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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作为新中国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长期担任国家重要领导职务，先后长达63年之久，积累了丰富的领导经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领导理论。当前，领导力成为我们制胜新世纪的最重要的力量，研究邓小平的领导思想，不仅有助于深刻理解邓小平理论，而且有助于更好地学习邓小平的领导思想，提高我们的执政水平与领导能力。
作为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给我们留下了丰富而宝贵的领导思想。其基本内容是：领导的本质就是服务，实事求是是领导的基础，领导制度是根本，领导班子建设是重点，领导作风建设是突破口，选才用人是关键。学习和研究邓小平的领导思想，对于21世纪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领导的本质是领导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从理论上说，领导的本质具有双重性：一为中性，即自然属性；一为价值性，即社会属性。我们通常所说的领导的本质仅指价值本质，它体现着鲜明的阶级立场、主观倾向和价值判断，它决定着领导的性质。领导的本质是什么呢？邓小平明确指出：“领导就是服务。”
这是对社会主义领导本质的最简洁、最明确的揭示和界定，是对社会主义领导本质的最高概括。
领导的本质是由经济基础和社会制度的性质决定的，不同的社会，领导的本质是不同的。在阶级社会里，领导是为领导主体所代表的阶级阶层服务的，其领导的本质是统治和压迫，是暴力，是特权。在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中国共产党是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是中国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其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共产党除了代表和维护广大人民的利益之外，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因此，社会主义领导的本质是服务、责任和义务，领导者是人民的公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每个领导者的天职。作为服务的领导是一种相对文明进步的领导，它反映着社会文明、民主、进步的程度。社会越是民主进步，就越是需要以服务为本质内容的领导，不是服务的领导将只能是脆弱的、短暂的专制暴政统治。在社会主义国家，不是服务的领导是不为党和人民所允许的，不是服务的领导就是官僚主义、腐化堕落和渎职犯罪。
邓小平认为，领导就是服务，领导者就是人民利益的代表者和落实者，是人民的公仆和勤务员。早在1956年邓小平就明确指出，共产党“之所以成为先进部队，之所以能够领导人民群众，正因为，而且仅仅因为，它是人民群众的全心全意的服务者，它反映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意志”
。领导者不能把人民群众当作自己的工具，而应该自觉地认定自己是人民群众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为完成特定的历史任务的一种工具。党和国家的干部不是做官当老爷，而是做人民的勤务员，决不能把自己看作是人民的主人，搞特权，腐化堕落。为此，领导干部不仅要牢固树立服务意识、公仆观念，而且要自觉增强为人民服务的本领，提高能力素养，改进领导作风，克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邓小平认为，要使人民对服务满意，领导者就必须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并把它作为一切领导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无论在制定政策还是在执行政策时，无论是在理论还是在行动上，都必须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要尊重人民的首创精神，善于汲取人民群众的智慧。服务的好坏与否，必须以“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为依据。
领导基础就是领导活动赖以存在并发挥作用的根本条件。邓小平认为实事求是是领导者科学决策、正确领导的首要原则和根本基础。领导的基础就是实事求是。他反复指出，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其精髓、活的灵魂，就是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邓小平指出：“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这是一切共产党员必须牢牢记住的最基本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
