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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
历史果何等学问？治之果有何用耶？自浅者言之，则曰：史也者，前车之鉴也。昔人若何而得，则我可从而仿效之；若何而失，则我可引为鉴戒。斯言似是，而实不然。何则？大化之迁流，转瞬而已非其故，世事岂有真相同者？见为相同，皆察之未精者耳。执古方以药今病，安往而不贻误？近世西人东来，我之交涉，所以败绩失据者，正坐是也。然则史学果何用耶？
【译文】
历史究竟是怎样一门学问呢？研究历史到底有什么用处呢？从浅显的方面来讲，可以这么说：所谓历史，就是前车之鉴。知道古人怎样成功的，从而可以去效仿他们；研究古人如何失败的，我们就可以引以为戒。这话看起来是对的，但实际上是不对的。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凡事都在发展变化，转瞬之间可能就已经不是原来的面貌了，世上的事哪里真的有完全相同的呢？认为世上的事有相同的观点，都是因为观察得不够精细而已。拿古代的旧药方来医治现在的病，怎么能不贻误病情呢？近代西方国家入侵我国，我国对外交涉之所以失败并割地赔款，正是由于这个原因。那么研究史学到底有何用处呢？
原文
曰：史也者，所以求明乎社会之所以然者也。宇宙间物，莫不有其所由成，社会亦何独不然？中国之社会，何以不同于欧洲？欧洲之社会，何以不同于日本？习焉不察，则不以为异，苟深思之，则知其原因极为深远，虽极研索之功，犹未易窥其万一也。因又有因，欲明世事之所由来，固非推之邃初不可。此近世史家，所以记载务求其详，年代务求其远；虽在鸿荒之世，而其视之之亲切，仍与目前之局等也。
【译文】
我认为：历史是用来探究社会的成因的。宇宙间的万事万物，都有其形成的原因，社会又为何不是这样呢？中国的社会，为何不同于欧洲？欧洲的社会，又为何不同于日本？习惯了这种情形却又不深入调查，就不觉得有什么不同。如果能够深入思考，就能知道产生不同的原因是极其深远的，即便穷尽力量去研究探索，也很难得窥探到其中的万分之一。原因之外又有原因，想要探明世事由来的原因，就一定要探究到事物发展的最初源头不可。这就是近世历史学家，之所以要记载史事务求详尽、年代务求久远的原因；即使在洪荒的年代，史家对待它的亲切程度，仍然和目前的局面一样。
原文
史事既极繁赜，而各时代之事势，又不能无变异，治史者自不能不画为段落。昔日史家，多依朝代为起讫。一姓之兴亡，诚与国势之盛衰，群治之升降，皆有关系，然二者究非同物，此近世史家，所以不依朝代，而随时势以分期也。分期之法，各家不同，而画周以前为一期，则殆无二致。是何哉？论者必曰：封建易为郡县，实为史事一大界，斯固然也。然封建郡县之递嬗，其关系何以若是其大？则能言之者寡矣。盖世运恒自塞而趋于通，而其演进也，地理若为之限。以交通之阻隔，乃将世界文化，分为若干区；区自有其中心，而传播于其邻近；久之，则各区域之文化，更互相接而终合为一焉。此前世之行事，可以共征；亦今后之局势，可以豫烛者也。
【译文】
历史既然已经极其烦琐深奥，而各个时期的历史形势，又不可能没有任何差异，那么史学家自然就将其划分断代来研究。从前的历史学家，大多按照朝代划分一个历史的起始和结束。
一个朝代的兴亡，的确和国势的盛衰、治理社会问题的优劣有关系，但这两者终究不能看作一件事，这就是近世历史学家之所以按照时势变化来划分历史而不按朝代划分的原因。划分历史时期的方法，虽然各家均不相同，但是将周朝及其之前的时代划为一个历史时期，大概都没有异议。这是为何？讨论的人一定会说：封建制变为郡县制，的确是历史事件中的一大分界线，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在封建制和郡县制之间演变的过程中，产生的影响为什么如此重大？这个问题可以回答上来的就很少了。历史的运转是从闭塞趋向通达的，这个变化演进过程会受到地理因素的制约。因为交通的阻隔，世界文化才被迫划分为若干个区域；每个文化区域都有其中心，进而传播到它的邻近地区；长久下来，各个区域的文化，相互碰撞并最终融合为一。以上前代历史发展的共同特性；也可以作为预测今后社会发展趋势的参照。
