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中国民族缘起，昔时无言及者。此不足怪也。民族缘起，必在有史之前。十口相传，厥惟神话。此本非信史。亦且久而亡佚。世界民族，有能自言其缘起者，率由邻族为之记述，吾国开化最早，则又无之。亦且昔时之人，于域外地理。既即以国为天下，复安知族自何来？其以为振古如斯，亦其势耳。自瀛海大通，国人始知世界之大，吾国不过居其若干分之一；而近世诸民族，其初所依止者，亦多非今所栖息之乡；而目光乃一变矣。

【译文】

关于中国民族的缘起，从前没有人谈起过。这是不足为奇的。民族的起源必定在有记载的历史之前。经过世代人的口口相传，就演变成了神话。这固然不是真实的历史，而且经过时间的流逝传说也逐渐销声匿迹。世界上的民族能够说出本民族缘起的，大多是因为相邻的民族对其的记述，我国文明开化的时间最早，所以并没有邻族记述。况且在古人的观念中，对于我国之外的地理情况并不了解。既然认为自己的国家就是天下，又从何得知民族的缘起呢？古人以为自古以来就是这样，也是由于当时情况的限制。直到海路的开通，中国人才发现世界之大，而中国只是世界的一小部分罢了；近代的许多民族，他们最初居住的地方，大都不是现在所栖息的地方；所以，要转变一下看法。

原文

凡一大民族，必合诸小民族而成。后来所同化者虽多，而其初则必以一族为之主。同化之后，血统实已淆杂，而此一族之名，与其文化之骨干，则巍然独存。此不易之理也。为吾国民族之主者谁乎？必曰汉族。

【译文】

一个大的民族肯定是由多个小的民族融合而成。尽管后来被同化的民族很多，但最初肯定要有一个最主要的民族。多个民族经过一段时间的同化以后，血统其实已经混淆了，但是，这个主要民族的名字和文化精髓却像大山一样不可动摇地保留了下来。这是不会改变的道理。那么哪个民族是我们的主体民族呢？答案一定是汉族。

原文

汉族之名，起于刘邦称帝之后。昔时民族国家，混而为一，人因以一朝之号，为我全族之名。自兹以还，虽朝号屡更，而族名无改。如唐有“汉、蕃”之称，近世亦有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之说是也。近之论者，或谓汉为朝号，不宜用为民族之称。吾族正名，当云华夏。然夏为朝号，与汉无殊。华族二字，旧无此辞； 日人用之，义同贵胄。 中国今日称名，往往借资东土，设使用此二 字，两义并行，亦有混淆之虞。 又似合中华全国之民，而称为一族者，则对满、蒙、回、藏诸族，又将无以为称。夫称名不能屡更，涵义则随时而变。通行之语，靡不皆然。若执一辞之初诂訾今义为不安，则矢口陈辞，悉将触禁，固哉之诮，在所难辞矣。

【译文】

“汉族”这个名称最早产生于刘邦称帝后。我国古代时期，民族与国家是一体的，所以，人们就用朝代的年号作为整个民族的称呼。从此以后，中国的朝代年号虽然经过了多次更替，但是民族的称号却没有改变。如唐代有“汉人、蕃人”的称呼，近代也有汉族、满族、蒙古族、回族、藏族五族共和的说法。近代还有些学者认为“汉”是朝代号，不适合用来称呼民族。中国民族正统的名字应该是“华夏”。但是，“夏”也是朝代名，与“汉”一样。古代是没有“华族”这个词的； “华 族”一词是日本人使用的，意思 是贵族。当今中国对民族的称呼， 往往借用的是日本的说法，倘若 使用“华族”二字，两种意思并行， 也有容易混淆的忧虑。 “华族”看似合乎称呼全国的人民，但若只是称呼一个民族，那么，对于满族、蒙古族、回族以及藏族等民族却又无法称呼。民族的名称不能数次更改，但是含义要随着时代而改变。每个时代通行的语言都是这样的。如果以一个词语的最初含义来衡量现在的含义，就会认为现在的含义不正确，那么，人们一旦开口说话，就都会触犯禁忌，受到固陋的讥诮，这是在所难免的。

原文

研究吾族缘起者，始于欧洲之教士，而东西各国之学者继之。其说，略见蒋智由《中国人种考》、 刊清末之《新民丛 报》中，后上海亦有单行本。 何炳松《中华民族起源新神话》中。 见《东方杂志》 二十六卷二期。 多无确据，且有离奇不可思议者。国人罕读外籍，初亦不之省也。清末，译事渐起。时则有日人白河次郎、国府种德者，著《支那文明史》。 东新 译社译行之。易名《中国文明发达史》。 说主法人拉克伯里（TerriendeLacouperie）。谓中国民族，来自巴比仑。以两族古代文化，曲相附会，绝不足信。

【译文】

最早研究我国民族缘起的是欧洲的传教士，继而引起了东西方各国学者的竞相研究。这种观点参见蒋智由的《中国人种考》、 刊 载于清末的《新民丛报》，后来 上海出版了单行本。 何炳松的《中华民族起源新神话》。 见《东方杂志》第二十六卷第二 期。 这些论述大多没有确凿的依据，而且有些论断离奇不可思议。当时中国人很少阅读外国书籍，最初阅读时也没有考虑到这点。直到清朝末年翻译活动才渐渐兴起。当时有日本的白河次郎、国府种德著的《支那文明史》。 由东新译 社翻译发行。翻译后改名为《中 国文明发达史》。 书中的观点主张法裔英国人拉克伯里（Terriende Lacouperie)的说法，认为中国的民族来源于巴比伦，并将两国的古代文化加以附会解说，这实在不足为信。

