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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福菲：
很遗憾地告诉您，我不知道怎么简洁意赅地回答您的问题。很明显，您提的这些问题，有很多我都没有深思熟虑过，所以很难给出一个详尽的答复，有些问题很难回答，甚至无法回答。因此我试着以交流的方式，而不是以采访的形式回答这些问题。我事先请求您的原谅，因为我的回答可能会非常混乱，有时会前后矛盾。
我们从您提到的最后一个问题开始说吧，因为这个问题我可以比较具体、确凿地回答。我从来都没有接受过心理分析，尽管有时候我对心理分析的体验非常好奇。如果您说的心理分析是一种思考方式，一种文化视角和观点，那我也不具有您所说的心理分析方面的文化。如果说我是女性主义者，我觉得也不是很贴切。因为性格原因，我很难对自己进行归类，我无门无派，但也没有任何懊悔，我不执着于任何思想，我从来都没有在公众场合上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场，我没有勇气去做这类事情。现在我很难厘清个人的经历，只能讲述一个私人的故事（我读的一些书，我对某些书的偏爱，等等），因此无关紧要。在成长的过程中，我看到、听到、读到的或者记下来的东西造就了现在的我。我比较内向，作为一个默默的听众，我可以说，我对心理分析有一点儿兴趣，女性主义很吸引我，我很容易接受“性别差异”思想。有很多其他思想也深深吸引着我，和心理分析、女性主义还有当今一些女性的反思都没有太多关系。我很高兴《烦人的爱》中的立场并不是那么一目了然。
您所说的“和大众媒体保持距离”的问题，谈起来就复杂了。我相信，除了我刚才提到的个人性格原因，从根本上来说，还有一点儿不妥协的态度，就像是强迫症。就我的体验，写作的喜悦和辛苦会波及全身的每个部位。写完一本书之后，就好像在内心的挖掘太过于深入，你会迫不及待地想从远处看着这本书，想恢复完整的自我。我发现出版一本书会让人松一口气，因为书印出来之后，就会走上自己的道路。起先是这本书跟着你，缠着你，出版之后，轮到你跟在它后面。但是我决定不跟在它们后面，我的想法是，假如我的书进入了流通领域，我没有任何义务跟着它们走完全程。可能我自己也相信，有些时候，或者说大部分时候，我都觉得，我在书里写的“我自己”，可能读者读的时候，有人会觉得我讲述的故事很讨厌，有人会很振奋，这反过来会影响到我，让我觉得讨厌或者振奋，这是一种错误的逻辑。以前，关于写作灵感，有很多神话，可能只能说明一个事实：当一个人在进行创造时，他被附体了，或者说他身体里居住着别人。当他停止写作时，他会重新回到自己——一个普通人，有他平常的事务、思想和语言。因此，我现在又重新成为我自己，待在这里，做我每天的工作，和那本书没有任何关系。说得更具体一点儿吧，我之前进入了那本书，现在我再也进不去了，那本书也无法再次进入我。我只能保护我自己，不受它的干扰，这就是我现在做的。我把这本书写出来，就是为了摆脱它，而不是成为它的囚徒。
当然了，还有其他东西可以说说。小时候，对于我来说，文学高于一切。写作对于我来说意味着完全投入，写到最好，我不会接受任何中间路线、任何平庸的东西。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开始改变了对于文学写作的过高标准，写作并不是至高无上的行为，现在我能比较客观地看待它（这个世界上，还有其他事情值得全心全意投入）。当我达到了一种新的平衡，我开始对我的生活——无论是私人生活还是公众生活都感到很满意。我不希望回头，我已经战胜和获得的东西，我要保持下去。当然了，《烦人的爱》获得了很多读者，这让我很开心，而且这部小说也被改编成了一部重要的电影，这让我很欣慰。但我不想重新建立这样的生活观念：你的成就是由你写出来的东西成功与否来衡量。
