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如果你从奈阿卢布耶的大屠杀纪念馆一直向西走，直接从卢旺达的一端穿越到另一端，越过群山，跨过沼泽、湖泊和河流，到达基布耶省（Kibuye），然后，在你掉进巨大的碱水湖基伍湖（Lake Kivu）之前，你会来到另一个山顶村落。这座山被称为穆格内罗（Mugonero），它的山顶上也有一座大教堂。虽然卢旺达人绝大多数是天主教徒，但新教的福音传到了基布耶的大部分地区，穆格内罗则是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总部。这个地方与其说是一个非洲村庄，不如说更像是一所美国社区大学的砖墙校园；整洁的林荫道把大教堂与一个小教堂、一所护理学校、一间医务室和一所享有卓越医疗保健声誉的医院连接了起来。在大屠杀期间，萨缪尔·恩达吉马纳（Samuel Ndagijimana）在医院里寻求庇护，尽管他对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一点点慢慢都忘记了”，但我们很快就明白他并不像自己希望的那么健忘。

萨缪尔在医院里做医疗勤杂工。他在1991年找到了这份工作，那时他25岁。我问他在被卢旺达人称作“过去”的那段时间过得怎么样，他说，“我们就是纯粹的基督徒”。仅此而已。我好像还问了一些关于其他人的情况，这些人和他都只是点头之交，而且也引不起他的兴趣。他最初的真切记忆是1994年4月初的几天，当时他看到胡图族民兵在穆格内罗政府办公室外进行公共演习。“我们看到年轻人每晚都会出去，而且人们也会在电台里谈论这些事。”萨缪尔说，“只有胡图力量派系的成员才会外出，而那些不愿参与的人都被他们称为‘敌人’。”

4月6日，在这些行动开展了几晚之后，卢旺达长期执政的独裁者，总统朱韦纳尔·哈比亚利马纳在基加利遇刺，军队高层中胡图力量一派的领导人夺取了政权。“电台宣布人们不能外出。”萨缪尔说。“我们开始看到一批又一批的人在那晚聚集，早上去上班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些人和当地胡图力量的领导人在组织人员。你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只知道出事了。”

上班的时候，萨缪尔观察到“一种气氛的变化”。他说：“人们都不愿再和其他人说话。”他的很多同事都把时间花在和杰拉德医生（Dr. Gerard）会面上了，这位医生毫不隐晦他对胡图力量的支持。萨缪尔对此感到震惊，因为杰拉德医生是在美国学习过的，而且他还是基布耶市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主席的儿子，所以他被看作一位很有权威的人物，一位堪当表率的社区领袖。

几天后，当萨缪尔从穆格内罗看向南方的山谷时，他看到湖边村庄的房屋正在燃烧。他决定待在教会医院里直到骚乱结束，然后穆格内罗及其周边地区的图西族家庭很快也做了同样的决定。这是卢旺达的传统。“只要一出事，人们总是往教堂跑，”萨缪尔说，“牧师都是基督徒。大家相信在他们的地盘不会发生什么事。”事实上，穆格内罗的很多人都告诉我，杰拉德医生的父亲，也就是教会主席伊利扎班·恩塔基鲁马纳（Elizaphan Ntakirutimana）亲自下令让图西族在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建筑群集合。

受伤的图西族从基伍湖的南北两个方向汇聚到穆格内罗。他们穿过灌木丛，试图避开沿途无数的民兵检查站，他们还带来了一些消息。一些人说往北几英里的吉西塔市（Gishyita），市长在把数千名图西族聚集到教堂后就疯狂地杀害了他们，而教堂其余的幸存者也都被屠杀了。另一些说，在往南几英里处的卢瓦马塔姆（Rwamatamu），有一万多名图西族人在市政厅避难，市长带着几卡车的警察、士兵和携带着枪支手雷的民兵包围了这个地方；同时又在他们身后安排了一些拿砍刀的村民，以防开枪时有人逃走，然而事实上，从卢瓦马塔姆逃亡的人寥寥无几。据说一位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牧师和他的儿子与市长密切合作，组织了卢瓦马塔姆的屠杀。但萨缪尔可能当时并没从他遇到的那个伤员那里听到这个消息，那个人“中了枪，而且被手雷炸到，失去了一只手臂，或一条腿”。萨缪尔仍以为穆格内罗能得以幸免。