原文

国人以其新奇可喜也，颇有称述之者。又或以其说为蓝本，而自创新说，其引据杂乱，虽少愈于外人，实亦一邱之貉耳。 如丁谦《穆天子传地理考证》， 以西王母为华夏宗国，谓在小亚西亚。章炳 麟《检论·序种姓》，谓西史之巴克特利亚 （Bactria），《史记》称为大夏，而《吕览·古乐》， 谓黄帝命伶伦作律，伶伦取竹于大夏之西， 其地实为汉族故国等是。甚有以《列子·黄帝》 华胥之国相附会者。予昔亦主汉族西来之说。 所举证据：为《周官》春官大宗伯典瑞《郑注》，谓地祇有神州之神，与昆仑之神之别。入神州后仍祀昆仑，可见昆仑实为汉族故国。昆仑所在，则初信《史记·大宛列传》“天子案古图书，河源出于昆仑”之说，谓汉代去古未远，武帝所案，必非无据，昆仑必今于阗河源之山。既又疑重源之说，于古无征，谓《禹贡》黑水，即今长江上源，故此水古名泸水，黑水西河惟雍州者，雍州西南界，抵今青海木鲁乌苏。华阳黑水惟梁州者，梁州西界，抵今西康金沙江也。然则古之昆仑，必即今黄河上源之山矣。自谓所据，皆为雅言。由今思之，河出昆仑墟，盖古代谬悠之说。实与阆风、县圃等，同为想像之辞，未容凿求所在。即黑水亦然。作《禹贡》者，于西南地理，初不审谛，根据传说，率尔书之耳。《郑注》据《疏》本于《括地象》。纬候之作，伪起哀、平，则正西域既通后之所造也。夫民族缘起，必远在有史之前，而诸说皆以故书为据，且多不可信据之书，其无足采，不俟言矣。今故不更广征，以免繁冗。

【译文】

中国学者认为他的观点新奇可喜，很有一些称道传述的人。也有些人以他的观点为蓝本，从而自创新的观点，但是引文论据驳杂混乱，虽然比外国人的论著略胜一筹，但实际上却没有什么差别。 如丁谦的《穆天子传 地理考证》，认为西王母是华夏 宗国，在小亚西亚。章炳麟的《检 论·序种姓》中说西方历史中的 巴克特利亚(BaCtria)，在《史记》 中称为“大夏”，而《吕氏春秋·古 乐》认为，黄帝命令乐官创作音律， 乐官从大夏的西方取来竹子，而 这里其实是汉族的故地等等。更 有甚者，一些人还以《列子·黄帝》 中的华胥国来加以附会解说。本 人以前也主张“汉族西来”的说法， 列举证据为郑玄《周礼》中的《春 官·大宗伯·典瑞》的注释，地祇（居住在地下的神怪）有神州的神，与昆仑山上的神仙不同。人们进入神州后依然祭祀昆仑山的神仙，由此可见昆仑是汉族的故国。至于昆仑山的具体位置，本人最初相信《史记·大宛列传》中“天子根据古书记载，黄河发源于昆仑山”的说法，认为汉代离古代不远，汉武帝所依据的书并非没有根据，昆仑山肯定是现在的于阗河的源头。后来又怀疑这种说法在古代没有证据，认为《尚书·禹贡》中的黑水就是现在的长江上流地区，因此黑水古名叫泸水，雍州西到黑水、东邻黄河，雍州西南部抵达现在的青海木鲁乌苏河。梁州东邻华山，西到黑水，梁州西部抵达今天的西康省金沙江。然而，古代的昆仑山肯定是现在的黄河上流发源的山脉。我自认为所依据的都是古代的官方记载。现在想想，黄河源自昆仑山的说法的确是古代的错误观点。这和阆风、县圃等一样，都是想象出来的词语，没有经过确凿地考证其地理位置所在。黑水也是如此。写作《尚书·禹贡》的人最初对西南部的地理并没有仔细勘察，而是根据传说随意写出来的。根据唐贾公彦的《周礼注疏》，郑玄关于《春官·大宗伯·典瑞》的注本于《河图括地象》。纬书的出现，始于汉哀帝、汉平帝时期，正是开通西域之后的作品。民族的缘起肯定在历史记载之前，然而上述观点都是以古书的记载为根据，而且大多是不可信的书，因此，这些书没有什么可取之处也就不消再说了。此处不再举例说明，以免繁杂冗长。

原文

民国以来，发掘之业稍盛。乃有据考古之学，以言吾族缘起者。发掘所得，以河北房山县周口店之遗迹为最古。其事实始于民国纪元前九年。先是有德医家哈白勒（Dr.K.A.Haberer）者，尝在北平买得龙骨，以寄其国明星大学教授舒罗塞（Prof.Max Schlosser）。是年，舒氏于其中得一臼齿，谓为人类或类人猿之遗。因谓人类元始，或可于中国求之。以其物得自药肆，来历不明，人不之重也。入民国来，农商部地质调查所兼考古生物。

【译文】

民国以来，发掘古文物的工作日渐兴盛，于是有人便根据考古学来解释我国民族的缘起。发掘的文物以河北房山县周口店遗址最为古老。此次发掘工作开始于民国纪元前九年（公元1902年）。最初是德国医学家哈白勒(Dr．K．A．Haberer)曾在北京购得龙骨，并将其寄给本国明星大学教授舒罗塞(Prof．Max Schlosser)。那年，舒罗塞教授在龙骨中发现一枚臼齿，他认为这是人类或类人猿遗留下来的。因此认为人类的起源或许可以在中国探索得到答案。当时人们认为这个臼齿是在药店中发现的，其来历不明，因此不予重视。进入民国之后，农商部地质调查所兼管考古生物学。

原文

十二、十三年间，师丹师基（Dr.O.Zdansky）在周口店得化石。以寄瑞典阿不萨拉大学教授韦满（Prof.C.Wiman）。十五年，又得前臼齿、臼齿各一。研究之后，断其出于人类。是 年，瑞典太子来游北平， 世界考古学会会 长也。 北平学术团体，开会欢迎。安特生（Dr.J.G.Andersson）即席宣布其事，名之为北京齿（Peking tooth），而名生是齿者为北京人（Peking man）。十六年，步林（Dr.B.B.Bohlin）又得下臼齿一。步达生（Dr.Davidson Black） 协和医 学院解剖学教授。 亦断为人齿，而名生是齿者曰北京种中国猿人（Sinan-thropuspekinensis）。 案叶为耽名之曰震旦人。见 所著《震旦人与周口店文化》。商务印书馆本。 后又续得牙床、头骨等。事遂明白无疑，为科学家所共信矣。案人类遗骨之最古者，当推爪哇猿人（Pithecanthropus erectus）。 西元千八百九十一二年间，发 见于爪哇之突林尼（Trinil）。 次则皮尔当之曙人（Eoanthropus Dawsoni）。北京人之形体，据科学家说，当在猿人之后，曙人之前，距今约四十万年，自不能谓与中国人有关系。然真人（Homo sapiens）之出现，约在距今二万五千年前。其时有所谓克罗麦曩人（Cro Magnon race）者似系白种之祖。格林马底人（Grimaldi race）者，似系黑种之祖。而黄种之祖，则无所见。