还有创作手法的选择，我很难把这个问题解释清楚，尤其是对那些断章取义，可能会因此被伤害到的人。我习惯的写作方式，就像是在瓜分战利品。我在塑造一个人物时，会让他有着张三的特点，又说出李四的话。我会重现我经历过的场景，场景里有我以前认识的人。我重新构建一种“真实”的体验，但和现实中的情况不一样。我重新去营造那些“真实经历”留下的印象，或者是基于多年人生体验产生的幻想。我写的东西，很多都参照了真实发生的事情和场景，这些情景和人物重新组合，产生了小说中的故事。因此我距离我的写作越远，它就越会成为自己：一部虚构的小说。我越靠近这个小说，进入这个小说，那些真实的细节就会占上风，这本书就不再是虚构的小说，它就会像一份不怀好意、肆无忌惮的备忘录，首先会伤害到我。因此，虽然小说里有自传的成分，但我希望我的小说能够远离我，能讲述出它作为小说的真相，而不是一些偶然发生的琐碎事情。
但那些媒体把作者的照片放在一本书上，作家的形象出现在一本书的封面上，这真让我觉得南辕北辙。作家和作品之间的距离完全被抹去了，这样的话，要靠作者去支撑他的作品，会把作者和书本的内容混为一体。面对这种做法，我就会感到羞怯。我工作很长时间，投身于我想要讲述的材料，我从个人经验中汲取了我所需要的东西，我从“公众”材料里也汲取有用的东西，就是一些声音、事件，还有或近或远的人物，要构建一个站得住脚的叙事。现在，这个故事无论好坏，它自成一体，形成了一种内部的平衡，为什么我要去信任媒体呢？就是为了和这部作品息息相通？我对媒体的担忧是有根据的，因为目前媒体的性质让它们并不会维护一种真正的“公众的利益”。一部作品写出来可能是为了突破个人体验，而媒体倾向于把一种“私密性”强加给作者。
尤其是，我最后提到的这一点，应该进行深入的讨论。有没有一种方式可以保护作者的权利，一个作者是不是可以选择，只有他写出来的东西才是“公众”的呢？现在的出版市场，首先考虑的是这个作者适不适合成为公众人物，是不是一个有魅力的人，可以帮助作品的销售。假如在这个方面做出让步的话，至少从理论上来说，那就是接受作者的整个人、他所有的经验和情感和这本书一起销售。但个人的精神很容易受到影响，假如暴露出来，也只能上演一出喜忧参半、不情愿或带有抵触的节目（有时候作者们会很慷慨，但总的来说，他们是被迫演出），他们给这个作品添加不了任何东西。
关于这个问题，我就说到这里。我最后想告诉您的是，一个人在写作时，如果他知道自己不必要为这部作品抛头露面，那他会非常自由。这就是为什么我要捍卫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现在我已经尝试过了，假如这个角落被剥夺的话，我会很快变得贫瘠。
我们现在谈一谈艾尔莎·莫兰黛吧，我没有机会认识她，我从来都没法去认识那些在我内心激起强烈感情的人。假如见到他们，我会张口结舌，无法做出反应，我会变得很笨，没办法进行一种深层次的交流。您把我和莫兰黛联系起来，这让我很振奋，让我很容易说谎，去强化您提出的假设。我第一次面对这种情况是《烦人的爱》获得“莫兰黛奖”时，我想，我的作品真的和莫兰黛有联系吗，包括一些很牵强的联系。我去翻看莫兰黛的书，想找到一些具体的证据，能够说明这个问题，尤其是展示给我自己。我想通过一封感谢信，来说明这个奖项实至名归。