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朝帝王之中,宋朝第四任君主——宋仁宗赵祯可谓是一位在位时间很长、存在感却极低的皇帝。
今天的中国人游长城,必会想起秦始皇;游大运河,必会想起隋炀帝;读到“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的豪言,会想起汉武帝;论及“郑和下西洋”的盛况,会想起明成祖永乐帝;说起古代的治世,人们脑海中出现的也是汉文帝、汉景帝的“文景之治”,唐太宗的“贞观之治”,唐明皇的“开元盛世”,清前期的“康雍乾盛世”,很少有人会联想到赵祯以及他的时代。
而当人们提及皇帝中的艺术家、艺术家中的皇帝时,想说的也必定是宋徽宗赵佶,而不太可能是赵祯。宋徽宗确实是位天才艺术家,琴棋书画无不精通,宋人著《画继》,评徽宗画艺:“笔墨天成,妙体众形,兼备六法。独于翎毛,尤为注意。多以生漆点睛,隐然豆许,高出纸素,几欲活动,众史莫能也。”明人编《书史会要》,评徽宗书法:“行草正书,笔势劲逸,初学薛稷(
初唐四大书法家之一
),变其法度,自号瘦金书。”连金国皇帝金章宗都是宋徽宗书画艺术的狂热追随者,据说金章宗“嗜好书札,悉效宣和(
徽宗年号
),字画尤为逼真”
。即使在今天,仍有大量文艺青年将宋徽宗奉为艺术上的偶像。
但许多人未必知道,赵祯也是一名颇有才情的艺术家。他从小就喜欢绘画,“在春宫,闲时画马为戏”;其书法造诣更是不输宋徽宗:“万几之暇,惟亲翰墨,而飞白尤神妙(
飞白体,
指中国书法的一种笔法
)。凡飞白以点画象物,而点最难工。”
他还通晓音乐:“洞晓音律,每禁中度曲,以赐教坊,或命教坊使撰进,凡五十四曲,朝廷多用之。”
然而,不管在彼时的文艺圈内,还是在长时段的艺术史上,赵祯都籍籍无名,存在感非常低,以至宋人认为“仁宗皇帝百事不会,只会做官家”
。“官家”是宋人对君主的称呼,宋人习惯在不那么正式的场合称皇帝为“官家”。与宋仁宗形成强烈对比的是宋徽宗,修史者评“徽宗多能,惟一事不能”,“独不能为君耳”。
甚至民间文人编造故事,也不喜欢拿赵祯当主角。宋太祖有“千里送京娘”的传说,宋徽宗有“私会李师师”的演义,明朝正德皇帝有“游龙戏凤”的风流韵事,赵祯却连一个可供坊间文人津津乐道的传奇也没有。虽然赵祯与张贵妃也有过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故事,但知名度远不如唐明皇与杨贵妃的“长恨歌”,不见有诗人写诗吟咏,也不见民间文人编排成动人的戏剧;即使在广为传播的《狸猫换太子》戏文中,那个可怜的太子就是赵祯,但他扮演的却是“打酱油”的角色,真正的主角是包拯,戏文成就的也是“包青天”的美名。
实际上,自元明以降,以赵祯时代为历史背景的民间文艺作品倒是挺多的,比如包公故事、杨家将故事、呼家将故事、狄青故事,都发生在赵祯御宇的时代。就连讲述徽宗朝故事的《水浒传》,也是从仁宗朝写起:“话说大宋仁宗天子在位,嘉祐三年三月三日五更三点,天子驾坐紫宸殿,受百官朝贺。”
但在这些故事演义中,赵祯总是充当“背景板”,出演“路人甲”,从未唱主角。
赵祯在民间文艺作品中的存在感低,是可以理解的。他没有秦皇汉武的丰功伟业,没有唐宗宋祖的雄才大略,也缺乏正德皇帝那样的鲜明个性、乾隆下江南那样的戏剧性经历。他是一个庸常的君主,居于深宫,生活平淡如水,当然没有一个民间文人愿意将他平庸的人生演绎成人间传奇。
然而,正是这位庸常的君主在位期间,中国涌现了非常之多的杰出人物:
