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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判监督程序中的抗诉（简称审监抗），是针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而提出的抗诉。其启动标准更高，只有最高人民检察院和上级人民检察院才能提出，所以也较为罕见。为了保障既判力，往往要对抗诉的必要性进行更加充分的权衡。所以一旦出现，一定是有大事。
根据刑事诉讼规则，要么是有新的证据证明原判决、裁定认定的事实确有错误，可能影响定罪量刑，这既可能是加重也可能是减轻。
要么是据以定罪量刑的证据不确实、不充分的，或者依法应当排除，或者主要证据之间存在矛盾，或者原判决、裁定的主要事实依据被依法变更或者撤销的，这四条是减轻或者无罪的情形，是有利于被告人的抗诉的。
要么是认定罪名错误且明显影响量刑的，这一条限定在“明显”。
要么是违反法律关于追诉时效期间的规定的，在这种情形下，即使犯罪事实是成立的，也不能追究；如果被错误追究的，就应该纠正这个错误。它的目的不是放纵坏人，而是坚持法律规定的刚性。既然说了过期不问，就要说到做到，从而维持法律的公信力。当然，对于极端严重的犯罪，可以通过最高检核准追诉的方式解决追诉时效的法律问题。这里面说的都不是极端严重的犯罪。这也是在维护程序正义原则的刚性。
还有就是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可能影响公正审判的，也要提起抗诉，这也是程序性的规定。
至于审判人员在审理案件的时候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的，那就更不用说了。
总结起来，既有事实证据方面的规定，也有法律适用的规定，还有程序方面的规定。
不利于被告人的抗诉要有新证据，但是有利于被告人的抗诉可以没有新证据，比如人家就是无罪或者当初的证据就是牵强附会勾连起来的，你让人家有什么新证据？这个举证责任不能倒置，只要你有证据不确实、不充分、矛盾或者排除的充分理由就可以了。
所以一定不要搞混了，加重刑罚才要新证据，减轻刑罚是不用新证据的，讲理就可以了。当然了，这个理一定要充分，才值得推翻既判力，也才可能推翻既判力。
在抗轻、抗重这个证据标准上的要求，应该是在维护既判力原则和保障人权原则之间的一个平衡。
罪名错误影响量刑的，是一个单纯的法律适用错误，因此只是以程度进行限定。这个“明显”应该有一个大致的标准，不能只要“不一致”就是明显，或者只要“改判”就是明显。那就混淆了明显与不明显的区别。笔者归纳一下，所谓明显影响量刑的，可能有以下几种情况：
第一，未认定有法定量刑情节而超出法定幅度判处刑罚的。
第二，量刑所依据的法定量刑情节误判为有或者无，导致未在法定刑幅度内判处刑罚。
第三，量刑适用主刑刑种错误的。
第四，应当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而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或者相反。
第五，不应当并处附加刑，而并处附加刑，或者相反。
第六，不具备法定的缓刑条件，而适用缓刑，或者相反。
这几种情形可以视为“明显”。量刑建议的采纳也可以参考此标准。
事实上，所有的问题都会涉及法律适用，但是我们不能将所有的问题都归结于法律适用，从而要求其必须存在量刑明显不当，因为事实证据和程序问题还有各自的价值考量。
程序是有独立性价值的。就比如说，审判人员贪污受贿，你能说量刑没有明显不当，就不启动审判监督程序？那给人的公正感何在？
违反追诉时效也一样，它不是案子本身大小、刑罚轻重的问题，它涉及法律的承诺能不能兑现的问题。它的目的不是放纵罪犯，而是让人们相信法律一定是有效的。如果为了不放纵罪犯，把法律已经规定的追诉时效当儿戏，最后导致公众普遍对法律失去信心，那将是我们无法承受的损失。而追诉时效本身也是在法律的稳定性和公正性之间做出的取舍，终究是一个价值平衡的问题。
关于程序违法的事项虽然没有具体规定，但是我们抓住对公正审判的影响就够了。至于如何会对公正审判产生影响，就要在基本的诉讼制度中进行考量。这个影响可能是一次性的，也可能是长期的，而如果是长期的，那就更要引起注意。因为如果你这次不纠正，这个程序问题就会源源不断地影响公正审判。它败坏的不是一次的公正，它败坏的是公正的水源，所以就要引起我们的重视。
既然审监抗这么难以启动，它也一定有着更大的追求。这个追求的价值一定要超越既判力，成为足以支撑它走下去的理由。大概有以下几个方面：
1. 示范意义。比如马乐案，提出审监抗对“老鼠仓”类案件的处理上，以及对量刑情节的把握上就具有示范意义。还有一些冤假错案的纠正，对于证据标准、办案理念也有示范意义。
2. 建立标准。法律不可能天衣无缝，而修改法律又有滞后性，这就需要通过法律解释或典型案例补充漏洞、建立标准。其中，对法律进行解释需要基本的规则和诉讼理念作为支持，不应是任意的。比如上诉不加刑原则，它的法理依据就是控审分离原则，法官不能创设加重的立场从而代替检察官的职责，这是它的实质。至于在法律文字表述没有那么充分的时候，就要回到立法目的上来。在这方面，立法者的释义已经阐述得很清楚了。如果还是不明白，就有必要通过案例的方式进一步树立标准，进一步强化上诉不加刑的刚性原则。一个案例胜过一打文件，因为案例更加鲜活、具体和真实，更容易让人记住。通过案例的方式，正确地阐释原则将更有意义。不仅是对个案有意义，从长远来讲，树立程序正义的观念，对保证公正裁判，保护上诉权、辩护权，及时发现案件质量问题都具有重要意义。
3. 长远影响。一个生效判决的纠正不仅仅着眼于当下案件的解决，更重要的是通过个案的解决来树立观念。要考量生效判决所蕴含的理念对司法工作的意义到底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如果不纠正这个观念，对司法工作所造成的潜在危害到底有多大。通过纠正错误判决进而树立正确司法观念，能够对司法工作产生多大的正面作用。这是一种价值权衡和考量。在考量的过程中，既要体会公众的一般感受，也要注意吸收法学界的专业建议，结合理性和感性的认知，更加有利于评估结果的妥当性。
当然，审监抗仍然只是一种请求权，因此兼具了监督和救济的双重属性，最终的决定权还是在法院。审监抗的功能在于提醒，并确保审判监督程序的启动，能够引起审判机关对该生效判决的充分重视。
但是更加根本的是，通过上级人民检察院对同级法院的提抗，可以促使案件在更高层级上获得重新审视，跳出地域、区位和视野的局限，有助于法律在更大范围内实现统一实施。
通过一个不容易的程序，创造一个难得的先例和标准。
更加审慎的考量和价值权衡，有助于获得更长久的司法影响和公信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