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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高度重视领导方法，探索和总结出了一套系统科学的领导理论方法，成为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走向胜利的重要思想，构成了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主要内容是：科学的领导方法至关重要，掌握思想领导是掌握一切领导的首位，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基本的领导方法，调查研究是基本工作方法，矛盾分析也是重要的领导方法。当前，学习和研究毛泽东的领导方法，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而且具有迫切的现实意义。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毛泽东第一次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领导方法”的命题，领导方法问题成为毛泽东领导思想中的极其重要而又极富特色的内容。美国研究毛泽东思想的知名学者斯图尔特·施拉姆教授认为，毛泽东领导方法贯穿于领导者与群众的各种关系的核心概念是群众路线。而“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把中国的共产主义同苏联区分开来”，甚至，“毛的领导方式与列宁的领导方式，以及他们所领导的革命之间仍存在极大的不同”。
毛泽东一直高度重视领导方法的问题，对领导方法的意义、内容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和研究，并把它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毛泽东是最重视领导方法的革命领袖之一。从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伊始，毛泽东就一直关注革命和建设的领导方法问题。1920年，他在给蔡和森的一封信中说：“目的——改造中国与世界——定好了，接着发生的是方法问题。我们到底用什么方法去达到‘改造中国与社会’的目的呢？”
他说：“我们不但要提出问题，而且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问题。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是瞎说一顿。”
明确指出了方法与任务的不可分割性。“领导工作不仅要决定方针政策，还要制定正确的工作方法。”
这就是说，制定正确的领导方法，是领导者的职责，是实现领导目标的关键，是提高领导绩效的保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毛泽东更加重视领导方法问题，他指出：“领导方法很重要。要不犯错误，就要注意领导方法，加强领导。”
正确的领导方法，是领导者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科学地分析形势、提出战略任务的重要条件；正确的领导方法是确定目标、完成任务的根本保证。领导者无论做什么工作，只要思想路线正确，工作方法对头，主观指导符合客观实际，工作就顺利，成绩就显著。反之，如果思想路线不正确，主观指挥脱离实际、脱离群众，不注意方式方法，领导工作就会受挫甚至失败。正确的领导方法是制定政策和执行政策的重要条件；正确的领导方法是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开创新局面的强大武器；正确的领导方法是总结经验、推动工作的重要工具。
毛泽东不仅自己十分重视领导方法，而且大力号召全党尤其是领导干部要研究领导方法。1934年，毛泽东发表《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一文，首次在党的文献中正式提出要研究领导方法的问题。1943年，毛泽东发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一文，并在全党进行了一次全面的领导方法教育，同时，它也是中共中央的一个重要决定，把领导方法问题提高到如此高度，这在国际共运史上是比较罕见的。1959年1月31日，毛泽东专门就领导方法问题又发表了《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作为中央文件下发。同年4月，他又提出工作方法十六条。除此之外，在其他的报告、讲话等中也都涉及大量的领导方法问题。毛泽东对领导方法的高度重视构成了毛泽东领导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
