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公的死忌是一九六八年阴历十二月十九日。

遵照外公生前嘱咐，他的丧事十分简单。舅舅只收下人家几副挽联，其中一副是孙小先派他侄子送来的。

孙小先的挽联挂在外公遗像两边。

写的还是米芾的字：

先生已矣，一代人事一代梦；
后者来哉，几多风云几多愁。

我一直记着这副挽联。直到现在，一想到挽联内容，我就想起外公做儒学训导时说的话，说宁可饿死人也要增加田赋大办新式学校！更想起达逸夫老先生一生的梦想和努力，想起他创办笃志小学堂的辛劳以及他为学堂钟亭撰书的那副楹联；再想想后来人民和国家的遭遇，心里一片苍凉。

孙小先侄子送挽联时，还送来三本书，用牛皮纸裹着。他告诉舅舅，说那回红卫兵抓他伯父游街没游成，就把伯父家里的医书一把火烧了。幸好伯父早在院子里挖个坑，藏了一些好书。现在伯父身体不行了，孙家后代也没有人学医，伯父就把剩下的医书送人。伯父还对他说，说侄儿啊，这些书就不给你们了，你们读不懂。你们弟兄二人都是工人，虽苦，却好。你们儿女往后也要做工、务农，不要读书做学问，不要像我这样。伯父说罢笑一声，脸上全是泪……最后，孙小先侄子把牛皮纸一层层打开，拿出三本书；说这是西医的书，本是你父亲当年送给我伯父的，伯父用了一辈子，现在不用了，叫我还给你，叫你收好，留做纪念。

舅舅含泪把书接过来。

是一册三卷。我至今还记得书名，叫《西医略论》。

…………

外公死后不到一个月，我妈把我接回县城继续上初二。

当我离开白河镇，读完高中下乡当知青，后来又考上大学，毕业后先到学校教书，再到机关坐班，倏忽间二十年过去了。

这二十年里，中国经历了一场重大的历史性变革。一九七七年，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被宣布结束，随后被彻底否定，国家工作重心开始从革命转向建设。那时候，举国欢腾，万众归心。

中国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二十年间，我除了随母亲几次回老家祭扫外祖父母的坟墓，还有一次陪同一位歌唱家到小镇采风，就一直没有回过白河镇。生活是那样忙碌和疲惫，竞逐的人生充满了压力和无奈，眼前许多东西都来不及匆匆一瞥，那儿时的往事早已淡若烟云。我只是在回小镇时，才偶尔会想起东头老街口那棵有蚂蚁洞的老槐树、老槐树底下唱《钱歌》的老太太，还有老太太那个扎着细溜溜辫子的干孙女小苇子。

那次我陪同的歌唱家是省歌舞团的，正是为采集《钱歌》而来。不知她从哪里得知白河镇有人会唱一首古老的歌谣，就找到棠川县文化馆，文化馆又辗转找到我。那次我请了十几位会唱的对着录音机一遍遍唱，但最终只记下歌词，没有写出曲谱。

歌唱家懊丧地说，那不能叫唱，叫吟……

而人生又有许多难以逆料的因缘和际遇。

没想到离开白河镇二十年后，一场突兀而至的邂逅，一下子让我重回到年少时的梦里，让许多如烟云般飘散零落的记忆连缀起来，也让这本该结束的故事横生出一段枝节。

我不得不把这段枝节赘述于下。

我尽量叙述得简洁些。

* * *

那是一九八八年十月上旬，我意外接到棠川县人民政府办公室的请柬，邀请我参加一场宴会。

而提出来邀请我的，竟然是刘小苇！

那天的阳光特别亮，金黄色光线从窗外两排高大的水杉树透过来，像几何图案斑驳地印在办公桌上。几只叫天子在树梢间蹦来跳去，啼声婉转而明亮。办公桌对面墙角的花盆里，是一丛新引进的南方绿植品种散尾葵，枝叶繁茂，蓬蓬勃勃，在从窗口吹入的轻风里微微拂动着叶片，而风中又有一种类似于野外薰草的清香……一切有关秋天的风物都是那样新鲜、怡人。几年前，我已经从棠川县调至省城，依旧做文字工作。那刻我正赶写一篇关于中外经济合作的新闻稿件，想把全市改革开放引进外资的经验推介出去。

