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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采 ① 谓：“一切文学，余爱以血书者。”后主之词，真所谓以血书者也。宋道君皇帝 ② 《燕山亭》词 ③ 亦略似之。然道君不过自道生世之戚，后主则俨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其大小固不同矣。
①尼采：即弗里德里希·威廉·尼采，德国哲学家、思想家、诗人。他被认为是西方现代哲学的开创者。主要著作有《权力意志》《悲剧的诞生》等。
②宋道君皇帝：即宋徽宗赵佶。他信奉道教，自称“教主道君皇帝”。他原本是一个没有什么志向的闲散王爷，哥哥宋哲宗病死，没有留下子嗣，太后便立他为帝。和李煜有点相似，宋徽宗艺术天赋颇高，自创“瘦金体”，传世画作有《芙蓉锦鸡》《池塘晚秋》等，并能诗词。
③《燕山亭》词：即赵佶的作品《燕山亭·北行见杏花》：
裁翦冰绡，轻叠数重，冷淡燕脂匀注。新样靓妆，艳溢香融，羞杀蕊珠宫女。易得凋零，更多少、无情风雨。愁苦。闲院落凄凉，几番春暮。 凭寄离恨重重，这双燕何曾，会人言语。天遥地远，万水千山，知他故宫何处。怎不思量，除梦里有时曾去。无据。和梦也，新来不做。
德国哲学家尼采曾说：“一切文学，余爱以血书者。”李煜的词，真可谓是用鲜血写就的。宋徽宗赵佶的那首词《燕山亭·北行见杏花》略有点相似。但是，宋徽宗不过是在说自己身世悲戚罢了，而李煜则俨然有释迦牟尼、耶稣基督担负人类罪恶的情怀和意图。因此，李煜词与宋徽宗词的思想境界一大一小，截然不同。
尼采认为，最好的文学作品必须包含着人类共通的思绪、性情，才能称得上是“至情至性”。而李煜的词，便是用鲜血写就，其中的悲情令人动容。
同为“文艺型”君主，共同经历过山河破碎的痛苦，宋徽宗赵佶和李煜在情感上不乏共通点。赵佶在被金军押解北上的途中，写出这首《燕山亭·北行见杏花》。词人是在用杏花的开与败来暗示自己当下的处境，与其说是“怜花”，不如说是“怜己”。王国维赞扬了赵佶这首词，但又认为远远比不上李煜的《相见欢·无言独上西楼》《浪淘沙令·帘外雨潺潺》的境界。二人同是在追忆往事，抒发故国情怀，赵佶仅仅停留在个人的感悟上，格局较小；李煜却更进了一步，他感叹时光易逝、个体的渺小与自然的伟大，对短暂与永恒等哲学命题产生深深的疑问。
如果说宋徽宗是在缅怀个人悲惨的命运，那李煜就是在叩问人类的灵魂。在王国维看来，他的作品中甚至包含济世救人的情怀，能够达到这种广阔境界的创作者少之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