思想方法，其本质就是调动人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的方法，它通过改造人们的主观世界，影响人们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从而达到提高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的目的。思想方法是领导干部首先要掌握的一种领导方法。注重思想方法，进行思想领导，从思想方法入手解决问题，是毛泽东一生所高度重视与身体力行的。人是有意识的社会存在物，人与动物的区别主要在于人是有意识的，人的行为是受一定的思想观念所支配的。解决思想问题，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任何社会问题，如果不首先解决人们的认识问题，就不可能得到彻底解决。这是一个十分简单的道理。早在井冈山革命时期，毛泽东就指出：“我们感觉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后来，毛泽东又明确提出：“掌握思想领导是掌握一切领导的第一位。”
进行思想领导，首先要解决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问题，只有掌握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才可能有正确的领导方法。毛泽东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是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他说：“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就是政治上军事上的望远镜和显微镜。”
实事求是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根据毛泽东的阐述，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主要包含以下内容：实事求是的前提是承认外界事物的客观存在性，即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核心，就是认识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在于从“实事”中求出“是”；实事求是的基本方法是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目的，在于用“求”出来的“是”去指导实践，更有效地改造客观世界。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是领导的基本方法论，是基本的思想领导方法。
毛泽东从参加革命的那一天起，就十分重视从思想上解决问题，重视对人民群众的思想领导，重视对党员干部的思想领导。可以这么说，毛泽东在革命的各个时期，尤其是重大的转折时期，所发表的重要讲话和文章，其核心与目的都在于解决党内存在的思想认识问题，着眼于首先从思想上解决问题，使全党，尤其是领导干部统一认识，看清问题的本质所在，掌握事物发展的基本规律，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毛泽东在1928年写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就是为了消除党内的一部分人对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存在的不正确认识而写的。解决了思想认识的问题，就为解决其他问题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正如毛泽东所说的：“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如果这个任务不解决，党的一切政治任务是不能完成的。”
1942年2月，中国共产党进行的延安整风运动，实际上就是对全党进行的一次大规模的思想方法教育，从思想方法抓起，从高层领导抓起，解决党内存在的各种错误思想。1949年3月，在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之际，毛泽东专门阐述了党委会的工作方法，指出：党的各级领导干部要提高警惕，保持思想上的纯洁，学习新的技术和方法，在领导方法上要进行转变，使之面向和服务新的重点。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国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之际，毛泽东又在各种场合反复强调思想方法的重要性，指出：“一个新的生产高潮已经和正在形成。为了适应这种情况，中央和地方党委的工作方法，有作某些改变的需要。”“我们现在的主要目的，是想在工作方法方面求得一个进步，以适应改变了的政治情况的需要。”
注重首先解决思想方法的问题，使我们党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