就在我才动笔的时候，传达室职工送来一封信函。我打开一看，竟目瞪口呆，恍恍惚惚。

我关上门，呆坐在椅子上。

大红请柬里夹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两行铅笔字：

我是小苇子，还记得我吗？
是我请你的，你一定要来啊！

——啊，小苇子！

刘小苇竟然还记得我？还能打听到我！……

一周后，我应邀赴宴。

宴会在棠川宾馆举行。

那天上午县城主干道实行交通管制。棠川县公安局局长朱松亲自指挥，闪着警示灯的警车把守各主要路口。临近中午，当一辆奔驰、两辆皇冠轿车在警车引领下驶来时，中共棠川县委书记、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兼党组书记魏承祁已经率领县四套班子领导，县统战、侨联、台办、外事、外经等部门负责人以及棠川县各界名流、韩氏亲眷故旧，在宾馆门口恭候了一个多小时。

我从学校调到棠川县级机关工作时，经常见到魏承祁，到省城后就没有见过他。几年不见，魏承祁愈发显出富态。那天，他穿一身笔挺的藏青色西服，雪白的羊绒衬衫领口系一条猩红色领带，金黄的领带夹在腆出的肚子上熠熠发光；以前二面分的西装头改成了大背头，头发梳得油光鉴人，和县长并立在迎候者最前面。

轿车在宾馆门口缓缓停住——

“韩先生？”

“韩先生！”

“啊，韩先生！”

“啊啊，韩先生！”

…………

奔驰车门打开，里面一个人才探出半个身子，迎候的人群立刻发出一片惊叹声和欢呼声。书记、县长八丈远就伸出手，一路小跑迎过去，挽扶韩先生下车。

两位身着红色旗袍的礼仪小姐紧跟在书记县长身边，向韩先生及几位随员行过礼，献上一大束鲜花。

韩先生长得瘦长身条，白皙面皮，两颊飘动着银白色须髯；戴一副宽边茶色眼镜，穿一件蓝底花格呢休闲上装、一条牛仔休闲西裤，脚下是一双白色运动鞋；步履轻盈，神采奕奕。

他接过鲜花，先朝礼仪小姐鞠了躬，然后不停地挥动花束，向夹道欢迎的人群致意。

在主人们一路簇拥下，韩先生一行步入宾馆东大厅。

棠川宾馆是由县委县政府招待所改建的。那时东大厅刚刚装修过，虽然是白天，里面却华灯齐放，满眼辉煌。

宴会厅里响起轻松欢快的迎宾曲，韩先生在主宾席位落座。

宴会由县长主持，县委书记魏承祁致欢迎词。

欢迎词是专门请达谦侄孙、省政协文史专员、《棠川县志》编纂委员会顾问达瘦鹄写的。达瘦鹄好拽文，摇头晃脑撰写大半天，魏书记磕磕绊绊试念好几遍。

魏书记才念过一段，巴掌声已响起两回。

魏书记接着念：

先生少小离家，白发归来；重寻桑梓旧迹，共叙故园之情。先生之令尊伯之大人，乃爱国民主人士，开仓赈粮，救饥民于号呼颠仆；捐资办学，被教泽于后世千秋；募饷筹粮，偕抗日将士共蹈国难；参议县政，与吾党吾军同德同心。琴心剑胆，侠骨柔肠，风清月白，遗范永垂。白河水长流，念惠泽之久远；西龙山未改，追往昔而慕怀。世事沧桑，不堪回首；斯人已矣，墓冢尚存。政府已勒石立碑，以昭不白，而勖来人……

韩先生神情凝重，认真聆听魏书记致辞。当他终于听到政府肯定了父亲的历史功绩——这也是他几经交涉的结果，脸色才渐渐平和。他虽然没有见过亲生父亲，但已经在和政府交涉过程中知道了许多情况，也看过父亲照片。那一刻，他想起父亲后半生的冤屈，想起母亲的艰辛和不幸，想想这一辈子自己没尽到一点人子之孝，禁不住黯然神伤，流下两行热泪。

掌声再次响起。韩先生捋一下银白色须髯，有点不知所措地站起身，向台上领导和所有宾客一遍遍躬身致意。

魏书记吭吭干咳几声，接着念：

先生羁旅海外，备尝艰辛，而笃志创业；初事种植，再开海航，兼营地产，已拥亿万之资。家乡故人遥悉，曷不欣羡景仰？今祖国改革开放，故乡百废待举，竭诚而盼先生。先生情同赤子，回乡投资，造福故里。海波浩渺，山重水复。先生远道而来，旅途劳顿。聊备薄宴，以慰风尘……

