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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了重读永井荷风的冲动。
夏威夷航空像是直接从海滩飞来，空中小姐的花衬衫里或许还带着沙粒。她们用力地展示笑容，张大嘴吐字，比起懒散且傲慢的美联航，这是一个更亲切，亦更富朝气的美国。
它理应更富朝气，夏威夷不仅是地表上最年轻的岛屿之一，也是政治版图上的迟来者。一八一〇年，当英国工业革命与法国大革命席卷欧洲时，那些分散的岛屿才勉强结合成一个独立王国。它的形态与近代国家相去甚远，更似一个酋长部落联盟。即使一八九八年，它被并入美国，但要直到一九五九年，才正式成为美国联邦中的一个州。人们对它的期待，也是反历史的，落日、海滩、草裙舞，它是逃离现实的场域，过去与未来皆暂时消退了，只有一种即刻的喜悦与轻松。
或许，这也是日本人尤其钟爱它的原因。东京前往檀香山的航班满员，一点没有显现出正迅速扩散到全球的冠状病毒对航空业带来的致命影响。它给人这样的印象：夏威夷不仅免疫于历史，也免疫于病毒，乘务人员皆不戴口罩。
我没被这种气氛感染，反生出了少许的飘零感。我对于度假并无兴趣，出行半因即将到期的签证，半因手头的研究项目。前者使旅行更有某种被迫的意味。
对于疫情的焦虑，也不无影响。这是二月二十二日，新冠病毒打破了东京的平静。“钻石公主号”上的乘客，乘坐出租车、公共汽车返家，开始与朋友们聚会了，更多的病例也开始涌现出来。这个病毒的传染能力与无症状的特性，都使忧虑蔓延。在电视新闻上，专家们指着柱状图预测，十天内，传染人数可能达到十万人。那些红色的显示条，显得尤其刺眼。
我离开已经一个月的中国，未看到好转的迹象，它引发的各种荒诞与新灾难层出不穷。我的内心从焦灼、痛心、愤怒到麻木，有些时候，还产生了前所未有的陌生感。仅仅一个月，她已经让我无法辨识，有些东西早有趋势，却在这一个月猛然加剧了。病毒激发起那种不安的暗流，它们如今汇为滔滔大河，迅速淹没那个本就要消退的世界。
下意识地，我也在逃避一些东西，我无法理解亦无从解决，它们令我的智力与勇气显得双重匮乏。我想从现实躲入另一个时空。这个看似历史之外的岛屿，却是孙中山酝酿革命思想之地，梁启超也曾在此停留过，并恰好遇上一场鼠疫危机——我很想一探这些历史踪迹。在这个岛屿上，那个遥远的、庞大中国不断加剧的内部危机，该怎样浮现在他们的脑海里，他们又会做出怎样的分析与行动。
此刻在飞机上，带着口罩的我，像是飞向一个混合的时空，既逃离历史之外，又满是历史的沉重。永井荷风则代表一个疏离、亲密的声音，一个独行者的最佳陪伴。
永井也是从旅途开始写起的。在横滨前往西雅图的轮船上，他碰到了柳田君与岸本君，他们皆三十岁上下，前者中等身材，“条纹西装外裹着褐色的外套，高高的领口间露出色彩华美的领结……看上去总有些装模作样”，后者则“身材矮小，捻线绸的夹衣上罩着一件绒布单衣”，在旅途的单调中，他们凑在一起，打发时光。柳田因在日本的不得志，是个盲目的西洋崇拜者，痛恨岛国的一切，“在日本，从未遇到过称心如意的事情”。岸本则想去美国拿一个短期学位，回到日本重新开始。
这些萍水相逢的人物，构成了《美利坚物语》的主题。一九〇三年至一九〇六年，那个由永井荷风演化的“我”，从西雅图、芝加哥、圣路易斯到纽约、华盛顿，邂逅了形形色色的日本人。
在塔科马，他看到了那些日本劳工，“三四个人一堆，五六个人一组，一边高声说话，一边拿出从日本带来的烟袋吸烟。他们将烟灰磕在甲板上，又担心被路过的船员斥骂”。他们被当作货物，塞进狭窄、脏污、恶臭的货仓，也在做一笔交易，用三年辛苦，换回后半生的快乐。也是在这些劳工中，他听说了那个发疯男人的故事。一个伐木工人从日本接来的老婆，被另外几个伐木工人抢占。这里面有残酷、愤怒，更有一种普遍的心酸。在异乡的孤独与压力之下，社会规范与个人道德，皆崩溃了。
在芝加哥附近的一所大学，“我”遇到了自我放逐的渡野先生，他在日本获得了一切，却仍感到不安，逃至美国后，也觉得同样疏离。或许，他将继续逃亡，逃至比法兰西女人更妖艳的舞女怀中。
在纽约的春天，“我”又听闻了藤崎君的故事。他是一名伯爵之子，虽然入读哥伦比亚大学，却过着花花公子的生活。他狂热地爱上了一个不道德的女子，甘愿为她放弃自尊。
在密歇根南部的K大学，“我”又听闻了三位日本学生的故事。出于寂寞，大山君追求了竹里小姐，尽管觉得这个日本女生，有“一张多么硕大的圆脸，多么小的眼睛和多么稀疏的眉毛，日本生产的粗糙西服裹着狭窄的肩膀……又粗又短的手腕，轮廓模糊不清的豆虫般的手指”。这段恋情以始乱终弃结尾，竹里小姐最终嫁给了同属一个教会的日本学生山田太郎。
