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有人说公诉人武装到了牙齿。
但是我怎么没看见呢，牙齿在哪儿呢？
可能在肚子里吧，自己咽下去的。
但这并不是一句玩笑。
我原来也以为公诉人在法庭上挺神气风光的。但是做了公诉人才知道，什么叫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
要证据公安不去取，做不起诉领导通不过，到法庭上还挨法官呲。
给公安开列了很长的补证提纲，但是证据就是补不回来，最后一纸办案说明了事，你又能怎么样？再次反思自己的提纲写得不好？
我有一个诈骗的案子，有一个特别关键的书证需要笔迹鉴定，一审公诉的时候也做了，但是没有鉴定出来，上诉人在笔迹鉴定时明显改变了笔体。没有这个证据，这个案子将陷入僵局。我就仔细研究上诉人签名的变化，明显感觉其笔体在笔迹鉴定前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感觉这份书证上的签名与早期笔录的签名高度一致，我就又找到上诉人自己提交的证据材料上的签名，在侦查阶段的权利义务告知书上的签名，这都是其确凿无疑的签名，另外还有一份银行单据上签名，我感觉也高度一致，只是他自己不承认。我缩小包围圈，让公安就这有限的几个签名进行同一性的鉴定，公安还是推脱，说做不了，原来都做过了，鉴定不出来。
我说你甭管能不能鉴定出来，你再鉴定一遍就行！
在提交鉴定之后，又有麻烦了。说鉴定需要原件，其他都是原件，银行票据不是原件。那我说，那就辛苦您调取一下原件。
最后好说歹说把原件借来了，最后鉴定证实了上述笔迹的同一性，这个案子算是拿下来了。
这还算好的。很多时候，还要看碰到的侦查人员好不好说话，愿不愿意配合。
现在公安内部考核指标调整了，对于已经侦查终结的案件，对最后是否起诉、能否下判没有那么重视了。而且他们也确实还有很多额外繁重的任务，还要备勤，确实很辛苦，有的时候应付一下就放弃了。
有的时候关键证据取不到，整个案件都只能放弃，勉强起诉最终也要撤回起诉，或者被判无罪。
事实上，在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之后，无罪和撤回起诉的案件数量都在不断提高。
即使那些不是特别关键的证据，如果不是完全到位，在出庭的过程中公诉人也会比较难受，往往只能硬辩、硬说。
但是谁还不要点脸面呢，谁又想硬辩、硬说？
司法责任制改革已有一阵子了，不捕不诉的案子增加了很多，这就是公诉人也不想硬辩、硬说的体现。
这个时候其实公诉人的刀口是向内的，是在把以审判为中心的压力向侦查前端传递。
但是这里面还会有侦查机关反过来施加的压力，会说你打击犯罪不利，这些整体的压力放在公诉人身上，就起了一个名字，叫“不能担当”。
而且不捕不诉的案子多了，又怕检察官滥权，通过加强审核、强制上检察官联席会议等方式，将已经下放的权力回收，三级审批又面临回潮。
而且不捕不诉始终是内部监控的重点，要进行反复的复查，这就逼迫公诉人只能往前走。一方面，相对不捕不诉的适用率直线下降，轻罪的高羁押率、高起诉率，机械执法的风险加大；另一方面，对证据不足的不捕、不诉也在收紧，而侦查质量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善，这就使法庭上的尴尬局面频出。
捕诉一体好像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检察官的权力，但也只是对侦查的制约略有好转。由于权力回收之后，对侦查制约无法充分展开，使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局面无法从根本上解除。
批捕权看起来是一个很大的权力，但与一般所批评的想抓谁就抓谁完全是两个概念，本质上还是一种比较被动的权力。
我办案的过程中一直有发“追捕追诉”的习惯，也得到了领导的认可。但是有一次我又提出了一系列的追诉意见，一位老领导当时就说，这个思路挺好的，但就看公安给不给你干了。
这才是关键，因为抓人的权力并不在我们手里，如果侦查不好好落实我们就一点招儿也没有。
那位说，你不是可以搞侦查监督吗？
事实是，纠正违法发多了，其效果也会边际递减。我刚上班那会儿，发一个纠正违法真能让一个警察脱衣服，就是离职。但是现在很难了，其取决于公安机关对纠正违法的整体态度和它自己的评价机制。侦查监督只有转化为公安自己的评价机制才有效。
这个时候监督的效果，甚至还不如不捕不诉的制约效果明显。但是现在权力回收，公诉人刚有的这一点权力，现在也快没了。
那审判监督呢？
那就更难了。审判监督的结果更是取决于法院的态度。
