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一代恐怖片《月光光心慌慌》( Halloween )、《13号星期五》( Friday the 13th )上映几年后,派拉蒙影业出品了喜剧恐怖片《学生闹翻天》( Student Bodies ),电影风格同15年后的《惊声尖叫》( Scream )系列相似。其中一个场景是,十几岁的年轻保姆在郊外的房子里照顾孩子,听到房子外面有声音,便开门查看,却发现门外什么都没有,于是便回到房子里。当她关上门时,镜头猛地转向门把手,我们能看出她没锁上门。然后镜头向后拉,又猛地转向门把手,以示强调。然后荧幕上出现了一个闪烁的箭头,旁边还有提示文字:“门没锁!”
当然,那个闪烁的提示箭头是一种滑稽模仿,它只是夸张地体现了流行的电视节目里的常用手法。它类似于一种叙事信号,便于帮助观众了解剧情的走向。在电影里,当反派角色首次从阴暗的角落里出现时,往往伴随着不祥的无调性背景乐,那就好比是一个闪烁的箭头,告诉你“这是坏人”。在一部科幻电影的剧本中,如果某个科学小白进入高级实验室,并且不停追问科学怪人们正在做什么,什么是粒子加速器,那么这也相当于闪烁箭头,用来让观众得到他们需要知道的信息,以便理解接下来的情节。(比如:“无论你做什么,都不要让它沾水,否则就会引起大爆炸。”)风格习惯也相当于闪烁的箭头,《学生闹翻天》里的滑稽模仿之所以奏效,是因为“门没锁”几个字的出现非常荒诞,因为我们已经熟悉了凶杀片的风格习惯了,我们知道“在郊区房子里独处的年轻保姆”无可避免地要遇上不速之客。而盗窃片通常会预先展示一遍即将发生盗窃案的犯罪现场,并配有建筑布局,这样当罪犯真的进入房间时,你就能看明白他到底要干什么。
这些暗示是一种叙事手法。它们向观众表明:“我明白你不懂什么是粒子加速器,但你只需要知道,这个花哨的大家伙沾了水就会爆炸。”它们让观众的注意力集中在有效信息上:“别担心保姆是否会和她的男朋友分手,要注意的是那个躲在灌木丛里的家伙。”它们减少了观众理解故事所需的分析工作量。你只需要跟着箭头走就可以了。
如果按照这个标准,那么流行电视从来没有像如今这样复杂难懂过。如果说在过去的20年里,叙事线索经历了数量上的爆炸式增长,那么相应地,闪烁箭头的数量也变得越来越少。看看我们20世纪80年代初的巅峰之作《山街蓝调》,你会发现每一个场景提供的信息都有独特的整体性,这与《白宫风云》《黑道家族》《双面女间谍》《急诊室的故事》等剧中看到的大不相同。正如我们所见,《山街蓝调》为你提供了多个故事,但这些故事中的每一个事件都有清晰的脉络,而后来的电视剧则没能做到这一点。
这一区别非常微妙,但十分重要,这是一种讲故事的艺术,但我们通常只是无意识地吸收领悟。《山街蓝调》中对未来事件的态度非常模糊:伏法的连环杀人凶手是否会被处以死刑?佛瑞罗和乔伊斯·达文波特会结婚吗?伦科会抓住那个收受贿赂的卫生检察官吗?但在剧中,每一幕当下的情节都非常清晰,没有任何模糊之处。你可能不知道卫生检查员未来的命运,但你知道伦科为什么会在当下场景中打扮成服务生,或者为什么他会在下个场景中偷听厨房里的对话。每个故事背后都有一个悬而未决之谜:结局是什么样的?但荧幕上正在进行的每个活动都是清晰明确、毫无疑问的。
另一方面,像《白宫风云》这样的现代电视剧却不断地给当下发生的事件注入谜团:你会看到剧中的人物似乎在进行某项活动,或讨论某件事,而其中的关键信息却被故意隐瞒了。《白宫风云》的试播集正是围绕着这个技巧展开的:所有的主要人物都在办公室外一一亮相(托比、乔希、CJ),他们每个人都收到了神秘的信息:“POTUS从自行车上摔下来了。”编剧阿伦·索尔金(Aaron Sorkin)是亲手打造了四季《白宫风云》的传奇人物,他故意在该剧开场中隐藏了以下两条信息:这些人都在白宫上班,POTUS代表了美国总统(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这两条信息直到片头快要结束时才揭晓。诚然,收看《白宫风云》的观众自然会认为,这些信息会和“白宫”有某种联系,而一些政治狂热者可能已经熟悉了“美国总统”(POTUS)这个缩写词。但是这个片头构建起了索尔金在接下来每一集都会使用的结构风格,常常还加入一些故意有所保留的信息元素。这些片段所引发的问题不是“结局是怎样的”,而是“现在发生了什么”。
