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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朝帝王之中，宋朝第四任君主——宋仁宗赵祯可谓是一位在位时间很长、存在感却极低的皇帝。
今天的中国人游长城，必会想起秦始皇；游大运河，必会想起隋炀帝；读到“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的豪言，会想起汉武帝；论及“郑和下西洋”的盛况，会想起明成祖永乐帝；说起古代的治世，人们脑海中出现的也是汉文帝、汉景帝的“文景之治”，唐太宗的“贞观之治”，唐明皇的“开元盛世”，清前期的“康雍乾盛世”，很少有人会联想到赵祯以及他的时代。
而当人们提及皇帝中的艺术家、艺术家中的皇帝时，想说的也必定是宋徽宗赵佶，而不太可能是赵祯。宋徽宗确实是位天才艺术家，琴棋书画无不精通，宋人著《画继》，评徽宗画艺：“笔墨天成，妙体众形，兼备六法。独于翎毛，尤为注意。多以生漆点睛，隐然豆许，高出纸素，几欲活动，众史莫能也。”明人编《书史会要》，评徽宗书法：“行草正书，笔势劲逸，初学薛稷（
初唐四大书法家之一
），变其法度，自号瘦金书。”连金国皇帝金章宗都是宋徽宗书画艺术的狂热追随者，据说金章宗“嗜好书札，悉效宣和（
徽宗年号
），字画尤为逼真”
。即使在今天，仍有大量文艺青年将宋徽宗奉为艺术上的偶像。
但许多人未必知道，赵祯也是一名颇有才情的艺术家。他从小就喜欢绘画，“在春宫，闲时画马为戏”；其书法造诣更是不输宋徽宗：“万几之暇，惟亲翰墨，而飞白尤神妙（
飞白体，
指中国书法的一种笔法
）。凡飞白以点画象物，而点最难工。”
他还通晓音乐：“洞晓音律，每禁中度曲，以赐教坊，或命教坊使撰进，凡五十四曲，朝廷多用之。”
然而，不管在彼时的文艺圈内，还是在长时段的艺术史上，赵祯都籍籍无名，存在感非常低，以至宋人认为“仁宗皇帝百事不会，只会做官家”
。“官家”是宋人对君主的称呼，宋人习惯在不那么正式的场合称皇帝为“官家”。与宋仁宗形成强烈对比的是宋徽宗，修史者评“徽宗多能，惟一事不能”，“独不能为君耳”。
甚至民间文人编造故事，也不喜欢拿赵祯当主角。宋太祖有“千里送京娘”的传说，宋徽宗有“私会李师师”的演义，明朝正德皇帝有“游龙戏凤”的风流韵事，赵祯却连一个可供坊间文人津津乐道的传奇也没有。虽然赵祯与张贵妃也有过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故事，但知名度远不如唐明皇与杨贵妃的“长恨歌”，不见有诗人写诗吟咏，也不见民间文人编排成动人的戏剧；即使在广为传播的《狸猫换太子》戏文中，那个可怜的太子就是赵祯，但他扮演的却是“打酱油”的角色，真正的主角是包拯，戏文成就的也是“包青天”的美名。
实际上，自元明以降，以赵祯时代为历史背景的民间文艺作品倒是挺多的，比如包公故事、杨家将故事、呼家将故事、狄青故事，都发生在赵祯御宇的时代。就连讲述徽宗朝故事的《水浒传》，也是从仁宗朝写起：“话说大宋仁宗天子在位，嘉祐三年三月三日五更三点，天子驾坐紫宸殿，受百官朝贺。”
但在这些故事演义中，赵祯总是充当“背景板”，出演“路人甲”，从未唱主角。