【译文】

1923年、1924年间，师丹师基(Dr．O．Zdansky)在周口店发现化石，并将其寄给瑞典阿不萨拉大学教授韦满(Prof．C．Wiman)。1926年，师丹师基又得到一枚前臼齿和一枚臼齿。经过研究发现，这枚前臼齿和臼齿都是人类的牙齿化石。1926年，瑞典太子 世界考古 学会会长。 来北京旅游，北京的学术团体开会欢迎他的到来。安特生(Dr．J．G．Andersson)在会上宣布上述发现结果，称之为“北京齿”(Pekingtooth)，认为生长这种牙齿的人是北京人(Peking man)。1927年，步林(Dr．B．B．Bohlin)教授又发现一枚下臼齿。步达生(Dr．Davidscon Black) 协和医学院解剖学教授。 也认为这是人类的牙齿，并称生长这种牙齿的人是北京种中国猿人(Sinanthropuspekinensis)。 案：叶为耽将其 称作震旦人。见叶为耽著《震旦 人与周口店文化》。商务印书馆 本。 之后又陆续发现牙床、头骨等化石。于是这些都是人类化石这件事就明白无疑了，成为科学家所公认的事实。案：最古老的人类遗骨应该首推爪哇猿人(Pithecanthropuserectus)。 公元1891、1892年间发现于爪哇 岛的突林尼(Trinil)。 其次是皮尔当的曙人(Eoanthropus Dawsoni)。根据科学家研究发现，北京人的形体应该在爪哇猿人之后、皮尔当曙人之前，距今大约四十万年，当然不能说与中国人有关系。但真人(Homosapiens)出现在距今大约两万五千年以前。当时有所谓的克罗麦曩人(Cro Magnon race)，大概是白种人的祖先；又有所谓的格林马底人(Grimaldi race)，大概是黑种人的祖先。而黄种人的祖先，当时并没有发现。

原文

林惠祥云：有史时代，黄种率在亚洲之东。自新疆以西，即为白人。然则有史之先，非有极大迁徙，黄种即当生于东方。人类学家有所谓“文化区域（cultural area）”者，谓文化传播，苟不受阻阂，向四方之发展必均；而其缘起之地，则在其中点。文化与种族相连，亦可借以论种族。新疆为黄种西界，而美洲土人，亦为黄种，则其东界实在美洲。黄种发祥，当在二者之中，即亚洲东境。 见所撰《中国民族史》第三章。 此说颇有见地。北京人之发见，虽与中国民族无涉，仍可资以讨论黄种之缘起矣。然人种缘起是一事，民族缘起又是一事，要与中国民族无关也。

【译文】

林惠祥说：有历史记载以后，黄种人大致上都分布在亚洲东部。新疆以西都是白种人。然而，在有历史记载以前，如果没有大迁徙，黄种人就应该生长于东方。人类学家有所谓的“文化区域”(cultural area)之说，认为文化的传播如果不受阻碍，一个区域的文化向四周发展的趋势是均衡的；而文化的缘起地点就是这个区域的中心。文化与种族联系在一起，因此可以借文化来论述种族。新疆是黄种人居住的西部边界，而美洲的土著居民也是黄种人，因此，黄种人居住的东部边界实际上在美洲。黄种人的发源地应该在新疆与美洲之间，即亚洲东部。 见林惠祥撰《中 国民族史》第三章。 这种观点很有见地。北京人的发现虽然与中国民族无关，但是仍然可以用来讨论黄种人的缘起。然而，人种缘起是一回事，民族缘起是另一回事，大体上说与中国民族没有关系。

原文

美国人类学家，或谓：一百万年前，北极一带，气候甚暖，哺乳动物，皆原于是。其后气候稍变，动物南迁。时则中亚地尚低平，为半热带林木所覆蔽。猿类仍依榛莽，人类渐人平地。人、猿之分，实由于此。夫动物既由北而南，则原人亦或初居于北。 北说陆懋德主之， 见所撰《文化史》，载《学衡杂志》第四十一 期。 因之，迩来美国探险队，屡游蒙古，探索甚殷。得大动物遗骸甚多。亦有各时代及极古器物。然人类遗骸，卒无所得，则证据究尚不足。抑即有所得，亦为荒古之事，以论人类缘起则可，以论中国民族原起，仍渺不相涉也。

【译文】

有些美国人类学家认为：一百万年以前，北极一带的气候非常温暖，所有的哺乳动物都源于此处。后来气候变化，动物向南迁徙。当时中亚地区地势低平，地表覆盖着半热带树木。人类渐渐移入平原地区居住，而猿类依旧栖息于草木丛林之间。人类与猿类从此分化开来。既然动物是自北而南迁徙，那么最早的人类最初可能也是居住在北方。 陆懋德主 张这种说法，见其所撰《文化史》， 载《学衡杂志》第四十一期。 因此，近来美国探险队多次来到蒙古，考察探索十分频繁。探索得到许多大动物的遗骸，也有各个时代的古老器物。但是却没有发现人类遗骸，因此，“北说”证据终究还是不够的。即使偶尔发现人类骸骨，也是远古时代的东西，借以谈论人类缘起还可以，以此谈论中国民族的缘起，关系则并不大。

