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天禧四年的政争

尽管“狸猫换太子”的故事情节全然为文人虚构，刘妃与李妃争位的宫斗完全不合宋朝史实，不过，宋真宗晚年的宫廷与朝堂确实不太平静，权力争斗的暗流涌动，只是权争爆发的时间点并非风平浪静的大中祥符三年，而是在刘娥被册封为皇后、小赵祯被立为太子之后，更准确地说，是在天禧四年（1020）；政争的重点也不是后宫的妃嫔争位，而是政府中的寇准一派与丁谓一派争权，卷入这场政争的，还有皇帝、皇后、内侍，甚至连年幼的皇太子赵祯也被牵扯进来。

宋王朝将政府分为两个系统：以中书门下（ 元丰改制为三 省 ）辖民政，首长为宰相（ 含首相与次相 ），副职为参知政事；以枢密院辖军政，首长为枢密使或知枢密院，副职为枢密副使或同知枢密院事，他们的地位相当于副宰相。中书门下、枢密院并称“两府”。天禧四年的宰执团队分裂为两个派系，一方以次相寇准为首，支持者有参知政事李迪、枢密副使周起、签书枢密院事曹玮、翰林学士杨亿等人，首相向敏中也是寇准的同盟，但他在这一年三月去世了。另一方以枢密使丁谓为首，支持者有另一名枢密使曹利用、枢密副使任中正、翰林学士钱惟演等人。

寇准与丁谓、曹利用都有私怨。咸平年初，寇准首次拜相，丁谓为参知政事，对寇准很是恭敬，但寇准却看不惯丁谓的逢迎。一日，执政团队会餐，寇准的胡子不小心沾了汤羹，丁谓站起来，帮首长擦去汤羹，寇准居然不领情，反而讥笑他：“参政，国之大臣，乃为官长拂须耶？” 搞得丁谓万分尴尬。

大中祥符中，寇准担任枢密使，曹利用为枢密副使，二人议事，意见多不合，寇准素来瞧不起曹利用，时常取笑他不学无术：“君一夫尔，岂解此国家大体耶？” 因此，丁、曹二人都对寇准怀恨在心，欲联手倒寇。

但寇准也不是省油的灯，也在寻找机会驱逐丁谓、曹利用。

宋真宗兼用一贯不和的寇准与丁谓为宰辅大臣，也许是出于玩权力平衡的用心。许多年之后，一位神宗朝的大臣说：“真宗用寇准，人或问真宗。真宗曰：‘且要异论相搅，即各不敢为非。’” 廷臣异论相搅，君主以超然的身份作出调和、取舍，防止权臣独大、权力滥用，这是一种相当高明的治术。如果宋真宗能够正常视朝理政，应该可以驾驭异论相搅的政局，然而，天禧年间，真宗经常性“不豫”，身体多病，时而清醒，时而神志不清、胡言乱语，严重时甚至昏迷不醒，连话都说不出来，显然已无法如常听政，朝政便出现了危机。

这种由君主无法正常理政而导致的政治危机，在北宋初期君主深度介入政治决策的政制下显得更为严重。日本的汉学家曾提出一个著名的论断，即“唐宋变革论”，认为唐宋之际，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制度都发生了一场深刻的变革，以政制上为例：唐朝政治还保留着“贵族共和”的特点，宋朝则形成了“君主独裁”的制度。

需要说明的是，日本学者所指的“君主独裁”，并不是说君主“能够在政治上恣意而为”。宫崎市定对所谓的宋代“君主独裁制”作出过解释：“从官制上来说，这种体制指的是尽可能多地将国家机构置于君主的直接指挥之下，方方面面的国家运作，均由君主一个人来统辖。……而当天子发生意外无法听政时，则由太后或者皇太子临时摄政，掌握实权，而不像中世纪那样将国政委托给外戚或大臣。” 但宫崎市定的解释也未必符合宋代的政制，因为在宋代，统辖国家机关的权力中枢一直都是“两府”（ 中书门下、枢密院 ），君主并不直接指挥有司（ 政府部门 ）。不过，赵宋立国之初，确实出现了君权实体化的趋势，主要表现为君主从幕后走上前台，积极参与日常政治决策，并控制了决策终端。宋朝的所谓“君主独裁”，应该从这个角度来理解。