在领导活动中，领导者与被领导者的矛盾，始终贯穿于领导活动的全过程。解决不同矛盾，要用不同的方法。毛泽东认为，正确处理社会主义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之间矛盾的基本方法，是群众路线的方法。1943年，毛泽东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一文中指出：“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以形成正确的领导意见，这是基本的领导方法。在集中和坚持过程中，又必须采取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的方法，这是前一个方法的组成部分。”
群众路线，就是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一切为了群众，是领导的根本立场和宗旨；一切依靠群众，是领导的根本观点和准则；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领导活动的最基本的方法。群众路线的基本方法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领导与群众的结合。“从群众中来”，就是把群众意见集中起来化为领导意见，领导者深入群众中去，真正听取群众发自内心的要求和呼声。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把群众在实践中积累的丰富经验，提出的意见、要求和愿望，集中起来，经过分析研究，加工制作，化为一般的指导思想，形成符合客观实际的科学的路线方针政策。“到群众中去”，就是把集中起来的领导意见化为群众自觉的实践活动，即把形成的政策方案、工作指示，再回到群众中去，化为群众的思想和行动，同时领导者要身先士卒，带头执行，依靠骨干的力量，积极组织动员广大群众进行实践，并使政策在群众的实践中得到检验和发展。
第二，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的方法。“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从个别到一般，又从一般到个别的过程。这个方法，“必须普遍地提倡，各级领导干部都能学会使用。”
这个方法是辩证方法和群众观点在领导工作中的具体应用。一般号召，就是指领导者把从群众中集中起来而形成的各种政策、方针、口号、纲领等，又回到群众之中，进行广泛宣传、动员、号召，以期得到群众的了解认同和支持，化为群众的自觉行动。个别指导，就是在方针政策的执行过程中，领导者深入实际，率先垂范，进行具体的指导，发现问题，取得经验，然后更有效地指导和贯彻落实政策。正如毛泽东所说的，领导者应该“将所号召的工作深入实施，突破一点，取得经验，然后利用这种经验去指导其他单位”，并“考验自己提出的一般号召是否正确”，“充实一般号召的内容”。
第三，领导骨干和广大群众结合的方法。毛泽东认为，进行任何工作，“只有领导骨干的积极性，而无广大群众的积极性相结合，便将成为少数人的空忙。但如果只有广大群众的积极性，而无有力的领导骨干去恰当地组织群众的积极性，则群众的积极性既不可能持久，也不可能走向正确的方向和提高到高级的程度”
。只有把领导骨干的积极性和群众的积极性结合起来，才能更好地进行领导活动，取得应有的效果。
周恩来精辟地把毛泽东的领导方法概括为调查研究，他说：“毛主席的工作方法论就是调查研究。”
调查研究既是领导者科学决策的起点，又是领导的基本方法。“你对于那个问题不能解决么？那么，你就去调查那个问题的现状和它的历史吧！你完完全全调查明白了，你对那个问题就有了解决的办法了。”
毛泽东走上革命道路，可以说就是从调查研究中国国情开始的。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的基本方法，也就是调查研究的方法。毛泽东一直高度重视调查研究，号召全党尤其是领导干部要重视并亲自进行调查研究。他说：“对于中国各个社会阶级的实际情况，没有真正具体的了解，真正好的领导是不会有的。”
1929年至1931年，在《古田会议决议》《反对本本主义》等文章中，毛泽东就反复强调“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尤其强调决策者必须注重调查研究，“凡担负指导工作的人，从乡政府主席到全国中央政府主席，从大队长到总司令，从支部书记到总书记，一定要亲身从事社会的实际调查，不能单靠书面报告，因为二者是两回事”
。1961年，毛泽东在给一位省委书记的信中指出：“各级党委，不许不作调查研究工作。绝对禁止党委少数人不作调查，不同群众商量，关在房子里，作出害死人的主观主义的所谓政策。”
调查研究的具体方法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开调查会。这是1927年毛泽东对湖南农民运动进行考察，后来在江西革命根据地作社会调查时采取的主要方法。主要是邀请为数不多的有实践经验的中下级干部和普通群众进行座谈，使每个人都有讲话的时间。开会前要有调查提纲，交谈是自己口问手写，与到会者进行平等的讨论。开调查会的方法在任何时候都是领导者获得第一手可靠资料、取得发言权的最好的简便易行的方法。
第二，解剖麻雀。这是一种比喻的说法。1955年，毛泽东说：“如果有问题，就要从个别中看出普遍性。不要把所有的麻雀统统抓来解剖，然后才证明‘麻雀虽小，肝胆俱全’。从来的科学家都不是这么干的。”
这个方法价值大，也简便易行。
第三，走马看花和下马看花。这是一种点面结合的调查研究方法，1956年，毛泽东指出：“调查有两种方法，一种是走马看花，一种是下马看花。走马看花，不深入……还必须用第二种方法，就是下马看花，过细看花，分析一朵‘花’，解剖一个‘麻雀’。”
