约束和规范。这两者互相缠绕、互相博弈，构成了我们的社会。

人性是一个复杂的存在。经济学家喜欢强调人类是理性的动物，在理性的思维之下，人们喜欢计算利益的得失，规避风险，降低成本，追求利益和利润的最大化。这几乎是人性的本能。而社会秩序就是由无数利己的“经济人”相互交易而形成的，市场则变成了“一只看不见的手”，政府要扮演的则是“守夜人”（night watchman）的角色。换句话说，经济学家认为人类利益性的理性追求，为社会生活领域中的秩序奠定了理性的基础。

但是，在社会学家的分析框架中，人们则是要挣脱理性的囚笼，摆脱祛魅的世界，因为人们不仅仅是理性人，更是社会人。在社会当中，人和人是通过千丝万缕的纽带紧密连接，不断地进行社会交流与互动。这一现象在社会学理论中，被称为“镶嵌”（embeddedness），即人是嵌套在社会中的，没有办法孤立的存在。人们的行为因此会受到很多非正式制度的约束，譬如情面、场面、道德、习俗、规范等。这就需要人们在行动中，不仅要考虑自己，也要考虑他人、家庭、社区的存在，考虑自己的预期是否符合社会的要求，考虑整个社会的“共享价值”。这些考虑就会导致人们在一个事件面前，或在历史的某个关键节点，做出不同的选择。由选择导向行动，行动又指向社会秩序的排列，而这背后，又是我们复杂的人性。

社会学的动力从何而来？

美国社会学家约翰逊（Doyle Paul Johnson）曾提出，社会学的产生动力来自两个方面：其一是“前所未有的复杂的社会变迁”，其二是这种变迁获得了来自知识界的有意关注，因为正是“急剧的社会变迁……有可能提高人们自觉地反复思考社会形式的程度” 。

在我看来，今时今日的中国社会正在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复杂的社会变迁”。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导致阶层固化现象在加剧；农村留守儿童和城市打工子弟一代，在为着打工经济做出牺牲；经济发展对于人口红利需求强烈，反之则是不堪重负的育儿成本和代价，到底应不应该生二胎成为家庭与社会争论的焦点，于是有专家站出来，提议要把工资的一定比例拿出来缴纳生育基金，不生二胎不能取；技术的创新与进步带来了自媒体平台和共享经济的兴盛，我们每天都在使用共享单车、共享专车，在手机上看微信、刷抖音，在享受技术便捷的同时，新媒体平台上的诈骗和谣言却层出不穷，共享经济也带来了诸如滴滴顺风车司机涉嫌杀害乘客的惨案；消费主义浪潮不断兴起，霓虹灯下的欲望在膨胀，然而中产阶级却在热烈地讨论消费降级，人们愈发陷入为工作、为学区房、为子女教育、为食品安全、为空气洁净深深的焦虑和担忧中，似乎随时都有可能被时代的巨轮所抛弃。

崔健多年前在歌曲《不是我不明白》中唱道：

过去的所作所为我分不清好坏

过去的光阴流逝我记不清年代

曾经认为简单的事情现在全不明白

忽然感到眼前的世界并非我所在

……

我强打起精神

从睡梦中醒来

可醒来才知这个世界变化真叫快

在“这世界变化快”的变迁洪流之下，经济与技术的发展使得植根于传统社会的美德消失殆尽，而与现代社会对应的契约精神却未形成，从而造成了普遍意义上的社会道德困境。反映在国家层面上，是法治精神在实践中遇到的重重阻力；反映在社会层面上，是诚信的缺位导致的诸多社会问题。从三聚氰胺的毒奶粉到长春假疫苗，从医患矛盾到家庭财产纠纷，从高铁霸座所欠缺的契约精神到昆山龙哥引发的什么是正当防卫的法律辩论……似乎每一件事情、每一条热点新闻都和我们生活中的秩序息息相关。在这一背景之下，我们更加有必要去深度学习社会学，用社会学的视角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这个世界。

