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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78年，作为美国律师协会十二人代表团的成员，我第一次造访了中国。当时中国没有律师；一些在“文化大革命”前取得了法律学位的人被称作法律工作者。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所有法学院都关闭了。1978年，北京的法学院刚刚恢复正常教学，全面的法律、法规尚未成形。
2005年，我受到中国最高人民法院的邀请再次造访中国。我目睹了怎样的巨变！法律条文、法学院与律师的数量激增，再也没有人以怀疑的眼光来看待“律师”一词。
1978年在与中国女性组织的会谈中，我发现撇开中国政府特有的计划生育政策不谈，两国女性的处境有着许多相似之处。是的，不论中美，双职工家庭已成为常见的家庭模式。但在家庭生活中，女性却承担了家务与育儿的主要责任。“他除了把垃圾拎出去什么也不干。”女人们抱怨道。我们认为，在父母双方共同分享家庭幸福、共同分担家庭责任之前，真正的男女平等不可能实现。
到了2005年，两国人民都更深刻地意识到了男人和女人都对家庭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但在此方面我们都还有着相当长的路要走。今天依然如此。
我很荣幸《异见时刻：“声名狼藉”的金斯伯格大法官》得以在中国出版。我希望读者们能在本书中发现某些场景似曾相识，某些时刻振奋人心。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鲁思·巴德·金斯伯格
2018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