我在《阿拉科埃里》这本书里仔细找了，但我没有选对书，因为在这本书里，我没有找到任何东西，可以证明我对她的继承和发扬。从另一个方面来说，我不是一个非常仔细的读者，我的记性也不太好，我乱七八糟看了很多东西，但我会忘记我看过的东西，我的记忆有时候会发生扭曲。在当时的情况下，我匆匆忙忙想完成那封感谢信，可能也是出于侥幸心理，我抓住了出现在《安达卢西亚披肩》里的一句话：“没有任何人，包括母亲的裁缝，会想到母亲拥有女人的身体。”这是很容易找到的一句引言，很多年里一直在我脑子里盘旋，我有好几次都阐释过这句话，去挖掘这句话给人带来的不安。这说明了一个问题，就是那些特别擅长给女性做衣服的人，假如要给一位母亲做衣服，他们也很难做好自己的工作。我想象着那些剪刀会拒绝裁剪，尺子会说谎，别针别不上，粉笔画不出线来。母亲的身体会让裁缝的工具产生抗拒，无法各司其职。做衣服，给女人做衣服很容易，但给母亲做衣服是“包裹”，是掩盖身材，“包裹”是莫兰黛的另一个专有词汇。
裁缝给母亲做衣服终究会失败，这件事一直在伴随着我，再加上我是一个比较懒散的读者，看到一些句子，总会激发我的发散性想象，而不是去考虑这些话里的真正涵义。我在看《阿杜卢的岛屿》时，也出现了这种情况。第一次看这本书时是二十多年前，我当时很受震撼，是因为一个羞于启齿的原因：我在读这个故事时，一直想着阿杜卢实际上是一个女性。阿杜卢是一个女孩子，事情只能是这样。莫兰黛用男性第一人称写作时，我一直都想，那只是她戴上了一张男性的面具，来表达自己的情感和故事。这不是普通的文学“加工”，我感觉到这种伪装的目的就是通过文学，实现母亲的裁缝无法完成的工作：把母亲的形象（死去的母亲、农奇亚蒂娜、同性恋父亲）从包裹里拯救出来。她利用青春期到成年的那段时光，让母亲本来的身材显露出来，讲述女性体验中没有讲述过的东西。后来，莫兰黛小说中的那些男性形象都是这种情况，他们和母亲的关系都得到了深入的剖析。
还有那句从萨巴那里引用的前言，也是想强化这种意象。萨巴写道：“我，假如我还记得他，我觉得……”无论他内心的“热血少年”向哪个方向走，就《阿杜卢的岛屿》而言，那个“记得他”一直都会保存在我的心里，就好像在说：“我觉得，在以阿杜卢的名义写这个故事时，我还能想起自己的一些事情，这真是一个好结果。”
从另一个方面来说，我觉得应该有这样的时刻，我们真的能“在他之外”写作，这并不是意识形态的问题，而就像柏拉图笔下的灵魂，在“化身为他”讲述时，我们会想起自己，不需要出于方便或者习惯而和自己保持距离。我想象着，母亲的裁缝都在研究这个问题，他们迟早都会学会给母亲做衣服，而不是“包裹”她们，我们也会学会这一点。
我们可以总结一下刚才谈到的这一点吗？《烦人的爱》和莫兰黛的那些书之间哪怕只有很微弱的联系，都会让我很高兴。我必须向您坦白，莫兰黛的很多风格特点，对我来说都很陌生，我感觉自己无法构思那些恢宏的故事，很长时间以来，我已经不再觉得文学是至高无上的事业。随着时间的流逝，有一些流俗的讲述方法吸引着我。我不再为看一些女性小报感到羞愧，那种小书每家都有，通常讲的都是爱情与背叛，但这些书给我内心带来了一些难以抹去的痕迹。对情节的追求并不是没有意义，一些强烈、庸俗的感情体验也是一种享受。这是一个写作的“地下室”，充满乐趣。很多年以来，我都以文学的名义排斥这些。现在我觉得这也是可以参照的东西，不仅仅是那些经典作品，包括那些流俗的东西里也有讲述的激情，为什么要拒绝与回避呢？
至于那不勒斯，现在我依然受到奥尔特赛
笔下“不自觉的城市”的吸引。假如还可以继续写这个地方，我想写一部小说，讲述一个充满暴力的悲惨故事，各种声音和事件交织在一起，各种行为——可怕的、微不足道的事情都会发生。但为了讲述这个城市，我需要回到那不勒斯生活，现在，因为家庭还有工作的缘故，我没法回去。
