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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埃尔巴尼：
您的信非常坦率，让我深受震动。只有那些透彻的人，才能这么清晰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假如我确信，自己能以同样透彻的方式回答您的提问，我就会说：好吧，我们做这个采访吧。但我在寻找一些思路，思索一些话语，我需要长篇大论——真是有些拖泥带水，才能勉强回答您的问题。这并不意味着我不想和您聊聊。您的信，尤其是您干净利落的表述让您显得与众不同，让我不由自主想向您提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您在一年前看了我的书，您非常欣赏这本书，为什么到现在——您得知《烦人的爱》被改编成电影后，才产生了和我联系的想法，才想到写信给我？
假如我们不是进行采访，而是一次友好的交谈，我想先和您讨论一下，您这么长时间之后才和我联系的原因。我们可以从您的话开始聊起。您写道——当然了，您的原话要比我在这里复述的要客气一些。您说，您知道我的书，但您不知道我这个人。我的问题是：假如您不知道我的书，却知道我这个人，您会不会在最短时间里联系我，对我进行采访呢？
您不要觉得这是挑衅的话。我这样说并不是为了和您争吵，我只是利用您直截了当、毫无掩饰的文字，提出一个我非常在意的问题。我的问题是：从媒体的角度来看，一本书是不是首先代表着写这本书的人？作者的名声，或者说得更具体一点儿，就是通过媒体出现在人们面前的作者形象，对于一本书是不是非常重要的支撑？假如一本非常棒的书出版了，但作家却是无名之辈，文化专栏是不是不会刻意宣传？假如一个知名的作家出版了一本很平庸的书，这是不是一件值得报道的事？
我个人认为，假如出现了一本很棒的书，一本值得读的书，这无论如何都是一个让人振奋的消息。谁写的这本书，对于读者来说，无论男女，都是一件无关紧要的事情。我觉得，那些读到好书的读者，只是希望作者能继续创作，写出更好的书。我还认为，那些写出经典作品的作家，唯一能代表他们的是他们写的文字，他们的个人生活无关紧要。读者开始读这些书时，作者的个人生活也会化为烟云。举个例子来说，甚至是托尔斯泰，他和他笔下的人物安娜·卡列尼娜放在一起，也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影子。我想说的就是这个。
您一定会问我：您想说什么呢？报纸就是这样运作的，这是不成文的规定。假如一个人默默无闻，我们不能给他空间，假如那不勒斯的一条狗都从来没听说过《烦人的爱》的作者，为什么我们要去谈论她的书，把对她的采访刊登在知名报纸上呢？只是因为她写了一本说得过去的书吗？
您说得非常有道理，您的态度和现在的报纸、媒体完全一致。您等待一个事件来写一篇文章，好有一个醒目的标题，去谈论一本您还算喜欢的书。这个事件在一年之后出现了，也就是说：这本小说被改编成了一部电影，导演非常知名。现在时机成熟了，可以对这个在那不勒斯也无人知晓的女士进行采访了。最后您用一种非常礼貌的方式，向我清晰地说明，也许是带着一丝不悦，您说，正是这部电影的上演，我的书才值得被采访。
好吧，我这不是在抱怨。我很高兴《烦人的爱》被改编成了一部电影。我希望，这能给这本书带来一些读者。一本书被改编成电影，才使它引起了文化专栏的注意，我应该对此感到高兴吗？我现在成了一个有记者采访的作家，这是因为另一个作者——马尔托内给我带来了声誉，他拍电影，导演话剧，对于媒体来说，这是比较容易引人注目的行业，我应该对此感到高兴和欣慰吗？人们现在知道《烦人的爱》这本书，这是因为大家看了电影，我应该对此感到高兴吗？您觉得，我要接受媒体的这种等级划分，文学在这个等级中处于最低的位子，我应该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事吗？您觉得，如果媒体能打破这些等级，能呼吁一下：根据自己的爱好去读书吧，去看电影，去剧场，听音乐，不要管媒体和报纸说什么，您不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创举吗？
我就写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热情邀请。
注：
这封信没有写日期，可能是写于1995年，但从来没寄出。这封信是对弗朗西斯科·埃尔巴尼的回复。埃尔巴尼的来信附录如下：
尊敬的费兰特女士：
一年前我拿到了您的小说。我出于好奇打开了这本书，我读了书的开头，觉得很震撼。我于五十年代末期出生在那不勒斯，我对于那不勒斯的作家非常熟悉，尤其是在战后六十年代比较活跃的那批作家，那时候他们还很年轻。但我没看到过您的名字，我不知道您是谁。然而，小说的开头非常有冲击力，我用了两天的时间读完了《烦人的爱》，简直如饥似渴，我感受到了整个城市的色彩和气息。我看完了那本书，但它一直让我难以忘怀。前一段时间，我发现您的书被改编成了电影，我才想起来和您联系。
我是一个记者，给《共和国报》的文化专栏写稿。如果我能够采访您，我会感到非常荣幸。我听说您很低调，一般不愿意接受采访。我很担心会遭到您的拒绝，但我还是希望能和您交流一下，在报纸上刊登一篇小文章。
假如您愿意的话，我可以去登门拜访，假如您希望通过书面采访，我会给您发一些问题。真诚地期待您的回复。
祝好！
弗朗西斯科·埃尔巴尼
利用这个文集出版的机会，埃尔巴尼给费兰特写了一封信：
“……您提出的问题真实存在，我也饱受其害，尤其是现在一些宣传方式，会把文学作品变成了商品。您说得对，有时候在报纸上谈论一些书，并不是因为这些书本身的价值，而是因为作者比较有名气，有时候报纸会忽略一些没有名气的作家。我想说的是，我是在1993年夏天看了您的小说，看完书之后，我没有马上对您进行采访，原因非常简单，因为那时候我还没在《共和国报》工作，我在一家通讯社工作，负责海外新闻。我在两年之后，才跟您谈起了这件事，那也是机缘巧合，正好赶上马尔托内的电影上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