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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眼到了乾兴元年夏，朝廷发生了一件大事：管勾山陵事务的内侍雷允恭被揭发擅移大行皇帝山陵皇堂（ 墓室 ）。朝野震动。
自周怀政被诛后，雷允恭便是禁中最有权势的内侍。三月，他被刘太后委任为管勾山陵事，负责监修宋真宗的寝陵。判司天监邢中和告诉他：“今山陵上百步，法宜子孙，类汝州秦王坟。”
意思是说，山陵墓室上百步的地方才是吉穴，就如汝州的秦王坟（
相传秦王赵廷美的陵墓为大益子孙的风水宝地
），先人安葬在那里，子孙会大旺。雷允恭一听，立即说：“如此，何不用？”邢中和说：“恐下有石若水耳。”雷允恭说：“先帝独有上，无他子，若如秦王坟，当即用之。”邢中和说：“山陵事重，按行覆验，时日淹久，恐不及七月之期。”雷允恭说：“第移就上穴，我走马入见太后言之，安有不从。”让人马上将真宗皇堂移至百步外的风水宝地。
雷允恭由于与丁谓交情极好，得以倚仗丁谓的权势，“日益骄恣无所惮”。他交待移动真宗皇堂，“众莫敢违”，马上开掘新墓室。雷允恭自己则快马赶回京城，禀告刘太后。太后说：“此大事，何轻易如此？”雷允恭说：“使先帝宜子孙，何为不可？”太后又说：“出与山陵使议可否。”让他找山陵使丁谓商议。按宋朝惯例，皇帝驾崩，例由宰相兼任山陵使，统筹先帝寝陵的建造工程。
丁谓当然不似雷允恭不学无术，知道擅移山陵非同小可，但他又想迎合雷允恭，态度便“无所可否，唯唯而已”。雷允恭却去告诉太后：“山陵使亦无异议矣。”太后遂默许移动真宗的皇堂位置。
谁知，开挖新墓室时，才发现地下都是石头，掘出石头，又有地下水涌出，以致“工役甚艰，众议藉藉”。此时已是五月份，距七月竣工的预定日期只有两个月，皇堂还未能掘成，修奉山陵部署夏守思“恐不能成功，中作而罢，奏以待命”。但丁谓欲庇护雷允恭，并没有将夏守思的报告转达给刘太后。未久，入内供奉官毛昌达自山陵回京，向太后“具奏其事”，雷允恭“擅移皇堂于绝地”一事这才暴露出来。
刘太后暴怒，派人将雷允恭抓起来，在山陵所在的巩县（ 今 河南巩义 ）设立一个临时法庭，由内侍罗崇勋负责调查、审讯此案。这一查，又查出雷允恭“盗库金三千一百一十两、银四千六百三十两、锦帛一千八百匹、珠四万三千六百颗、玉五十六两”。罪上加罪。六月廿二日，雷允恭被“杖死于巩县，籍其家”。
雷允恭擅自开挖的皇堂新穴既然已证实是绝地，当然不可用来安葬先帝，前往巩县覆视皇堂的参知政事王曾、权知开封府吕夷简、龙图阁直学士兼侍讲鲁宗道等人，都建议“复用旧穴”，真宗山陵这才“复役如初”。
丁谓身为山陵使，对雷允恭案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不过此时丁谓并没有被扯进来，依然做着首相。
另按宋人笔记魏泰《东轩笔录》的记述，负责调查雷允恭案的是权知开封吕夷简。吕是一位很有谋略的官员，他深知雷允恭案必牵涉丁谓，但他“推鞫此狱，……凡行移、推劾文字，及追证左右之人，一切止罪允恭，略无及丁之语”
。丁谓看过卷宗，非常放心，便让吕夷简奏对。等吕夷简见到太后，才曝出丁谓与雷允恭相勾结、擅移先帝皇堂于绝地的内情，给了丁谓致命一击。