尽管我生活在很远的地方，我和那不勒斯之间的关系却无法得到清算。这个城市对于我来说，不像其他地方，这个城市是我身体的延伸，是我生活感受的原型和参照。对我来说，那些重要的事情都是以那不勒斯为背景，都有方言的回音。
这种深刻的认识是最近才产生的，也是我从远处不断“凝视”这个城市，才产生的结果。我出生于那不勒斯，我在这个城市生活了很长时间，但我感觉，生活在那不勒斯风险很大。这是一个人们一言不合就吵架斗殴的地方，人们很容易哭，很小的矛盾会转化成可怕的诅咒，非常肮脏的咒骂，还有无法弥合的龃龉。还有一些过度表达的情感，有时候让人觉得虚伪。我的那不勒斯是一个非常“庸俗”的城市，有一些“得到安置”的人物，但他们非常害怕回到过一天算一天的日子，那种只能做一些临时工混口饭吃的日子。他们表面上很诚实，实际上，他们会通过各种小伎俩来挽回自己的面子。这个地方非常喧嚣，大家都在大声说话，开玩笑，有时候非常浮夸，人们都讲着一种非常犀利的方言，有时候肆无忌惮，有时候又很性感。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还有一些斯大林主义者。他们没有小资产阶级的那种得体，但他们会有做做样子的冲动，他们想与人为善，但也有犯罪潜力。他们会不惜一切手段，利用各种机会，就是不想表现得比其他人愚蠢。
我感觉自己不属于这个城市，因此当我在那不勒斯生活时，我对它充满了厌倦。一有机会我就逃离了这个地方，但那不勒斯教给我的东西一直陪伴着我。那就像一个备忘录，告诉我错误的生活模式会损害、辱没生命的力量。很长时间以来，我在用放大镜“凝视”这个地方，我会把一些碎片单独拿出来观察。我会进入这个城市，发现一些我小时候没有看到的优点，还有一些东西，现在看来要比以前更悲哀，但这并没有勾起我之前的怨仇。我发现我在这个城市的体验是无法抹去的，这些体验在任何地方都有用。我可以在街道、小胡同里转悠，也可能只是躺在床上，闭上眼睛。我回到那不勒斯，刚开始会非常激动，但在一天之间，我可能会恨这个地方，我不说话，并感到压抑，有一种说不上来的痛苦。我感觉小时候接收的并不是在一个空间和时间里发生的事情，而是接收到了衰落的信号，现在这种信号被扩大了。就这样，这座城市总是会让我回想起之前的时光，有待追忆的时光，有时候记忆会闪现，就像突然响起的警铃，那些街道、胡同、上坡、下坡，还有美丽的海湾会忽然勾起我很多回忆。事实上，这是一个非常混乱、拥挤的地方，很容易让人失去理智，离开那不勒斯之后，我费了很大的力气，才开始运用自己的头脑和理性。这都是我的个人体验，我非常重视这份体验，这里包含着丰富的人情，还有各种文化，我不再想摆脱这个城市。
另外，您还提到了黛莉亚和阿玛利娅的问题，我真的没办法回答。我觉得，在创作的时候，我没有把阿玛利娅和那不勒斯联系在一起，让阿玛利娅去代表这个城市。那不勒斯在我的书中，在我的意图里，它代表着一种笼罩在主体身上的黑暗力量，它来自世界，就是我们现在称之为“威胁着我们的现实”的东西。这包含着发生在人物内心和周遭环境，发生在每一个空间，还有社会关系中的暴力。但需要说明的一点是，黛莉亚应该能讲出一个故事，她知道这个故事的始末，她没有忽略任何东西。这个故事发生在城市一些特定的空间，通过方言熙熙攘攘地呈现出来。这个女人来到了那不勒斯的迷宫里，她捡起这个故事，开始整理时间和空间，最后把自己的故事大声讲了出来。她在做这样一个尝试，在尝试的过程中，她发现，假如她能讲出这个故事的话，她也能清算自己和母亲的关系。她会接受自己的母亲、她的世界，那些错误、辛苦和激情——真正的或想象的激情，还有被压抑的能量，这些能量只能通过仅有的几个渠道得到释放。我想表现的就是这些，甚至阿玛利娅去世的谜团，到最后也变得不是很重要，或者更进一步来说，在黛莉亚和她母亲的整个故事中，这已经成为次要的东西。