文学界,明朝人评选“唐宋八大家”,其中有六位为北宋人(
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
),他们全都在仁宗朝登上历史舞台;唐诗宋词为中国古典诗歌并峙之两大高峰,后人习惯将宋词分为豪放词、婉约词两大流派,执豪放词之牛耳者,苏轼苏大学士也,执婉约词之牛耳者,为柳永柳七官人:“柳郎中词,只好十七八女孩儿,执红牙拍板,唱‘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西大汉,执铁板,唱‘大江东去’。”
不管是苏学士,还是柳郎中,都是赵祯时代的一流诗人。
学术界,宋代可谓百家争鸣,形成关学、濂学、朔学、洛学、蜀学、新学、象数学诸流派,而这些学派的创始人或代表人物,都生活在仁宗朝;著名的“宋初三先生”( 石介、孙复、 胡瑗 )与“北宋五子”( 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程颐 ),全是活跃于赵祯时代的大学者。
政治家,不但主持“庆历新政”的范仲淹、富弼、韩琦、杜衍诸人是仁宗朝的中坚,而且,领导“熙丰变法”的王安石、章惇、吕惠卿、邓绾等新党中人,主导“元祐更化”的司马光、吕公著、范纯仁、苏辙等旧党中人,也是在赵祯时代的政坛中崭露头角的。
科学界,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中,有三项均出现在赵祯时代( 用来制作热兵器的火药配方首见于仁宗朝的《武经总 要》,指南针与活字印刷技术,首见于沈括《梦溪笔谈》 );宋代最聪明的两名科学家——苏颂与沈括( 苏颂发明了世界最早 的自动天文钟“水运仪象台”,沈括则是天文、地理、物理、 化学无不涉猎的天才 ),都成长于赵祯时代。
有宋史研究者列出了一个更长的仁宗朝杰出人才名单:“政治上被称为名臣的就有吕夷简、范仲淹、鲁宗道、薛奎、蔡齐、陈尧佐、韩亿、杜衍、庞籍、吴育、王尧臣、包拯、范祥、孔道辅、余靖、胡宿、田况、王素、韩琦、富弼、文彦博、种世衡、狄青、王德用等;活跃在神宗、哲宗乃至徽宗前期的赵槩、吴奎、张方平、唐介、赵抃、吕诲、范镇、曾公亮、王安石、司马光、吕公著、吕公弼、吕大防、吕惠卿、曾布、章惇、韩绛、韩维、韩忠彦、傅尧俞、彭汝砺、范纯仁、范纯礼、刘挚、王岩叟等一大批人才,实际上也都是仁宗一朝养育而成的。文学艺术上有张先、柳永、晏殊、宋庠、宋祁、尹洙、梅尧臣、苏舜钦、苏洵、欧阳修(
以上擅文学,苏轼、黄庭坚兼擅书法
)、蔡襄(
书法
)、燕文贵、武宗元、许道宁、赵昌、易元吉、文同、郭熙、王诜(
以上擅绘画
)等。思想学术上有孙奭、刘敞(
以上擅经学
)、胡瑗、孙复、石介、李觏(
以上擅哲学
)、张载、邵雍、周敦颐、程颢、程颐、吕大临(
以上理学
)、宋敏求、范祖禹、刘恕、刘攽(
以上擅史学
)等。科学技术上有王唯一、钱乙、燕肃、毕昇、沈括、贾宪、苏颂等。”
全都是名动一时、青史留名的一流人物。
仁宗朝人才之盛,历史上几乎没有一个时代可以比肩。难怪苏轼说:“仁宗皇帝在位四十二年,搜揽天下豪杰,不可胜数。既自以为股肱心膂,敬用其言,以致太平,而其任重道远者,又留以为三世子孙百年之用,至于今赖之。”
明代李贽也感叹说,仁宗一朝,“钜公辈出,尤千载一时也”
。众多民间演义故事取材于宋仁宗朝,大概也是因为那个时代人才济济。
一个庸常君主御宇的时代,为什么会涌现出如此之多的杰出人物?