赵祯在民间文艺作品中的存在感低，是可以理解的。他没有秦皇汉武的丰功伟业，没有唐宗宋祖的雄才大略，也缺乏正德皇帝那样的鲜明个性、乾隆下江南那样的戏剧性经历。他是一个庸常的君主，居于深宫，生活平淡如水，当然没有一个民间文人愿意将他平庸的人生演绎成人间传奇。
然而，正是这位庸常的君主在位期间，中国涌现了非常之多的杰出人物：
文学界，明朝人评选“唐宋八大家”，其中有六位为北宋人（
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
），他们全都在仁宗朝登上历史舞台；唐诗宋词为中国古典诗歌并峙之两大高峰，后人习惯将宋词分为豪放词、婉约词两大流派，执豪放词之牛耳者，苏轼苏大学士也，执婉约词之牛耳者，为柳永柳七官人：“柳郎中词，只好十七八女孩儿，执红牙拍板，唱‘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西大汉，执铁板，唱‘大江东去’。”
不管是苏学士，还是柳郎中，都是赵祯时代的一流诗人。
学术界，宋代可谓百家争鸣，形成关学、濂学、朔学、洛学、蜀学、新学、象数学诸流派，而这些学派的创始人或代表人物，都生活在仁宗朝；著名的“宋初三先生”（ 石介、孙复、 胡瑗 ）与“北宋五子”（ 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程颐 ），全是活跃于赵祯时代的大学者。
政治家，不但主持“庆历新政”的范仲淹、富弼、韩琦、杜衍诸人是仁宗朝的中坚，而且，领导“熙丰变法”的王安石、章惇、吕惠卿、邓绾等新党中人，主导“元祐更化”的司马光、吕公著、范纯仁、苏辙等旧党中人，也是在赵祯时代的政坛中崭露头角的。
科学界，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中，有三项均出现在赵祯时代（ 用来制作热兵器的火药配方首见于仁宗朝的《武经总 要》，指南针与活字印刷技术，首见于沈括《梦溪笔谈》 ）；宋代最聪明的两名科学家——苏颂与沈括（ 苏颂发明了世界最早 的自动天文钟“水运仪象台”，沈括则是天文、地理、物理、 化学无不涉猎的天才 ），都成长于赵祯时代。
有宋史研究者列出了一个更长的仁宗朝杰出人才名单：“政治上被称为名臣的就有吕夷简、范仲淹、鲁宗道、薛奎、蔡齐、陈尧佐、韩亿、杜衍、庞籍、吴育、王尧臣、包拯、范祥、孔道辅、余靖、胡宿、田况、王素、韩琦、富弼、文彦博、种世衡、狄青、王德用等；活跃在神宗、哲宗乃至徽宗前期的赵槩、吴奎、张方平、唐介、赵抃、吕诲、范镇、曾公亮、王安石、司马光、吕公著、吕公弼、吕大防、吕惠卿、曾布、章惇、韩绛、韩维、韩忠彦、傅尧俞、彭汝砺、范纯仁、范纯礼、刘挚、王岩叟等一大批人才，实际上也都是仁宗一朝养育而成的。文学艺术上有张先、柳永、晏殊、宋庠、宋祁、尹洙、梅尧臣、苏舜钦、苏洵、欧阳修（
以上擅文学，苏轼、黄庭坚兼擅书法
）、蔡襄（
书法
）、燕文贵、武宗元、许道宁、赵昌、易元吉、文同、郭熙、王诜（
以上擅绘画
）等。思想学术上有孙奭、刘敞（
以上擅经学
）、胡瑗、孙复、石介、李觏（
以上擅哲学
）、张载、邵雍、周敦颐、程颢、程颐、吕大临（
以上理学
）、宋敏求、范祖禹、刘恕、刘攽（
以上擅史学
）等。科学技术上有王唯一、钱乙、燕肃、毕昇、沈括、贾宪、苏颂等。”
全都是名动一时、青史留名的一流人物。
仁宗朝人才之盛，历史上几乎没有一个时代可以比肩。难怪苏轼说：“仁宗皇帝在位四十二年，搜揽天下豪杰，不可胜数。既自以为股肱心膂，敬用其言，以致太平，而其任重道远者，又留以为三世子孙百年之用，至于今赖之。”