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邓小平始终坚持和高扬实事求是的光辉旗帜，在实践中达到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统一。在邓小平几十年的领导生涯中，特别是在成为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后，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实行了改革开放，确立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党的基本路线，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这些都是实事求是的产物。邓小平说：“过去我们搞革命所取得的一切胜利，是靠实事求是；现在我们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同样要靠实事求是。”
“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
邓小平始终坚持并强调实事求是的思想基础及科学方法，指导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把实事求是作为领导基础，就是把现实存在作为分析问题、制定决策的基础，根据现实情况进行决策，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做到有的放矢，紧紧把握当代中国的主要矛盾，因地因时制宜，从本地区的实际出发，而不能照搬照抄外国外地区的不适合本地情况的经验和做法。
把实事求是作为领导的基础，就是在领导活动中，领导者要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做一个实干家。邓小平是一个务实主义者，是一个实干家，注重实效是邓小平领导思想最主要的特征之一。邓小平一贯强调重实际、说实话、办实事、求实效，反对讲大话、讲空话。邓小平把实事求是作为堂堂正正做人的根本要求。他指出：“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干老实事，就是实事求是。”
1992年初，邓小平视察南方时再次强调：“要腾出时间来多办实事，多做少说。”不求虚名，只求实干。邓小平提出了不争论的主张，为全党求真务实、注重实效创造了良好的政治氛围。作为最实事求是的务实改革家，邓小平讲究实干兴邦，厌恶清谈，认为空谈误国，憎恨形式主义。只有踏踏实实，埋头苦干，甩开膀子，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才是一条真正地实现现代化的道路。如果不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不敢在实践中大胆实验，就品头论足，争论其姓“资”还是姓“社”，势必坐失良机。因此，邓小平要求坚决摒弃那种离开实践、离开时效而空谈社会主义的“左”倾和唯心主义观念。
务实，并非是要领导者沉湎于日常具体的事务之中，而是要求领导者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从国情、省情、县情出发，因时因地制宜，抓战略问题，进行战略规划，重实效，讲实绩。邓小平指出，领导者“考虑任何问题都要着眼于长远，着眼于大局”
。领导者必须干属于领导的事情。这也是领导者实事求是的具体表现。邓小平是伟大的战略家，他认为，领导者要把主要的时间精力放在抓战略问题上，抓根本、抓关键、抓主要矛盾。邓小平十分善于从一个十分复杂的矛盾体系中，抓住关键和中心环节，明确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邓小平始终注意决策目标的战略性，总是着力于战略性决策，而不是沉湎于战术性的考虑；总是着力于抓中长期问题的决策，而不是注重具体的短期的安排；始终注意决策范围的全局性，注意切实处理好近期目标与长远利益的关系；善于统筹兼顾，协调综合平衡。
领导制度是指领导主体为保证领导活动的正常进行而建立的组织机构形式和有关规章制度系统的有机统一体，它是领导活动的基本规则，是领导活动的载体，是领导者改造客观世界的工具。在邓小平著作的文本中，“制度”是一个占有重要地位、具有特殊意义的概念。据统计，在《邓小平文选》中，论述制度的地方达400多处，领导制度问题是邓小平领导理论中的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问题。
邓小平认为领导制度至关重要，它从根本上规范着所有的领导活动及领导行为。“领导制度是个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的问题，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即使像毛泽东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致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但是由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