北宋嘉祐八年(1063)三月二十九日,五十四岁的赵祯走完了他庸碌的一生,逝世于东京( 今河南开封 )大内福宁殿。北宋著名的大学者邵伯温当时才七岁,与父亲邵雍居住在西京洛阳。多年之后,邵伯温仍记得清清楚楚:当赵祯龙驭上宾的消息传到洛阳时,“城内军民以至妇人孺子,朝夕东向号泣,纸烟蔽空,天日无光”,大家都悲从中来,沉痛悼念先帝。
邵伯温的舅父王元修自京师过洛阳,告诉邵雍:“京师罢市巷哭,数日不绝,虽乞丐者与小儿皆焚纸钱,哭于大内之前。”邵氏的友人周长孺赴四川剑州普安县就任,行走于乱山之间,但见“汲水妇人亦戴白纸行哭”。
大宋的臣民发自内心地缅怀一位君主,为他的离世感到悲伤。王安石说仁宗皇帝“升遐之日,天下号恸,如丧考妣”
,并非夸大之词。
当宋朝派出的使臣前往辽国告哀之时,发现辽国人也在哀悼宋朝的皇帝,“燕境之人无远近皆聚哭”。辽国皇帝辽道宗耶律洪基得悉赵祯驾崩,抓着宋朝使者的手号恸:“四十二年不识兵革矣。”
宋人笔记说,耶律洪基尚为契丹皇太子时,曾随出使宋朝的使者,在东京见过宋仁宗,“仁宗召入禁中,俾见皇后,待以厚礼。临归,抚之曰:‘与汝一家也,异日惟盟好是念,唯生灵是爱。’”
因此耶律洪基对宋仁宗非常感念。耶律洪基还下诏,将宋仁宗昔日赏赐的御衣下葬,造了一座衣冠冢,“严事之,如其祖宗陵墓”
。
许多年之后,元祐年间,距赵祯逝世已有三十年,耶律洪基对这位宋朝君主“追慕犹不忘”,对使辽的宋朝大臣说:“寡人年少时,事大国之礼或未至,蒙仁宗加意优容,念无以为报。自仁宗升遐,本朝奉其御容如祖宗。”说着,又动容哭泣。
宋人感叹地说:“呜呼,帝上宾既久,都人与虏主追慕犹不忘,此前代所无也。”
那个时代的人为什么会如此深情地悼念、纪念、怀念一名庸常的君主?
宋仁宗安葬于河南巩义永昭陵。南宋初,金人曾立刘豫为傀儡皇帝,管辖中原,刘豫却干起盗墓的勾当,“置河南淘沙官,发掘诸陵。上代陵寝,民间冢墓,无得免者”
,位于巩义县的北宋诸皇陵悉被盗掘、毁坏,“惟昭陵如故”
,盗墓贼居然没敢对赵祯的陵墓下手。
不知何时,也不知是哪一位宋人,经过永昭陵,看着眼前物是人非,触景生情,在壁间题下一首深切怀念仁宗时代的绝句。此诗有数个版本,差异只是个别用词,或云:“农桑安业岁丰登,将帅无功吏不能。四十二年归梦想,春风和泪过昭陵。”或云:“农桑不扰岁常登,边将无功吏不能。四十二年如梦觉,东风吹泪过昭陵。”
或云:“农桑不扰岁常登,边将无功吏不能。四十二年如梦过,春风吹泪洒昭陵。”
表达的意思是一样的:当宋人回忆起仁宗时代,感觉那是梦一样的美好而易醒。
诗中,“农桑不扰岁常登”讲仁宗朝风调雨顺;“边将无功吏不能”讲其时四海升平,以致将士、官吏没有立功逞能的机会。严格来说,这是一种被时间与情感修饰过的集体记忆,不是百分之百的历史真实面貌,因为仁宗时代发生过严重的涝灾,西北、广南均爆发过战争,不过就总体而言,在多数宋人的印象中,仁宗朝确实可称“民安俗阜,天下称治”,“四十二年如梦觉”是宋人回忆起仁宗时代的真实感受。