原文
中国地处亚东，为世界文明发源地之一。其地东南滨海；西则青海、西藏，号称世界第一高原；北则蒙古、新疆，实为往古一大内海，山岭重叠，沙碛绵延，实非昔时人力，所能逾越；东北兴安岭之麓，虽土壤腴沃，而气候苦寒，开拓且非旦夕可期，更无论逾岭而北矣。职是故，中国今日之封域，实自成为一文化区。抟结此区域内之人民而一之，而诞敷其文化，则中国民族，在世界上所尽之责任也。此一区域之中，事势亦自分难易。内地之诸省及辽宁，久抟结为一体，吉、黑及蒙、新、海、藏，则不免时有离合焉。 此等皆以大势言之，勿泥。 封建废而郡县兴，则我民族抟结内地及辽宁之告成，而其经营吉、黑及蒙、新、海、藏之发轫也。其为史事一界画，不亦宜乎？
【译文】
中国位于亚洲的东部，是世界文明的发源地之一。中国的东南部临海；西部为青海、西藏，号称世界第一高原；北部有蒙古、新疆，在古代被认为是一个“内海”，那里山岭重峦叠嶂，沙漠绵延万里，确实不是以古人之力能够穿越的；东北部是兴安岭山麓，虽然土壤肥沃，但是气候非常寒冷艰苦，要开拓这片土地确实不是短期内能够做到的，更不用说穿越兴安岭再往北部的地方了。正是由于这些原因，中国现在的疆土其实是一个自成独立的文化区域的。将这个区域里的人民集聚团结并统一起来，广泛普及中华文化，这是中华民族在世界上所应尽的责任。在这个文化区域里，事情的形势也很难分为难易。中国内地各省和辽宁长久以来都是团结一体的，但吉林、黑龙江和蒙古、新疆、青海、西藏则不免时常出现分裂的现象。 这些情况都是就大的形势而 言，不必太死板。 封建制废除后郡县制兴起，标志着我国民族团结内地各省和辽宁地区的成功，也是治理吉林、黑龙江和蒙古、新疆、青海、西藏的发端。所以说，这也可以作为划分历史事件的一大分界，不是很合理吗？
原文
复次：史材之同异，亦为治者分画界线之大原因。今之言史材者，固不专恃文字，究以依据文字者为多，科学未兴之时则尤甚。西儒或分书籍为三种：一曰属于理智者，言学之书是也。二曰属于情感者，文辞是也。三曰属于记忆者，史籍是也。吾国旧分书籍为四部。经、子二部，略与其所谓属于理智者史相当；集与其所谓属于情感者相当； 集部后来，庞杂至不可名 状，然其初，则专收文辞，实上承《七略》 之《诗赋略》，说见《文史通义·文集篇》。 史与其所谓属于记忆者相当；虽不密合，以大致言之固如是。然此乃后世事，非所语于古初。《汉志·大史公书》，尚附《春秋》之末，更微论秦以前也。吾国史官，设立甚早，然其所记，与后世史官所记者，实非同物。 参看下章。 况经秦火，尽为煨烬， 谓古书亡于秦火 ， 实诬罔之辞。自汉以后，更无祖龙，汉、隋 诸志著录之书，什九安在？况古代学术之传， 多在口耳，不专恃竹帛乎？然史经秦火而亡， 则非虚语，以史在当时为官书也。《史记·六 国表》曰：“秦既得意，烧天下诗书。诸侯 史记尤甚，为其有所刺讥也。诗书所以复见 者，多藏人家，而史记独藏周室，以故灭， 惜哉惜哉。”人家之人当作民，此唐人避讳 字未经改正者。周室二字，苞诸侯之国言， 乃古人言语，以偏概全之例，非谓周室能尽 藏列国之史。 其仅存者，皆附经、子以传，则仍为言学术之书；而私家所称述，更无论矣。史以记载为主，古代之记载，缺乏如是，治古史之法，安得不与治后世之史异？治之之法异，斯其所成就者亦不同矣，此又古今史家，所以不期而同，于周、秦之间，皆若有一界画在者也。
【译文】