明代李贽也感叹说，仁宗一朝，“钜公辈出，尤千载一时也”
。众多民间演义故事取材于宋仁宗朝，大概也是因为那个时代人才济济。
一个庸常君主御宇的时代，为什么会涌现出如此之多的杰出人物？
北宋嘉祐八年（1063）三月二十九日，五十四岁的赵祯走完了他庸碌的一生，逝世于东京（ 今河南开封 ）大内福宁殿。北宋著名的大学者邵伯温当时才七岁，与父亲邵雍居住在西京洛阳。多年之后，邵伯温仍记得清清楚楚：当赵祯龙驭上宾的消息传到洛阳时，“城内军民以至妇人孺子，朝夕东向号泣，纸烟蔽空，天日无光”，大家都悲从中来，沉痛悼念先帝。
邵伯温的舅父王元修自京师过洛阳，告诉邵雍：“京师罢市巷哭，数日不绝，虽乞丐者与小儿皆焚纸钱，哭于大内之前。”邵氏的友人周长孺赴四川剑州普安县就任，行走于乱山之间，但见“汲水妇人亦戴白纸行哭”。
大宋的臣民发自内心地缅怀一位君主，为他的离世感到悲伤。王安石说仁宗皇帝“升遐之日，天下号恸，如丧考妣”
，并非夸大之词。
当宋朝派出的使臣前往辽国告哀之时，发现辽国人也在哀悼宋朝的皇帝，“燕境之人无远近皆聚哭”。辽国皇帝辽道宗耶律洪基得悉赵祯驾崩，抓着宋朝使者的手号恸：“四十二年不识兵革矣。”
宋人笔记说，耶律洪基尚为契丹皇太子时，曾随出使宋朝的使者，在东京见过宋仁宗，“仁宗召入禁中，俾见皇后，待以厚礼。临归，抚之曰：‘与汝一家也，异日惟盟好是念，唯生灵是爱。’”
因此耶律洪基对宋仁宗非常感念。耶律洪基还下诏，将宋仁宗昔日赏赐的御衣下葬，造了一座衣冠冢，“严事之，如其祖宗陵墓”
。
许多年之后，元祐年间，距赵祯逝世已有三十年，耶律洪基对这位宋朝君主“追慕犹不忘”，对使辽的宋朝大臣说：“寡人年少时，事大国之礼或未至，蒙仁宗加意优容，念无以为报。自仁宗升遐，本朝奉其御容如祖宗。”说着，又动容哭泣。
宋人感叹地说：“呜呼，帝上宾既久，都人与虏主追慕犹不忘，此前代所无也。”
那个时代的人为什么会如此深情地悼念、纪念、怀念一名庸常的君主？
宋仁宗安葬于河南巩义永昭陵。南宋初，金人曾立刘豫为傀儡皇帝，管辖中原，刘豫却干起盗墓的勾当，“置河南淘沙官，发掘诸陵。上代陵寝，民间冢墓，无得免者”
，位于巩义县的北宋诸皇陵悉被盗掘、毁坏，“惟昭陵如故”
，盗墓贼居然没敢对赵祯的陵墓下手。
不知何时，也不知是哪一位宋人，经过永昭陵，看着眼前物是人非，触景生情，在壁间题下一首深切怀念仁宗时代的绝句。此诗有数个版本，差异只是个别用词，或云：“农桑安业岁丰登，将帅无功吏不能。四十二年归梦想，春风和泪过昭陵。”或云：“农桑不扰岁常登，边将无功吏不能。四十二年如梦觉，东风吹泪过昭陵。”
或云：“农桑不扰岁常登，边将无功吏不能。四十二年如梦过，春风吹泪洒昭陵。”
表达的意思是一样的：当宋人回忆起仁宗时代，感觉那是梦一样的美好而易醒。
诗中，“农桑不扰岁常登”讲仁宗朝风调雨顺；“边将无功吏不能”讲其时四海升平，以致将士、官吏没有立功逞能的机会。严格来说，这是一种被时间与情感修饰过的集体记忆，不是百分之百的历史真实面貌，因为仁宗时代发生过严重的涝灾，西北、广南均爆发过战争，不过就总体而言，在多数宋人的印象中，仁宗朝确实可称“民安俗阜，天下称治”，“四十二年如梦觉”是宋人回忆起仁宗时代的真实感受。
著名的婉约派词人柳永写过许多首描绘仁宗朝如梦繁华的词作，其中有一首《望海潮》，对宋时杭州之“承平气象，形容曲尽”