当然了，那不勒斯不仅仅是一个纯粹的背景。我清楚地意识到，在写作的过程中，我所讲述的故事，所有场所，还有人物的行为都沾染上了那不勒斯的气息，就是那种让人厌烦、一言难尽、无药可救的特性。从另一个方面来说，黛莉亚努力讲述的，其实就是她长时间以来认为无法讲述的东西，找到这个叙事时，我非常高兴。在最后，那些最难以掌握、无法捕捉、模棱两可的人物，就是承受辛苦和屈辱但毫不屈服的阿玛利娅，她身上体现出这个城市的一些突出的特性。因此产生了一种城市和女性融为一体的感觉，她遭受排挤、诱惑、殴打、追踪，体会羞辱和渴望，同时也有着惊人的抵抗能力。假如事情是这样子，我会非常高兴，但这并不是我写作的初衷，我也无法肯定您的推测。
除此之外，我要说明一点，我特别讨厌那种叙事：就是非常系统地讲述今天的那不勒斯是什么样子，现在的年轻人是什么样子的，女性变成了什么，家庭的危机，还有意大利存在什么样的问题，诸如此类的书。我感觉，讨论这些问题，就是把媒体塑造的一些刻板印象放在一起，就像把一本宣传册、一档电视节目、一项人类学研究，或者一个政党的姿态通过小说的方式表达出来。一部好的小说，我希望它能告诉我无法从其他途径得知的事情，它的讲述语言应该是独一无二的，我能听到小说做出的推断。
关于马里奥·马尔托内的电影，我不是专业人士，我没有谈论的资格，因此我什么都不想说。我给他写了一封信，但后来没寄出去。我感觉我想告诉他的那些事，他已经都知道了。我可以跟您谈一谈剧本的事情，在拍摄电影的过程中，我看了好几遍他写的剧本。在我的小说中，过去和现在，有很多欲言又止、没有挑明的东西。在讲述者“我”的内心，一切游离不定。因此在小说中，黛莉亚是以第一人称讲述这个故事的，她的声音是整个文本的所有信息来源，是整个小说唯一的真相来源，不会有外部的声音加进来。但在电影中，讲述的声音，如果存在的话，那也要和她出现在屏幕上的肢体结合，她的外部表现成了主题，相对于文学中的形象，那只是一个表象。所以导演马尔托内采用了不同的表达方式，这很正常，因为他要实现自己的目标。
比如说，在黛莉亚的故事中，演员一出来，就置身一座“真实的”城市，还有“真实的”方言里头。结果是，黛莉亚失去了讲述者的位子，很明显，电影要表现她的沉默，还有她的欲言又止，也只能从外部去表现她，塑造她，她要去寻找一些她不知道、有待发现的东西。这个过程导致了一个结果，就像您在提问中所说的，尽管小说是一种欲言又止的态度，但在电影中需要展示、定位、确认、否定、说明，要比第一人称讲述更清晰。
我在看这个剧本时，尤其是在看最后一版时，我觉得导演找到了一些很聪明、很有创意的解决方法。我给您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在小说的最后一句，我是这样写的：“阿玛利娅存在过。我就是阿玛利娅。”第一个句子是想说明，阿玛利娅的故事现在已经彻底尘埃落定，这并不是因为她去世了，而是因为她经历的真相已经传递到了她女儿身上。第二句话主语发生了变化，我想重新激活阿玛利娅的生活，让她的生命在黛莉亚身上得以延续，让她变得丰富，阿玛利娅已经不在了，现在她女儿会填满、完成她的生活。“我就是”并不是一种病态的表达，按照我的想法和意图，那也不是自我的迷失。这是黛莉亚捡起了之前她和安东尼奥在地下室玩的游戏，她在游戏中扮演阿玛利娅，她捡回这个游戏，但没有颠覆它。现在这个游戏让她告诉自己，之前小时候经历的可怕事情，已经受到了接纳，她现在已经是成人，之前的体验，可以和她作为成熟女人的其他体验放在一起。马尔托内找到的表现方法在我看来是最好的，就是在火车上，有一个年轻人问她叫什么，她的回答是：“阿玛利娅”。他用一种非常有效的手法，表现出了我在那两句话中想表达的。因为这个创意，还有其他表现手法，马尔托内对《烦人的爱》的改编让我很满意。