其次，历史资料的差异，也是作为史学家划分历史时期的一大原因。现在所说的历史资料，当然不仅仅指文字材料，但终究还是以文字材料为主，在近代科学还未兴起时更是如此。有的西方学者将书籍分为三种：一是属于理智类的，也就是是研究学问的书；二是属于情感类的，即文章辞赋；三是属于记忆类的，如历史典籍一类。我国古代则将书籍分为四部。经（儒家经典和小学方面的书）、子（诸子百家的著作）两部书大概与西方划分为理智类的书一样；集部（诗、文、词、赋等总集）类似于西方的情感类书籍； 集部后来变得十分 庞杂，无法用统一的名称来概括， 但刚开始的时候集部只收文辞，实 际上继承了《七略》中的《诗赋略》， 见于《文史通义·文集篇》。 史部与西方的记忆类的书籍相同；虽然这种类比并非完全吻合，但大致就是如此。当然这些都是后世的事情，并不能说明古代初期历史状况。《汉志·太史公书》尚且附在《春秋》的后面，更不用说秦代以前的书籍了。我国虽然很早就设立了史官一职，但古代史官所记录的历史和后世史官所记录的其实相差很大。 参看下 章。 况且经过秦朝的焚书坑儒后，史籍大都化为灰烬， 说古书亡于秦朝焚书，其实是诬 陷毁谤的说法。从汉朝之后，再 没有秦始皇，但是《汉书·艺文志》 《隋书·经籍志》所著录的书籍， 流传下来的不过十分之一，另外十 分之九都哪里去了呢？更何况古 代学术的流传，大多是口耳相传， 不仅仅是依靠书籍记载呢？然而 史书经秦朝的焚书而到消亡，却 不是假话，因为史书在当时是官 方书籍。《史记·六国年表》记载： “秦国统一六国之后，烧毁了天下 的诗书。尤其是各诸侯国的史书， 烧毁的更多，因为这些史书对泰 国有所嘲讽刺讥。诗书之所以流 传后世，是因为大多藏在人家（民 间），而唯独史书是藏在周室（各 诸侯国宫室）的，因此而亡。真 是可惜啊。”这里“人家”的“人” 应该是“民”，这是唐朝人的避 讳字（因与唐太宗李世民的“民” 字相同，所以避讳不用），而没 有改正过来的原因。“周室”二字， 包含了各诸侯国，这是古人的说 法，是以偏概全的例子，并不是 说周王室能够收藏所有诸侯国的 史书。 得以保留下来的史籍，都附在经、子两部典籍中流传了下来，这些依然是学术研究的重要书籍；那些私人著述的书，就更不用说了。史籍主要记录历史事件，但古代记载历史却缺少这些，所以研究古代历史的方法，怎能与研究后世历史的方法一样呢？研究历史的方法不同，得出的结论也就不同。这就是古今的历史学家，都不约而同地认为周代和秦代之间有着自然分界线的原因。
原文
今之治国史者，其分期多用上古、中古、近世、现代等名目，私心颇不谓然。以凡诸称名，意义均贵确实，而此等名目，则其义殊为混淆也。梁任公谓治国史者，或以不分期为善， 见中华书局刻本 《国史研究》附录《地理年代篇》。 其说亦未必然。然其分期，当自审史事而为之，并当自立名目，而不必强效他人，则审矣。言周以前之史，而率约定俗成之义，以求称名，自以先秦二字为最当。今故径称是编为《先秦史》焉。 大古、中古等 名，自昔即无定义，见《诗·甫田疏》。
【译文】
现在我国研究历史的史学家，划分历史时期多采用上古、中古、近世、现代等名目，我私下里却不认同。原因是，但凡能够采用的名目，其意义都贵在确切真实，但是上述这些名目，它们的意义都是混淆不清的。梁启超（字卓如，号任公）说，研究国史的人，有时还是不分期的好， 见中华书局刻本《国 史研究》附录《地理年代篇》。 他这种说法也不一定正确。但是，对于历史的分期，应当自己分析历史事实后亲自定夺，并且应该自己确定名目，不必非要效仿他人，这样做就周密了。如果研究周朝以前的历史并按照约定俗成的意义来确定一个名称的话，当然是“先秦”二字最为恰当，因此今天我就直接将这部书命名为《先秦史》。 太古、 中古等名称，自古以来就没有明 确的定义，见《诗·甫田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