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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迈克对红发人的看法”以及源代码写在了同一段落，这似乎在鼓励读者无视基础问题中的裂隙，更确切地说，是我关于意向性讨论中的鸿沟：原初意向性（original intentionality）问题，这个术语是塞尔在1980年发明的。表面上看，他在原初意向性和派生意向性（derived intentionality）之间做出的明确区分总体上令人满意，甚至引人注目。原初意向性学说主张一些人造物，例如书籍、电影、电脑以及指示牌，可能从我们身上获得某种意向性，而我们所具有的原初（或内在）意向性则完全不是派生出来的。比如印在本页的文字关乎哲学，恰恰因为作者和读者拥有关于哲学的思想和信念，我们设法通过这些文字传达有关哲学的思想和信念，若没有我们这些文字使用者，它们根本什么都不是。
相比之下，思想和信念的意义独立于任何隐秘的使用者；它们展露了原初意向性，它们是人造物的所有派生意向性的终极源头。这些人造物不仅包括词句、书籍，同样也包括地图、电影、印刷品、符号、标志、图表以及其他技术表征，最重要的还有电脑。你写在小纸片上或记在手机上的购物清单为什么能帮你买东西呢？仅仅是因为你了解这些符号结构的使用，你赋予它们意义，你有购物的欲望并且确信超市就是该去的地方。与购物单相比，这些东西更为直接，也更加根本。亚里士多德说上帝是不动的原动者（unmoved mover），套用这一说法，我们便是无意的赋义者（unmeant meaner）。
我们完全同意塞尔的话，任何东西都不能单凭其物理形状或其他类似的属性获得内在意向性。请看下图的字母形状：
F R E E B E E R
假设，由于某种机缘巧合，这些形状出现在火星的岩壁上，无论地球人多想把它读作“免费啤酒”，它（“本来”）也不会是这个意思。这个图案不会是对任何东西的表示，不管它乍看起来像什么。如果这世界上有某些事件和物件是关于其他东西的，它必定会从它所处的表征和解释的意向系统中获得意义，该系统的状态，如信念、欲望、大脑状态等总得是已经具有意向性的才行。
接下来的问题是，是否存在具有原初意向性的东西呢？乍一看很明显，必须存在某些具有原初意向性的东西，因为派生意向性必须得从某种东西中派生而来。具有原初意向性的候选者显然就是人类心灵了。尽管一些有名的哲学家在许多方面都极不赞同塞尔，如杰里·福多尔和索尔·克里普克（Saul Kripke），但是，在原初意向性问题上他们倒是意见一致。他们和许多志同道合的人认为，人类心灵或心灵状态具有原初意向性，就此而论，人类心灵完全不同于机器人控制系统。
坦率地说，他们全都错了。是的，我不是在开玩笑。由于原初意向性和派生意向性之分有着无可争辩的魅力，任何敢于冒犯它的尝试恐怕都会被“好心人”误解：“他不会当真说我们错了，他一定是在借此表达一些深奥的哲学观点，只不过他愚蠢而荒谬地给它们披上了挑衅的外衣罢了！”也许，我只有提供一个生动、清晰的有关派生意向性的事例，才能让人们相信我是认真的。下面我会证明，通过一番更为仔细的考察，人们所钟爱的这组对照，即派生意向性与作为原初意向性的人类心灵，将被消解掉。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但我还是要尽力而为。我需要三个彼此联系的直觉泵来完成这一壮举。
设想一种制式软饮料自动贩卖机，它在美国设计组装，并配有传感装置，可以接受25美分的硬币。我们可以把它叫作双币机（two-bitser）。
通常，当我们往双币机中投入一枚25美分的硬币时，它便会进入Q状态，“意为”（注意双引号，此处只是近似意为）：“现在，我感到或收到了一枚货真价实的25美分硬币。”这种双币机设计得相当精巧，但并非绝对安全，它们确实会“出错”。当投入金属片或外国硬币时，它们有时也会进入Q状态，而有时它们也会拒绝合法硬币，未能进入本该进入的Q状态。