只有学习社会学，才可能厘清社会运作的基本逻辑，发现隐藏在诸多社会现象背后的机构、组织、社群和个体各自不同的行动逻辑；只有学习社会学，才可能发现社会出现的种种问题，以及问题背后所暴露出来的积习已久的弊病；也只有学习社会学，才可能帮助我们更好地去修补和弥合我们的社会裂痕、道德滑坡、家庭衰落，和人与人之间信任的缺失，从而迎接一个更加有序美好的社会图景。

社会学负不负责解决社会问题？

社会学到底有什么用？对于这个问题，无论是局外人还是社会学家自己，都曾提出各式各样的回应。

比如有些社会学家会认为，社会学家连任何美好社会的理想愿景都不应该提出，有的社会学家则认为他们至少可以给出一些社会问题的诊断，又有些社会学家甚至认为学者本身是“有机知识分子”，应该介入到实际的社会变革当中，成为百分百的行动者。

事实上，社会学三大奠基人，对“社会学的边界在哪里、社会学负不负责解决社会问题”这些提问都有不同的看法，比如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就比较坚守学问与实际行动的边界，认为学者应该谨守学术的界限不可逾越；而卡尔·马克思（Karl Marx）认为知识是一种力量，学习知识是为了改变世界；埃米尔·涂尔干（Emile Durkheim）则从实证主义立场出发，为解释现代社会提供了诸多经典性的研究范例。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经济学等各种人文社科学科当中。比如说，有些人就会希望经济学家能够给我们提出更好的政策建议方向以及化解危机的办法；但是也有些人会觉得经济学家的任务只是寻找出一些根本的规律，以及对现象做出解释，然后我们自己要从那些规律里摸索出应对种种危机的方法以及促进繁荣的政策。

其实，每一位社会学家都会依据他学派立场的分别，对这个问题提出不同的理解。假如我们试图主张社会学应该以某种特殊的方式而有用，譬如说透过对于社会运作深入解剖，创造出改善社会的方法，让社会按照某种特定的模式和组织运行，而社会学正是服务于此的有用工具。然而，我们不应该被迫接受社会学本质上便是谋求实际性或是有用性学科的观点。社会学也许真的一点实际的用处也没有。它当然可以是一种知识智识的追寻，一种帮助我们提升批判力和审美力的重要工具。

就某种意义而言，其实人人都可以是社会学家，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每天都在不断讨论各种社会话题，甚至还在朋友圈、微信群里就某一话题进行辩论，尽管我们可能并没有认识到自己正以社会学家的方式思考。正是这种“反身性”社会学思考的渗透效果，才对社会造成了最大的改变和影响，让我们正视我们所生活的社会，融入其中，带着问题不断思考自己的社会行为与周边的制度。

学习社会学的意义在什么地方？

那么，学习社会学，像社会学家一样思考的意义又在什么地方呢？

在我看来，社会学既是帮助我们认识世界、思考问题的分析工具，又是我们分析某些问题时的出发点，特别是那些与我们每一个人都切身相关的问题，无论是结构性的，还是个体性的，都让我们回归到社会秩序的本源去窥探人性的幽暗与良善。

社会学最为独特的一面，就是其一直保持着批判的利刃。社会学和哲学、经济学相比较，有一个基本的特点，就是对于社会中广为接受的信念与日常实践常常报以批判。对于研究哲学的人来讲，他们会着重思辨；对于研究经济学的人来说，他们会更加的务实，更加强调以结果为导向，提出问题，解决问题。而学习社会学的人，他们的特点是更加具有批判的精神，这种批判不是愤青式的批判，而是有理有据的批判。这种批判的思维会深入到他的骨髓里面，会帮助他们一针见血地穿透社会运作的基本逻辑、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从而用新的目光去审视我们生活于其中自以为非常熟悉的世界。

社会学家都是说故事的人，他们常常期待在社会转型的大潮中遭遇到一些未预期的故事，这就需要他们既遵循一种理性的思维原则，又同时需要切入场景之中，用经验质感去感受那深入肌理的切肤之痛。美国社会学家赖特·米尔斯的名言：“我力求客观，但绝不冷漠。”（I have tried to be objective, but I do not claim to be detached. ）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我希望，我们讨论的社会学，是在社会学想象力的基础之上，对社会学理论和知识纵深的一次探险；我还希望，我们讨论的社会学，是有趣而包容的，促进我们共同的讨论视野和公共的表达；我更加希望，我们所讨论的社会学，是思辨批判的，引导我们对于这个世界是否会更好的求真求善求实。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说：“思想之业是危险的。”马克斯·韦伯则说：“今天，国民大众蒙受的巨大苦难沉重地压迫着我们这一代的社会良心，但我们必须恳切表明：我们感到更加沉重的是我们在历史面前的责任。”