原文

近岁发掘之业，使中国民族原起，更生新说者，莫如民国十年辽宁锦西沙锅屯，河南渑池仰韶村；十二、十三年甘肃临夏、 旧导河县。 宁定、民勤， 旧镇 番县。 青海贵德，及青海沿岸之役。 皆 地质调查所所掘。 此诸地方，皆得有采色陶器。与俄属土耳其斯单及欧俄、意、希、东欧诸国相似。与安诺（Anau）、在俄属土耳其斯单阿思嘉巴（Askabad）附近。苏萨（Susa）波斯旧都。在西南境，近海。两处尤酷似。安特生因谓中国民族，实自中亚经南北两山间而抵皋兰。见所著《甘肃考古记》，及《地质丛报》中《中华远古之文化》。曾友松《中国原始社会探究》主之。谓邃古中亚，温暖宜人。后直冰期，为所掩抑，民乃迁移。西南行者，经小亚细亚入非洲。东北行者，入外蒙古、西伯利亚、美洲，南行者入印度、南洋群岛。东南行者入中国以及日本。冰期既逝，气候稍复。远出者或复归，或遂散播。时当旧石器之高期。久之，还归者复四出。或适北欧，或由里海至两河间，阿母、锡尔。或至非洲，或走蒙古、西伯利亚。其居巴勒哈什湖、伊犁河畔者，则中国民族也。其时西北山岭，草木畅茂，禽兽繁殖，人以田猎为业。迨入塔里木河流域而知渔。时当新石器初期。及其中期，则入甘、青、宁夏。至末期，乃向绥远、陕西，东至山西、河南，西南至西康。此时渐事农牧，其文化中心在甘肃。及石铜兼用之世，则进入湖北、安徽、山东，而其文化中心在河南。故甘、青遗址，为新石器、紫铜器两期，仰韶村、沙锅屯略同，而河南安阳小屯村之殷墟，则在青铜器之世也。 《甘肃考古记》，综诸遗址，分为 六期，见下章。 是说也，论者称为新西来说。 见林惠祥《中国民族史》。 缪凤林、金兆梓驳之。谓安特生以仰韶采陶与欧洲及土耳其相似，而疑其同出一原，尝以其说质施米特（H.Schmidt）， 德国考 古学家，尝在安诺研究者。 施米特不以为然。斯坦因（Sir Aurel Stein）考古新疆，得汉、唐遗物甚多，先秦物则一无所有。采陶之术，起于巴比伦，事在西元前三千五百年。其传至小亚西亚，在西元前二千五百年至二千年。传至希腊，则在二千年至一千年间。阅时皆在千年以上。河南、甘肃，初期皆无铜器，度其时必早于西元前二千五百年，何以传播反速？且安诺、苏萨，皆有铜器，范金之术，何不与制陶之技并传乎？夫文化果自西来，则必愈东而愈薄。甘肃陶器，安特生固谓其采色、图案，皆胜河南，然又谓陶质之薄而坚，及其设色琢磨，皆在河南之下，因此不敢坚执二者之相同，则谓其来自西方，似无确据。 吴金 鼎《高井台子三种陶器概论》，谓甘、青陶器， 实与河南、山西不同，载《田野考古报告》第 一册。 又中国文化，苟与西方关系甚深，则种族之间，亦必有关系，何以仰韶村、沙锅屯人骨，步达生又谓与今华北人相同乎？ 缪氏文曰《中国民族由来论》，见《史 学杂志》二卷二、三、四期。金氏文曰《中国 人种及文化由来》，见《东方杂志》二十六卷 二期。步达生之说，见所著《奉天沙锅屯河南 仰韶村古代人骨与近代华北人骨之比较》。然 则新西来说，似亦未足据也。

【译文】

近年以来，考古发掘的活动日益兴盛，中国民族的起源也随之出现新的观点，尤其是1921年发掘的辽宁锦西沙锅屯、河南渑池仰韶村文化遗址；1923、1924年间发掘的甘肃临夏、 旧导河县。 宁定、民勤， 旧镇 番县。 青海贵德及青海沿岸等文化遗址。 这些都是地质调 查所所发掘的。 在这些文化遗址中都发现了彩色陶器，与俄属土耳其斯单及欧俄、意大利、希腊、东欧各国相似。尤其与安诺(Anau)、 在俄属 土耳其斯单阿思嘉巴(Askabad)附 近。 苏萨(Susa) 波斯旧都。在 西南境，近海。 两地出土的彩陶极为相似。因此，安特生认为中国民族其实是从中亚经过南北两山而抵达甘肃皋兰县。 见安特生所著 《甘肃考古记》以及《地质丛报》 中的《中华远古之文化》。 曾友松著《中国原始社会探究》主张这种说法。他认为，远古时代的中亚地区气候温暖宜人，后来气候变化，到了冰期，人们为躲避严寒便大举迁徙。往西南迁徙的人经过小亚细亚进入非洲地区，往东北迁徙的人进入外蒙古、西伯利亚以及美洲等地区，往南迁徙的人进入印度以及南洋群岛，往东南迁徙的人进入中国以及日本。冰期结束后，中亚地区的气候逐渐恢复，当初迁徙出去的人有些返回原地，有些依旧分布四方。当时正值旧石器时代的鼎盛时期。久而久之，返回故地的人再次四处迁徙，有的到达北欧，有的渡过里海到达两河流域， 阿姆河、锡尔河。 有的到达非洲，还有的远赴蒙古以及西伯利亚。其中居住在巴勒哈什湖以及伊犁河畔的就是中国民族的先祖。当时，西北山岭草木茂盛，飞禽走兽众多，人们普遍以狩猎为生。直到进入塔里木河流域才渐渐懂得渔猎。当时正值新石器时代初期。到了新石器中期，人们便陆续进入甘肃、青海以及宁夏等地。到了新石器时代末期，人们便迁徙到了绥远、陕西等地，最东到达山西、河南，西南抵达西康。此时人们渐渐开始从事农耕和畜牧业，当时的文化中心在甘肃。到了石器和铜器并行时期，人们便进入湖北、安徽以及山东等地，此时的文化中心在河南。因此，甘肃、青海的遗址是新石器时代和紫铜器时代两个时期的遗址，仰韶村和沙锅屯的遗址与此类似，而河南安阳小屯村的殷墟则是青铜器时代的遗址。 见安特生 的《甘肃考古记》，综合各个遗址， 可以分为六期，见下章。 学者将这个观点称为“新西来说”。 见林惠祥《中国民族史》。 然而，缪凤林、金兆梓却极力反驳这个观点。说安特生以河南仰韶村出土的彩陶与欧洲以及土耳其出土的彩陶十分相似，并据此判断这几个文化来源于同一个地方（中亚），他们曾以此请教施米特（H．Schmidt)， 德国考古 学家，曾经在安诺进行考古研究。 施米特不以为然。斯坦因(Sir Aurel Stein)在新疆考古时发现许多汉代和唐代的遗物，而先秦的遗物却一无所获。彩陶的制作技术起源于巴比伦，约在公元前三千五百年。彩陶技术于公元前两千五百年至公元前两千年传到小亚西亚，在公元前两千年至公元前一千年传播到希腊地区。经历的时间都在一千年以上。河南和甘肃最开始都没有铜器，那么，彩陶出来的时间应该早于公元前两千五百年，为何彩陶技术传播到中国反而更快呢？况且，安诺、苏萨出土的都有铜器，铜器的制作技术为什么不与陶器的制作技术一起传播呢？如果文化真的是从西方传来的，那么越往东，文化的影响必定越弱。安特生认为甘肃的陶器在色彩和图案方面都胜过河南的陶器，但是甘肃的陶器质地轻薄，在上色及打磨上却又不如河南的陶器，因此不敢坚持甘肃、河南两者的陶器相同。所以说制陶技术来自西方，似乎并没有什么确凿的依据。 吴金鼎《高井 台子三种陶器概论》认为，甘肃、 青海的陶器与河南、山西的陶器 不同，载《田野考古报告》第一 册。 而且，中国文化如果与西方文化关系密切，那么中国与西方的种族之间也必定有关系，那么，为何步达生又说仰韶村和沙锅屯出土的人类骸骨与现在的华北地区的人种相同呢？ 缪风 林的《中国民族由来论》，见《史 学杂志》第二卷第二、三、四期。 金兆梓的《中国人种及文化由来》， 见《东方杂志》第二十六卷第二期。 步达生的观点见其所著《奉天沙锅 屯河南仰韶村古代人骨与近代华 北人骨之比较》。 由此看来，“新西来说”似乎也不足为据。

