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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先帝的遗诏明白无误地赋予了刘太后权处分军国事的权力，但太后平日深居宫中，应该以何种形式处分政务，需要有一套可行的机制与程序。在这个问题上，宰辅团队出现了意见分歧。
参知政事王曾提议，“援东汉故事，请五日一御承明殿，皇帝在左，太后坐右，垂帘听政”
。按王曾方案，刘太后与皇帝每五日在承明殿垂帘听政，议决军国事。汉唐均有女主临朝的先例，汉朝太后临朝并不垂帘：“后临前殿，朝群臣。后东面，少帝西面。群臣奏事上书，皆为两通，一诣太后，一诣少帝。”
垂帘听政始于唐朝高宗皇后武则天：“上（
指唐高宗李治
）每视朝，天后（
指武则天
）垂帘于御座后，政事大小皆预闻之。”
但王曾绝口不提唐朝先例，而是“援东汉故事”，自然有其深意：武后垂帘的结果是女帝登基，这是不可仿效的历史教训，王曾当然不敢提武则天的先例。
首相丁谓则提了另一个方案，“皇帝朔望见群臣，大事则太后与帝召对辅臣决之，非大事悉令雷允恭传奏，禁中画可以下。”
按丁谓方案，政务分为“大事”与“非大事”两大类，非大事由宰相作出初步的处理意见，然后由内侍雷允恭送入禁中，由太后与皇帝“画可”颁下；大事则太后与皇帝召集辅臣议决。太后决事不临朝，皇帝每月初一与十五日坐殿听政。王曾不同意这一方案，说：“两宫异处而柄归宦者，祸端兆矣。”但丁谓不听。
两人争执不下，以致“仪法久未决”
。直至数天后的二月廿四日，刘太后从禁中发出一份手书，确立了权处分军国事的方式：
中书门下牒枢密院。今月二十四日准皇太后手书，赐丁谓以下。近以衅罚所钟，攀号罔极，上赖邦家积德，皇帝嗣徽，中外一心，永隆基构。先皇帝以母子之爱，有异常伦，所以遗制之中，权令处分军国事。勉遵遗命，不敢固辞。然事体之间，宜从允当，自今已后，中书、枢密院军国政事进呈皇帝后，并只令依常式进入文书印画，在内庭亦不妨与皇帝子（仔）细看览商议。或事有未便，即当与皇帝宣召中书、枢密院详议。如中书、枢密院有事关机要，须至奏覆，即许请对，当与皇帝非时召对，即不必预定奏事日限。盖念先朝理命，务合至公，其于文武大臣、内外百辟，推诚委任，断在不疑。缅料忠贤，各怀恩义，必能尽节，以佐昌朝。顾予菲躬，得守常典，兴言及此，五内伤摧。故兹示谕，咸使知悉。
根据太后手书，太后对政务的处分可以分为一般程序与特别程序：一般情况下，军国政事由宰辅大臣作出处理意见，然后按常式送入宫禁，由太后与皇帝看览，印画行下，若太后有异议，可宣召宰相详议；特殊情况下，即宰相有机要事必须复奏时，则非时请对，面见太后与皇帝。可以看出来，太后手书采用的其实就是丁谓的方案。
为什么刘太后最终采纳了丁谓的方案呢？这与内侍雷允恭的游说有关。雷允恭是丁谓的亲信，按丁谓的吩咐，说服太后采纳丁谓的建议。这才有了二月廿四日的太后手书。太后手书虽名为“手书”，却并非太后所亲书，而是由翰林学士起草。学士草词后，雷允恭先送给丁谓过目，然后才进呈禁中，请太后印画发下。
丁谓之所以执意要推行自己的方案，当然是为了占有处分军国政事的主导权。按他的方案，太后并不临朝听政，与宰相的信息沟通一般只通过文书往来，事关机要，宰相才会请对面奏。但“何为常程，何为机要？如何处理？报与不报？这些基本可以由宰相，严格说是丁谓一人控制”
。
何况，丁谓在内廷还有一个得力帮手雷允恭，通过雷允恭这个连接内廷与朝堂的管道，丁谓不但能够预先获得内廷的情报，而且可以巧妙地向太后施加影响。每有文书进呈，丁谓总先与雷允恭通气，才入内请旨，然后自称“得旨禁中”
，同僚都“莫辨虚实”。
因此，乾兴元年上半年，丁谓的权力达至巅峰状态：“与雷允恭协比专恣，内挟太后，同列无如之何。”
中国古人习惯将“权力”解释为“赏罚二柄”，丁谓弄权，也表现为对赏罚二柄的专擅。二月廿七日，朝廷给整个宰相团队加官晋爵：“宰臣丁谓加司徒、冯拯加司空，枢密使曹利用加左仆射，并兼侍中。参知政事任中正加兵部尚书、王曾加礼部尚书，枢密副使钱惟演加兵部尚书、张士逊（张 士逊于天禧 五年拜枢密副使 ）加户部侍郎。”
宋朝的司徒、司空，位列“三公”，是莫大的荣衔，从不轻易授人；侍中，也是位高望重的官职，宋代极少除授。现在朝廷将现任宰相拜为“三公”，枢密使拜为侍中，可见对执政大臣是多么器重。但其实，为丁谓等人加官的敕命虽以君主之名义布告天下，操作者却是丁谓自己，是丁谓给自己与同僚加了官爵。对丁谓此举，王曾曾有异议，他跟丁谓说：“今主幼，母后临朝，君执魁柄，而以数十年旷位之官一旦除授，得无公议乎？”但公议什么的，丁谓是不会在乎的。