学习社会学，像社会学家一样思考，穿透生活日常，观察和理解社会秩序的构成与意义，理解人性的幽暗与良善，正是要培养我们独立思辨的品质以及勇于批判的勇气。

我的社会学之旅

社会学于我而言，仿佛是一条学问的冒险之旅。

我是2000年考入复旦大学社会学系，随后在英国、中国香港、美国学习和工作，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不同的社会背景下去亲身实践社会学的方法，最后又作为社会学系的老师，站在讲台上给年轻的学子教授什么是社会学。

我接受这一学科的训练超过20年，曾经在公共空间里和友人激辩有关社会正义与道德秩序的命题；也曾在乡村的田野里被口述者一字一句道来的家族史而撕裂内心，和被访者一起在一段大历史的裂痕前泪流满面；更曾记录过社会转型时期的一个群体、一个世代、一个社会的彷徨和呐喊、失落与希冀，倾听他们在这个时代的歌声。在这一过程中，透过社会学的专业视角，我看到个体在人性中的艰难选择和不舍，社群对于集体记忆的保育与珍视，社会在失范边缘时，中产阶层的挣扎以及对重建规范与道德的迫切。这些话题，是如何在历史的维度之下不断重现，又带领我们回到历史的框架中，去寻找社会发展与制度治理背后隐藏的线索。

我很幸运学习社会学，并对社会秩序和人性的研究充满兴趣。印象最深的两段田野，一次是曾在上海郊区的打工子弟学校做过一个长达三年时间的城市流动人口研究。这些在城市里和父母一起漂泊的孩子，因为父母在城市里打工，乡土里的那个家乡已经成为再也回不去的故乡，而城市的公立教育、私立教育又将他们排除在门槛之外。打工子弟学校成为他们最好的受教育场所，但却因为包括办学资质、场地资金等多方面的原因，时刻面临着关门和倒闭的风险。当我扎根这些城市流动人口所居住的社区，和这些孩子每周在一起交流，带着他们学习、做游戏、进行认识城市的户外探险，我深深地感受到，所谓的教育不公，并不仅仅只是一组统计报表里的数据，背后更牵涉到我们有关户籍制度的设计局限和城乡不平衡、社会阶层愈发固化这样的深层次问题，连带出来的，则是我们整个社会秩序的组成和运作。

另一段田野调查，带着学生花了差不多将近二十个小时进入到偏远的小县城，记录被访者的家族历史和村庄故事。其中的一位被访者在一次对话中，眼睛直直地看着我，一字一句地讲出他的父母，在20世纪50年代“大跃进”时期，因为没有满足政府的粮食征购指标，而遭受残酷暴力批斗的往事。那是一个社会几近失序的动荡时代。被访者在我的面前，非常平静地讲述着这一段历史，却早已泪流满面。

这是两段完全不一样的田野经历，展现出的，却是一样的社会学品质，即对于现实的强烈关怀和责任。

我们会学习到什么？

我期待，带着这样的社会学品质，在这本书中可以和大家一起认真地讨论七位古典社会学家的理论。

西方古典社会学理论是社会学的源头，马克思、涂尔干、韦伯又被称为社会学的三巨头。他们对于社会学的探索和理论贡献，为后续的社会学流派的发展和壮大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要真正学好社会学，就需要深入、全面地理解古典社会学理论。

19世纪，由于受到科学和科技进展的鼓舞与影响，一些思想家相信可以对于任何事物做出合乎理性的解释，而科学研究则将带来所有社会问题的解答。赋予社会学名称的法国社会学家孔德（Auguste Comte）认为，将来有一天，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可以立足于科学的巅峰，并且能够用来为社会的运作和发展建立法则。他相信人们将能预测未来的发展，而受到启蒙的领袖人物将能够利用那些社会学理论潮流驾驭社会。