尤其令我难忘的是山座君的故事。他是“我”哥哥昔日的同学，年轻时放浪形骸，甚至害得哥哥死亡。在西雅图，“我”偶遇山座，如今的他“留着漂亮的八字胡，又是戒指又是金项链”，专以贩卖日本妓女到美国为业。在异乡，他似乎获得了一种更大的放浪，不用在意任何道德准则，只有眼前的成功是重要的。
在永井荷风笔下，美国给予这些到来的日本人不断的惊叹，以及矛盾重重的冲击。圣路易斯的世界博览会现场，给人一种震惊，“美利坚人民依靠财富的力量创造的一个魔幻世界”。震惊不仅来自于物质、技术力量，也来自人种，它引发性的焦虑。
对于公派到纽约的泽崎先生，“无论到哪儿，看到的不是初来时曾经为之惊叹的二十层的高楼大厦，而是那些用束腰带将乳房隆得高高的细腰肥臀的女人，那种风摆荷叶的步态和娇滴滴的话音”，令他憎恶又眼馋。比起日本女人，西洋女人的肉体似乎更为诱人，却又难以接近。
在异乡，日本也变得清晰起来。在轮船的汽笛、火车的鸣钟、留声机的演奏，在西洋的环绕中，日本的一切都变得亲切起来，“夹杂着那种拖着长长尾音，犹如犬吠一般，又似催眠剂的九州乡下的断断续续的歌谣”；“日本的美，并非因为有诸如楠公与西乡的铜像，而在于乱云迷蒙的樱花、彩蝶翩翩的舞伎”，东方人的天职“并非醉心于某些人所说的东西文明调和之梦的空想中，而是要使男人们尽可能莳花弄草，女人们尽可能成为舞伎，举日本全岛为世界丝竹之乡”。
永井荷风游荡于美国时，也是日本的一个转折时刻。自一八五三年被美国黑船打开国门，日本就生活在一种强烈的追赶中。在“富国强兵”“殖产兴业”这些口号中，普通日本人承受着国家转型的压力。十九世纪九十年代，随着国家体制逐渐稳固，个人空间日益窄小，变为国家的工具。一八九五年战胜中国、一九〇五年战胜俄国，令日本的国际形象陡变，普通人要承受的肉体与精神的压力却被普遍忽视。
海外日本人是观察这个迅速膨胀日本的另一个角度。或为讨生活，或为逃避昔日的家庭，或渴望获得新生。在陌生之地、陌生人中，他们的感受更为敏锐，优势与缺陷皆更为显著。
对于出生于一八七九年的永井来说，美国是一个勉强的选择。他深受法国文化的影响，活在波德莱尔、左拉的世界里，巴黎才是他的梦想之地，“与西洋女子一起，在西洋的天空下，于西洋的河湖边，用英语或法语谈论古希腊以来的西洋艺术”。
但他的父亲——一位高级官僚商人，执意让他进入银行业。但不管怎样，美国仍使他逃离了这个严厉、讲求实用的父亲，后者正是明治时代的某种象征——它对个人自由、浪漫之美，毫无兴趣。永井着迷于波德莱尔的人生态度，要不停地醉下去，酒、诗歌、女人、美德，沉醉令人忘掉时间的重负。
飞向夏威夷途中，我心中却是不无萧瑟的冬日西雅图与芝加哥，萧瑟，渴望柔和的灯光与一壶清酒。我也感受到某种下意识的焦虑。二十世纪初的永井荷风，被种族焦虑所裹挟。那是一个“黄祸”的年代，日本人自认比中国更优越，在西方人眼中，却并无差异。一股自我厌弃之感，伴随彼时的日本作家。身在伦敦的夏目漱石，觉得自己短小、丑陋，只能钻进书堆之中；永井更为潇洒，同胞在他眼中无疑是一种不堪的存在。
在西雅图的日本街上，他看到“豆腐店、赤豆汤店、寿司店、荞麦面店，应有所有”，而路上的行人是“腿脚短曲、上身很长的我的同胞”。
中国人亦是如此，它散发着不无邪恶的魅力。纽约的唐人街，“众多的餐馆、杂货店、蔬菜店，每家店门口悬挂的各式各样的金字招牌、灯笼、朱红纸的招贴，连同高低不平、进出繁杂的房屋的污秽与陈旧一道黯然相和”。夜晚，“各自叼着长烟管，在路旁兴致勃勃的谈论着彩票与赌博的话题”，进入街道内部，你会闻到“炖肉汤和青葱的气味，焚香和鸦片浓烈的香气扑鼻而来”。
偶尔，我抬头看看四周的日本乘客，他们带着口罩，不管成年人还是孩子，皆衣着得体，安静、自持。他们代表的是另一个日本，一个常年和平与富足，或许也不无乏味的国家。倘若永井荷风看到此刻的日本，他会感到欣慰，还是同样的厌倦？他钟情的是江户时代的日本，是暗巷与榻榻米上的风情。他崇敬法国，却厌恶明治时代的西化。若他看到此刻的东京，定会对江户风情的彻底消失深恶痛绝吧。
深夜从东京出发的航班，抵达火奴鲁鲁时，仍是当天的正午。这里比东京迟十九个小时，突然间为自己多争取了一天，一切忧虑、烦恼，也会更晚到来。
它也的确如此。机场内一切平静，仿若席卷亚洲的病毒与此毫无关系。我扯掉了口罩，扔进垃圾桶。海关的头发短粗的小伙子笑容灿烂，他用力将钢章印在护照上，“欢迎来到美国”。
我很快发现，日本人在此留下的历史痕迹是如此之重。中日近代平行、交错的历史，在夏威夷也以另一种方式显现出来。
许知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