抗诉只是启动一个审理程序，改不改判，还是在于法院自己。即使抗诉得有道理，但法院就是不改判检察院也没有办法。
我就听说一件事。一个抗诉案件，几乎所有的审委会委员都同意检察机关的意见了，但是刑庭庭长说，这不是案子的事，这涉及我们的量刑权问题。好，又都同意承办法官的意见了。
而且启动抗诉程序的成本很高，轻易启动不了，这和上诉的成本完全不一样。
即使你费了很多的力气，但法院就是不改判也没有办法啊。那种一抗再抗，一路抗下来的案子屈指可数。
我曾经发了一个再审检察建议，因为很少有人发过，问谁都不知道，就向一位老同志咨询：会不会有反馈？怎么反馈给我？他说，除非再审，否则没有反馈，但是能够启动再审的案子是极少的。即使我的再审检察建议书写了十几页，收集了那么多的证据，也是如此。
我认了，只要有希望就行啊，尽了力就行啦。
你们只看到过法官训斥律师，没有看到法官训斥公诉人吧。实际上对年轻的公诉人而言，这也是常事。
法官在开庭中也经常限制公诉人的发言，辩护人提出质证意见之后，就不让公诉人再解释了，要求留到法庭辩论阶段再说。但是对证据的印象一旦形成是很难动摇的，这时候公诉人就得抢着说。因为到了发表公诉意见的时候，谁又能记得住这些细节？
随着年龄的增长和经验的丰富，我现在被法官训斥的机会也越来越少了。
但是也不能完全避免。记得有一次开庭，我们在庭前做了准备，补充了几份证据，而且让公安单独订了卷，庭前很久就移送法庭了。感觉准备还是很充分的。
我还很礼貌地在开庭之前和法官打了一个招呼，说一会儿有点新证据要出示一下。
他说：哪有新证据，没看到有新证据啊？
我说：有啊，有一本卷呢。
他说：肯定没有。
我说：不会，您找找。
他翻了翻卷，说没有。我一听都傻了，以为把卷弄丢了呢，脑袋嗡了一下。但是很多当事人家属在旁听席就座，我还得强打镇定。我小声问我的书记员，打回证了吧？得到肯定的答复之后，我才有点踏实。我心里想，责任是一方面，要是丢了，案子怎么办呢？还有这么多人看着呢。
我跟助理说，你帮他找一下。助理从法官那一摞卷宗翻了两下，抽出一本薄卷，说在这儿呢。我的心才放到肚子里。
旁听席的家属就这么大眼瞪小眼看着呢，法官脸上有点挂不住了。就问我，之前怎么没跟我说一声？
我说庭前很早的时候就把卷给您送过去了啊。他又说，你没有和我单独说一声。
助理在旁边嘟囔，自己不会看卷啊？我稍一摆手，示意他别说了。
虽然，心里有很多的不爽，但是我还是说，对不起，是我们工作不到位，没有提前单独跟您说一下。
法官还是不爽，拿着这本薄卷，就问我：你们有示证提纲吗？
我说这是二审案件，就几份补充证据，因此就没有专门做示证提纲，在其他法官庭上，也出示过补充证据，都没有要过提纲。我们下回注意。
法官还在说，你没有提纲我怎么主持庭审啊？
我继续说：对不起，我们下回注意。
助理跟我说，他自己列了一个简单的提纲。
我赶紧说，我们这有一个简单的提纲，您看先用这个行不行？
法官拿出去看了看，说你这个不规范，没有写证明事项什么的啊。
我说实在抱歉，我们就几份证据，之前不知道要示证提纲，我们下回注意，证明事项我们出示证据的时候就会说。
助理坐在旁边快要急眼了，我赶紧按住他。
我心里想，一定不要在法庭上发火，不管什么原因——因为那样我们也跟着丢脸。
我继续说：实在抱歉，您今天先用这个吧，没几份证据，我们下回注意。
最后终于开庭了，到了要出示证据的环节，法官也有点不好意思了，问我：你们还有提纲吗？
我说：没有了，就一份，给您了。
他还问我：那你们怎么办？
我说：没事，就几份证据，我直接出一下就行了。
倔强的助理在旁边补了一句：我再写一份，果然，他正在手写一份呢。
所幸庭审还是顺利的。
助理回来跟我说，刘哥，今天要不是你按着我，我当时就跟他翻脸了。难道他自己不看卷吗？就这么几页纸还要示证提纲？
我说：永远也不要在法庭上跟法官翻脸，那是法庭，我们一定要尊重法官的权威。我们得给他台阶。而且我们翻脸就让人看笑话了，到时候我们也跟着丢脸，我们要保持克制，明眼人都知道是怎么回事。
助理问：那以后所有的证据，都要有示证提纲吗？
我说：不用，给别的法官，反而还让人觉得奇怪。示证提纲不是必须的，即使有也是我们用来方便出示证据用的，而不是给法官用的。我们要出示的是证据，而不是证据提纲。而且就那么几份证据要提纲干什么？你要知道真正的规则是什么，不要蒙了。这只是法官在找台阶，你要能够领会他真正的意思，包容他的怒气，让庭顺利开下去。这才是最重要的。
也许这就是我们的牙齿吧。
长在肚子里的牙齿。
还有人会说，牙齿主要是体现在和辩方的对比上。
公诉人可以调动国家资源，前文已经分析了这个资源调动会有多么的困难。
同样在证据调取上，很多辩护人能够调动的资源一点都不少。除了常规的证据之外；他们还能经常举行高级别的专家论证会，这也是一个重要方面。