毫无疑问，我们可以检测造成机器“错觉”背后的模式。同样，具有足够的相关物理学以及传感机制设计参数知识的人至少可以断定某些“误认”的情况。那么就可以直接从物理规律推理出：不仅合法的25美分硬币能触发Q状态，其他某种K型物件也能触发Q状态，但是过重的J型物件或者磁性的L型物件不能触发Q状态。如此说来，K型物件将是合适的金属片，它会可靠地“骗过”传感器。看看我在这段中多么不厌其烦地使用了“近似算子”，这样一来，在我给你们双币机的规格时就可以使用意向立场了。当你试着重写本段而不使用意向立场时，你会惊叹它多么有效，近似算子可谓不可或缺。
假使K型物件在双币机的正常使用环境中变得愈加普遍，我们就会期望双币机的拥有者和设计者研究出更高级、更敏感的传感器，以便可靠地区分真正的25美分硬币和K型金属片。当然，到时候狡猾的造假者可能会改变K型金属片的外观，因此，需要探测传感器的进一步升级，但技术上的升级可能带来收益递减，因为天底下本来就没有什么不会出错的机制。与此同时，工程师和使用者都清楚，这种基础版的制式双币机也能将就对付，为防范那些微不足道的造假者而做出技术上的升级太不划算。
唯有该装置的设计者、制造者、拥有者以及使用者之间的共同意向才能使之成为一部硬币探测器，而不是什么金属片探测器或者硬币/金属片二选一探测器。只有在这些使用者及其意向的环境或背景之中，我们才能挑出Q状态的某些情形，将其视为“切实”，从而把另外一些情形视为“出错”。也只有在意向的背景之下，我们才会一开始就将这种装置称为双币机。
我想，到目前为止，我已让塞尔、福多尔、克里普克等人点头称是了：意向正是如此这般地同人造物关联；这是一个关于派生意向性教科书般的案例，其间种种让人一览无遗。因此，没人怀疑，某种双币机直接从美国的工厂下线，贴上“A型双币机”的标签，就可以安装在巴拿马的软饮料贩卖机上，并开始工作，接受或拒收巴拿马的法定货币巴波亚25分硬币。通过设计和加铸币印可以很容易地区分巴波亚硬币和美元硬币，但它们之间不能通过重量、厚度、直径或材质加以区分。
我可不是信口雌黄。我从稀有钱币飞鹰专柜的权威人士艾伯特·埃勒尔（Albert Erler）处获知，标准的自动贩卖机无法区分25美分硬币和铸造于1966—1984年间的巴波亚25分硬币。这没什么奇怪的，因为后者就是在美国铸币厂用美元硬币的储备造出来的。虽然与这个例子不甚相关，但我想补充一点，只当满足大家的好奇心：2011年，巴波亚币兑美元的汇率是0.98，所以今天的一枚巴波亚25分硬币的价值略小于一枚25美分硬币。
这样一个被带至巴拿马的双币机也会正常地进入确定的物理状态，无论将一枚25美分硬币、某个K型物件还是一枚巴波亚硬币投入该机器，我们都会以其物理特征来确认Q状态，但现在，被视为出错的情形不同了。在新的环境中，25美分硬币就像K型物件一样，被视为引起机器出错、产生“错觉”和误认的金属片。反过来，在美国，巴波亚硬币就是一种金属片而已。
当双币机安装在巴拿马时，我们能不能说所谓的Q状态依旧发生了呢？该装置“接受”硬币时的物理状态依然发生了，但现在是不是应该说，我们将那种物理状态确认为“识别出”一种新状态QB呢？没错，我们该怎样说有相当大的自由，毕竟双币机只是人工制品，对其感知和误认、切实或非切实状态，也就是对其意向性的讨论，简言之，“只是隐喻”。双币机的内在状态，或随你怎么称呼，既不真正（原初地）意味着“现在收到一枚25美分硬币”，也不意味着“现在收到一枚巴波亚25分硬币”。塞尔、福多尔和克里普克等人会坚称，它没有真正意味着任何东西。它的内在状态仅仅近似于意味着某种东西，但是，对于我们这些原初意向性理论的欣赏者来说，这足以引发一些问题。让我们仔细地看一看。