魏书记读毕，掌声再起，经久不落。

宴席开始。

宴席后厨由宾馆请出的退休老厨子掌勺，所制菜肴均为本地土产：有东塘鱼鳖，西山野肴，又南亩园蔬，北岭粱酒……县文化馆还请来县内二胡名家、琵琶高手、民歌新秀，弹一段《夕阳箫鼓》，拉一首《汉宫秋月》，唱一曲《明月千里寄相思》。杯觥往来，载欣载乐；国乐乡音，游子情动。韩先生闪烁着泪花，银髯颤动，一回回举杯酬答，一遍遍欠身致谢。

席后，韩先生被请到宾馆西大厅。

西大厅早已布置一张长条形会议桌，大红色桌布一直拖到地面。桌上摆满鲜花。一番例行程序后，棠川县县长和台湾基隆吉通集团董事长韩先生在一份总投资为650万美元的中型化学纤维制造合作项目协议书上签了字。

省市有关部门领导出席签字仪式。

照相机一阵闪烁，新闻记者及时摄下这个历史性时刻……

几天后，韩先生又草签一份捐款意向书：为秉承先父遗风，增进公众福祉，拟向白河镇人民政府捐资1880万元人民币，建设一所九年一贯制义务教育学校、一座标准化敬老院。

又几天后，韩先生找到魏书记和县长，郑重提出一个要求：把他父母大人两个家族在白河镇的墓冢，包括韩政卿夫妇和韩爱卿的坟墓一并迁至一处，修建一座陵园，永久纪念。

同时提出，由他出资，在陵园总规划用地中，辟出三分之二面积建设一座公园，供白河镇父老乡亲休憩健身。

* * *

这位韩先生就是韩伯之和达玉兰的双胞胎老大、二秃的孪生哥哥、小苇子的亲伯父韩惟卿。

五十年前，当韩惟卿还在老槐树底下剥菜帮子时，他亲生父亲的同窗挚友、一位国军师长把他认作义子，带回部队做了小马倌。小马倌很听话也很能干，十年后升为连长，随汤恩伯所部三十七军在长江口和人民解放军负隅顽抗。那一仗打得十分惨烈，当时国民党的《中央日报》和共产党的《新华日报》都作了报道。弹尽粮绝后，韩惟卿趁星夜和几个弟兄挤上一艘海轮逃到台湾基隆。一年后他身揣干爹给他的十两黄金，只身到南洋谋生，先在马来西亚一家橡胶园做工，后来租条旧船跑航运。进入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台湾经济腾飞，韩惟卿先前在基隆郊区购置的一片荒地地价暴涨。他又回到台湾经营房地产，顺风顺水，十年后成为基隆最著名的地产商之一。

韩惟卿的身世，他干爹临死前才告诉他。

干爹当年在台儿庄一个前沿哨所指挥作战，全歼日军一个步兵大队。但在率领部下察看战场处理善后时，他不意被从死人堆里挣扎爬出来的日军士兵一刀砍去一条手臂；内战中又先后被解放军炸瞎一只眼，炸伤一条腿。他侥幸存活，去台几年后就一直住在台北荣民总医院。那年他已经九十一岁。一天，他躺在病床上，拿出那张业已发黄的过继文约，拉着干儿子手，含泪叙说了当年拜会韩伯之的情形，然后对干儿子说：

“你本是韩家的血脉，改姓韩吧！伯之先生读书时就喜爱《尚书》中的句子‘政惟仁爱’，说这是天下之大道。这四个字是他一生的信仰，也是你们兄妹四人的名字。他给你起的名字叫‘韩惟卿’。你还有一个孪生的弟弟，应该叫‘韩仁卿’，不知下落如何。你往后要是能回大陆，一定要找到他！”

干儿子立刻跪下：

“爹，我一定要回大陆去！”

干爹最后说：

“伯之先生是我少年时患难之交。先生之恩德，一日未敢忘怀。抗战胜利我没有见到他，到台湾后又不能回大陆，这是我一生最大遗憾。快半个世纪过去了，不知道先生还在不在。如果他往生了，你要代我在他坟上烧一炷香，洒三杯酒！”