著名的婉约派词人柳永写过许多首描绘仁宗朝如梦繁华的词作,其中有一首《望海潮》,对宋时杭州之“承平气象,形容曲尽”
:
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
重湖叠巘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钓叟莲娃。千骑拥高牙,乘醉听箫鼓,吟赏烟霞。异日图将好景,归去凤池夸。
相传此词流播至后来的金国,金主完颜亮“闻歌,欣然有慕于‘三秋桂子、十里荷花’,遂起投鞭渡江之志”
。
而后仁宗时代的宋人听柳永歌词,则有一种梦回仁宗时代、追忆如梦繁华的感觉,仁宗朝史官、谏官范镇回忆说:“仁庙四十二年太平,吾身为史官二十年,不能赞述,而耆卿(
柳永,
字耆卿
)能尽形容之。”
仁宗嘉祐年间尚是孩童的黄裳也有类似的记忆:“予观柳氏乐章,喜其能道熹[
嘉
]祐中太平气象,如观杜甫诗,典雅文华,无所不有。是时予方为儿,犹想见其风俗,欢声和气,洋溢道路之间,动植咸若。令人歌柳词,闻其声,听其词,如丁斯时,使人慨然有感。呜呼!”
一个庸常的君主为什么能够给后人留下“四十二年如梦”的集体回忆?
有意思的是,赵祯在位之时,士大夫对于仁宗之政其实谈不上十分满意,比如嘉祐三年(1058),王安石即作《上仁宗皇帝言事书》,表达了他对时局的深切忧虑:“顾内则不能无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天下之财力日以困穷,而风俗日以衰坏,四方有志之士,諰諰然常恐天下之久不安。”
赵祯本人也没少受士大夫批评,如嘉祐六年(1061),苏辙参加制举考试,在回答御试策问时,便毫不客气地对皇帝提出措辞强烈的批评:“窃闻之道路,陛下自近岁以来,宫中贵姬至以千数,歌舞饮酒,欢乐失节,坐朝不闻咨谟,便殿无所顾问。”
毫无疑问,没有一名仁宗朝的士大夫会认为赵祯是一位完美的君主。然而,在赵祯逝世之后,宋朝士大夫却将宋仁宗塑造成君主的典范,推崇有加:北宋末陈师锡认为,“宋兴一百五十余载矣,号称太平,飨国长久,遗民至今思之者,莫如仁宗皇帝”
。南宋吕中《宋大事记讲义》也引范祖禹奏议说:“仁宗在位最久,德泽最深,宜专法仁宗。盖汉唐而下,言家法者,莫如我朝;我朝家法之粹者,莫如仁宗。”
赵祯时代也被誉为“盛治”,是治世的楷模:“视周之成康,汉之文景,无所不及,有过之者,此所以为有宋之盛欤”
——这话是邵伯温对赵祯时代的评价,却几乎是宋代士大夫的共识,北宋苏轼说:“宋兴七十余年,民不知兵,富而教之,至天圣、景祐极矣。”
陈师锡说:“庆历、嘉祐之治为本朝甚盛之时,远过汉唐,几有三代之风。”
南宋卫泾说:“……故嘉祐之治,振古无及,社稷长远,终必赖之由此道也。”
孝宗皇帝也说:“庆历、嘉祐之治,上参唐虞,下轶商周,何其盛哉!”
天圣、景祐、庆历、嘉祐均为赵祯年号。
一个显然并不完美的君主及其时代,为什么得到了宋代士大夫众口一词的称赞?
