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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022年，按中国历法，为壬戌年。宋王朝启用新的年号：乾兴。
宋真宗这次改元，也许是为了祈求上苍保佑他龙体安康、国运兴旺。乾兴之乾，出自《易经》，一般指代天、君、父，历代注解《易经》者，多有“乾为君”之论；乾兴之兴，意为兴盛，《诗经》有云：“天保定尔，以莫不兴。”即是祝福君王的诗句。总之，改元“乾兴”，表达了当时宋朝君臣的一种美好愿望。
前一年，即天禧五年（1021）年初，宋真宗的身体开始出现康复的迹象，宰相丁谓进言：“伏承圣躬已遂康复，臣等不胜大庆，然中外无事，望宽宵旰之忧。”
真宗“欣纳之”。
由于身体状况改善，天禧五年，真宗也多次参加了朝廷的礼仪活动：
正月，在锡庆院设宴招待契丹的贺正旦使（ 依“澶渊之盟” 订立后的惯例，每逢元旦等重大节庆日，宋辽双方都要互派 使节前往祝福 ）；又在承明殿宴请近臣，庆祝皇家图书馆天章阁的兴建；又出宫拜谒了启圣院太宗皇帝的神御殿，“都人瞻望舆辇，鼓舞相庆”。
二月，真宗召辅臣至皇家图书馆龙图阁观书；又至天章阁观上梁，宴请从臣，赐物有差；因为久旱得雨，丁谓等辅臣上表称贺，真宗也很高兴，依丁谓之后，决定于次月“赐酺”，与民共乐。所谓“赐酺”，指国家赐宴，邀请国民同饮。
天禧五年三月的“赐酺”，许京师臣民畅饮五日，西京洛阳畅饮三日，其他州郡畅饮一日。真宗皇帝还登上宣德门楼“观酺”，北宋京城的宣德门楼下，是国家举行大型庆典的广场，真宗站在宣德门楼，向宣德门广场上参加宴饮的父老（ 市民代 表 ）致意、敬酒。
四月，真宗又召近臣、馆阁、三司、京府官至天章阁观御书、御集，并赐宴群玉殿。
五月，真宗御崇政殿，亲录京城监狱关禁的囚犯，这叫“录囚”，是中国古代一项旨在恤刑的司法机制：皇帝亲自讯察囚犯，决定是否给予原宥。这次录囚，朝廷决定对死罪以下犯人各减刑一等，但十恶罪以及官典犯赃、伪造符印、放火劫盗罪除外。
十月，辅臣上表请真宗“五日一御便殿”，自天禧四年（1020）年底以来，真宗已久未御朝，日常听政由“资善堂会议”代替。现在龙体初愈，辅臣便建议皇帝每五天坐殿听政一次。真宗采纳了这一建议。
十二月，真宗亲笔写了一首诗送给皇太子赵祯，“奖其书翰日进也”。
很快就到了新年正月初一，宋真宗下改元诏书，用华丽的辞藻昭告天下：“属岁律之肇新，庆春祺之纷委。式改纪年之号，并伸及物之恩。宜自正月一日改天禧六年为乾兴元年。”
并宣布将本应于去岁冬至日举行的南郊恩泽赏赐礼仪移至二月初一，届时，他将“亲御正阳门（
即皇城宣德门
）宣制”。
乾兴元年正月初一，正是农历元旦，一元更始，万象更新。真宗请道士在大内天安殿建道场打醮，辅臣斋宿焚香，祈祝“上疾浸愈”。
元旦之后，又有一个传统大节——正月十五元宵节，这是宋朝最为热闹、盛大的节日，宫廷、官府、民间都要张挂花灯，从正月十四日至正月十八日，连续五夜放灯，宋人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记录了北宋京师元宵放灯期间的盛况：皇城外的御街，万灯齐亮，“金碧相射，锦绣交辉”；宣德门楼的两个朵楼，“各挂灯球一枚，约方圆丈余，内燃椽烛”；“诸坊巷、马行，诸香药铺席、茶坊酒肆，灯烛各出新奇”，灯品之多，让人目不暇接。
正月十七之夜，宋真宗也驾临皇城东华门，观赏花灯，与民同乐。
二月初一，按照计划，真宗登上宣德门楼，庆贺改元，按南郊例赏赐百官，大赦天下，蠲免百姓拖欠的租税。
人们以为皇帝的身体将渐渐康复。谁知，宋真宗的健康情况却在二月份突然恶化，二月十五日，“上不豫，浸剧”，卧病不起，快要走到人生的尽头。弥留之际，真宗最牵挂的人，就是皇太子赵祯，他才虚龄十三岁，幼小的肩膀能否挑得起偌大一个国家？真宗无法放心。他在寝殿病床上召见宰辅大臣，宰相问他：“圣体未和，过于忧轸，无乃以皇太子春秋尚富否？”
此时真宗已说不出话，只是再四点头，“颔之数四”。宰相又宽慰他：“皇太子聪明睿智，天命已定，臣等竭力奉之，况皇后裁制于内，万务平允，四方向化。敢有异议，乃是谋危宗社，臣等罪当万死。”真宗这才感到宽心，“甚悦”。