干儿子泫然泪下。

一年后，一九八七年，台湾宣布“解严”。韩惟卿很快与棠川县政府取得联系，获知父母情况并请求政府为父亲历史作出结论。棠川县政府迟迟未予回复。韩惟卿知道大陆急需发展经济，半年后下决心筹措到一笔资金，设法打通台湾各方面关节，被批准为最早一批赴大陆投资者，并确定了在棠川的投资意向。棠川县政府收到来自台湾的电报并经确认后，才向全县发文并致电韩惟卿，为韩伯之平反昭雪。

韩惟卿的归来，像平地里生出一股旋风，掀开了白河镇尘封已久的历史。从半个世纪前的纷纭人事和里巷传闻，到二十几年来有关二秃失踪以及失踪后生死下落的各种猜测，恰如复燃的死灰，迅速越过白河镇，在棠川县内外广泛传播着。

而这个传播过程，是在消解了一个巨大悬疑之后开始的。

人们最先得到的官方信息是：韩伯之的儿子要回来了！但即使是白河镇上了年纪的人，即使是茂源粮行的老账房、老伙计，只晓得韩伯之有一儿一女——韩政卿和韩爱卿，从没听说过他还有一个儿子！人们充满了惊疑和困惑。像多少年前一样，那段日子街上又围了一堆一堆的人，有划着手的，有溅着唾沫星的，有呆立遥想的，有急得像热锅上蚂蚁来回窜的；还有打赌的……连续不断的探询、质疑，再探询、再质疑，使整个白河镇陷入一片迷茫阴郁的气氛中。

是七外婆的一句话，消解了悬疑。

七外婆那年快九十岁了，佝偻龙钟，走路东倒西歪，但还有惊人的记忆力，还能上街，还能听见人说话。当她听到满街人议论韩伯之一个儿子要回来时，她就晓得了，晓得那个儿子是玉兰的双胞胎老大。那是当年玉兰告诉她的。玉兰和她亲如姐妹。玉兰说，这件事就让你一个人晓得；又说，看来老大是回不来了。

玉兰没想到老大能回来，而老大真的就要回来了！

七外婆蠕动瘪嘴，说了一句话：

“那姓韩的娃……是东头哈家……双胞胎……老大咧……”

“真的？真的？真的？？”

“真的咧！”

…………

白河镇上年纪的人几乎都知道七外婆和玉兰的亲密关系。人们在惊讶于这位老太婆几十年忍性的同时，以卓越的想象力和推断力，迅速解构了这句话所隐含的全部故事。

* * *

宴会结束后，在县政府一间小会议室里，我就坐在刘小苇对面。刘小苇之前知道了自己的身世，已经改叫韩小苇。那天，韩小苇穿一身绛色的西服套裙，着一双半高跟皮鞋；新烫的头发焗了油，散散地披在肩上，脸上还化了一层淡妆，只是弯月形的眉梢描得长了些，显得和脸廓有点不称。

我努力搜寻记忆中小苇子儿时的形象：她不再像以前那样瘦削了，从长条的形体看，倒能看出当年她父亲的影子；脸上也不那么蜡黄，双颊皮肤虽有些粗砺，却红润许多。而唯一没有变的，似乎是她那月牙儿一般好看的眉毛。

我盯她眉毛多看一眼，夸她：

“你记性真好，还记得小时候的事？”

韩小苇眼睛一亮：

“记得呀！那几年我奶奶经常提到你，说你乖。读完四年级我回家那天，你带人送我，还卷一支芦笛给我呢！”

突然头一伸，朝我做个鬼脸：

“你猜，我是怎么找到你的？”

我摇摇头。

“是‘巴颜喀拉山’告诉我的！”韩小苇高兴得手一绕，“他现在就在县政府做事，是他帮我找到你上班的地方。”

她这一说我才想起来，我小学同学中是有一个上眼皮长一条疤，被叫做“巴颜喀拉山”的，也住在东头老街。但他后来留了一级，我离开白河镇就和他没有联系了。

没想到韩小苇变得很能说话，也神气许多。

“那年我才十三岁，”她接着回忆，“回去后没有事做，还是放羊。哪知道我妈命不好，她先跟刘石匠，不到十年刘石匠也死了，丢下两个弟弟；后来又跟一个裁缝。我就是跟裁缝学的手艺，现在在一家厂里做外贸服装……”

“你，”我打断她，“没想到你伯伯会回来吧？”

“真没想到。我也不知道还有个伯伯，我妈也不知道。公安局来人找我的时候，我还以为是抓我的呢！”