孔德在法国社会学界的后继者涂尔干也抱持相同的观点，只不过涂尔干倡议社会学家应该让他们的研究远离政治参与，在社会整合的框架下，用科学实证的研究，将社会学建立为一个值得尊敬的学术领域。关于学科远离政治参与的观点，他与同时代德国的韦伯不谋而合。在韦伯看来，西方近代资本主义的诞生以及人在近代世界中的特性是最值得社会学家关切的问题。在现代社会中，伴随着科层制的广泛运用，人们运用个体理性的机会被扼杀，成了庞大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成了“快乐的机器人”。理性和理念，因此成为探索人性处境和命运的钥匙。

在19世纪，对于社会学思想产生重大影响的马克思，则积极倡导激进的社会改革，号召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为获得自己的解放而斗争。另一位德国社会学家齐美尔（Georg Simmel），则最早将美学带入社会学视野。在齐美尔看来，对于社会的理解，不应该简单地只看重社会经济效益，而是应该注重内在的精神生命，注重作为个体的生命体验与道德实践。同样是来自德国的滕尼斯（Ferdinand Tonnies），则区分了“共同体”与“社会”，并以此为基础对当时社会的发展做出合理性解释。

我们看到，这些经典的社会学理论，经过了100多年的沉淀，到了今天，依旧有着鲜活的解释力和生命力。我们的社会，依旧沿着这些古典大家的理论脉络，延续、演化与发展。

譬如，知识付费的潮流下，商品的价值该如何用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来理解，它体现出了怎样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被“996”围困的年轻人，真的是如有人所说的，“996”是一种巨大的福气，是一种为了理想而幸福的拼搏吗？在马克思看来，这是一种劳动的自愿，还是劳动的异化？伴随着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密，人和人的差异也越来越大，但与此同时，人和人之间的依赖也越来越强，我们越来越依赖外卖小哥、依赖滴滴出行，涂尔干说，有机团结是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但我们真的了解外卖小哥们的世界吗？人性中有利他、理性的一面，也有功利、幽暗的一面，在韦伯的世界中，到底如何区分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我们真的如韦伯所言的那般，生活在巨大的铁笼之中吗？

从这些日常的社会现象出发，通过社会学经典理论的解读，我们会发现，这个世界原来比我们想象的更加复杂多面，也更加有趣。

通过这些经典社会学理论，我们会学习到社会秩序的构成和表现。秩序就在你我的身边，相对来讲比较容易看见和理解。你可以触摸到空间的秩序，感受到人和人之间互动所产生的一种人际间的秩序。无论是空间秩序还是人际秩序，背后都有社会、文化和政治的因素在起作用。是不是整齐划一、步调一致，就是秩序的美，是不是上下有异、贵贱有分，就是秩序的等级，秩序的基础应该是更加强调个体的价值还是强调集体的意志？

我们会学习到人性的本质和困境，以及社会对于人性的规范和约束。人性是复杂的，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有天使的一面，也有魔鬼的一面，蕴含着良善与幽暗。为了规避人性中的幽暗面，激发人性中的自爱心和怜悯心，我们就需要很多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和设计，譬如教育、组织，譬如家庭伦理、宗法观念。那这些正式和非正式的制度设计，又是如何激励着人们的行为选择，确保秩序规范运作？

我们会学习到秩序的失范和瓦解，以及这种失范对于人性的破坏和冲击。制度失灵之后，社会就会走向失控和混乱，暴力和冲突随即爆发，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人际关系会发生怎样的变化？人和人之间，社群和社群之间，还会一如既往地保持信任和依赖吗？如何去提升社会整体的信任，凝聚社会的团结，最终的目的是引导我们的社会走向良治有序，引导居于其间的人们，活得自由、安全，有尊严，有信念。

我期待，读完这本书之后，我们都可以做到像社会学家一样思考，带着批判的利刃，穿透日常的表象，深度观察和理解我们的社会。 8KyVre4zfNu95fT24mxjKqbzM64SUyfMa8jHFMb3rpyFzjPfadwGlf5eYqh+z+B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