原文

近数年来，又有主张中国民族，起自东南者。其原，由于江、浙、山东古物之发见。民国十九年，南京古物保存所在栖霞山西北甘夏镇，发掘六朝陵墓。卫聚贤主其事。得新石器时代石器数事。是年，山东古迹研究会发掘历城城子崖；二十二年，又与中央研究院合掘滕县安上村；皆得有黑色陶器。其甲骨则类殷墟。二十四、五两年，江苏武进之奄城，金山之戚家墩，吴县之磨盘山、黄壁山，浙江杭县之古荡、良渚，吴兴之钱山漾，嘉兴之双桥，平湖之乍浦，海盐之澉浦，屡得新石器时代之石器及陶器。杭县有黑陶，与山东所得绝相类。于是东南与西北之文化，得一沟通之迹。南京、江、浙陶器，文理皆为几何形，山东邹县及二十六年福建武平所发现者亦然，与河域陶器，为条文、席文者，迥不相同，而与香港 北平地质调查所所陈列。 及辽宁金县貔子窝 民国十六年，日本滨田耕作所发 掘。 所得，转若相类。台湾番族陶器文理，虽与此殊科，服饰犹极相似。西南苗族，制器之技殊拙，其制几何形图案则工。滨田耕作云：山东、辽宁，皆有有孔石斧。 陕西亦有之。 朝鲜、日本及太平洋沿岸，则有有孔石厨刀。大洋洲木器所刻动物形，或与中国铜器相类。北美阿拉斯加土器，亦有似中国者。 见所著《东 亚文化之黎明》。汪馥泉译，黎明书局出版。 松本广信谓印度支那及日本远州、武圆，皆有有肩石斧，古代铜鼓，或绘其形。 见《人类学杂志》。 又太平洋沿岸及南洋群岛，皆有有沟石斧，而二十年林惠祥在厦门，二十六年梁惠溥在武平拾得石锛，背亦有沟。 见陈志良《福建武平石器》。 则古代文化，与东南洋之关系，殊为深切。中央研究院自十七年以后，迭在河南发掘。濬县之辛村，巩县之塌坡，皆获有黑陶。安阳侯家庄，溶县大赉店，则黑陶采陶并有。而其时代，黑陶在后，采陶在先，可见东西两文化交会之迹。卫聚贤云：河域陶器，皆为条文、席文，惟殷墟兼有几何文。江、浙石器时代，有戈、矛，有钺， 南洋土人亦有钺。 河域皆无之，殷墟独有。 见所著《殷人自江浙 徙河南》。予案《诗·商颂·长发》云：“武 王载旆，有虔秉钺。”即《史记·殷本纪》“汤 自把钺，以伐昆吾”所本也。可见殷人用钺 甚旧。 又云：今世所谓采陶者，以红色为地，饰以黑文，即《韩非子·十过篇》所谓“禹之祭器，朱染其内，黑画其外”者。甘肃所出，地为浅红色。间有深红，则类于紫。所画黑色既浅，笔画亦粗。仰韶村及山西夏县西阴村 十五年清华大学 研究院所发掘。 所出，则红色分深浅两种，较甘肃为鲜明。所画黑色较深，笔画亦细。又有画白色者，为甘肃所无。《史记·五帝本纪》言舜陶河滨，《左氏》襄公二十五年，谓虞阏父为周陶正，则虞人善陶。虞即吴，殷人起于东南，盖亦善陶。河南、山西陶器，盖参以殷人之技，故其制益精。 见所著《中国古文化 自东南传播于黄河流域》及《浙江石器年代讨论》，皆载《吴越文化论丛》中。罗香林云：日本畿内、北陆、山阴、山阳、四国、九州，皆有铜铎，安艺则与铜剑并出。此物中国古代亦有之，《淮南子·缪称》谓“吴铎以声自破”，《盐铁论·利议》谓“吴铎以舌自破”是也。晋愍帝建兴四年，晋陵今武进尝得之。见所著《古代越族文化》。予案此物传人河域，盖即木铎之祖。河域少金，乃改用木。东南用青铜器，早于河域。见下章。卫聚贤云：河域无锡，江苏之无锡县，旧说谓周、秦间产锡，古语云：有锡争，无锡平，汉乃以无锡名县。古南方所用锡，盖在于是。见所著《殷人自江浙徙河南》。亦见《吴越文化论丛》。予案卫说是也。无盖语辞，谓无锡平有锡争，则后人附会之语。良渚陶器之形，或为商、周铜器之祖。金祖同谓古器之回文，实自水浪而渐变， 见所 著《金山访古记》。秀州学会景印本。 水浪文固当起于缘海之地。今河南发掘，既多贝类， 有以为饰者。有以为币者。其大者 或以为饮食器。 又有水牛遗骸；又甲骨文中，已有米麦字； 见《安阳发掘报告》第四期。 皆足征其原起东南。滨田耕作云：甘、青、仰韶村、沙锅屯采陶，所绘皆动物形；所用颜色，同于中西亚。貔子窝亦有采陶，所绘皆几何形，颜色较劣，易剥落。此采陶亦石器时代物，可上推至西元前数千年。陈志良在南京，曾得一采色陶球。卫聚贤在镇江大谷山，亦曾得采色陶片。询诸土人，谓类此者尚多。见卫聚贤《江苏古文化时期新估定》。附刊《杭州古荡新石器时代遗址试探报告》后。吴越史地研究会本。则东南亦有采陶，不待西方之传播，安特生之论，自未可偏据也。