：
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
重湖叠巘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钓叟莲娃。千骑拥高牙，乘醉听箫鼓，吟赏烟霞。异日图将好景，归去凤池夸。
相传此词流播至后来的金国，金主完颜亮“闻歌，欣然有慕于‘三秋桂子、十里荷花’，遂起投鞭渡江之志”
。
而后仁宗时代的宋人听柳永歌词，则有一种梦回仁宗时代、追忆如梦繁华的感觉，仁宗朝史官、谏官范镇回忆说：“仁庙四十二年太平，吾身为史官二十年，不能赞述，而耆卿（
柳永，
字耆卿
）能尽形容之。”
仁宗嘉祐年间尚是孩童的黄裳也有类似的记忆：“予观柳氏乐章，喜其能道熹[
嘉
]祐中太平气象，如观杜甫诗，典雅文华，无所不有。是时予方为儿，犹想见其风俗，欢声和气，洋溢道路之间，动植咸若。令人歌柳词，闻其声，听其词，如丁斯时，使人慨然有感。呜呼！”
一个庸常的君主为什么能够给后人留下“四十二年如梦”的集体回忆？
有意思的是，赵祯在位之时，士大夫对于仁宗之政其实谈不上十分满意，比如嘉祐三年（1058），王安石即作《上仁宗皇帝言事书》，表达了他对时局的深切忧虑：“顾内则不能无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天下之财力日以困穷，而风俗日以衰坏，四方有志之士，諰諰然常恐天下之久不安。”
赵祯本人也没少受士大夫批评，如嘉祐六年（1061），苏辙参加制举考试，在回答御试策问时，便毫不客气地对皇帝提出措辞强烈的批评：“窃闻之道路，陛下自近岁以来，宫中贵姬至以千数，歌舞饮酒，欢乐失节，坐朝不闻咨谟，便殿无所顾问。”
毫无疑问，没有一名仁宗朝的士大夫会认为赵祯是一位完美的君主。然而，在赵祯逝世之后，宋朝士大夫却将宋仁宗塑造成君主的典范，推崇有加：北宋末陈师锡认为，“宋兴一百五十余载矣，号称太平，飨国长久，遗民至今思之者，莫如仁宗皇帝”
。南宋吕中《宋大事记讲义》也引范祖禹奏议说：“仁宗在位最久，德泽最深，宜专法仁宗。盖汉唐而下，言家法者，莫如我朝；我朝家法之粹者，莫如仁宗。”
赵祯时代也被誉为“盛治”，是治世的楷模：“视周之成康，汉之文景，无所不及，有过之者，此所以为有宋之盛欤”
——这话是邵伯温对赵祯时代的评价，却几乎是宋代士大夫的共识，北宋苏轼说：“宋兴七十余年，民不知兵，富而教之，至天圣、景祐极矣。”
陈师锡说：“庆历、嘉祐之治为本朝甚盛之时，远过汉唐，几有三代之风。”
南宋卫泾说：“……故嘉祐之治，振古无及，社稷长远，终必赖之由此道也。”
孝宗皇帝也说：“庆历、嘉祐之治，上参唐虞，下轶商周，何其盛哉！”
天圣、景祐、庆历、嘉祐均为赵祯年号。
一个显然并不完美的君主及其时代，为什么得到了宋代士大夫众口一词的称赞？
赵祯庙号“仁宗”，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庙号为“仁宗”的君主，所以宋朝名臣王珪撰写仁宗挽词，特别说“庙号独称仁”
。朱熹的老师刘子翚认为：“仁宗之仁也，三代而下，一人而已。笑言承恩，咳唾为泽，薫酣沉浸四十余年，所以维民者尽矣。”
元人修《宋史·仁宗本纪》，给出一段评赞：“《传》曰：‘为人君，止于仁。’帝诚无愧焉！”一个“仁”字，是史家对赵祯的盖棺论定，也是儒家对一位君主的最高评价。