说着颈子一缩，故作惊恐状，然后又笑起来。

“你，想你父亲吗？”

我生怕引起她伤感，轻轻道。

韩小苇一愣，没有回答，眼里透出茫然的神色。

沉默一刻才告诉我，说她伯伯回来之前，县政府就派公安找她父亲了，只是到现在还没有找到。那是她亲生父亲，她妈早就告诉她了，但由于缺少亲情，她并没有感到太难过。而他的伯伯伤心不得了，已经背地里哭过几次……

那刻，我完全理解韩小苇的感受。在我的印象中，她在白河镇的四年里，应该没有见过她的秃头父亲，即使见到也不知道是她父亲。因为那时，她奶奶不会告诉她的身世。

我离开白河镇后，曾几次打听二秃的下落，有时遇到老街同学，也会提到他；有一次还和几位同学一起回忆分析二秃失踪时的情形。我们大都认为，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各地户籍管理十分严格，他即便逃脱也难以藏身。况且他当时伤势严重，夜半失踪，天气寒冷，恐怕在逃亡的路上就死掉了。

然而，世界上常常有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

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在一个雾色朦胧的早晨。

那是韩惟卿第二次回棠川。那时候，基隆吉通集团和棠川县合作建设吉隆化纤项目的协议已经实施四个多月。吉隆化纤不仅是棠川县历史上最早与台湾合资的项目，也是当时全市最早引进的最大化工项目。为防止台方倾销旧设备，协议签署时，上级计划委员会要求吉通集团以现汇投入，共同购进主生产线。而韩惟卿坚持以一套报价约210万美元的现成设备作为投入。为慎重起见，按照市计委意见，魏书记即将率一个专家组赴台湾考察。

事情就发生在魏书记出境考察前两天。

——清明节之前。

从来没见过的鬼天气。一大早太阳还是亮煌煌的，车开到白河镇时，突然起了大雾，厚重的雾团先是飘滚着，慢慢就弥漫开来，雾气黏湿得像一锅粥，掬一把甩也甩不开。韩惟卿让驾驶员把轿车停在小镇西北面一座小山丘底下。那条山丘是西龙山伸进白河镇的最后一抹余脉，再往东就是一片平川。韩惟卿探着一条小径朝山上走。山坡上一处灌木丛的旁边就是他母亲达玉兰的墓地。那是韩惟卿第二次给母亲上坟。山雾更浓，一片迷蒙。当他捧着花篮走向墓地时，蓦然看见墓地旁边有一截老树桩，上次好像没有。他盯住老树桩往前走。

正走得疑惑，那老树桩陡然一拱，立起来。韩惟卿飒然一惊：

“谁？”

“我！”

“你是谁？”

“你弟！”

“弟？”

“我是你弟啊——！”

那人大喊一声，声音浑厚而激动，尾音迤长，在浓重的雾气里沉闷地震荡着。

韩惟卿愣住了。他仿佛进入了梦中。多少年的梦了。他早就在梦中听过这声音，只是没有这么真切，没有这么亲近！而这刻，他透过浓厚的雾气，仔细看，一遍遍看，终于看清了前面站着的人，看清了他的身材、他的脸廓、他的髯眉……

他认出了二秃！

韩惟卿的眼眶一下子就热了。他正要喊一声“弟”，二秃晃一下身子，又大喝一声：

“你不能上老娘的坟！”

韩惟卿泪水涌出来：

“弟，我为什么不能上娘的坟？”

“你不能给魏三投资，婊子儿魏三不是人！”

“魏三？”

“婊子儿魏承祁不是人，那些年他害了我们家，害了我啊！”

韩惟卿似乎明白了什么，抢步上前道：

“弟，你慢慢说！”

不想二秃一侧身，手臂一闪，霍地从腰间拔出一把刮鱼刀，紧握着，刀尖不停地颤动。

“我晓得你回来做什么。你要再给魏三投什么资，办什么厂，我今个就当老娘的面，死在你跟前！……”