【译文】

近几年来，又有学者主张中国民族起源于东南部的说法。原因是由于江苏、浙江、山东诸地古代文物的发掘。1930年，南京古物保存所在栖霞山西北的甘夏镇发掘六朝陵墓。这个项目由卫聚贤主持。此次发掘出土了几件新石器时代的石器。同年，山东古迹研究会发掘历城城子崖；1933年，山东古迹研究会又与中央研究院合作发掘滕县安上村；这两次发掘都出土了黑色陶器。其中出土的甲骨与殷墟甲骨类似。1935年与1936年这两年间，江苏省武进区的奄城，金山县的戚家墩，吴县的磨盘山、黄壁山，浙江杭州的古荡、良渚，吴兴的钱山漾，嘉兴的双桥，平湖的乍浦以及海盐的澉浦等文化遗址相继发掘，屡次出土新石器时代的石器和陶器。杭州出土的黑色陶器与山东出土的十分相似。于是，人们找到了东南文化与西北文化交流的痕迹。南京、江苏以及浙江出土的陶器，上面的纹理都是几何图案，山东邹县以及1937年在福建武平县出土的陶器花纹也是几何图案，与黄河流域出土的条纹状、席纹状陶器大不相同，却与香港 北平地质调查所 所陈列。 及辽宁金县貔子窝 1927年日本滨田耕作所发掘。 所发掘的陶器花纹十分相似。台湾畲族的陶器纹理虽然与上述陶器纹理不一样，但服饰却很为相似。西南的苗族制作器物的技术十分拙劣，但是制作的几何图案却极其精巧。滨田耕作说：山东以及辽宁出土的石斧都有孔。 陕西出土的石斧也带 孔。 朝鲜、日本以及太平洋沿岸地则出土有带孔石制厨刀。大洋洲出土的木器上绘制的有些动物形状与中国铜器上的纹饰相类似。北美洲的阿拉斯加出土的土器也有与中国相似的。 见 滨田耕作所著《东亚文化之黎明》。 汪馥泉译，黎明书局出版。 松元广信认为印度支那以及日本远州、武圆等地都有有孔石斧和古代铜鼓，有些还绘出了形状。 见《人类学杂志》。 而在太平洋沿岸以及南洋群岛地区出土的是有沟石斧，林惠祥于1931年在厦门、梁惠溥于1937年在武平分别拾到石锛，上面也有沟。 见陈志良《福建武平石器》。 由此可见，我国古代文化与日本、南洋关系十分密切。中央研究院从1928年以后多次在河南考古发掘。河南浚县的辛村、巩县的塌坡都出土了黑陶。安阳侯家庄以及浚县大赍店出土的既有黑陶也有彩陶。而黑陶出现的时间比彩陶早，由此可见东西方文化交流的痕迹。卫聚贤说：黄河流域出土的陶器纹理都是条纹、席纹，只有殷墟出土的兼有几何图案。江苏、浙江出土的有石器时代的戈、矛、钺，南洋土人也有钺。黄河流域却没有，唯独殷墟有。 见卫聚 贤所著《殷人自江浙徙河南》。案： 《诗经·商颂·长发》说：“武王（成 汤）带着旌旗，手持铜钺。”这就 是《史记·殷本纪》中“成汤手 握铜钺，率诸侯讨伐昆吾”的来源。 可见殷人很久以前就开始使用钺 了。 卫聚贤还说：现在所说的彩陶，都是以红色为底色，在上面绘制黑色的纹理，即《韩非子·十过篇》中所说的“大禹的祭器用红色染成，再画上黑色的纹饰”。甘肃出土的陶器，底色为浅红色；偶尔有深红色的，颜色接近紫色。上面画的黑色纹理很浅，笔画也很粗糙。仰韶村以及山西省夏县西阴村 1926年 清华大学研究院所发掘。 出土的彩陶则分为深红色和浅红色两种，色彩比甘肃出土的彩陶颜色鲜明。上面画的黑色纹饰较深，笔画也较细。此外还出土了白色纹饰的陶器，这是甘肃所没有的。《史记·五帝本纪》说舜在河边制作陶器，《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记载，虞阏父（虞舜的后代）为周武王时期的陶正（官名，掌管陶器制作），因此虞人善于制作陶器。虞就是吴，殷族起源于东南部，因此也善于制作陶器。河南、山西的陶器大概吸收了殷人的制陶技术，因此制作非常精巧。 见卫聚贤所著《中 国古文化自东南传播于黄河流域》 及《浙江石器年代讨论》，都载 于《吴越文化论丛》中。 罗香林认为：日本的畿内、北陆、山阴、山阳、四国、九州岛等地都有铜铎出土，安艺（日本地名）出土的还兼有铜剑。中国古代也有铜铎，《淮南子·缪称》记载“吴铎以声自破”，而《盐铁论·利议》记载的则是“吴铎以舌自破”。晋愍帝建兴四年（公元316年）曾在晋陵 今江苏武进。 发现铜铎。 见罗香林所著《古代越族文化》。 案：铜铎传入黄河流域，而木铎大概便由此转变而来。 黄河流域缺铜，因此改用木头制 作。 东南部对青铜器的使用早于黄河流域，见下章。卫聚贤认为：黄河流域不产锡，至于江苏的无锡，旧说指周代、秦代时盛产锡矿，古语说：有锡就有纷争，没有锡就会太平，因此汉代就以“无锡”作为地名。古代南方使用的锡，大多出产于此。 见卫聚贤所著《殷 人自江浙徙河南》。也见《吴越 文化论丛》。 我认为卫聚贤的观点是正确的。 这跟词语解释 无关，所谓的无锡太平、有锡纷争， 都是后人附会的说法。 良渚遗址出土的陶器大概是商周时期铜器的最初来源。金祖同认为古代器物上的回纹其实是由水浪纹逐渐变化而来的， 见金祖同所著《金山访古 记》。秀州学会景印本。 而水浪纹本来起源于临海地区。现今在河南发掘出土了许多贝类遗骸，其中一些是装饰品。 也有一些贝壳用作钱币 的。有些大贝壳用来作为饮食的 器具。 还出土了水牛的遗骸；在出土的甲骨文中已经发现了“米”“麦”等字； 见 《安阳发掘报告》第四期。 这些文物足以证明其来源于东南沿海地区。滨田耕作说：甘肃、青海、仰韶村以及沙锅屯等地出土的彩陶，上面绘制的纹饰都是动物图案；使用的颜色与中亚、西亚地区出土的彩陶颜色相同。貔子窝出土的也有彩陶，上面绘制的纹饰都是几何图形，色彩较粗劣，且容易剥落。这种彩陶也是石器时代的器物，大概可以上溯到公元前数千年以前。陈志良曾经在南京发现一个彩色陶球。卫聚贤曾在镇江大谷山也发现了彩色陶片。一问当地百姓，才知道类似这样的陶片还有很多。 见卫聚贤的《江 苏古文化时期新估定》。附刊于《杭 州古荡新石器时代遗址试探报告》 之后。吴越史地研究会本。 那么东南部也有彩陶，而且不是西方传来的，因此，安特生的观点也不能作为依据。