明代士大夫邹智在给皇帝的奏疏中评价宋仁宗：“宋之英主，无出仁宗。”
另一位明朝士大夫朱国祯纵论千古帝王，说：“三代以下，称贤主者，汉文帝、宋仁宗与我明之孝宗皇帝。”
在他心目中，千百年间，帝王无数，只有汉文帝、宋仁宗与明孝宗才配得上“贤主”之誉，至于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俱不足道。
明代最出色的内阁首辅张居正给年幼的万历皇帝编撰《帝鉴图说》，择上自三代圣王、下迄两宋君主“善为可法”者，集成“圣哲芳规”八十一则，其中来自汉文帝、唐太宗、宋仁宗的“善为可法”事迹最多，也就是说，在张居正看来，汉文帝、唐太宗、宋仁宗无疑是最值得后世君主效仿的圣君。
明末大学者王夫之对宋王朝的整体评价并不高，但他却不能不承认：“仁宗之称盛治，至于今而闻者羡之。帝躬慈俭之德，而宰执、台谏、侍从之臣，皆所谓君子人也，宜其治之盛也。”
一名存在感很低的宋朝君主，为什么在改朝换代之后仍然一再获得后人的赞颂？
历史上的宋仁宗赵祯，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一位怎样的君主？
这些问题，让我对这位既庸常又仁圣的宋朝君主产生了强烈的兴趣，吸引着我去接近他，尝试探访他的精神世界与历史世界。
给宋仁宗赵祯写一部传记，我筹划已久。
赵祯既是人子、人父、人夫，同时又是一国之君主。我想讲述作为人子、人父、人夫的赵祯，希望能够写出他的性格与命运，他的尊贵身份与无趣生活，他的少年老成与暮年孤单，他的善良与懦弱，他的仁慈与宽厚，他的爱与哀愁，他的进取与退缩，他的坚持与妥协，他的任性与克制，他面对宿命的无可奈何。
但要做到这一点很不容易，因为赵祯并不是一名个性张扬、经历丰富的人，他的一生太平淡了，生于宫禁之内，成长于宫禁之内，老死于宫禁之内，如果不是出于礼仪所需，他不被允许踏出宫城。任何一名书写仁宗传记的作者，恐怕都无法如同给同一朝代的宋太祖、宋太宗与宋徽宗、宋高宗立传时那样津津有味地描述皇帝的个人经历。宋人的笔记中倒是收录了不少仁宗轶事，可以一窥赵祯的性情，遗憾的是，笔记的记录多有讹误。
我更想讲述作为一国之君的宋仁宗。从本质上讲，君主是一种制度，所以，我用了比较多的篇幅记述发生在仁宗朝、能反映制度运行的事件。仁宗未必是这些事件的主角，但这些事件构成了作为君主的宋仁宗必须面对的制度环境。
正因为君主是一种制度，仁宗往往被当成这一制度中的一个符号、一种象征——至少对宋朝的士大夫来说，他们显然更希望君主成为制度的符号，因而，君主不应该表现出过于明显的个性，不应该流露出个人的爱憎。换言之，作为君主的仁宗与作为个人的赵祯，这两种角色有时候是相冲突的。我们发现，当发生角色冲突时，仁宗常常选择克制自己的个人情感与偏好。仁宗之所以为后世士大夫所称道，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仁宗在位四十二年，如前所述，宋人用“四十二年如梦过”“四十二年如梦觉”的诗句来形容他们对仁宗时代的感受，本书书名即取自宋人怀念仁宗时代的诗句。
本书完稿时，临近2020年——公元2020年，恰值仁宗诞辰1010周年。谨以此书，作为宋仁宗诞生1010周年的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