所谓走马看花，就是领导者要多跑一些地方，经常出去走走，广泛接触实际，了解基本的比较全面的情况。所谓下马看花，就是在一个点上留下来，深入下去，认真研究一些重要的、带本质性的问题，以弥补前者不足。将两者结合起来，就既能够了解到全面的基本情况，又能够抓住根本性的问题。其他点面结合的调查方法还有“胸中有数”和“种试验田”的方法。
毛泽东认为，对立统一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最根本的法则，辩证法只有一个基本规律——矛盾的规律。矛盾分析的方法是领导的基本方法。领导活动，就是发现矛盾、分析矛盾、解决矛盾的活动。矛盾无处不在，无时不有，领导者不要害怕矛盾，回避矛盾，而要敢于面对矛盾，善于把握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善于处理不同矛盾之间的关系。具体来说，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抓中心环节、“牵牛鼻子”。毛泽东认为，对立统一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最根本的法则，在领导活动中应重视应用矛盾分析的方法，善于抓主要矛盾，抓中心环节。毛泽东指出：“对于矛盾的各种不平衡情况的研究，对于主要的矛盾和非主要的矛盾、主要的矛盾方面和非主要的矛盾方面的研究，成为革命政党正确地决定其政治上和军事上的战略战术方针的重要方法之一，是一切共产党人都应当注意的。”
由此他认为，在任何一个地区内，不能同时有许多中心工作，在一个时期内也只能有一个中心工作，辅以第二位、第三位的工作。“牵牛鼻子”的方法，就是抓中心环节、抓主要矛盾的方法，抓住了主要矛盾，其他矛盾就迎刃而解了。
第二，“弹钢琴”的方法。在领导活动中，除了主要矛盾之外，还有次要矛盾，并不是说解决了主要矛盾，其他矛盾就自行解决了，因此，还必须学会“弹钢琴”的方法。“弹钢琴”就是统筹兼顾、各得其所、协调统一的方法。毛泽东在1949年3月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指出，领导干部要“学会‘弹钢琴’。弹钢琴要十个指头都动作，不能有的动，有的不动。但是，十个指头同时都按下去，那也不成调子。要产生好的音乐，十个指头的动作要有节奏，要互相配合。党委要抓紧中心工作，又要围绕中心工作而同时开展其他方面的工作。我们现在管的方面很多，各地、各军、各部门的工作，都要照顾到，不能只注意一部分问题而把别的丢掉。凡是有问题的地方都要点一下，这个方法我们一定要学会。钢琴有人弹得好，有人弹得不好，这两种人弹出来的调子差别很大。党委的同志们必须学好‘弹钢琴’”
。领导干部要善于统筹兼顾，综合平衡，协调统一，掌握“弹钢琴”的方法。
第三，抓两头、促中间。这是从事物发展的不平衡性所引出的一种领导方法。事物的发展规律表明，平衡是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毛泽东说：“世界上没有绝对地平衡发展的东西，我们必须反对平衡论，或均衡论。”
在领导活动中，各个地区、部门和单位之间，群众之间总会有先进、中间、后进之分。在领导活动中，领导者应该善于发现典型，树立典型，不仅要善于树正面典型，用先进的典型事迹去鼓舞、激励广大群众学先进、赶先进，同时还要善于树反面典型，用落后的典型去教育群众、鞭策群众。这种方法比对各部分均衡用力效果更大，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这就是“抓两头、促中间”的方法，在领导活动中，领导的面越大，运用这种领导方法就越容易取得成效。
第四，善于总结。人类创造历史的能力和本领，在一定意义上说，就是在不断总结经验中得以提高与增强的。善于总结不仅是重要的领导方法，而且也是提高领导能力的重要途径。正是通过总结，毛泽东从一个对军事一窍不通的师范文科生成为伟大的军事家；正是通过总结，毛泽东从一个农家子弟成长为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强调指出，总结是认识运动的必经过程，“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
。20世纪60年代中期，毛泽东在接见从美国归来的李宗仁夫妇和程思远时指出：“我是靠总结经验吃饭的。”“以前我们人民解放军打仗，在每个战役后，总来一次总结，发扬优点，克服缺点，然后轻装上阵，乘胜追击，从胜利走向胜利，终于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说明了善于总结的重要性。“领导者的责任，就是不但指出斗争的方向，规定斗争的任务，而且必须总结具体的经验，向群众迅速传播这些经验，使正确的获得推广，错误的不致重犯。”
通过从自己的失败与胜利中总结，从别人的经验教训中总结，从历史与实践中总结，这样，才能有所发展，有所进步，才能更好地指导实践。毛泽东一贯强调领导干部必须亲自做总结工作，而不能由秘书或副职代劳，这是领导工作中的原则性问题。
【本文曾以“论毛泽东的领导方法思想”为题，发表于《曲靖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