双币机最初设计为一种用来检测25美分硬币的机器。这是它的“应有功能”（Millikan, 1984），毫不夸张地说，亦是其存在的理由。如果没有这种功能，没人会花时间把它造出来。鉴于此，一般说来，我们可以将这样一部装置主要地或恰当地刻画为双币机，它的功能是检测硬币，因此，相对于这一功能，我们不仅能确认它的切实状态，即正确地检测出硬币，也能确认它的错误状态。
但这不能阻止我们为一个新的用途而临时征用双币机。但只要是物理定律，任何新用途都可以被允许，例如，用作K型物件检测器、巴波亚硬币检测机、门挡，甚至一件致命的武器。对于它的新角色，也许会有短暂的混乱期或不确定性。当积累了多长的记录之后，某物就不再是双币机，而是变成了巴波亚硬币检测机（q巴波机）、门挡或致命武器呢？
一台双币机，经过10年的忠诚服役，刚刚变成了一部q巴波机，对于这部q巴波机的首次亮相，它的Q状态是否是对巴波亚硬币的正确检测呢？会不会有某种习惯性的怀旧错误导致它将一枚巴波亚硬币误认作一枚25美分硬币？
就像上面描述的，双币机与我们人类截然不同，它没有任何可成为过往经验的记忆，哪怕是其过往“近似”经验的“近似”记忆。但是，如果你认为这有影响，我们也很容易为它提供这种记忆。开门见山地说，假设原初意义上的双币机装有一个计数器，服役十年后它的记录为1 435 792。设想，它运往巴拿马时计数器并未清零，所以它在巴拿马首次工作时计数器会跳到1 435 793。这个数字意味着它还没能转接到正确地确认巴波亚硬币的任务吗？别忘了，它近似错误地将该事件当成了Q事件——检测25美分硬币；它的用途就是检测25美分硬币。这一主题的变种以及并发问题会沿不同的方向驱动你的直觉泵吗？拧开直觉泵上的所有旋钮，看看你的直觉到底发生了什么。
可以肯定的是，若严格地就双币机自身来考虑，不考量它先前的历史，双币机并没有什么内在的东西，使其区别于真正的q巴波机，也就是巴拿马政府委托订制的机器。然而，鉴于它的前世今生，它首次进入我们所谓的Q状态时，它的功能、用途和意义就没有任何问题吗？这是一个进入Q状态（意为“接收美分硬币”）还是QB状态（意为“接收巴波亚硬币”）的问题吗？
我和有些人（Millikan, 1984）都认为，它在巴拿马的首秀被视为进入Q状态还是QB状态，完全取决于在其新的工作岗位上，我们是否选它来检测巴波亚硬币。例如，它被巴拿马百事可乐特许经营人选中。如果它被选中，那么，即便新的运营者忘了重置计数器，它的首次“感知”行为也会被当作一次作为q巴波机的正确辨认行为，因为这是它现在的用途。它的功能就是检测巴波亚硬币。另一方面，如果一台双币机被阴差阳错发往巴拿马，它的首次亮相将毫无意义，尽管用不了多长时间，那些为了新目的而征用它的相关部门就能意识到并认可它的作用，随后，它接下来的状态也就被视为QB。在它用于检测巴波亚硬币之前，无论它检测巴波亚硬币的能力多么出色，它的接收状态也不会意味着（以其人造的、派生的近似意味方式）“现在接收巴拿马的巴波亚硬币”。
想必塞尔和他的同事对我这么说也会心满意足，双币机毕竟只是一个人工制品。它不具有原初意向性，因此也没有我们要试图揭示的什么“深度”事实。当隐喻式或者拟人化地谈论一部装置的状态时，他们会说，这不过是一个怎么说恰当的实际问题。
现在，我们已经牢牢地抓住了派生意向性，让我们看看非派生的原初意向性，即我们的意向性，有什么不同。在这一点上，塞尔、福多尔、克里普克等人不仅不同意我，也不同意哲学家露丝·米利肯（Ruth Millikan）、保罗·丘奇兰德（Paul Churchland）和帕特里夏·丘奇兰德（Prtricia Churchland）夫妇、认知科学家侯世达、马文·明斯基（Marvin Minsky），以及工作在人工智能领域的每一个人。历经30多年的聚讼，大家的情绪依旧高亢。我们在争什么呢？