宋人回忆说，“旧制，宰相早朝上殿，命坐，有军国大事则议之，常从容赐茶而退。自余号令除拜，刑赏废置，事无巨细，并熟状拟定进入。上于禁中亲览，批纸尾用御宝，可其奏，谓之印画，降出奉行而已”。 这里的“旧制”，指唐朝政制，宰相总揽政治决策，君主只是对宰相的决议（ 熟状 ）表示同意，君权通常表现为“同意权”。入宋之后，宋太祖任用后周旧臣范质、王溥、魏仁溥为相，范质等人“惮太祖英睿，具札子面取进止，朝退各疏其事，所得圣旨，臣等同署字以志之”，将决策权交还君主。

宋人又回忆说：“唐之政令虽出于中书门下，然宰相治事之地别号曰‘政事堂’，犹今之都堂也。故号令四方，其所下书曰‘堂帖’。”唐朝的宰相可直接以“堂帖”的形式号令四方。入宋后，宋太祖因为宰相赵普“权任颇专”，“堂帖势力重于敕命”，遂下诏禁止宰相以堂帖处分公事。但宰相作为权力中枢，必须有政务指挥权，堂帖既禁用，慢慢地，便开始用“札子”出令。至道年间，宋太宗又收回宰相便宜处分公事的权力，要求“自今但干近上公事，须降敕处分；其合用札子，亦当奏裁，方可行遣”， 宰相可出札子，但须先经君主批准。

宋太宗还确立了每日御殿听政的日朝制度，而按唐制，君主通常是单日坐殿听政，双日不视朝，节假日放假。淳化年间，有朝臣提议：“臣欲望陛下依前代旧规，只日视朝，双日不坐。其只日遇大寒、盛暑、阴霪、泥泞，亦放百官起居。” 希望太宗恢复唐朝单日坐朝的旧制，但太宗并没有听从，坚持每日视朝。

按太祖、太宗朝形成的这套制度，君主不但要每日视朝听政（ 节日、假日、伏日通常会休务放假 ），还要裁决宰相的上行文书（ 相当于唐朝熟状的札子 ），审核宰相的下行文书（ 相 当于唐朝堂帖的札子 ）。如此一来，君主固然掌握了更大的决策权，却也要为处理政务付出更多的精力。偏偏宋真宗晚年体弱多病，有时候连正常的听政都做不到，原本由他掌握的那部分实质性君权，势必会发生转移。

那么这部分君权将转移到谁的手里呢？

在这个背景下，刘皇后登场了。刘娥虽出身江湖，却在政治上有着过人的天分，宋真宗身体康健情况尚可时，刘皇后已预闻政事，在皇帝“久疾居宫中”的天禧年间，政事更是“多决于后”。

对于刘皇后的预政，朝中两大派系的立场正好针锋相对。宰相寇准、参知政事李迪、翰林学士杨亿都不希望后妃代行皇权，他们与刘皇后的私人关系也比较糟糕，真宗议立皇后时，他们都曾反对册立刘氏，而且，在正统士大夫看来，女主掌权也不是正常现象，何况武则天擅权的唐鉴不远。而枢密使丁谓、曹利用、翰林学士钱惟演则依附刘皇后，其中钱惟演与刘皇后、丁谓还是姻亲，他们当然希望由刘皇后掌控朝政。这两个派系都在后宫培植了支持者，寇准的支持者是内侍周怀政，丁谓的支持者是另一名内侍雷允恭。