原文

谓西方文化，曾传播于东方，亦非无征不信之论。然其时代，则有可商榷者。当西元前数世纪至后一世纪之间，有所谓斯西亚文化者。其原出于斯西亚民族（Sytuirn）。地在黑海北之草原，东暨叶尼塞河上流。亦或称斯西亚西伯利亚文化。属于青铜器时期。今绥远一带，有其遗迹。故又或称为斯西亚蒙古文化焉。其前乎此者，则为新石器时代，甘、青采陶，与之相似者也。商、周铜器，文理或原于动物形， 如螭龙饕餮之类。 或谓实本于斯西亚。然此等文化，盛行于西伯利亚，其年代尚后于周，而我国铜器之饰，殷时业已盛行矣。况斯西亚所绘皆大动物，其形生动猛鸷，我国古铜器，则殊不然乎？ 李济《殷商陶器初论》。 朔垂文化，现经中外人士，累加勘察，大体已可概见。自长城以北，可分打制石器、细石器、磨制石器三种。打制石器，西至新疆，东至东三省，遗迹环绕沙漠。细石器限于兴安岭以西。其时代遗物，或类西伯利亚及北欧，亦有类西南亚及中欧者。此两种石器，皆猎牧民族所为。惟磨制石器，出于河域之农耕民族。多与有孔石斧及类鬲之土器并存，与山东龙口所得者极相似，可以知其所由来。打制石器，多在西辽河、松花江以北。辽河下流及老哈河流域，则打制、磨制，二者并存。磨制石器，北抵黑龙江之昂昂溪，东至朝鲜北境。可见此三种文化之分野。西南亚之文化，尝西至甘、青，东至绥远，自系事实，然其时代，必不能早于东南方，亦非中国文化之骨干也。 民国十七年，洛阳东北金村，因大水发见古墓， 其钟之文理，近于安徽寿县之铜器。铜器则错 以金银，并嵌以水银像。其像颧骨甚高，日本 原田淑人、梅原末治，皆断为胡人。此亦一东 西文化交会之迹也。其墓，论者谓属战国时， 未知信否。即如所言，自考古学言之，为时亦 已晚矣。滨田耕作云：鬲为中国所独有，盖鼎 之所自出。辽东甚多，仰韶亦有，甘、青前三 期无之，第四期乃有，至第五期则多矣。此可 见东方文化，传播于西方之迹，并可略考其时 代也。

【译文】

说西方文化曾经传播到东方，也不能说是没有根据或者信口胡说的。但是其传播的具体时间有待商榷。斯西亚文化出现于公元前几世纪到公元一世纪，该文化发源于斯西亚民族(Sytuirn)。斯西亚民族生活在黑海北边的草原，东邻叶尼塞河上游地区，也有人称为斯西亚西伯利亚文化，属于青铜器时代。如今在绥远一带又发现了斯西亚文化的遗迹，所以也称其为斯西亚蒙古文化。这时期之前属于新石器时代，甘肃、青海出土的彩陶与绥远地区出土的类似。商周时期的铜器纹饰有的来源于动物形状， 如螭龙饕 餮之类。 有人认为这实际上来源于斯西亚文化。但斯西亚文化盛行于西伯利亚，其年代还在周朝之后，而我国的青铜器纹饰在殷商时期就已经非常盛行了。况且，斯西亚的铜器纹饰都是生动凶猛的大动物，我国古代的铜器就与之不同了。 李济《殷商陶器初论》。 边陲地区的文化，在中外学者的多次勘察下，大致可以了解其概况了。长城以北的石器大致可分为打制石器、细石器以及磨制石器三种。西起新疆，东到东三省的区域，打制石器的遗迹环绕整个沙漠地区。细石器遗迹仅存于兴安岭以西。这些石器，有的类似于西伯利亚及北欧出土的石器，有的类似于西南亚及中欧出土的石器。打制石器和细石器都是狩猎游牧民族制造使用的。只有磨制石器出自黄河流域的农耕民族。磨制石器大多与有孔石斧和类似于鬲的土器并存，与山东龙口出土的石器极其相似，由此可知磨制石器的来源。打制石器多出现在西辽河以及松花江以北地区。辽河下游以及老哈河流域则兼有打制石器和磨制石器。北至黑龙江的昂昂河，东至朝鲜北部边境，出土的都是磨制石器。由此可见打制石器、细石器和磨制石器这三种石器也是文化的分界线。西南亚文化的传播，曾经西到甘肃、青海，东到绥远一带，这是事实，但其传播的年代肯定没有东南沿海文化传播的早，而且也不是中国文化的主要部分。 1928年，在洛阳东北 部的金村，因洪水冲刷而发现古墓，在古墓中出土的钟的纹理与安徽寿县的铜器十分相近。古墓中的铜器上涂有金银，并且镶嵌着水银图像。图像人物颧骨很高，日本的原田淑人和梅原末治都认为这是胡人。这也是东西文化交会融合的证明。有人认为金村的古墓属于战国时期，不知是否可信。即使是战国时期的古墓，从考古学而言，出现的时代也很晚了。滨田耕作说：鬲是中国独有的器物，是鼎的原型。辽东出土的鬲很多；仰韶村出土的也有；甘肃、青海前三期出土的文物中没有鬲，第四期才有，到了第五期就多了。由此可见东方文化传播到西方的痕迹，从中也可以考证传播的年代。