二月廿九日，丁谓又将他的老对手道州司马寇准贬为雷州（ 今广东雷州 ）司户参军，将知郓州李迪贬为衡州（ 今湖南衡阳 ）团练副使。北宋时，湖南一带尚且属于烟瘴之地，雷州更是在遥远的海角天涯。寇准本已远贬烟瘴之地，丁谓还要将他赶到海角天涯，显然是存心不让寇准活着回朝。王曾认为对寇准的谴责太重，丁谓盯着他，悠悠说了一句话：“居停主人恐亦未免耳。”暗示王曾自己可能也会受寇准牵连，原来寇准离京前，王曾曾将宅第借给寇准居住，这个“居停主人”便是指王曾。王曾听了，“踧然惧，遂不复争”。
贬谪寇准的责词由知制诰宋绶起草，丁谓嫌他写得太温和，讥笑说：“舍人都不解作文字耶？”笔杆子都不会写文章吗？吓得宋绶赶紧“逊谢，乞加笔削”，请丁相公斧正。丁谓当然不客气，亲笔修改了责词，特别补了一句：“当丑徒干纪之际，属先皇违豫之初，罹此震惊，遂致沈剧。”将宋真宗病重不治的责任推到寇准身上。
丁谓甚至想将寇准与李迪置之死地，只是在宋代，诛杀大臣实在过于惊世骇俗，没有一个君主与权臣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丁谓不敢直接矫诏赐死寇准、李迪，便想出了一个阴毒的计谋：迫寇、李自尽。
他秘密交待前往道州、郓州送责词敕书的中使，“以锦囊贮剑揭于马前，示将有所诛戮状”。中使到了道州，寇准正在宴请客人，客人多为道州官员，出来迎接中使，“中使避不见”；问所来何事，中使也“不答”，故意将气氛弄得紧张兮兮，以致众人“惶恐不知所为”。倒是寇准神色自若，说道：“朝廷若赐准死，愿见敕书。”中使不得已，将敕书掏出来，寇准一看，并没有赐死嘛，只是远贬雷州。
李迪则没有寇准的这份豪气。当中使到达郓州时，李迪已听说钦差“以锦囊贮剑揭于马前”，以为中使这一次来郓州，肯定是送来朝廷赐死的敕命，“即自裁”，果然要自杀，幸亏家人发现及时，给救了过来。李迪的门客邓余去见中使，恶狠狠地警告他：“竖子欲杀我公以媚丁谓耶？邓余不畏死，汝杀吾公，我必杀汝！”其实中使这次来，也不是要杀李迪，而是送达远贬李迪的敕书。尽管如此，邓余还是担心李迪受谋害，跟着李迪从郓州至衡州，一路“不离左右”。郓州通判范讽敬重李迪，不理中使催迫，挽留李迪数日，又为其“治装祖行”。在丁谓擅权之时，范讽这么做，是要冒政治风险的。
有人问丁谓：“迪若贬死，公如士论何？”丁谓满不在乎地说：“异日好事书生弄笔墨，记事为轻重，不过曰‘天下惜之’而已。”李迪、寇准被远贬的消息从朝堂传至民间，京城坊间不知是谁编了一首歌谣：“欲得天下宁，当拔眼中‘丁’；欲得天下好，莫如召寇老。”
一时传遍大街小巷。但丁相爷对民间如何评价他，也是毫不在乎的。
踌躇满志的丁谓开始连刘太后也不太放在眼里“尝议月进钱充宫掖之用”，提出要限制宫廷开支“太后滋不悦”。
还有一件事也让丁谓“稍失太后意”，这件事得从宋朝的视朝制度说起。我们在第一章讲过，宋太宗确立了皇帝每日御前殿听政的日朝制度；宋真宗晚年，由于身体多病，经常不豫，遂改“日朝”为“只日朝”，逢单日临朝听政，双日则在禁中休息，坐朝的地点也从前殿改为后殿；宋仁宗继位后，延续了真宗晚年的单日视朝做法视朝地点为前殿。皇帝未成年，视朝只不过是形式而已，但这个形式也让仁宗苦不堪言，因为早朝的时间很早，天未大亮就得坐殿，而仁宗年幼，常常难以早起。一日，刘太后给中书门下发了一道手书，称“官家年小起晚，恐稽留百官班次”
，不如将早朝的地点改在太后与皇帝起居的后殿。
刘太后这么提议，也许确实是不忍心看小皇帝早起，但隐秘的用意，恐怕是想将君臣议政的场所从前殿搬到后殿，方便她“独受群臣朝”
。宰执大臣不是傻瓜，当然也看得出太后的用心，但他们不敢作出裁断。当时丁谓请了病假，未在中书上班，次相冯拯便把皮球踢给丁谓，回复太后：“乞候丁谓出厅商议。”
几天后，丁谓回中书上班，听了同僚的汇报，马上回奏太后：“臣等止闻今上皇帝传宝受遗，若移大政于他处，则社稷之理不顺，难敢遵禀。”毫不客气地将刘太后的提议反驳回去。丁谓还责备冯拯等人：“此一事，诸君即时自当中覆，何必须候某出厅，足见顾藉自厚也。”冯拯背后却跟同僚说：“渠必独作周公，令吾辈为（ 王 ）莽、（ 董 ）卓，乃真宰存心也。”
平心而论，这件事丁谓倒做对了，反而是冯拯等人耍了滑头，将烫手的芋头扔给丁谓。不过，丁谓反对刘太后“移大政于他处”，也不是出于公心，而是为了方便自己把持朝政。显然，操控未成年的宋仁宗要比操控精明的刘太后容易得多。但他自恃位高权重，忤逆了刘太后，与太后的同盟关系难免出现了裂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