面对真宗皇帝病情每况愈下、刘皇后权势日益强大的局面，寇准一方准备先下手为强，策动真宗皇帝同意太子监国。

太子监国即由太子赵祯代行君权，从而釜底抽薪，架空刘皇后，而赵祯年幼，离不开宰相与东宫官辅弼，权力实际上掌控在宰相寇准与参知政事兼太子宾客李迪手里。这当然是丁谓一方不愿意看到的。当寇准、李迪首议太子总军国事时，丁谓立即表示反对：“即日上体平，朝廷何以处此？” 皇上龙体很快就会康复，何需太子监国？由于丁谓的阻挠，太子监国之议便搁置下来。

这个时候，拥护寇准的内侍周怀政也鼓动宋真宗让太子赵祯监国。周怀政时为入内副都知，“日侍内廷，权任尤盛，于是附会者颇众” ，寇准与他的关系也很密切。有一次，一病不起的真宗枕着周怀政的大腿，“与之谋，欲命太子监国” 。周怀政将信息悄悄告诉了寇准，于是寇准寻了一个机会，单独面见真宗，说：“皇太子人望所属，愿陛下思宗庙之重，传以神器，以固万世基本。丁谓佞人也，不可以辅少主。愿择方正大臣为羽翼。”真宗也觉得有道理，“然之”。

有些宋人笔记认为真宗还对刘皇后的擅权心生不满：“天禧末，真宗寝疾，章献明肃太后渐预朝政，真宗意不能平”；寇准想趁机鼓动皇帝废刘皇后，传位皇太子、诛杀丁谓：“寇莱公探知此意，遂欲废章献，立仁宗，策真宗为太上皇，而诛丁谓、曹利用等。” 但此说不可信，疑与后面周怀政的政变混为一谈。寇准的用意是扶太子监国，驱逐丁谓出朝，还不至于狂妄到废太后、诛大臣的地步。真宗对刘皇后深为依赖，不大可能废后。

在得到真宗皇帝的允诺之后，寇准马上找到翰林学士杨亿，让他赶紧起草制书，“请太子监国” 。杨亿知道事关重大，不敢走漏风声，“夜屏左右为之辞，至自起剪烛跋，中外无知者”。但事情却坏在寇准身上，原来寇准好酒，酒后自己说漏了嘴，让丁谓得悉太子监国的消息，丁谓即抢在真宗下制书之前，面见皇帝，称寇准欲矫诏，要求罢免寇准。

此时，真宗已不记得与寇准“初有成言”（ 也许是有苦难言 ），在丁谓的胁迫下，不得不下诏罢免寇准的相位，时为天禧四年（1020）六月。随后，真宗又拜枢密使丁谓为平章事，兼昭文馆大学士；参知政事李迪为同平章事，兼集贤殿大学士；兵部尚书冯拯为枢密使；翰林学士钱惟演为枢密副使；枢密副使任中正、礼部侍郎王曾为参知政事。按北宋前期官制，以平章事、同平章事为宰相，首相例兼昭文馆大学士，称昭文相，次相例兼集贤殿大学士，称集贤相。也就是说，如今丁谓已是首相，李迪则擢升次相。

至于寇准，虽然已经罢相，但真宗对他仍然礼待有加，封他为太子太傅、莱国公。丁谓、钱惟演的目标是将寇准逐出朝廷，所以加紧游说真宗贬谪寇准：“准自罢相，转更交结中外，再求用。晓天文卜筮者皆遍召，以至管军臣僚、陛下亲信内侍，无不着意。恐小人朋党诳惑圣听，不如早令出外。”不过真宗不为所动，待寇准如故。

没想到这年七月，内廷发生了一起未遂的政变：原来，内侍周怀政见寇准失败，“忧惧不自安，阴谋杀谓等，复相准，奉帝为太上皇，传位太子而废皇后” 。为此，他与其弟周怀信“潜召客省使杨崇勋、内殿承制杨怀吉、门祗候杨怀玉议其事”，密谋发动宫廷政变。谁知杨崇勋、杨怀吉转头就向丁谓告密，丁谓连夜找曹利用商议对策。次日天明，曹利用赶紧入大内报告刘皇后，周怀政遂被擒，押往城西普安佛寺斩首。