设想有个人，就叫琼斯吧，他望向窗外，以为自己看到了一匹马。窗外可能有也可能没有马。但塞尔及其同事会说，“他处在自以为看到一匹马的心理状态”这一事实，根本就无关于解释。这是一个粗糙的事实，也是一个原初意向性的范例。接下来，我们来构造一个与双币机高度相似的思想实验，看看会发生什么。这是一个归谬法的实例。设想有一个和地球几乎一模一样的孪生地球，除了那里生活着犸，我们这里生活着马。 [9] 犸看上去像马，除非让训练有素的生物学家用DNA测试，否则，可以说，它们几乎在任何方面都与马别无二致。但是，犸并不是马，就像海豚并不是鱼。孪生地球人可以管犸叫“马”“horse”或者其他什么名字，我们仅需记住：孪生地球与地球极其相似，除了那里生活着犸。
设想我们将琼斯送到孪生地球——犸的家园，对此他毫不知情。我们可以给他下药，安排他在孪生地球的床榻上醒来。当我们把他带至一匹犸前，他会很自然地说或者想：“看哪！一匹马。”当他这么做时，要么他确实被激发，进入了“相信自己看到了一匹马”的状态，有了一种错误的、非切实的信念；要么他被那匹犸激发，生平第一次切实地进入了“相信自己看到了一匹犸”的状态。我们如何分辨他进入了哪一个状态呢？由犸唤起的信念是真还是假？如果一开始他错误地认为“我看到了一匹马”是错误的，那么当他生活在这些犸中，并与孪生地球人谈论犸时，他需要多长的时间才会调整“马”这个音在其语言中的意义呢（期间他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如果他在孪生地球上还生养了几个孩子，那么他们从老爸那里学来的词“马”是指马，还是指犸呢？他们从未看到过马，记住，那里只有犸。
这显然是一个诡谲、极端的例子，但它确实带来一个好问题：是什么决定了我们词语的意义？怎么决定的？历史是否总是对所有东西都具有重要意义？当前对词语的使用能否克服或推翻历史？在本例中，琼斯并未向我们提供独一无二的洞察；他甚至不知道自己已不再生活在地球上，因此，他大概会坚称“马”意指马。他的词语，即从他嘴里说出的词，其意义来自他的感知信念，他知道他所相信的：他在看一匹马。这就是他为什么说“看哪！一匹马”的原因。他可能还会加上一句“这不是显而易见的吗”。假设让我们告诉他这次旅行，并告知马与犸之间微小但重要的差别，接下来他会说什么呢？或者说他应该说什么呢？更重要的是，是否有个好理由支持他，无论他说什么都是确切无疑的？难道他不正是做了我们每个人都会做的吗？无论是他还是我们都不具有理论化地阐释这一处境的专享信息。假设他说他的词“马”现在意指犸，而且当他看到一匹犸并称之为马的时候，他并没有犯任何错。入乡随俗嘛。
他能否只是靠着声明其言其意就把问题解决了？如果随后他忘记他所做过的声明，又该如何？有时我们也会这样做：“从今往后，我就用‘渣渣’来指盐啦！麻烦把渣渣递给我！”在科学理论化阐释的背景中，这种规定性定义是一种重要且已得到确认的做法，但它依赖于一个交往双方的合作共同体。如果琼斯具有原初意向性，想必在任何环境中，都应有一个关乎其词语意义的事实。但是，琼斯本人似乎无法参考他自己的原初意向性，他并不能比我们这些观察者做得更好。举例说来，设想我们骗琼斯说，他被我们送到了孪生地球；他相信了（在哲学家的直觉泵中，人就能这么轻信！），随后，如果他告诉我们，他的词“马”现在意指犸，这时他是对的吗？也许他应当说他不知道“马”现在意指什么。那么，由于我们知道自己也可能被送到了孪生地球，我们是不是也得承认，我们不知道“马”意指什么呢？
我们这些对原初意向性这一想法将信将疑的人已经有了关于这些问题的答案，但还需要第三个直觉泵使之更为清晰，以便同传统直觉来次难得的对战。所以，请读者们擦亮眼睛！我要设法诱使你们放弃你们珍视的直觉啦。
假设你想过25世纪的生活。已知的唯一办法是将你的身体保存在某种冷冻装置中，你会静静地、缓慢地进入沉睡，愿意待多久就待多久。你会在冷冻舱进入睡眠，直到2401年被自动唤醒。