到4月12日，医院里已挤满了多达2000名难民，供水线也被切断了。没有人能离开：民兵和总统卫队的成员封锁了这个建筑群。但是当杰拉德医生得知有几十个胡图族在难民中时，他又安排他们撤离。他还锁起了药房，拒绝对伤者和病人进行治疗——“因为他们是图西族。”萨缪尔说。而封锁线以外，医院里的难民看着杰拉德医生和他的父亲恩塔基鲁马纳牧师，以及民兵和总统卫队的成员一起四处兜风。难民们都想知道这些人是不是已经忘了他们的上帝。

在穆格内罗的教堂和医院大楼中有7名图西族的基督复临安息会牧师，他们很快就承担起了群众领袖这个惯常角色。当两名警察来到医院，宣称他们的工作是保护难民时，这些图西族牧师们就发起了募捐，并为警察筹集了近400美元。几天之内，一切都很平静。然而在4月15日晚，警察说他们不得不离开，因为医院将会在次日早上遭到袭击。他们和杰拉德医生一起坐车离开了，医院里的7名牧师建议他们的同胞等待最后的结果。然后牧师们一起坐下来，写信给市长，以及他们的上司伊利扎班·恩塔基鲁马纳牧师，也就是杰拉德医生的父亲，请求他们看在上帝的分上出面调停。

“然后他们做出了回应，”萨缪尔说，“以下是杰拉德医生发的通告：‘16日，周六，准确地说是早上9点整，你们将会遭到袭击。’”但真正把萨缪尔的精神压垮的是恩塔基鲁马纳牧师的回应，他把这位教会主席的话缓慢地重复了两遍：“你们的问题已经找到了一个解决方案。你们必须死。”萨缪尔的一个同事，玛纳斯·比门伊马纳（Manase Bimenyimana）回忆起恩塔基鲁马纳的回应时稍微有点不同。他告诉我，这位牧师说的是，“你们必须被消灭。上帝不再需要你们了”。

在做医院清洁工的同时，玛纳斯还承担了一名医生的家务，出于安全考虑，他把老婆孩子都安置在医院的难民之中，而自己则留在这名医生家里。4月16日周六上午9点左右，他正在喂医生的狗。他看到杰拉德医生带着一车的武装人员赶往医院，接着就听到射击声和手雷爆炸的声音。他跟我说：“狗听到了人们的哭喊声，它们也跟着嚎叫起来。”

玛纳斯设法去了医院，也许很蠢，但他感到很不安而且很想和自己的家人在一起。他发现那些图西族牧师们正在让难民为死亡做准备。“我非常失望，”玛纳斯说，“我估计有可能要死了，然后我们就开始寻找所有可以用来自卫的东西——石头、破砖头、棍子。但这些都没什么用。人们都很虚弱，他们都没吃东西。枪击一开始，人们就纷纷倒下，然后死去了。”

萨缪尔回忆说，有很多袭击者，他们来自四面八方——“从教堂，从后面，从北边和南边过来。我们听到了枪声和哭喊声，他们高唱着口号‘消灭图西族’。他们开始向我们射击，我们则向他们扔石块，因为我们也没有别的东西，甚至连一把砍刀也没有。我们又饿又累，已经一天多没喝水了。然后就有人的手臂被砍断了，有人死了。他们杀害了教堂和学校里的人，然后是医院里的人。我看见了杰拉德医生，我还看见他父亲的车经过医院，在他的办公室附近停了下来。中午时分，我们进了地下室。我和一些家人在一起，另一些家人已经被杀了。袭击者破门而入并开始砍杀、射击和扔手雷。那两个曾经充当我们保护人的警察，现在也成了袭击者。本地市民也帮了忙，没有枪的人就用砍刀和狼牙棒。到晚上八九点钟，他们开始发射催泪瓦斯，还活着的人哭喊起来，这样袭击者就知道人都在哪儿，他们就可以直接过去杀了他们。”

就全国平均水平而言，图西族在卢旺达人口中的比例略低于15％，但在基布耶省，图西族公民的比例要高得多。据估算，在1994年4月6日，基布耶至少有1/3的人口是图西族。一个月后，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遭到杀害。而在基布耶的很多村庄，没有一个图西族能得以幸存。