不过，李焘所著的《续资治通鉴长编》认为魏泰的记录有误，因为据档案材料，雷允恭案在巩县受审，并未移送开封府；主审者是内侍罗崇勋，而非吕夷简。那个给了丁谓致命一击的人，是王曾。
还记得王曾刚参政时对丁谓的态度吗？宋人笔记用“谄事谓甚至”五个字来形容，李迪也以为王曾是丁谓的亲信。但实际上，王曾并不是。甚至可以说，王曾其实是寇准、李迪的同情者与同盟者，他的良苦用心，就是在权争的刀光剑影中尽力维护皇太子周全。
但他比寇准、李迪更讲谋略。寇准、李迪都与刘娥不睦，想甩开皇后、扶太子监国，王曾则意识到太子年幼，非母后扶持不可，他告诉钱惟演：“太子幼，非中宫不立，中宫非倚皇储之重，则人心亦不附。后厚于太子，则太子安，太子安，乃所以安刘氏也。”
他知道钱惟演与刘皇后亲善，必会将这番话报告皇后。刘娥是聪明人，一听就明白王曾所言极是。所以，尽管天禧—乾兴之际，朝堂云诡波谲，内廷中皇后与太子却无猜忌。
王曾也不打算在时机尚未成熟的情况下与丁谓硬碰硬，他对丁谓的依附，是审时度势之后的忍辱负重，是一时的权宜之计，他在等待反戈一击的时机。
雷允恭的落马，让王曾看到时机终于来了。他的手里早已掌握了丁谓勾结雷允恭的黑材料，只是找不到合适的机会面奏刘太后。为得到与刘太后单独见面的机会，王曾在丁谓面前演足了戏，常常唉声叹气，丁谓问他怎么了。问了好几回，王曾才说：“曾有一私家不幸事，耻对人言。曾少孤，惟老姊同居，一外生（
即外甥
）不肖，为卒，想见受艰辛杖责多矣。老姊在青州乡里，每以为言。”丁谓说：“何不入文字，乞除军籍？”王曾说：“曾既污辅臣之列，而外生如此，岂不辱朝廷？自亦惭言于上也。”丁谓安慰他：“此亦人家常事，不足为愧，惟早言于上，庶脱其为卒之苦尔。”此后，丁谓便多次鼓动王曾：你奏事时顺便跟刘太后说说，请她颁下恩典，脱除你外甥的军籍。王曾却说，这种家事如何向太后开口？“终自羞赧尔”。丁谓说，你赶紧说，“门户事乃尔缓”？
王曾遂留身请对，丁谓半点都没起疑心。
等见到刘太后，王曾绝口不提他外甥之事，而是“尽言谓之盗权奸私”，称丁谓“包藏祸心，故令允恭擅移皇堂于绝地”
。王曾还说：“丁谓阴谋诡谲多智数，变乱在顷刻。太后陛下若不亟行，不惟臣身齑粉，恐社稷危矣！”
刘太后本来对丁谓的擅权已有不满，听了王曾的报告，更是怒不可遏。
丁谓见王曾留身奏对逾时，“至将进膳犹不退”，隐隐预感到不对劲，赶紧请对，“力自辨于帘前”
，说了大半天，忽见内侍卷帘说：“相公谁与语？驾起久矣。”原来太后与皇帝早已离开，丢下他一人对着空气自辩。丁谓这才“皇恐不知所为，以笏叩头而出”。
六月廿五日，雷允恭伏诛第四天，太后召宰辅大臣至承明殿议事，作为首相的丁谓却不在名单内，丁谓自知已得罪太后，哀请同僚美言几句，与他交好的钱惟演拍着胸脯说：“当致力，无大忧也。”冯拯却盯着钱惟演看，直看得他踧踖不安。
到了承明殿，刘太后跟大臣直接说：“谓身为宰相，乃与允恭交通。”并出示了丁谓与雷允恭相互勾结、以权谋私的证据（ 这些证据很可能来自王曾 ）。这时冯拯给丁谓补了一刀：“自先帝登遐，政事皆谓与允恭同议，称得旨禁中，臣等莫辨虚实。”刘太后“怒甚”，认为丁谓让雷允恭“移皇堂于绝地”，罪同谋逆，可诛。不过冯拯并不希望看到朝廷诛杀大臣，说：“谓固有罪，然帝新即位，亟诛大臣，骇天下耳目。且谓岂有逆谋哉？第失奏山陵事耳。”太后这才怒气稍消。