设计冷冻舱并不是你面临的唯一工程难题，你还必须保护冷冻舱并提供必要的能量用来制冷或满足其他所需，使其可以运行400年。你不能指望你的儿孙负责日常管理，因为他们很可能活不到2401年，同样你也不大可能指望未来的后裔对你的生活计划感兴趣，你甚至可能根本没有后裔。因此，你必须设计出一个超级系统来保护你的冷冻舱并给它供应运行400年所需的能量。
有两种基本策略可供参考。第一种，你应该找一个你所能想到的最佳场所，在那里固定装置会很好地提供水、阳光和任何冷冻舱以及该超级系统本身所需之物。这样一套装置，或“设备”的一个主要缺点是，当有危害来临时它不能移动。比如，有人碰巧想在此处修一条高速公路。第二种策略更加复杂，但它回避了这一缺陷：为你的冷冻舱设计一个可移动的装置，配有所需的传感器和预警装置，使它可以避开可能的危害并寻找所需的能量。简言之，就是造一个巨型机器人并将冷冻舱安置其中。
显然，这两种基本策略均来自大自然，它们的区别大致相应于植物和动物的分野。第三种策略同样来自大自然：孢子或种子能够待在它坚硬的护甲里几乎无限期地存活下去，但这并不适合你，因为你的生命支持系统需要高能量，而孢子处在尽可能低能耗的惰性状态。由于动物的策略与我们的目的颇为相合，我们假定你决意造一个机器人安置你的冷冻舱。你应该试着将它设计为可以“自主决定”有助于实现你的最佳利益的行动。笨拙的行动或错误的转弯会使它不适合保护你到2401年，而这是它存在的唯一理由。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工程方面的老大难问题：这需要通过顶级的专门技术设计出一个“视觉”系统和其他一些“知觉”系统来保障运动。还有，在整个冷冻期间，你处于沉睡状态，因此你不能提供指导，并为它的策略做计划，所以你只能将其设计为可以自发制订计划以应对环境的变化。它必须“知道”如何“找到”并“识别出”可用的能量源、如何移动到更安全的区域，以及如何“预见”并“避开”危险。既然有这么多工作要做，而且还要做得快，那你最好想方设法精打细算：切勿赋予你的机器人超凡的识别能力，它只要能识别在这个世界上需要识别的东西就够了。
再次注意，我将所有意向词或“心智”词，例如“知觉”“找到”以及“预见”，都加上了双引号，用来表示这是一种特定的近似意向性：派生意向性。这种意向性完全取决于人类的目的。这是你制作的东西，无论它具有什么样的意向性，它都属于你——它的制作者。若去掉了双引号，我就会被指责为在鬼鬼祟祟地搞某种意识形态，因为工程师等人往往因循守旧，会不加双引号地使用这类言语谈论某个信息处理装置的规格，例如升降电梯控制器。我有意没有这么做。为论证方便起见，我承认，使用意向语言对人造物功能进行的任何描述或规定都是隐喻。同样需要注意的是，像双币机一样，机器人的机制服从经济上的考虑：它需要“检测”或“识别”许多东西，但它的“识别器”并非完美无瑕。它可以出错，但什么算作错误归根到底取决于制作者的需要和欲求。假使制作者想造一个在“认不清”东西的世界里四处瞎撞的、滑稽的机器小丑，那么，这些“错误”中就会有一些是弄对了的，是小丑控制器的巨大胜利。
现在让我们回到直觉泵。由于你不能指望你的机器人是唯一执行该任务的机器人，你的任务将变得愈发困难。如果你的奇想流行开来：你的机器人很可能发现自己在与其他机器人，以及你的人类子孙争夺有限的能源供应、新鲜的水、润滑油等（见67章关于其他行动者的重要性的简短讨论）。那么，毫无疑问，你必须将机器人的控制系统设计得足够精密，允许它能计算与其他机器人合作或者结成互惠互利联盟的利益及风险。但是，再提醒一下，这种计算一定是“马马虎虎”的近似，是迫于时间压力的任意简化。
这一设计方案的结果将是一个能够表现出某种自我控制能力的机器人，因为你本人一旦进入睡眠状态，就不得不放弃对机器人的精细控制和实时操纵。因此，它能够评估当前状态与始终保护你的终极目标，并从中得到它自己的附加目标。这些次级目标可能要上百年的时间才能实现，尽管你在设计阶段尽了最大的努力，但其中一些目标可能仍不明智。也许，在被其他机器人“说服”去保护他人之后，你的机器人一行动就与你的目的背道而驰，甚至是自杀式的。
