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章

在南部山区的城镇吉孔戈罗（Gikongoro），晚上停电了；宾馆的酒吧里点上了六支蜡烛，邀我喝酒的三个士兵眼中泛着血橙的颜色。一杯啤酒正在传递，最后传到我手里（一种表示我不会被毒死的礼节）时，我呷了一口。士兵们已经醉得说不了话了，但这次聚会中的一个平民，一个穿着一身黑亮训练服的男人似乎决意要表现他的清醒，他坐得笔直，双臂交叉在胸前，眼睛斜瞥，冷漠地打量着。他用一种生硬机械的英语问我的名字，每个音节都精确而突兀。我跟他说我叫：“菲利普（Philip）。”

“啊。”他攫住我的手，“就像查尔斯·狄更斯小说里那个人。”

“那是皮普（Pip）。”我说。

“《远大前程》。”他大声说。说着他放开我的手，嘴唇紧紧抿着，一本正经地注视着我，说：“我是丛林里的俾格米人，但我跟圣公会的一位主教学过英语。”

他没说他的名字。这时我旁边那个一直朝前倚在机枪枪管上的士兵，突然栽到自己的腿上睡着了，然后猛地醒过来，又笑着喝了更多。俾格米人对此并未注意。“我有一个原则，”他宣称，“我相信智人原则（principle of Homo sapiens），你懂我的意思吗？”

我猜了猜，“你是说全人类都是一体的？”

“这是我的理论，”俾格米人说，“这就是我的原则，但我还有个问题，我必须娶个白种女人。”

“没什么不可以啊。”我答道。然后过了一会儿，我又说：“但为什么非要娶个白种女人呢？如果我们都一样，谁会在乎你老婆是什么肤色？”

“她必须是个白种女人，”俾格米人说，“只有白种女人才能理解我的智人原则。我绝不能娶个黑鬼。”他说最后这个词时表现出的恶心倒是让我感同身受，从他将来妻子的角度去想的话。“这就是我的问题，”他继续说着，“我该怎么达成这个目标呢？你有这个机会，我没有。”他看了看四周漆黑一片、近乎空荡的房间，然后伸出一只空空的手掌。他的脸上露出一副酸溜溜的表情，带着一种习以为常的失望情绪说：“我要怎么做才能见到一个白种女人？要怎么做才能找到一个白人老婆？”

这个问题不完全是说说而已。我是跟一个荷兰女人一起进的酒吧，之后我就没看到她了，已经去睡觉了吧，但她确实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我觉得这个俾格米人是想让我给他介绍一下。“我有个想法，”他说，“荷兰。主教，就是我的老师，他曾在全世界旅行，对我来说，荷兰只是个想象，但又很真实。”

我在本书的一开始讲述这个故事，是因为这是一本关于人们是如何想象他们自己和他人的书，是一本关于我们如何想象我们自己世界的书。一年前我在卢旺达遇到那个俾格米人的时候，政府采取了一项新政策，根据这项政策，在该国占多数的所有胡图族都被号召去杀死占少数的图西族。卢旺达政府及其治下数量惊人的国民，都幻想只要消灭图西族就可以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而大屠杀紧接着就发生了。

忽然间，好像有些只存在于想象中的事情就在我们身上发生了——而我们仍然只能去想象它。生活中最吸引我的地方就是：一种想象到底何为真相的特殊需求。在1994年屠杀发生的数月间，当我跟踪来自卢旺达的新闻时，以及其后我读到联合国在历史上第一次决定用“种族灭绝”一词来描述那里的状况时，我不断回想起康拉德《黑暗的心》（ Heart of Darkness ）中接近尾声的那一刻，故事的讲述者马洛回到欧洲，他的姨妈发现他十分虚弱，于是为他的健康而心焦。“我的身体无须照料，”马洛说，“我的想象力才需要抚慰。”

我把马洛从非洲回来时的状况作为我的起始点。我想了解卢旺达人是如何理解他们国家所发生的事情的，以及事情发生后他们又是怎样继续生活的。“种族灭绝”一词和无数无名的死者都给人留下了太多的想象空间。

我在1995年5月开始造访卢旺达，然后不久我就在吉孔戈罗遇到了那个俾格米人。我完全没想到他是个俾格米人：他身高差不多有5.5英尺。他的自我声明，看起来好像是想把自己和胡图族与图西族间的问题区分开，他把自己看作跟我一样的局外人，一个普通的旁观者。尽管他完全没有提及种族灭绝，但我还是得出了这样的印象，即那场屠杀才是我们交流的主题。在卢旺达也许可以谈些别的东西，但我在那里的实质性谈话中，没有哪次不是把“种族灭绝”（至少是悄无声息地）看作所有其他理解和误解产生的参照点。

所以当那个俾格米人说到智人时，我听出了他的潜台词。俾格米人曾经是卢旺达的第一代居民，一个森林族群，他们一般被胡图族和图西族所鄙视并看作残存的土著。在殖民时代之前的君主制时期，俾格米人充当着宫廷小丑的角色，因为卢旺达的历任国王都是图西族，这种传统角色所造成的印象使俾格米人在种族灭绝期间不时被看作保皇派的工具而遭处死，同时在另一些地方他们则被胡图族民兵征召为强奸犯——让他们侵犯图西族妇女以增加一点额外的部族笑料。

曾指导过我在宾馆酒吧里遇到的那个男人的圣公会主教，很有可能把教育这样一个原始的野蛮人视作对传教信条（即我们都是上帝的孩子）的一次特殊的奖励性挑战。但这个俾格米人可能是学得太好了。很显然，在他的经验中，人类的同一并非事实，但他还是坚持在说这个理论，这个原则——一种白人牧师的主张。他把这一主张当成一个邀请铭记于心，最后却发现它冷酷的局限性。在普遍性的名义下，他学会了轻视丛林里的同胞，自恋又鄙视自己的遗传特征。现在他确信，一个白人妻子就是他所需要的能证明自己理论的缺失一环，然而这种匹配成功的微小可能性却在强烈地考验着他的信仰。

我试图缓解这个俾格米人的挫败感，告诉他即便一个周围都是白人女性的白人男性——即便在荷兰——想找一个合意的配偶也是一项巨大的挑战。“我说的是非洲人，”他说，“非洲人都有病。”他第一次勉强露出一个扭捏的微笑。

“有一本小说，”他继续说着，“书名叫《呼啸山庄》（ Wuthering Heights ），你知道吧？这是我的一个更大的理论。不管你是白的、黄的、绿的或者黑不溜秋的非洲黑鬼都没关系，都是智人。欧洲人处在一个高科技的阶段，非洲人还处在科技非常原始的阶段，但所有人类都必须联合起来为了对抗自然而努力。这就是《呼啸山庄》的原则，这就是智人的使命。你同意吗？”

我说，“我明白你的意思。”

“人类克服自然的努力，”俾格米人天真地说，“这是唯一的希望。这是通向和平与和解的唯一道路——全人类共同对抗自然。”

他坐回到椅子上，把手臂交叉在胸前，然后沉默了。过了一会儿，我说，“但人类也是自然的一部分吧。”

“的确，”俾格米人说，“这的确是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