那天，二秃攥把刮鱼刀，坚决不让韩惟卿上坟，两人就在坟地里僵坐着。最后还是韩惟卿再三央求，说明很多情况，讲了很多道理，二秃才答应跟他回一趟县城。

回县城后，二秃在棠川宾馆住一夜。

那一夜，弟兄俩一直谈到天亮。

第二天晚上，韩惟卿找到魏书记，两人也是在棠川宾馆，先用餐，然后谈话，也是谈了很晚很晚。

这些都是韩小苇告诉我的。至于他们谈了些什么，韩小苇没有跟我说。我本想问，想想也没问。

只是揣测，韩惟卿找魏书记，一定跟二秃的事有关。

* * *

我离开白河镇后，只有舅舅一家亲戚还在镇上。舅舅到城里来过几次，但每次都来去匆匆，很少谈及小镇变化。而韩小苇的出现，不仅让我儿时零落的记忆渐渐连缀起来，也不由让我生出对二十年间白河镇人事变迁的兴趣。

这之前，我已经听说了几个人的下落。

一个是傅大学。傅大学当了三年多镇革命委员会副主任，被撤职，领一辆破自行车当通信员。文革结束后，他因涉嫌“三种人” 遭关押审查。关押地点就是原来的“群众专政指挥部”，只是指挥部的牌子已经下掉，换成“专案组”牌子。专案组勒令他交代造反起家的总后台，非交代不可。傅大学连续交代三天三夜，交代不出来，被专案组一次次暴打；最后一次被吊起来打，脾脏打破，大出血，险些丧命。审查结束后，他被开除党籍和公职回到无锡老家，从此再没有到过白河镇，也再没有听到他任何消息。

另一个是武卫东。红卫兵运动高潮过后，他带头响应“上山下乡”运动，和“风雷激”一帮男女同学——城镇知识青年，到西龙山脚下的黄泥岗大队插队劳动，十年后又陆续回到白河镇。武卫东在乡下因愁闷变得嗜酒，回镇上一次酒后跟人打赌，当众扒光一名女知青衣裳，令打赌的对手跳进白河裸泳一公里，轰动一时。不久全国开展“严打”运动，他以流氓罪被判处死刑。临刑时五花大绑，和别的死刑犯押在同一辆卡车上。卡车从白河镇南头开到北头，从北头开到东头，绕一圈；满街上都是看热闹的人。游街示众后，武卫东被立即执行枪决。

武卫东被枪决前，“严打”指挥部问他有什么要求。武卫东说没有别的要求，父母也不想见了，只请求给他戴上一枚毛主席像章，或者红卫兵袖章，遭严词拒绝。

倒是周如海和马晓夫的命运不错。文革后二人都被平反，马晓夫当上食品站副经理，经常戴一顶白色的回回帽。牛骨头上剔肉的技能也写成报道上了省报。周如海因口才出众，平反后几个单位要他，后来被调到县文化馆；马晓夫剔骨手艺的报道就是他写的。周如海调县城工作临走时，马晓夫既高兴又难舍，还特意选白河镇一家最好的清真饭店摆一桌，请一帮老朋友为他饯行……

不过，那时我最想了解的，是二秃失踪后的详细情形。

——我几乎不可想像，二秃能死里逃生！

十几天后，我找一个因公的借口又回到棠川县。

我和韩小苇坐在一辆日本尼桑车里，往白河镇开。

车是县政府办公室派的。

车还没进白河镇，我就远远望见一座三四十米高的塔楼，圆形的塔楼顶上是一杆金色的星月标志，星月在阳光里熠熠生辉，十分醒目。不少清真寺都有这样的建筑物。我知道那是白河镇清真寺的宣礼塔，但以前没有。尼桑车驾驶员就告诉我，说这座宣礼塔才建好两年，是全县穆斯林捐建的。镇上两座清真寺的礼拜大殿年久失修，地板坍陷，也重新翻建了。车一进白河镇，又正巧遇一户回族穆斯林出殡。和当年一样，送殡的队伍在“伊玛目”带领下，依然默无声息。队伍里没有花圈，送殡人不佩黑纱，戴白帽子的教门拎着“塔布匣”，不停有人换着拎，从街上静静走过……

那时我忽然想起来，韩小苇和她父亲的身上，流淌的是回汉两个民族的血液呢！但那刻我没有问，韩小苇改换姓氏后户口簿上填写的是哪个民族。只是想，填哪个民族都是一样了。

那天下午，我和韩小苇去看白河。

我们又走在白河埂上。

那是二十几年前我和同学为她送行的地方。虽然进了五月，白河还没有涨水，半河春水静静流淌。河滩上芦苇快有半人高了，春风吹来，如绿波荡漾。苇丛中未闻苇莺啼鸣，但时有三两只白鹭从水边飞起，寻一处不远的地方又轻轻落下……