邓小平认为必须改革和完善现行的领导制度。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做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重要讲话，专门就我国领导制度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与探讨，为我国领导制度的改革指明了方向。我国的领导体制，脱胎于革命战争年代，确立于社会主义改造时期，是在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和不断强化指令性计划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虽然曾经发挥过积极作用，但由于它的先天不足，加之又受到苏联政治体制模式的影响，以及我国几千年的传统的封建主义的影响，因而存在着许多弊端和不完善的地方。1980年，邓小平就尖锐地指出了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干部制度存在着许多弊端，如官僚主义、权力过分集中、家长制、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等，为此，必须进行改革。邓小平认为，要根据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迫切要求，不断进行制度创新，建设和完善适应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领导制度，领导干部要带领人民进行制度创新，更重要的在于模范地执行制度，要在国家宪法和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实施领导，真正按制度办事。绝不能把制度看成是制约老百姓的工具，而自己则游离于制度之外，甚至凌驾于制度之上。他反复强调要改革和完善干部的选举制和任期制，要健全干部的管理和考核制度，建立健全监督干部制度。
邓小平主张，对社会中存在的问题都要当作制度问题、体制问题提出来，做进一步的研究，考虑从制度上解决问题。无论是经济领域的问题，还是政治领域的问题，要真正得到解决，必须从制度上寻找问题的根源。邓小平把握现代社会发展的一般特点，把制度当作一种社会政治分析框架，用它去观察和处理社会政治问题。可以说，从制度上分析社会政治问题的根源并由此找出解决的办法，这是邓小平领导思想的实质和特点之所在。改革领导制度首先要从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开始。制度表现为一定的行为规则与程序，是人类创造与选择的产物，其实质是人们思想观念、价值取向的外化。有什么样的价值理念，就会有什么样的制度规则。因此，邓小平认为，要改革领导制度，首先就必须转变观念，解放思想。
邓小平把制度看作是实现社会政治价值的根本保证。他认为，要使国家长治久安，坚持党和国家正确的政策不动摇，根本的是依靠制度，而不是依靠个人。邓小平一直强调必须“从制度上保证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经济管理的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
。如果制度上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让“一个国家的命运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声望上面，是很危险的。不出事没问题，一出事就不可收拾”
。事实证明，如果没有制度保障，所谓的民主政治就不过是一句空话，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丧失。
在现代领导制度中，领导者都是一个小团体，即一个领导班子。领导班子掌握着组织的决策指挥权，对组织的兴衰成败起着决定性作用。正如邓小平所说的：“领导班子就是作战指挥部。”“指挥部不强，作战就没有力量。”“领导班子问题，是关系到党的路线能不能贯彻执行的问题。如果这个问题解决得不好，不要说带领群众前进，就是开步走都困难。因此，我们首先强调要把领导班子问题解决好。”
邓小平十分重视领导班子的建设。1975年1月5日，邓小平恢复了工作。他迫切地感到配备好领导班子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并明确指出配备领导班子的方法。他说：“领导班子问题一定要抓紧解决，要找一些能够办事、敢于办事的同志来负责，这件事不要拖，特别是省里管工业的书记要注意。解决领导班子问题，主要是配备好一、二把手，一、二把手敢字当头，就可以把队伍带起来。”
一个结构科学、团结向上的领导班子，不仅能使各个领导成员人尽其才，而且通过合理的组合，可以发挥1＋1＞2的整体放大效应。如何配备一个富有生气和战斗力的领导班子呢？邓小平的基本思路是这样的：
第一，要选好一把手。正职是领导班子中的班长，在领导班子中处于“核心”和“统帅”地位，在领导工作中起着主导作用，是领导班子的关键，是矛盾的主要方面。邓小平指出：“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
如果正职选不好，那么这个领导班子就不可能是一个强有力的班子，就会对事业的发展带来不利的影响，正所谓“将帅无能，累死三军”，也如拿破仑所说的：“一头狮子率领的一群羊能够打败一只羊率领的一群狮子。”在配置正职时，要求要严，标准要高，对其素质要求应高于副职。要选拔那些政治素质高，政治成熟度高，决策、指挥能力强，具备“帅才”的人担任一把手，不能以弱充强，以将当帅，否则，就会影响班子整体功能的发挥，给事业带来损失。