周怀政曾兼管勾左右春坊事，照料皇太子生活起居，与小赵祯关系亲密，赵祯亲切地叫他“周家哥哥” 。童年时的赵祯喜欢画画，“闲时画马为戏”，也写得一手好字。一次，老师张士逊向他求画，赵祯说：“师傅岂可与马耶？”遂郑重其事大书“寅亮天地，弼予一人”八字相赠。周怀政闻知，也向太子求字，小赵祯却给他题了一句话：“周家哥哥斩斩。”这本是孩童无心的戏言，却不想一语成谶。

因为被指控“与周怀政交通” ，宋真宗也庇护不了寇准了，只能将寇准外放，“降授太常卿、知相州”。相州（ 今河南安阳 ）是内郡，离京师不远，丁谓担心寇准有机会还朝，又要求将他迁至边远小地方。真宗没办法，只好跟宰辅说：“与小州。” 但丁谓发出的指挥札子却称：“奉圣旨，除远小处知州。”李迪与他相争，说：“向者圣旨无‘远’字。”丁谓咄咄逼人反问他：“君面奉德音，欲擅改圣旨，以庇准耶？”李迪孤掌难鸣，争他不过，于是寇准移知边远小郡安州（ 今湖北安陆 ），未久又贬为道州（ 今 湖南道县 ）司马，属于闲职。

将寇准远谪，应该不是真宗的本意，而是刘皇后—丁谓一党施加压力，甚至矫诏的结果。丁谓对寇准怀恨在心，自不必说；刘皇后与寇准也有仇隙，因为寇准不但曾经反对立刘娥为皇后，而且，当寇准得悉刘皇后的族人“横于蜀，夺民盐井” 时，要求宋真宗严惩刘氏族人，又得罪了皇后。因此，贬谪寇准的诏书虽然是以皇帝的名义颁发的，但其实很可能出自丁谓与刘皇后的授意。寇准离朝一年多之后，宋真宗突然想起了这位他曾深为器重的前宰相，问左右：“吾目中久不见寇准，何也？” 左右“莫敢对”。

逐走了寇准，丁谓一党还不放心，又清算了朝中亲寇准的势力，朝士凡与寇准亲善者，皆被“指为准党”，“俱罢黜”，只有杨亿得以保全。当初寇准事败罢相，丁谓曾召杨亿至中书，杨亿恐惧，“便液俱下，面无人色”。不过，丁谓平素颇赏识杨亿文才，无意加害，只是请杨亿替他撰写拜相的制词：“谓当改官，烦公为一好词耳。”杨亿这才稍安心。

由于周怀政图谋政变的目的是奉真宗为太上皇、传位于皇太子，小赵祯也受到牵连。有人趁机离间皇帝与太子的关系，真宗受其蛊惑，欲并责太子，幸亏李迪从容说了一句：“陛下有几子，乃为此计。” 真宗这才醒悟过来，“由是东宫得不动摇”。

李迪暂时也没事。真宗在寇准罢相后，欲拜李迪为次相，接替寇准。但李迪“固辞”，真宗请他万勿推辞。这时，懂事的皇太子赵祯站出来拜谢真宗：“蒙恩用宾客为相，敢以谢。”真宗看着李迪说：“尚复何辞耶？”李迪这才接下次相一职。

宋真宗坚持用李迪，也许还是出于“异论相搅”的考虑，希望李迪可以牵制首相丁谓。然而，由于寇准及其追随者皆“坐与周怀政交通”而遭斥逐，权力中枢的天平已明显倾向丁谓。当时宰辅团队中，枢密使曹利用、副使钱惟演、参知政事任中正都是丁谓的人，另一位枢密使冯拯、参知政事王曾，此时立场尚不明朗。冯拯拜枢相，为钱惟演所推荐，在丁谓、李迪发生争执时，冯拯与曹利用都替丁谓说了好话，所以李迪认为，“曹利用、冯拯亦相朋党” ；而王曾则“谄事谓甚至。既登政府，每因闲暇与谓款，必涕泣作可怜之色” ，丁、李相争之时，王曾也作了有利于丁谓的发言，称“谓无过，曲在迪” 。换言之，李迪是受到孤立的，独木难支，不可能制衡丁谓。