而且在舆论攻势上辩护方也有自身的优势。我有一个高检院督办的案件，由于之前领导要求不能对外说任何话，虽然庭审中我们是占优势的，但庭后并不能接受采访。我只能拒绝记者的好意，看着辩护人一个人接受采访，记者都按照辩护人的逻辑回去写稿子。
对于这种重大复杂的案件，还有一个督办制度，三纲一词都要层层审定，即使在庭审上有任何变化，公诉人也不敢超出既定的出庭方案。所以在被告人、辩护人即兴抛出一个问题的时候，很多年轻的公诉人会在法庭上翻材料，其实他是在翻答辩提纲，他不敢超出既定的范围。
有一个大案子，庭审上有了新的变化，最后一名资深的公诉人即兴来了一段总答辩，没有完全按照既定的套路来，虽然效果很好，但是还是被批评了。
他顶回去一句：是你出庭，还是我出庭？
但是这样的公诉人太少了，我们都是在戴着锁链跳舞。
但是辩护人没有这样的锁链。同样水平的同学，分到法庭两侧，几年之后你会发现他们有很大的不同，辩护人即兴表达能力更强，他们背后有一只无形之手在推着他们往前走，重要的是他们没有公诉人的锁链。有些公诉人在检察机关这边的时候放不开手脚，但是转行当了辩护人却火力全开，感觉完全变了一个人。
而且很多律师还拥有相当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力。可以直接跟你的领导的领导说上话，你跟他怎么比？还牙齿呢！
即使在被告人面前，公诉人也并未体现出更多的优势，在认罪认罚的教育转化和量刑协商这两点上显露无遗。有些女检察官甚至会被气哭。我们倒是想硬气一点，但法院不给我背书，不让你硬气啊。
原来我们的牙齿长在别人身上啊。
而那些说公诉人有牙齿的人，才真正长着话语权的牙齿。
公诉人虽然代表国家，但他真正能够调动的资源是极为有限的，其所能行使的权力是受到高度约束的，而且还在不断回流的过程中。他所能施加的影响力是极为有限的，晋升的空间也很有限，因为他终究只是普通的个体。
虽然有极个别的案件是倾国家之力在办，但是这是极为罕见的，历史上也屈指可数，而且这也体现在国家机器的整体表现上，也不是体现在公诉人的个体上。
而大部分案件，都不会动用那么多的国家力量，只是占用个别侦查人员和公诉人的部分工作时间而已，这也是他们仅能调动的力量。一个公诉人和一名侦查人员每年所办的案件数以百计，而很多辩护人每年的办案量可能只是他们的十分之一，而且只要经费够，还可以聘请更多的助理。因此在时间和精力上，在对单个案件的投入上，辩护人反而更占有绝对的优势。
更不要说辩护资源是真正的全国配置，可以在全国各地代理案件，完全遵循市场化法则。因而可以实现资源的大规模优化配置，甚至还可以直接体现为名与利的回报，激励机制更加公平和明显。
虽然也有人一再呼吁公诉人进行跨区域的调配，但是实践操作困难重重，人大任命这一条，就使公诉人都禁锢在自己的岗位上。
在具体的个案上，辩护方可以从全国调集兵力，而本地的公诉人就显得力不从心。在局部力量的配比上，反而是天平倒转，辩护人实现了优势兵力。
这才是真实的实力对比现状。
真实的实力从来不是写在纸上的，也不是存在于想象之中的，而是体现在每件真正的案件之中。
而且随着这几十年司法改革的推进，刑事诉讼法都改过好几轮了，刑事诉讼格局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现在公诉人绝不是戴着大盖帽和法官坐在一起的那个人了，那个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人权保障水平达到了新的高度，律师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地位都有了显著的提升。当然不得不承认，现实中辩护权可能还有保障不到位的地方，但是从另一个方面看，公诉人的权力也有很多保障不到位的地方。在这个意义上，公诉人并无任何优势可言。
反躬自省，也许公诉人真正的优势还是肚子里的牙齿。不仅是涵养，更是由于更多案件的历练，可以实现更多的经验积累，有点像医生看病，熟能生巧吧。也就是这个业务水平的内功，可能才是公诉人真正的牙齿。这也是公诉人转行到律师团队，对方看中的地方。
因此，那些公诉人武装到牙齿的理论，其实只是把历史想象为当下、把文本想象为现实、把整体想象为个体、把西方想象为东方、把以为想象为事实的一种想当然，是一种带着优越感的俯视姿态。虽然现实发生了变化，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愿意更新认知，而有些人只是选择视而不见。
我们并不能改变别人的认知，但是我们一定不要忘了，真正的牙齿到底在哪里。
自身的强大才是真正的强大。
不仅是集体意义上的，更主要是个体意义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