注意，在这个时候，即便机器人所有的意识状态和行为都源自你的目的，它们也会开始变得有点脱离你的目标了。因为你设计的机器人在某种程度上是“自主思考”的，它的“思考”可能超出你的预期。
考虑现实世界中一个非虚构的例子，比如一台国际象棋计算机，它可以击败它的创造者。我们说计算机正在“琢磨”车的行动，“决定”不去王车易位，这么说的唯一理由是因为人类设计者设计它做那种事。但是，由于设计者的目标是造出一台优秀的国际象棋计算机，所以，对于计算机的状态（派生性地）应当关于什么的许多决策，其实是在倒逼自己：既然国际象棋程序需要游戏规则和游戏状态的准确信息，就一定存在着诸多涉及每个象、每个兵的状态，还有在电脑的“后”吃掉了对手的“马”时对整个棋局进行评估的状态，等等。如果计算机的状态没有恰当地关联到棋盘上每一个兵的位置，无论设计者怎么做，这个状态都不会（派生性地）关涉存活在棋盘上的兵的数量。一旦确定了设计者的最大目标，比如制作国际象棋程序、巨型机器人或飓风模拟器，暴虐的大自然就会接管过来，并决定什么可行，什么不可行，哪个系统中的哪些状态是错误的或不准确的。
诗人可以通过一首看上去关于马但其实是关于教授的诗来表达自己的观点，比如威廉·布莱克（William Blake）告诉我们“愤怒的老虎比听从教导的马更有智慧”，然而计算机工程师却不能将自己的意图强加给他们的造物。
接下来让我们稍加盘点。巨型机器人精神状态的模造（simulacrum）只是这样：它并非在真的做决策、看、思考、规划，它不过是好像在做决策、思考和规划罢了。我们应该停下来想想这种说法包含了什么。我们设想的机器人肯定比不起眼的双币机复杂得多；我们赋予它“规划”新的行动方案、“从过去的错误中学习”、“养成忠诚”以及与其竞争对手“沟通”等能力。此外，为了能让它“规划”“学习”和“沟通”，我们不得不为它提供复杂的控制结构，赋予它自我反思或自我监控的能力。换句话说，它像人一样，可以通达自己的内部状态，当它“决定”不“想”向我们“撒谎”时，能够“报告”“坦承”以及“评论”其内部状态“需要”输入什么。它对这些状态的含义有“意见”，无疑，我们应该严肃地将那些“意见”视为充足的证据（这大概是我们能轻松拿到的最好证据），来证明这些状态在隐喻的意义上“意味着”什么。
切记，它不过是件人工制品，没有原初意向性；我们正在考察的是其派生意向性，对于观察者而言，其派生意向性与我们这些“真正”的行动者的意向性同样不明显。双币机没有能力动摇我们的解释性判断，因为它无法提供确定无疑的“声明”，表明它不知道自己现在身处巴拿马，或者看到巴波亚硬币让它感到意外。
对于这一直觉泵，可以有若干回应，我们将对它们略加检视。不过，我首先想引出我们在做出初始假设时所持立场的最显著含义：不管多少神奇的人工智能妙法植入其中，人工制品都不会有什么派生意向性。若坚持这一观点，我们就不得不接受，我们自己的意向性和机器人的意向性完全一样，因为我讲的科幻故事并不新鲜，它是理查德·道金斯（Dawkins, 1976）看法的另一种形式：我们和其他所有生物都是“生存机器”，其目的是延续我们自私的基因。我们是被造物，是历经亿万年设计而成的用来保障基因的生存机器，因为基因无法出于其利益迅速地、知情地行动。我们设想的自身利益和基因的“利益”很可能相悖，即便我们存在的目的就为了基因的“利益”。基因的保存是我们的原初存在理由，虽然我们学会了无视这个目标，并仰赖基因业已安放在我们身上的智力、学习能力，设计出自己的至善（summum bonum）。因此，我们的意向性源自“自私”基因的意向性。它们是无意的赋义者，而非我们！
当然，在任何意义上，我们基因的意向性都不是内在的；基因的“意义”首先取决于蛋白质的合成、发育，也就是说，取决于进化而来的、由ACGT密码子构成的“字母表”系统。原初只是说它是许许多多进化而来的表征系统（representational system）中的第一个。后来的所有系统都有行动者，即意向系统，行动者的表征从其推进的目标中获得意向性，就像巨型机器人的意向性那样。 [10]