第二，要合理配置副职。副职在领导班子中起着辅助配合作用，是矛盾的非主要方面，但如果副职选不好，与正职搭配不合理，同样也会影响领导班子的正常运转。一般来讲，副职具有一种双重性的角色位置，既是领导者，又是被领导者。副职的这种特殊地位和作用，决定了副职的人选既要具备当助手的素质，又要符合当领导者的要求。因此，配备副职要在考虑职位需要的同时，注意与正职的合理配合。一方面，要重视从干部的年龄、资历、文化程度、专业等外在素质上优化班子结构，实现优势互补，结构合理；另一方面，又要注重从干部品德修养、气质性格、智能类型等内在素质上进行合理的组合配置，实现整体的和谐。
第三，配备领导干部时，必须坚持德才兼备、任人唯贤、群众公认、注重实绩的原则。邓小平指出：“我们今后配备领导班子的时候，要选用什么人呢？要选那些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斗争中经得起考验的人；要选那些党性强，能团结人，不信邪的人；要选那些艰苦朴素，实事求是，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作风正派的人；要选那些努力工作，联系群众，关心群众疾苦，有魄力，有实际经验，能够办事的人。”
衡量一个领导班子好坏的主要标准有：首先，能否干出实绩。这是最根本的标准。人民群众判断一个领导班子好坏最直接的标准就是能否真正给他们带来好处，能否改善他们的生活境况，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给他们带来实惠。其次，能否团结。一个领导班子要发挥其基本的领导作用，具有一定的战斗力，团结是前提条件。江泽民在纪念建党七十五周年座谈会上指出：“能不能搞好团结，是衡量和检验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素质高低、党性强弱的一个重要标志。”最后，是否有一个坚强的核心。一个好的领导班子，首先要有一个好班长。在领导班子中，班长负有领航把关的重大责任，只有有了这样一个好班长，一个领导班子才有内聚力，才能把其他领导成员紧密地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形成一个富有生气、协调统一、极具战斗力的指挥部。
领导作风，就是领导者在领导活动中表现出来的相对稳定、具有一贯性的态度和行为。领导作风实质上是领导者的世界观的反映，是领导活动本质属性的体现，是领导者素质修养的综合反映。领导作风是一种巨大的精神动力。良好的领导作风，是榜样，是旗帜，是无声的命令，是无形的力量。邓小平一直高度重视领导作风建设，把它作为党的建设、党风建设的重要内容来抓。领导作风问题，关系到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成败，关系到人心的向背，关系到党和群众的关系，它绝不仅仅只是领导者个人的问题。良好的领导作风是增强领导者影响力的重要因素，是端正党风、净化社会风气的关键所在。领导作风是党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党风的核心。
领导作风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邓小平把党风、领导作风建设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早在1956年，邓小平就对领导干部提出了警告：“执政党的地位，很容易使我们同志沾染上官僚主义的习气”
，增加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的危险。1980年，邓小平又明确指出：“我赞成陈云同志讲的，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
领导作风不正，必然导致党风不正。党风不正，必然导致社会风气败坏，最终将导致亡党亡国。加强领导作风建设，树立良好的领导作风，是一项重大的系统工程，必须标本兼治，综合治理。
第一，教育是基础。领导作风是领导者世界观在行动中的具体体现，要解决作风问题，就必须从改造世界观入手，从加强教育入手。通过行之有效的教育，一方面使领导者深刻认识到不良作风的危害性，从思想上、观念上、态度上进行根本性的转变，确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从内心深处构筑起一道坚实的防线，有效地抵制和克服一切不良作风；另一方面，可以使领导者把教育的内容和规范内化为自己的行为规范，有效地约束和指导自己的行为，从根源上解决领导作风问题。要做到这一点，就要改进教育方法，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建立学习的激励约束机制。
第二，制度是根本。邓小平主张从制度建设入手，从根本上改善领导作风。通过建立和完善各种制度法规，实行一把手抓作风建设的责任制，依法治官，从严治吏。建立健全监督机制，形成全方位、强有力的监督网络，从机制上防止不良作风的滋生蔓延，形成扭转不良作风的合力。加大机构和人事制度改革力度，激发领导干部转变作风的内驱力。邓小平还主张从改革制度入手来铲除腐败现象，他认为，制度问题不解决，思想作风问题也就解决不了。真正从制度上杜绝腐败，不使腐败现象得到任何制度上的庇护，才是反腐败的关键。
第三，从自己做起是关键。邓小平指出：“高级干部能不能以身作则，影响是很大的。现在，不正之风很突出，要先从领导干部纠正起。群众的眼睛都在盯着他们，他们改了，下面就好办。”
各级领导干部以身作则，从自己做起，严以律己，率先垂范，是搞好领导作风建设的关键。如果领导者只要求别人公正廉洁，勤政为民，而自己却大搞腐败，领导作风是永远不可能好转的。每个领导者都应该从自己做起，从现在做起，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遵纪守法，经常进行自我检查和反省，严格要求，不断进步。