赵祯庙号“仁宗”,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庙号为“仁宗”的君主,所以宋朝名臣王珪撰写仁宗挽词,特别说“庙号独称仁”
。朱熹的老师刘子翚认为:“仁宗之仁也,三代而下,一人而已。笑言承恩,咳唾为泽,薫酣沉浸四十余年,所以维民者尽矣。”
元人修《宋史·仁宗本纪》,给出一段评赞:“《传》曰:‘为人君,止于仁。’帝诚无愧焉!”一个“仁”字,是史家对赵祯的盖棺论定,也是儒家对一位君主的最高评价。
明代士大夫邹智在给皇帝的奏疏中评价宋仁宗:“宋之英主,无出仁宗。”
另一位明朝士大夫朱国祯纵论千古帝王,说:“三代以下,称贤主者,汉文帝、宋仁宗与我明之孝宗皇帝。”
在他心目中,千百年间,帝王无数,只有汉文帝、宋仁宗与明孝宗才配得上“贤主”之誉,至于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俱不足道。
明代最出色的内阁首辅张居正给年幼的万历皇帝编撰《帝鉴图说》,择上自三代圣王、下迄两宋君主“善为可法”者,集成“圣哲芳规”八十一则,其中来自汉文帝、唐太宗、宋仁宗的“善为可法”事迹最多,也就是说,在张居正看来,汉文帝、唐太宗、宋仁宗无疑是最值得后世君主效仿的圣君。
明末大学者王夫之对宋王朝的整体评价并不高,但他却不能不承认:“仁宗之称盛治,至于今而闻者羡之。帝躬慈俭之德,而宰执、台谏、侍从之臣,皆所谓君子人也,宜其治之盛也。”
一名存在感很低的宋朝君主,为什么在改朝换代之后仍然一再获得后人的赞颂?
历史上的宋仁宗赵祯,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一位怎样的君主?
这些问题,让我对这位既庸常又仁圣的宋朝君主产生了强烈的兴趣,吸引着我去接近他,尝试探访他的精神世界与历史世界。
给宋仁宗赵祯写一部传记,我筹划已久。
赵祯既是人子、人父、人夫,同时又是一国之君主。我想讲述作为人子、人父、人夫的赵祯,希望能够写出他的性格与命运,他的尊贵身份与无趣生活,他的少年老成与暮年孤单,他的善良与懦弱,他的仁慈与宽厚,他的爱与哀愁,他的进取与退缩,他的坚持与妥协,他的任性与克制,他面对宿命的无可奈何。
但要做到这一点很不容易,因为赵祯并不是一名个性张扬、经历丰富的人,他的一生太平淡了,生于宫禁之内,成长于宫禁之内,老死于宫禁之内,如果不是出于礼仪所需,他不被允许踏出宫城。任何一名书写仁宗传记的作者,恐怕都无法如同给同一朝代的宋太祖、宋太宗与宋徽宗、宋高宗立传时那样津津有味地描述皇帝的个人经历。宋人的笔记中倒是收录了不少仁宗轶事,可以一窥赵祯的性情,遗憾的是,笔记的记录多有讹误。
我更想讲述作为一国之君的宋仁宗。从本质上讲,君主是一种制度,所以,我用了比较多的篇幅记述发生在仁宗朝、能反映制度运行的事件。仁宗未必是这些事件的主角,但这些事件构成了作为君主的宋仁宗必须面对的制度环境。
正因为君主是一种制度,仁宗往往被当成这一制度中的一个符号、一种象征——至少对宋朝的士大夫来说,他们显然更希望君主成为制度的符号,因而,君主不应该表现出过于明显的个性,不应该流露出个人的爱憎。换言之,作为君主的仁宗与作为个人的赵祯,这两种角色有时候是相冲突的。我们发现,当发生角色冲突时,仁宗常常选择克制自己的个人情感与偏好。仁宗之所以为后世士大夫所称道,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仁宗在位四十二年,如前所述,宋人用“四十二年如梦过”“四十二年如梦觉”的诗句来形容他们对仁宗时代的感受,本书书名即取自宋人怀念仁宗时代的诗句。
本书完稿时,临近2020年——公元2020年,恰值仁宗诞辰1010周年。谨以此书,作为宋仁宗诞生1010周年的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