虽然这一图景为我们自身的意向性从何而来提供了一个满意的答案，但它似乎让人有点尴尬：我们自身的意向性派生自基因实体，而基因的意向性仅仅是类意向性。字面上的东西如何依赖于隐喻层面的东西？此外，在我的科幻小说和道金斯的故事之间显然有许多不同：在我的故事里，我假定，制造巨型机器人所涉及的工程是一个有意识的、慎思的、有远见的过程。即使如道金斯所言，我们是设计过程的结果，在此过程中，我们的基因是主要的受益者，那也是一个完全不存在有意识、慎思、有远见的工程师的设计过程。不过，我们马上就会看到，这不是一个好的反对意见。
自然选择理论的美妙之处在于，它告诉我们如何在关于种种起源的解释中将智能造物主排除出去。自然选择过程理应对这种非凡的、机巧的设计负责。基因不是设计者，它们本身再愚蠢不过了，它们不能推理、表达或理解任何东西。基因不能设计自己，它们仅仅是设计过程中的受益者，你可能会说，它们只是客户。在我们的故事里，基因可比作非常愚蠢、非常有钱的客户，他们雇佣最优秀的工程师为其建造生存机器。若不是他们，工程师就无钱可用，而且他们的存活正是其造物的代价。是谁或什么东西做的设计？当然是大自然母亲，或更直白地说，是自然选择压力下漫长而缓慢的进化过程。
在我看来，进化过程最令人着迷之处在于，它以其不可思议的能力映射出人类心灵（智能设计者）的某些性质。第五部分我们将更多地讨论如何思考进化，眼下，我想澄清一下可接受的意义理论和进化论之间强有力的联系。自然选择既无前瞻性，亦无目的性，虽然这怎么强调都不为过，但我们也不应无视这一事实：在对许多微妙关系做出无数有识别力的“选择”“辨别”和“鉴赏”之际，自然选择过程已然表明它对基本原理有着近乎完美的敏感。更挑衅地说，当自然做出选择时，它可以出于特定的理由来“挑选”特定的设计，却从不曾有意或无意地“表现出”选择或理由。自然“选择”心脏作为血液循环泵是出于其优越之处，并非出于它们跳动时迷人的节奏，尽管后者也可能是自然“挑选”其他东西时的理由之一。
巴拿马百事可乐的特许经营人可以因识别巴波亚硬币的功能选择双币机，把它用作一部巴波亚硬币检测器，同样的道理，进化也可以因为血液供氧的能力选择某个器官，将其作为肺。只有相对于这类设计“选择”或进化“认可”的目的，我们才能确认行为、动作、感知、信念或常识心理的其他范畴。 [11]
我们是自然选择设计出的造物，这一想法既熟悉又引人入胜；但有些人可能会说，这种想法超出了严肃论争的范围。 [12] 然而，为什么不仅是创造论者、“智能设计”理论家，就连塞尔、福多尔及其拥护者也有点儿下意识地抵制它呢？
我觉得，这一想法有两个相当不明显的含义让一些人难以接受。首先，如果我们“仅仅”是造物，那么，我们这些拥有思想的思考者就没有任何特别的权威来确认我们内心深处的思想意味着什么，甚至不能确认它们是否在根本上无所意味。用不着改变任何内在性质，双币机就可以变成q巴波机；过去常常用来指一种物事的状态现在意味着另一物事。所以，原则上，如果仅仅是造物，如果我们自己的意向性因此是派生的而不是原初的，同样的事就会发生在我们身上。例如，琼斯没有权威可以来认定他是在考虑马还是犸。其次，如果我们是这样的造物，我们非但不能保证有权通达深层事实来确定我们思想的意义，而且根本就不存在所谓的深层事实。功能解释有时是显而易见的，比如，心脏显然是一台泵，眼睛显然是用来看东西的。但是，当它并非显而易见时，比如当我们试图理解大自然母亲的心智时，那里并不存在任何可供解释的文本。当有关功能的“真相”（the fact of the matter）有争议时，也就是说，当多个解释都讲得通时，那里就不存在任何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