实际上,20世纪80年代的观众看《山街蓝调》时,也一定有非常困惑的时刻。大量同步发生的情节,使得当下发生的事件让人迷惑不解:我们搞不清伦科为什么穿着餐馆服务生的服装,因为我们已经不记得前面对于卧底情节的交代了。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信息只是在我们的感知系统或是短期数据存储系统中丢失了,这部电视剧本身的叙事图景还是非常清晰的,如果我们觉得迷雾重重,那只能怪自己的记忆力不好。另一方面,索尔金的电视剧,叙事上则有如主动的“造雾机器”。编剧有意让观众处于黑暗的迷雾中。仔细看过几集《白宫风云》的观众都会有这样的感受:每一幕都会提到一些明显很重要的信息:角色会互相询问是否看了昨晚的“采访”,或者是故作神秘地提起麦卡福事件。这种情景反复出现6次之后,你一定以为自己漏看了某些信息,恨不得重新回过头把录像带再看一遍。但不久后你就意识到,这些情节就是想让你感到困惑不解。
《山街蓝调》的清晰来自剧中对闪烁箭头的微妙融合,而《白宫风云》的模糊则是因为索尔金巧妙地拒绝提供这些箭头。《山街蓝调》每集都以一句著名的口头禅开篇:“嘿,我们得留心这个!”埃斯特豪斯中士的这句开场白发挥了重要作用,它引出了一些重要的线索,并提供了重要的上下文信息。很多评论家批评这种令人迷惑的手持摄影纪录片风格片头,但这个片头最终成为这部剧中举足轻重的手法,成为观众接受全新又复杂的多线索剧情的辅助道具。
等到观众看《白宫风云》、《迷失》和《黑道家族》的时候,已不再需要这些辅助道具,因为25年来日益复杂的电视节目练就了他们的分析技巧。就像那些你需要边玩边研究规则的电子游戏一样,现代的电视叙事给人们带来的乐趣,一部分源自你在填充细节时所付出的认知劳动。如果编剧突然在场景中放满“闪烁箭头”,那么这部剧就会变得拖沓乏味。过多的信息会让观感趣味大大降低。
这种刻意为之的关键信息隐藏手法还延伸到了微观的对话层面。比如电视上讨论有关技术的话题时,无论是艰深晦涩的立法程序,还是进行搭桥手术,甚至是操作粒子加速器,通常都是在两种对话信息模式之间转换:肌理和实质。肌理是指所有晦涩难解的废话,让观众能将自己代入真实医疗工作者的情境里;实质则是根植于肌理背景里的真材实料,是观众需要理解的情节。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肌理所起的作用与潜在的叙事毫无关系,且关联越弱越好。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在20世纪60年代发布的一篇短文中,讨论了一种他称为“现实效应”的文学手法,文中引用了福楼拜的短篇小说《简单的心》( A Simple Heart )中对于气压计的描述。在巴特的描述中,“现实效应”因其纯粹的无意义而被用来营造现实生活的氛围:气压计在叙事中没有扮演任何角色,也没有任何象征意义。它只是一种背景肌理,营造出真实世界的假象,因为真实世界里也充斥着没有任何叙事作用或象征意义的无用物体。《白宫风云》和《急诊室的故事》中随处可见的技术梗起到了极大的作用;当《急诊室的故事》中的外科医生在一场搭桥手术中喊着“非体外循环冠状动脉搭桥手术”或是“隐静脉”时,你其实不需要知道这些词的意思。这些佶屈聱牙的词是为了让你产生正在看真正的医生工作的幻觉。要想拥有更好的观剧体验,观众必须清楚地知道有些内容不需要看明白。
一般来说,通过在叙事中插入对重要信息进行标记或解释的线索,人们便可以区分肌理和实质之间的界限。2004年上映的大片《后天》( The Day After Tomorrow )有一个无意而为之的有趣情节,丹尼斯·奎德(Dennis Quaid)扮演的饱受批评、孤立无援的气候学家在一次政府会议上向官员们宣布了他关于新冰河时代即将到来的理论,他演讲的结束语是:“我们可能已经到了脱盐阈值的临界点。”如果存在另一个冰河世纪真的要到来的平行宇宙,那么身处其中的气象学家可能确实会这样说,但对于大部分观众来说,“脱盐阈值的临界点”只能让大家一脸茫然,而不是深受触动。因此,敢于大胆运用闪烁箭头的天才编剧兼导演罗兰·艾默里奇(Roland Emmerich)让剧中主角身边的一位助理官员在演讲结束后紧接着评论道:“这么说,我们现在所经历的气候变化就解释得清了。”这种做法堪比在荧幕上放置了一个闪亮的“门没锁”。
另一方面,像《白宫风云》和《急诊室的故事》这类电视剧里的对话,并没有直接对观众高谈阔论。对话都匆匆而过,语速飞快,与走廊和手术室里飞驰而过的高速跟踪镜头同步。虽然在这些电视剧中,角色说话的速度越来越快,但对白中真正值得注意的不是速度的快慢,而是其存心不让观众搞明白的做法。以下是《急诊室的故事》里的一个经典场景 [20] :
镜头切到克里把一名年轻女孩推进来,卡特和露西跑过来。
女孩的父母也在场。
克里:16岁,已经失去意识,有Villiari Treesure病史。
卡特:是Glucyna Coma的症状吗?