领导活动不同于其他社会活动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领导行为与领导目标之间的间接性，领导者需要依靠用人和调动下属的积极性去实现领导目标。因此，选才用人是领导的一项重要职能。邓小平特别重视选才用人，重视培养和选拔接班人。邓小平明确指出：“善于发现人才，团结人才，使用人才，是领导者成熟的主要标志之一。”
“事情成败的关键就是能不能发现人才，能不能使用人才。”
选拔人才、培养接班人至关重要，能否选拔和培养大批优秀年轻干部，关系到社会主义事业是否后继有人、兴旺发达，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宏伟目标能否顺利实现，关系到国家的长治久安与前途命运，同时，能否培养和造就可靠的接班人，也是衡量一个政党是否成熟的重要标志。“解决组织路线问题，最大的问题，也是最难、最迫切的问题，是选好接班人。”
邓小平把选拔培养接班人当作党和国家的一项紧迫、艰巨而重要的任务。1977年，邓小平就以深刻的洞察力、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大声疾呼要重视选拔和培养接班人，加强后备干部队伍建设。他语重心长地反复指出：“我们一定要认识到，认真选好接班人，这是一个战略问题，是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长远利益的大问题。如果我们在几年内不解决好这个问题，十年后不晓得会出什么事。要忧国、忧民、忧党啊！要看到这是个带根本性质的问题。”
第一，选拔人才、培养接班人的基本方法。选拔人才、培养接班人本身是一件十分复杂、艰难而长期的工作。邓小平不畏艰难，呕心沥血，高度重视选拔和培养接班人，认为要培养选拔好人才和接班人，首先要更新观念，解放思想，开阔视野，从国家、人民的利益出发。他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尤其是老干部要转变观念，更新思想，抛弃成见与偏见，从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高度来认识这个问题。邓小平指出：“现在我们起用人，要抛弃一切成见，寻找人民相信是坚持改革路线的人。要抛弃个人恩怨来选择人，反对过自己的人也要用。过去毛主席就曾经长期敢于用反对过他的人。考虑人的角度，也要深化，这也是一种改革，是思想上的改革，思想上的解放。”其次，要正确把握选才用人的标准。用什么样的标准去选拔人才、选拔接班人，这是一个有关国家和民族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是一项重大而严肃的政治任务。领导者在选拔人才时，要根据德才兼备和“要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标准，选拔德才兼备的人进班子”
。要不拘一格选拔人才，打破论资排辈的陈腐框框，坚持察言与观行相结合、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组织考察与群众评议相结合等原则。邓小平说：“选干部，标准有好多条，主要是两条，一条是拥护三中全会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一条是讲党性，不搞派性。”
最后，从制度着手，从根本上解决选拔培养接班人的问题。邓小平认为，要真正在制度上解决这个问题，就要从政治体制改革的高度，建立和完善选才用人制度，实现领导班子新老交替的程序化、制度化和法律化，使之不因个人的偏好而变更，形成选才用人新陈代谢的良好循环机制，最大限度地减少用人上的不正之风。
第二，要善于使用人才。人才的使用是领导者在人事管理即使用干部过程中最重要的一个环节，使用人才就是领导者合理地任用和管理人才，让人才发挥作用的过程。领导者在使用人才时，必须坚持量才用人与职能相称相结合、扬长避短与各尽所能相结合、放手使用与严格要求相结合、合理搭配与任人唯贤相结合、五湖四海与合理流动相结合等原则，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用制度来规范人才、激励人才，使人才发挥更大的作用。邓小平指出：“人才，只有大胆使用，才会培养出来。对那些真正有本事的人，要放手提拔，在工资级别上破格提高。招聘也是个办法。我们要开一条路出来，让有才能的人很快成长，不要老是把人才卡住。人才不断涌现，我们的事业才有希望。”
第三，关爱人才、培养人才。人才是现代社会最可宝贵的资源，但人才的成长离不开适宜的土壤和环境，离不开精心的爱护和培养。要尊重人才，尊重知识，抛弃官本位的落后腐朽的思想，在全社会营造一个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良好气氛和环境。邓小平指出：“一定要在党内造成一种空气：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要反对不尊重知识分子的错误思想。”
领导者关爱人才、培育人才，一方面，要做到放手使用，多给人才锻炼的机会，同时进行必要的检查和指导，帮助他们总结经验，纠正错误，严格要求，使他们迅速成长；另一方面，要尊重他们，关心他们的疾苦，帮助他们解决困难，支持他们的工作，对他们取得的进步和成绩，要真诚及时地给予承认和表扬，对发生的错误既要宽容忍让，又要严肃及时地给予批评和纠正，让他们在改正错误中成熟起来。
【本文以“论邓小平的领导思想”为题原载《文山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