原文

中国文化，原于东南湿热之区，江海之会，书史所载，可为证据者本甚多。如食之主子鱼与植物也；衣之用麻丝，且其制宽博也；人所聚处曰州；其宫室则以上栋下宇，革陶复陶穴之风也；币之多用贝也；宗教之敬畏龙蛇也皆是。西洋文化，始于埃及，继以巴比仑，更继以波斯，又继以叙利亚，希腊，迦太基，盖事同一律矣。然泛言东南，则将与马来人混，是亦不可无辨也。马来即古越人，亦为吾族分支之一，然与汉族自有区别。有史以来，北族辫发，南族断发，中原冠带，其俗执之甚固，度非一朝一夕之故，一也。黥额文身，本系一事。五刑之黥，盖起于以异族为奴隶，其后则本族之有罪者，亦以为奴隶，而侪诸异族，乃亦黥其额以为识。以此为异族之识，则吾族本无此俗可知，二也。马来之俗，最重铜鼓，吾族则无此物，三也。殷墟有柱础人，文身， 见《安阳发掘 报告》第二期。 此可谓殷人起自东南，效越人瑑刻之技以为饰耳，不可谓殷人有文身之俗也。梁任公谓今福建人骨骼肤色，皆与诸夏异； 见所撰《历史上中国民 族之研究》。林惠祥谓闽人体质，颇类马来；见《中国民族史》第六章。则后世自不能无混合，此且恐不止闽人。然在古代自各异，清野谦次谓貔子窝人骨，类今华北人，与仰韶村、沙锅屯亦极相似。可见汉族自为一支，东西两种文化，并为其所吸受也。

【译文】

中国文化起源于东南沿海的湿热地带，也是江海汇合的地方，史书中有很多记载都可以作为证据。比如饮食以鱼和植物为主；以丝麻制作服装，且衣服宽大；人群聚居的地方称为“州”；宫室的建造都是上栋下宇型，取代了掏土穴居的风俗；钱币大多为贝类；宗教上以龙蛇为图腾；诸如此类，都是中国文化起源于东南沿海地区的证据。西方的文化起源于古埃及，随后传入巴比伦、波斯，再传播到叙利亚、希腊以及迦太基。事物发展的规律都是相似的。但是泛泛而言中国文化起源于东南部，则容易与马来人混淆，这也需要分辨清楚。马来人就是古越人，也是我国民族的分支之一，但区别于汉族。自有历史记载以来，我国北方的民族多留发辫，南方民族则多短发，中原的民族则戴帽子和束腰带，不同民族长期稳定地遵循各自的风俗，肯定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这是原因之一。在额头上刻字和在身上纹饰原本就是一件事。五刑（黥、劓、剕、宫、大辟）中的黥刑大概始于以异族为奴隶，后来本族的人犯罪之后，也被贬为奴隶，和异族等同，也在额头上刻下记号作为标记。以“黥额”作为异族的标记，说明汉族本来没有在身体上刻画的风俗，这是原因之二。马来的风俗比较重视铜鼓，但是汉族却没有铜鼓，这是原因之三。殷墟出土的柱础人有文身， 见《安阳发掘报告》第二期。 由此可以认为殷商人源于东南部，并效仿越人雕刻文身作为装饰，但也不能说殷人有文身的风俗。梁启超认为现在的福建人骨骼、肤色都与中原人不同； 见梁 启超所撰《历史上中国民族之研 究》。 林惠祥认为闽人的体质和马来人很像； 见林惠祥 所著《中国民族史》第六章。 汉族与越族的后代难免会通婚，而且恐怕不止闽人。但是，古代的汉族与越族是截然不同的，清野谦次认为貔子窝出土的人类遗骨与现在的华北人相似，与仰韶村和沙锅屯出土的人类遗骨也十分相似。可见，汉族本来就是一个单独的民族，并且吸收融合了东西方两种文化。

原文

《尔雅·释言》曰：“齐，中也。”《释地》曰：“自齐州以南戴日为丹穴，北戴斗极为空同，东至日所出为大平，西至日所人为大蒙。”可见吾国古代，自称其地为齐州。济水盖亦以此得名。《汉书·郊祀志》曰：“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故嵩高为中岳，而四岳各如其方。”以嵩高为中，乃吾族西迁后事，其初实以泰岱为中。故《释地》又云：“中有岱岳。”《礼运》谓“因名山以升中于天”，此古封禅告成功者之所以必于是也。齐州即后世齐国之地，于《禹贡》为青州。在九州中偏于东北。然《尧典》又有“肇十有二州”之说，则北有幽，西北有并，东北有营；古代西南封，必不如《禹贡》之恢廓，其地固略居封域之中矣。李济谓城子崖之黑陶，实起自缘海。 《城子崖发掘报告序》。 何天行谓城子崖及杭县黑陶，皆不及日照所出。 见所著《杭县良渚镇石器与黑陶》， 《吴越史地研究会丛书》本。 施昕更亦谓杭县黑陶传自山东，时代较后。 见所著《杭 县第二区遗址文化试掘简录》，在《吴越文化 论丛》中。 可见汉族缘起，必在震方也。

【译文】

《尔雅·释言》记载：“齐，中间、中心的意思。”《尔雅·释地》记载：“以齐州为中心，齐州以南顶着太阳的地方就是太阳山，齐州以北的北斗星和北极星为崆峒，东到日出的地方为太平，西到日落的地方为大蒙。”可见，我国古代的人民将自己居住的地方看作齐州。济水大概也是因此得名。《汉书·郊祀志》记载：“夏、商、周三代的君王都居住在黄河、洛水之间，因此嵩山为中岳，其余四岳分布四方。”将嵩山作为中心是汉族西迁以后的事，最早是以东岳泰山为中心的。所以《尔雅·释地》又说：“中间有泰山。”《礼运》记载“借助名山上告祭天成功”，这就是为什么古代帝王祭拜天地、上告成功都必须在泰山的原因。齐州就是后来的齐国国土，《尚书·禹贡》写作青州，在九个州中偏东北方向。然而，《尚书·尧典》又有“尧遭遇洪水，天下分为十二个州”的说法，即北方有幽州，西北有并州，东北有营州；古代关于西南疆域的记载肯定不如《尚书·禹贡》中记载的那么宽广，只是在各部落的封地以内。李济认为城子崖出土的黑陶来源于沿海地区。 《城子崖发掘报告序》。 何天行认为城子崖以及杭州出土的黑陶都没有日照出土的黑陶好。 见何天行所 著《杭县良渚镇石器与黑陶》，《吴 越史地研究会丛书》本。 施昕也进一步认为杭州的黑陶来源于山东，时代在山东黑陶之后。 见施昕所著《杭县 第二区遗址文化试掘简录》，在《吴 越文化论丛》中。 由此可知，汉族一定起源于东方。 wRmbfjw+9e7x+nnuELn8Ikw8CW8UibmjcLnYiMPzwfGuBmqJh475sbTzjlu2U21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