玛纳斯告诉我，当他听到卢旺达“只有100万人”被杀害时，他很震惊。“看看有多少人死在这儿了，又有多少被鸟啄食了。”他说。种族灭绝中的死者对卢旺达的鸟类来说的确是极大的福利，但鸟儿们对活着的人也是有帮助的。就像在森林大火不断推进的火墙前，食腐猛禽们会在空中形成一条阵线，等着在逃离火海的动物队列前大享盛宴一样，在卢旺达大屠杀发生的那几个月里，屠杀地上空躁动的秃鹰、鸢和乌鸦就相当于一幅标记在空中的国家地图，为萨缪尔和玛纳斯这种只能躲到灌木丛里求生的人标示出“禁区”。

4月16日午夜前的某个时刻，穆格内罗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建筑群的凶手们发现已无人可杀，然后又去劫掠死者们的家宅。萨缪尔当时在地下室，而玛纳斯则和已被害的妻儿们躲在一起，他发现他们已无生还可能，于是立即离开，设法去了邻近的穆拉比（Murambi）村，在那里他加入了另一小群大屠杀幸存者的行列，他们也曾在一个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中避难。玛纳斯说他们享受了24个小时的和平。然后杰拉德医生就带着一支民兵卫队来了。枪声再次响起，玛纳斯逃走了。这一次，他逃到了高山上，来到一个叫毕赛赛罗（Bisesero）的地方。那里的岩石陡峭而嶙峋，到处是洞穴，且时常笼罩于云雾之中。毕赛赛罗是卢旺达唯一一个数千图西族平民组织起来抵抗欲置他们于死地的胡图族的地方。“看到毕赛赛罗有这么多人，我们开始相信自己不会死了。”玛纳斯跟我说。他说，一开始只有妇女和孩子被杀，因为男人们都还在战斗。“但随着时间推移，成千上万的男人们也倒下了。”

在基布耶的各个满是尸体的村庄里，还活着的图西族已经很难找到。但凶手们并未放弃。毕赛赛罗的狩猎还在继续，猎人们乘着卡车和巴士前来。玛纳斯说：“当他们看到抵抗力量是多么强大时，他们就开始呼叫更远处的民兵前来。他们并不是简单地杀人。在我们虚弱时，他们会节省弹药，用竹矛来杀我们。他们砍断人们的跟腱和脖子，但并不彻底，就任凭这些受害者们哭喊很长时间，直至死去。猫和狗都在那儿，吃人。”

萨缪尔也设法到了毕赛赛罗。他之前一直逗留在穆格内罗医院里，直到一天早上，“人全都死了”。他蹑手蹑脚地走出地下室，带着一个“失去了脚的人”，慢慢地走进了山里。萨缪尔描述自己在工作场所发生屠杀所经历的苦难时，那种电报式的简洁语气，和他讲述穆格内罗大屠杀前的生活没什么两样。和玛纳斯不同，他在毕赛赛罗几乎没什么慰藉，防守方的唯一优势就是地形。他的结论是作为一个图西族人在卢旺达就意味着死亡。他说：“一个月后，我去了扎伊尔。”为了抵达那里，他不得不下山穿过一些聚居区去基伍湖，然后在晚上乘一艘独木舟渡水——一段疯狂而危险的旅程，但萨缪尔并没提到这点。

玛纳斯留在了毕赛赛罗。他告诉我，在战斗中“我们已经完全习惯了奔跑，不跑都会觉得不对劲”。战斗和奔跑赋予了玛纳斯一股勇气，一种归属感，这种有目标的感觉比他自己的存在更加伟大。接着他的大腿就中枪了，再一次徘徊在生死线上。之后他找到一个地穴，“上面是一块大石头，下面有一条溪流”，他把那里当成了家。“一整天只有我一个人，”他说，“那里只有死人。尸体倒在溪流中，我把这些尸体当作渡河的桥，然后在夜里加入另一群人之中。”就这样，玛纳斯活了下来。 PWfE/+O5Mqg4H1R4DHeapUxg0E7BdaHqxm0hzR2pnGE/Cishj6nOI5OpRNPqN2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