我不禁生出物是人非的感慨。我们都不是孩子了。韩小苇尽管化了淡妆，但怎么看，其面容体态已近中年，步履拖沓，说话有些唠叨；那时应我话题，正向我叙说二秃失踪后的故事。

韩小苇说，街上人都不知道，当年父亲从医院醒过来后，不是别人，正是看守他的两个民兵和许大篓子里应外合，才救了他一命。那真不容易啊，怕人呢！幸亏两个民兵胆大心细，没给人看出破绽。父亲一出医院，许大篓子和瓦刀脸就背着他，换了背；白天不敢走夜里走，第三天借到一挂板车，拖到里下湖，把父亲藏在芦苇荡许大篓子一个亲戚家养伤。那是一个很偏僻的小渔村，只有几户人家。说着韩小苇笑起来，说那真有点像《沙家浜》里的“转移”呢！韩小苇说，后来父亲伤养好了，不敢回来，就用了假名字，留在湖荡里打鱼，还找一个渔家寡妇一起过日子。不想那渔妇几年后生病，父亲借一大笔钱也没救活她，就一个人过。再后来改革开放，许大篓子回到老家，和父亲合作承包一片鱼塘。那时许大篓子已经老了，父亲不要他做事，只让他看看水色，把把关。父亲常说，许叔，你照顾我小，我要照顾你老，你就把我当亲儿子吧……

韩小苇感慨地说，许大篓子人真好。

我听了也很感动。不想二秃能生还，不仅靠了许大篓子、瓦刀脸，还有那两个民兵。那需要多么的敦厚和义勇！

但接下来说的事，令韩小苇困惑不已。

韩小苇告诉我，父亲回到白河镇，就没回渔业队，而是领了硬壳本子，转成城镇户口，跟街上人一样了。那是父亲一辈子最大的心愿，也是伯伯找魏书记，魏书记特批的。但不知为什么，他一点不高兴，有时半天不说一句话。到派出所办户口那天，伯伯让他改姓名，改叫“韩仁卿”，说这是爷爷生前的愿望，一定要改。他也不肯改，不肯姓韩，更不肯叫“仁卿”，说跟娘姓，姓达，还用娘起的名字。伯伯不答应，户口本不给他填。父亲也不要，蹲地上，捂着脸。伯伯先看他指缝里流出泪水，然后忽听哇一声，父亲哭起来。

也不怕别人好笑，哭得像娃子……

我默默倾听着韩小苇的叙述。韩小苇说到魏书记给二秃转户口，证实了我的揣测。我问：

“你父亲什么时候不高兴的？”

“就是和伯伯在宾馆谈了一夜以后。第二天，他就像变了一个人，呆呆的，不想说话，也不想见人……”

我豁然明白了。

明白二秃的变化一定是在韩惟卿说出他们的身世之后。

那刻，二秃知道，或者确认了，自己是韩伯之的亲儿子！

也知道或确认了和韩政卿、韩爱卿是兄弟姊妹！

当他知道这一切时，他内心该是怎样的震撼、羞辱、悔恨、茫然……我不得而知。但可以推断，他的心灵一定受到了沉重打击！

从人的社会心理看，这种打击确实能突然改变一个人的认知、情感和人际行为，乃至完全改变一个人的身心面貌。

那时候，韩小苇大概还不了解二秃和韩政卿韩爱卿兄妹之间发生的事情，当然和韩爱卿的事知道的人本来就极少，因此也不能理解父亲的变化。

韩小苇一脸困惑地望着我。

那刻，我心情复杂而沉痛，我不知说什么是好。人是环境和时代的产物，人性亦如此，几乎没有人能超脱它。充满荒唐的年代必然会演绎出荒谬的人性，浸透邪恶的土壤只能开出罪恶之花。韩小苇还不知道她父亲的许多过往，如果知道了，无辜的她又会受到怎样的伤害？我想了想，还是想对韩小苇说说。我就停下脚步，看着她，认真对她说。韩小苇也认真听。我说，你大概知道了，你父亲一生的命运太坎坷，许多事情说不清楚，有的事你还不知道，但都过去了，过去就算了。你是他唯一的女儿，不管他以前做过什么，不管他以后怎么样，你都要理解他，好好照应他……