我希望我把事情说清楚了，我很高兴能有机会，畅所欲言地和您交流，我希望，您把我费力写出来的回答，当成我感激的表现。我感谢您，您自谦为我的崇拜者，这给我的一天都带来了好心情。
注：
这封信没有寄出（1995年）。评论家、杂志编辑戈弗雷多·福菲给费兰特提了以下问题，期望得到她的回复。以上即是费兰特对他的回应。
1.马里奥·马尔托内的电影非常忠实于您的小说，但他选择把现在和过去分割开来。在小说中，一切都发生在现在，都是黛莉亚的内心活动和反思。电影和小说之间的另一个差别是：电影揭示了很多小说里没有挑明的东西。还有第三个差别，作为一名男性，导演马里奥·马尔托内好像有些难以接受黛莉亚的性欲，是不是可以说，他很难展示黛莉亚小时候的心理。在电影里，她母亲只是一个受害者，这一点很清楚。对于这些改编，不同于原著的地方，您有什么看法？这是因为导演的艺术敏感度的问题，还是出于电影本身表达手法的需要，需要让一切更明了？
2.您在小说中描写了那不勒斯一些非常具体的地方（城区、地点、场所，还有人的活动和行为方式），但在电影都没有展现出来，没有进行具体介绍。比如说在小说中，您大篇幅描述了那不勒斯郊外城乡接合处穷人的生活，还有城市里小资产阶级的生活，也就是黛莉亚家的生活。这个时期的那不勒斯在故事中起到什么重要作用？和现在的那不勒斯相比，城市发生了什么变化，哪些方面得到了更新？您有没有关注那不勒斯的变化过程？您有没有感觉自己属于那不勒斯？或者受到那不勒斯的吸引？您生活在距离那不勒斯很远的地方（就像黛莉亚的选择），这是一个明确的决定，还是出于其他因素？现在您会不会回到那不勒斯生活呢？您小说中的人物——黛莉亚会不会回那不勒斯生活？换句话说，黛莉亚和她母亲阿玛利娅的和解，是不是代表着她和自己的那不勒斯身份的和解——尽管有一些病态的东西，让她很厌烦，但一切要从这里重新开始？说得更具体一点，阿玛利娅是一个那不勒斯母亲，可不可以把她当成那不勒斯的化身呢？
3.这本小说出版后，您获得了“普罗奇达—艾尔莎·莫兰黛奖”，评论界就把您的小说和莫兰黛的一些小说联系起来（尤其是《阿拉科埃里》），认为您是莫兰黛的继承者，您接不接受这种说法？您是怎么脱离她的风格的（就像黛莉亚脱离阿玛利娅）？您认识莫兰黛吗？还有其他女作家（比如奥尔特赛）对您的写作有什么影响？
4.能不能很冒失地问一句，您现在写的小说是关于什么主题？
5.您小说中的女性人物——黛莉亚和阿玛利娅，在您的想象里，是不是很像这两位女演员安娜·博纳伊伍图和安杰拉·路切呢？她们成功演绎了这些人物的哪些特点，还有哪些地方和您小说中的描写不一样？
6.您远离媒体有什么深层的原因？您为什么对于媒体有这么深的戒备心？这是因为您个人性格原因吗？如今，所有作品都倾向于极端个性化，出现在报纸的版面上，在屏幕上露脸，这是作者是无法避免的事情，您真的是一个特例。尽管您不是故意的，您并没有想标新立异，但您已经成为楷模。您怎样看待这个问题？
7.您有没有做过心理分析？您有没有研究过心理分析方面的知识，您是不是一个女性主义者？
非常感谢，您的一个崇拜者向您表示敬仰和亲切问候！
戈弗雷多·福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