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埃尔巴尼:
您的信非常坦率,让我深受震动。只有那些透彻的人,才能这么清晰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假如我确信,自己能以同样透彻的方式回答您的提问,我就会说:好吧,我们做这个采访吧。但我在寻找一些思路,思索一些话语,我需要长篇大论——真是有些拖泥带水,才能勉强回答您的问题。这并不意味着我不想和您聊聊。您的信,尤其是您干净利落的表述让您显得与众不同,让我不由自主想向您提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您在一年前看了我的书,您非常欣赏这本书,为什么到现在——您得知《烦人的爱》被改编成电影后,才产生了和我联系的想法,才想到写信给我?
假如我们不是进行采访,而是一次友好的交谈,我想先和您讨论一下,您这么长时间之后才和我联系的原因。我们可以从您的话开始聊起。您写道——当然了,您的原话要比我在这里复述的要客气一些。您说,您知道我的书,但您不知道我这个人。我的问题是:假如您不知道我的书,却知道我这个人,您会不会在最短时间里联系我,对我进行采访呢?
您不要觉得这是挑衅的话。我这样说并不是为了和您争吵,我只是利用您直截了当、毫无掩饰的文字,提出一个我非常在意的问题。我的问题是:从媒体的角度来看,一本书是不是首先代表着写这本书的人?作者的名声,或者说得更具体一点儿,就是通过媒体出现在人们面前的作者形象,对于一本书是不是非常重要的支撑?假如一本非常棒的书出版了,但作家却是无名之辈,文化专栏是不是不会刻意宣传?假如一个知名的作家出版了一本很平庸的书,这是不是一件值得报道的事?
我个人认为,假如出现了一本很棒的书,一本值得读的书,这无论如何都是一个让人振奋的消息。谁写的这本书,对于读者来说,无论男女,都是一件无关紧要的事情。我觉得,那些读到好书的读者,只是希望作者能继续创作,写出更好的书。我还认为,那些写出经典作品的作家,唯一能代表他们的是他们写的文字,他们的个人生活无关紧要。读者开始读这些书时,作者的个人生活也会化为烟云。举个例子来说,甚至是托尔斯泰,他和他笔下的人物安娜·卡列尼娜放在一起,也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影子。我想说的就是这个。
您一定会问我:您想说什么呢?报纸就是这样运作的,这是不成文的规定。假如一个人默默无闻,我们不能给他空间,假如那不勒斯的一条狗都从来没听说过《烦人的爱》的作者,为什么我们要去谈论她的书,把对她的采访刊登在知名报纸上呢?只是因为她写了一本说得过去的书吗?
您说得非常有道理,您的态度和现在的报纸、媒体完全一致。您等待一个事件来写一篇文章,好有一个醒目的标题,去谈论一本您还算喜欢的书。这个事件在一年之后出现了,也就是说:这本小说被改编成了一部电影,导演非常知名。现在时机成熟了,可以对这个在那不勒斯也无人知晓的女士进行采访了。最后您用一种非常礼貌的方式,向我清晰地说明,也许是带着一丝不悦,您说,正是这部电影的上演,我的书才值得被采访。
好吧,我这不是在抱怨。我很高兴《烦人的爱》被改编成了一部电影。我希望,这能给这本书带来一些读者。一本书被改编成电影,才使它引起了文化专栏的注意,我应该对此感到高兴吗?我现在成了一个有记者采访的作家,这是因为另一个作者——马尔托内给我带来了声誉,他拍电影,导演话剧,对于媒体来说,这是比较容易引人注目的行业,我应该对此感到高兴和欣慰吗?人们现在知道《烦人的爱》这本书,这是因为大家看了电影,我应该对此感到高兴吗?您觉得,我要接受媒体的这种等级划分,文学在这个等级中处于最低的位子,我应该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事吗?您觉得,如果媒体能打破这些等级,能呼吁一下:根据自己的爱好去读书吧,去看电影,去剧场,听音乐,不要管媒体和报纸说什么,您不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创举吗?
我就写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热情邀请。
注:
这封信没有写日期,可能是写于1995年,但从来没寄出。这封信是对弗朗西斯科·埃尔巴尼的回复。埃尔巴尼的来信附录如下:
尊敬的费兰特女士:
一年前我拿到了您的小说。我出于好奇打开了这本书,我读了书的开头,觉得很震撼。我于五十年代末期出生在那不勒斯,我对于那不勒斯的作家非常熟悉,尤其是在战后六十年代比较活跃的那批作家,那时候他们还很年轻。但我没看到过您的名字,我不知道您是谁。然而,小说的开头非常有冲击力,我用了两天的时间读完了《烦人的爱》,简直如饥似渴,我感受到了整个城市的色彩和气息。我看完了那本书,但它一直让我难以忘怀。前一段时间,我发现您的书被改编成了电影,我才想起来和您联系。
我是一个记者,给《共和国报》的文化专栏写稿。如果我能够采访您,我会感到非常荣幸。我听说您很低调,一般不愿意接受采访。我很担心会遭到您的拒绝,但我还是希望能和您交流一下,在报纸上刊登一篇小文章。
假如您愿意的话,我可以去登门拜访,假如您希望通过书面采访,我会给您发一些问题。真诚地期待您的回复。
祝好!
弗朗西斯科·埃尔巴尼
利用这个文集出版的机会,埃尔巴尼给费兰特写了一封信:
“……您提出的问题真实存在,我也饱受其害,尤其是现在一些宣传方式,会把文学作品变成了商品。您说得对,有时候在报纸上谈论一些书,并不是因为这些书本身的价值,而是因为作者比较有名气,有时候报纸会忽略一些没有名气的作家。我想说的是,我是在1993年夏天看了您的小说,看完书之后,我没有马上对您进行采访,原因非常简单,因为那时候我还没在《共和国报》工作,我在一家通讯社工作,负责海外新闻。我在两年之后,才跟您谈起了这件事,那也是机缘巧合,正好赶上马尔托内的电影上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