不知韩小苇听懂了没有，只见她默默点头。

又转身望我，说声“谢谢”。

我知道我说得含糊不清，苍白无力，但我只能说这些了。我只希望，韩小苇哪一天真的知道了他父亲的那些往事，能想起我说的话，明白我的意思。

* * *

二秃是一年后正式回到白河镇的。

二秃所以隔一年才回来，是因为那时许大篓子病重。二秃一直守在许大篓子身边，精心侍奉，直到他去世。

二秃回来之前，韩惟卿巨资捐建的一所九年制学校和一座标准化敬老院投入使用。韩惟卿分别以父母的名字命名：学校叫“伯之学校”，敬老院叫“玉兰敬老院”，并分别铸立了二老半身铜像。

随后，由台湾堪舆大师、建筑风水学专家公孙玄教授勘址设计、台湾基隆吉通集团投资建造的当时全省最大的私人纪念陵园——白园，经一年多建设，在白河镇落成。

白河镇举行了有史以来最为隆重的一场庆典。

我应邀参加庆典，邀请我的还是韩小苇。

那天，我走在东头老街。老街地面依旧是斑驳的青石板，街两边的老式民居破败不已，砖木雕饰纷纷剥落，马头墙上衰草披离。后来却听讲，那正是白河镇要特意保留的历史文脉和街市记忆。

走近街口，一座高大的三门四柱的石牌坊园门赫然出现在我的眼前，牌坊横额上题刻汉隶体“白园”二字。跨进园门，前面是拾级而上的主墓道，墓道两边立着汉白玉的石兽、龙表……

陵园内小桥流水，花木扶疏，亭阁翼然。韩伯之、达玉兰的墓冢掩映在前面一大片龙柏玉兰和红枫翠桧之中。

我没有去谒墓。

一进园门，我顿然被一道风景吸引住了。

园门右首的小广场上，建了一座纪念亭，六角攒顶，飞檐；青铜雕塑的达逸夫老先生身着长衫，手握一卷报纸，立于亭前，神情超逸而峻重，双眉紧蹙，遥视前方……

我驻足良久。

庆典仪式在白园礼堂举行。

礼堂前厅的歇山顶重檐中间，镶刻着四个金色大字：

政惟仁爱

庆典开始。宽阔的舞台上，红丝绒帷幕缓缓拉开。背景音乐声起，巨大的投影幕布上现出绵亘的龙山和逶迤的白河……

韩惟卿十分怀念儿时在笃志小学堂念书时的亲切时光，常常回想每次晨会师生齐唱校歌的动人场景。他晓得校歌是外太公写的。他一直牢记着歌词的内容，心里回响着悠扬起伏的歌声。他知道，那校歌里写的，是近百年前老一代人的梦想！他离开大陆几十年了，那心底浓浓的乡愁，那四处奔走创业的艰辛，都常常消融在这歌声里，或者从这首儿时的歌谣里得到慰藉，得到激励和成长。

他特意嘱咐，典礼中一定要演唱这首校歌，又想，就把这首歌曲作为新的九年制学校的校歌吧！

他打算亲自找魏书记，把这个想法提出来……

那刻，省歌剧院室内交响乐团已经全部上场。指挥手里的金属棒划过一道银白色弧光，首席中提琴拉响了舒缓的前奏。

混沌初开。

春风拂过大地。

一条古老的河流从山涧里泻下来，水鸣溅溅，山谷回音。

一座旧式建筑的小学堂从投影幕布中渐渐淡入。学堂的图景由远及近，教室里传来琅琅书声……

大提琴助奏。长笛双簧管和鸣。第一小提琴组拉起了明亮的E大调。白河镇九年制义务教育学校六十名翩翩少年身着校服，齐声合唱《笃志小学堂校歌》：

芳草郁郁，白河汤汤。
美哉吾校，乡村之光。
博学笃志，日进日上。
学做公民，未来栋梁。
…………

双簧管再次响起，铜乐开始演奏，嘹亮的小号声回荡在白园上空。鸟雀屏声，行云驻足，山河共鸣……

礼堂前排坐着来自海外的嘉宾和内地省市县应邀领导。韩惟卿在美国读博士的一个儿子和早已成家的两个女儿还有两个外孙也回来祭祖，坐在第二排。

韩惟卿坐在前排主陪席位上。

而与他相隔不远的另一个主陪席位却空着。 unf71u21z4uGd7NsddNoQYmhclPx9BlxMdMJ7aJzVg5f2OtsCLQNEeXps+eM27O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