失去制约的丁谓开始擅权，完全不将李迪放在眼里，任命官员都不让李迪知道，李迪愤懑，慨然跟同僚说：“迪起布衣，十余年位宰相，有以报国，死且不恨，安能附权臣为自安计乎！” 有一次，丁谓意欲提拔工部尚书林特为枢密院副使，李迪坚决反对，一言不合，李迪“引手板欲击谓”，想对丁谓动武，随后两人又在真宗面前争吵起来。宋真宗一怒之下，干脆下诏将丁、李同时罢相。

丁谓是厚颜无耻之人，得知罢相的消息，马上入对，直接要求真宗恢复他的相位：“非臣敢争，乃迪忿詈臣尔。臣不当与之俱罢，愿复留。”并公然假传圣旨：“有旨复平章事。”大摇大摆赴中书，“依旧视事”。当时，真宗已命翰林学士刘筠起草制书，拜枢密使冯拯为首相，只是制书尚未发出。丁谓既复相，便召刘筠起草复相制书。刘筠很有骨气，坚决不奉诏，丁谓只好换另一位翰林学士晏殊草制。刘筠从学士院出来时，正好碰见晏殊进来，晏殊“侧面而过，不敢揖，盖内有所愧也”。

丁谓、李迪同时罢相，结果却是丁谓复相，李迪卷铺盖走人，于天禧四年十一月离开朝廷，出知郓州（ 今山东郓城 ）；次相之位则由冯拯顶替。

李迪被逐，恐怕也是刘皇后的意思。因为刘娥与李迪有旧恨新仇，早年真宗议立刘氏为皇后，李迪再三上疏反对；真宗不豫之后，间或语言错乱，一日盛怒告诉辅臣：“昨夜皇后以下皆之刘氏，独留朕于宫中。”这本是皇帝神志不清时的胡话，众人“皆不敢应”，唯独李迪说：“果如是，何不以法治之？”提议治刘皇后之罪。过了良久，真宗清醒过来，又说：“无是事也。”但躲于屏后的刘皇后已听到李迪的言论，从此对李迪极为厌恶。著《续资治通鉴长编》的李焘相信，“迪所以不得留，非但谓等媒孽，亦宫中意尔”。

寇准、李迪先后被逐，宣告在天禧四年的政争中，丁谓是大获全胜的赢家。这年十一月，宋真宗又拜平章事丁谓兼太子少师，枢密使、平章事冯拯兼太子少傅，枢密使曹利用兼太子少保。少师、少傅、少保均为东宫官，一般只用作宰执大臣致仕之后的荣衔，现任宰执加授“三少”，这在宋朝是没有先例的，意味着现任宰执不但是执政大臣，而且是皇太子的老师，未来太子继位，他们便是师臣，地位非常尊贵。

十二月，真宗抱病在承明殿（ 后殿 ）召见丁谓等辅臣，发下手诏：“今皇太子虽至性天赋，而年未及壮，须委文武大臣尽忠翊赞。自今要切时政，可召入内都知会议闻奏，内廷有皇后辅化宣行，庶无忧也。”以手诏的形式确认了皇后预政的合法性。

由于丁谓的权位已经巩固，刘皇后的权威也无人挑战，因此，从天禧四年底到天禧五年，朝堂也恢复了平静，暂时没有发生激烈的政争。 hVhRbnNP9fBMoCupIPF/YdGnVAo0zbGiO/Pqg1UPqaQmP9aYq6YlrefoscXpmCs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