尽管皇太子赵祯是皇帝的独子，当然的嗣君，真宗生前也作出了太子莅政于外、皇后裁制于内的安排，但毕竟嗣君年幼，主少国疑，谁敢保证不会发生政治危机？按宋人笔记《夔州直笔》的记述，宋真宗似乎想过让他的弟弟“八大王”赵元俨继承皇位。他的父亲宋太宗，即是按“兄终弟及”的原则从兄长太祖那里继承到帝位的。
赵元俨，宋太宗第八子，素有“贤王”“八大王”之称，“狸猫换太子”等民间文艺作品中的“八贤王”，原型便是赵元俨。相传真宗大渐之时，大臣叩榻问候，真宗“以指点胸，又展五指，再出三指，以示丁谓等”，好像示意由八大王继位。刘皇后看在眼里，急在心里，等大臣退出，让内侍追上去告诉丁谓等人：“适来官家展五指，又出三指，只说三五日来疾势稍退，别无他意。”
而按另一份宋人笔记《邵氏闻见录》所载，赵元俨也有窥觎帝位之心，真宗“大渐之夕”，他“以问疾留禁中，累日不肯出”，似乎别有用心，“执政患之，无以为计”。幸亏宰相李迪急中生智，趁着翰林司给赵元俨送“熟水”（ 一种流行于宋代的饮料 ）之机，用墨笔在熟水里一搅，“水尽黑”，然后叫内侍送过去，赵元俨一见送来一碗黑水，以为有毒，大惊，立即上马离开。
但宋人笔记的这一记载荒诞不经，不足为信。李焘在《续资治通鉴长编》里考证，乾兴元年，李迪已经贬出朝廷，怎么可能宿于内殿？而且，真宗驾崩之时，赵元俨也“以疾在告”，即称病不出，得到中使告谕后，才“扶疾至内庭，号泣见太后”，可见他也未曾“留禁中，累日不肯出”。
不过，虽然笔记的记载不可靠，但流言蜚语的产生与流传，至少可以说明，乾兴年间由于皇帝大渐，太子年幼，人心已暗生波澜。
二月十九日，宋真宗崩于延庆殿，享年五十五岁。他留下一纸遗诏：
门下：朕嗣守丕基，君临万寓，惧德弗类，侧身靡宁，业业兢兢，倐逾二纪。幸赖天地之祐，祖宗之灵，符瑞荐臻，边鄙不耸，臻乎至治，无让古先。而寒暑外侵，忧劳内积，遘兹疾疢，屡易炎凉。虽博访良医，遍走群望，逮诸禳禬之法，徒竭精格之诚，弗获寤兴，至于大渐。皇太子某，予之元子，国之储君，仁孝自天，岐嶷成质，爰自正名上嗣，毓德春闱，延企隽髦，尊礼师傅，动遵四术之教，诞扬三善之称，矧穹昊眷怀，寰区系望，付之神器，式协至公，可于柩前即皇帝位。然念方在冲年，适临庶务，保兹皇绪，属于母仪。宜尊皇后为皇太后，淑妃为皇太妃，军国事权兼取皇太后处分，必能祇荷庆灵，奉若成宪，抚重熙之运，副率土之心。更赖佑佐宗工，文武列辟，辅其不逮，惟怀永图。诸军赏给，并取嗣君处分。丧服以日易月。山陵制度，务从俭约。在外群臣止于本处举哀，不得擅离治所。於戏！修短之数，岂物理之能逃？付托之宜，谅舆情之增慰。咨尔中外，体朕至怀。主者施行。
遗诏措辞雅训，语气从容而哀婉，当然不可能出自宋真宗之口，因为真宗弥留之际，昏迷不醒，不可能清醒地口述遗诏。实际上，遗诏为刘皇后转述，宰辅大臣执笔而成。真宗去世当日，刘皇后召宰辅大臣入禁中，众臣“一时号泣”，倒是刘皇后表现得非常冷静，说：“有日哭在，且听处分。”
这里的“处分”，就是指商议起草真宗的遗诏。
秉笔草制的人是参知政事王曾，当王曾写到“军国事权兼取皇太后处分”这一句时，丁谓提出要将“权”字删掉，王曾坚决不同意，说道：“政出房闼，斯已国家否运，称权尚足示后，且言犹在耳，何可改也？”
丁谓“乃止”，不再坚持己见。权，暂且之意。是否带一个“权”字，政治意义大不相同。带“权”字，即表示皇太后原本没有处分国事的权责，只是因为新君年幼，暂且从权，由太后暂时代行君权；不带“权”字，则表示认同皇太后具有处分国事的正式权力。
王曾本来也不想将“淑妃为皇太妃”写入遗诏，说：“尊礼淑妃太遽，须他日议之，不必载遗制中。”但丁谓反对，问王曾：“参政顾欲擅改制书耶？”王曾与他辩论，同僚却无一人支持，只得作罢。最终，朝廷以真宗遗诏的形式布告天下：皇太子赵祯“于柩前即皇帝位”（ 以后我们对赵祯的称呼，也将按古人 著史的习惯，称为“宋仁宗” ）；“尊皇后为皇太后，淑妃为皇太妃，军国事权兼取皇太后处分”（ 我们对刘娥的称呼，也不 再是刘皇后，而改为刘太后 ）。
乾兴元年皇位交替之时，朝堂人心浮动，中外汹汹，参知政事王曾表现出过人的定力，“正色独立”，隐然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因此，“朝廷赖以为重”。
丁谓的对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