克里:看起来是这样。
马库米先生:6个月前她就开始犯病了。
卡特:她在吃什么药?
马库米太太:Emphrasylim,Tobramysim,还有维生素A、D、K。
露西:皮肤看起来有黄疸。
克里:巩膜也是,她的呼吸有什么味道?
卡特:你是说peder permadicis?
克里:是的。
露西:那是什么?
克里:肝脏已经停止工作了,我们取尿样吧。(转向卡特)这里人有点多,你先去应付她父母吧。准备好乳糖,每毫克30cc。
卡特:我们得用药物清理她的血液,请你们跟我来。
卡特领着马库米夫妇走出创伤抢救室,露西也跟着他一起出来。
克里:血液似乎无法凝结。
马库米先生:她在内出血?
卡特:肝功能衰竭导致她的血液无法凝结。
马库米太太:噢,天啊。
卡特:她排在器官移植手术名单上了吗?
马库米先生:6个月来她的状况都是2a,但是他们还没能给她配型成功。
卡特:为什么?她是什么血型?
马库米先生:AB型。
卡特和露西面面相觑,难以置信。
镜头切换到马克正在检查一名熟睡的病人。阿曼达走了进来。
当然,这个片段里也有闪烁的箭头,比如“肝功能衰竭导致她的血液无法凝结”。但另一方面,外行人听不懂的医学术语出现的比例非常高,在大多数这样的叙事情节中,你要一直看到场景的后半段才能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电视剧和观众之间已经形成了一种含蓄的默契,即对于有意制造的含混信息的容忍。这种容忍也是需要付出努力的:你要能够对每一句台词所起到的作用进行同步评估,将其归类至“实质”或“肌理”中。你要清楚哪些信息是不需要搞懂的。如果观众不能实时分析这些场景,那么《急诊室的故事》将会看起来乱七八糟,令人难以忍受。那样的话你得每星期四晚上坐在电视机前,边看电视边翻医学词典。(“peder permadicis这个词,里面这个字母是d还是t呢?”)
从纯粹的叙事角度来看,这一场戏的关键台词是最后出现的“AB型”。这名16岁少女的血型将她与之前的情节联系在了一起:在一开始的某个场景中,有位脑出血的患者曾奇迹般地苏醒,但最终死于脑死亡。就在少女肝衰竭场景发生前15分钟,道格和卡特还简短地讨论了从这名脑出血患者体内摘取器官用于移植,并顺代提到他的血型是很少见的AB型(因此他的器官很快被用上的概率不大)。这里发生了一个统计学上不太可能发生的反转:一个各方面都很完美的肝脏捐献者及时出现,把肝脏捐给了一个有着同样罕见血型的受捐者。但是这部剧以一种非常微妙的方式揭示了这一转折。为了搞清楚最后的“AB型”线索,以及卡特和露西脸上难以置信的表情,你必须能回忆起15分钟前,对于另一条故事线里某角色的一句轻描淡写的评论。
如果在这一幕的结尾插入一句解释,那就相当浅显易懂了:“她的血型和那个脑出血死者的血型一样!”事实上,如果《急诊室的故事》是在二三十年前创作的,我猜想编剧们确实会加上这样一句台词。但这种粗制滥造的“字幕”添加手法与《急诊室的故事》这类电视剧的叙事风格背道而驰。在这些现代叙事中,观看乐趣一部分来自观众的“主动填充”。这些节目可能比上一代的流行电视节目更血腥、更大胆,而如今电视上出现的一些性内容如果在当时的电影院播放,就显得很不合时宜,更不用说黄金时段的电视节目了。但论及叙事功底,如今的电视节目的品质就非常精妙和灵活了。
“流行电视节目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微妙和谨慎!”这种说法可不是你常常能在新闻里看到的那些。但如果你忽略这些现象,就意味着你忽视了现代流行叙事模式中最重要的发展成就。你有时会听到人们深情地提起所谓电视全盛时期那种“朴实”的年代,那是《天网》和《我爱露西》的年代。人们所谓的“朴实”是从伦理道德意义上来说的:你不会在《天网》里看到悲天悯人的黑帮老大,《我爱露西》里也不会出现抚养权之争。但是,如今你再看这些电视剧时,“朴实”也有另一种含义:不需要付出太多脑力劳动就可以看明白剧情发展。 [21] 如果你看过《黑道家族》之后再看《警界双雄》和《天网》,就会有种屈就的感觉,因为这些电视剧的创作者们想象中的观众是“理想型”的,这类观众没有从几十年的“睡眠者曲线”中收益。这些创作者让电视剧显得如此“朴实”,是因为他们觉得当时的观众还没有准备好接受更复杂的东西。
在这一点上,他们也可能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