钱惟演见丁谓大势已去，不敢为他辩解半句，倒是参知政事任中正站出来替丁谓说话：“谓被先帝顾托，虽有罪，请如律议功。”请求对丁谓有罪议罪，有功议功，不要完全否定。但王曾说：“谓以不忠，得罪宗庙，尚何议耶？”
于是，这一日，丁谓被罢相，外放西京洛阳。七月廿三，丁谓因为被查出其他罪行，又贬为崖州（
今海南三亚
）司户参军。人们清楚地记得，当年二月，不可一世的丁首相将寇准贬到雷州，不想未及半年，丁首相也遭远贬，“人皆以为报复之速，天道安可诬也”
。寇准被贬之日，丁谓对冯拯说：“欲与窜崖，又再涉鲸波如何？”冯拯唯唯诺诺，丁谓遂将寇准贬至雷州。如今贬丁谓，冯拯说：“鹤相（
丁谓好言仙鹤，人称鹤相
）始欲贬寇于崖，尝有鲸波之叹，今暂出周公涉鲸波一巡。”
干脆将丁谓放逐到崖州。
崖州、雷州隔海相望，从中原往崖州，须经过雷州，在雷州登舟。丁谓途经雷州时，寇准托人送了一头蒸羊给丁谓。丁谓想见寇准，但寇准避而不见，他的家仆听说丁谓正在雷州，想去杀了丁谓报仇，寇准将大门锁起来，不让家人出去，直到丁谓登舟远去才开门。
丁谓在崖州待了三年，想到了一条离开崖州的计策：他给洛阳的家人写信，在信中“自克责，叙国厚恩，戒家人毋辄怨望”
，然后，派遣亲信将这封家书带给知河南府兼西京留守刘烨，托他交付给家人。丁谓交待送信人，务必在刘烨会见同僚时送达。众目睽睽之下，刘烨接到丁谓的书信，当然不敢私自处理，只能上交朝廷。心软的宋仁宗看了丁谓家书，很是感动，将丁谓从崖州司户参军迁为雷州司户参军，宰相反对：“谓天下不容其罪而窜之，今不缘赦宥，未可以内徙。”仁宗说：“谓斥海上已数年，欲令生还岭表耳。”
又过了几年，每遇南郊肆赦之年，总是传出丁谓将获恩赦还朝的流言。而每有流言传出，台谏官就上书告诫宋仁宗：“奸邪弄国，罪当死，无可怜者。且大臣窜逐，本与天下弃之，今复还，是违天下意。”所以，丁谓至死都未能回朝。卒时，王曾闻知，松了一口气，对友人说：“斯人智数不可测，在海外，犹用诈得还。若不死，数年未必不复用。斯人复用，则天下之不幸，可胜道哉？吾非幸其死也！”
丁谓被逐后，首相一职由冯拯顶替；参知政事王曾则拜相，成为次相，另一名参政任中正“坐营救丁谓”而被罢职，出知郓州，亦即当初李迪被外放之地；吕夷简与鲁宗道一同被提拔为参知政事。枢密使仍然是曹利用，枢密副使授予翰林侍读学士张知白；钱惟演则从枢密副使晋升为枢密使，但他只在枢密使的位置上坐了四个月，便被免职。
钱惟演是趋炎附势之人，之前见刘娥受真宗器重，便将妹妹嫁给刘娥之兄刘美（
即刘娥前夫龚美
），见丁谓权盛，又与丁家结为姻亲；及见丁谓失败，又“虑并得罪，遂挤谓以自解”，当上了枢密使。首相冯拯很看不惯钱惟演的为人（
当初冯拯拜
相，还是钱惟演所举荐
），上书说：“惟演以妹妻刘美，实太后姻家，不可预政，请出之。”
在冯拯的坚持下，刘太后尽管亲赖钱惟演，却不得不罢去其枢密使之职，让他出知河阳（
今河南
孟州
）。
除了钱惟演、任中正外放，丁谓的几名得力亲信也被新一届执政团队逐出朝廷。丁谓把持朝政多年，朝中臣僚多依附过丁谓，御史方谨言奉命查抄丁谓家，从丁家搜出一堆书信，都是朝中臣僚奉承丁相爷、请丁相爷多加关照的信函。现在丁谓落马，新政府清算丁谓党羽，人心未免惶惶。这个时候，刘太后又一次展现出高明的政治智慧，命人将从丁家搜得的书信“悉焚之，不以闻”
，人心方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