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我上了中学，外公身体就越来越差，主要症状还是昏睡。医生也说不出什么病，只说他老了，说人跟树一样，树一老哪块都烂，哪块都蛀虫。外公以前同时服用孙小先的中西药，有时好一阵子。但后来再吃他开的药，也不见了起色。

那一次外公接连昏睡四五天，不想吃东西。舅舅对我说，你外公这几天只喝葡萄糖水，照这样下去，怕是不行了。我们再去找一趟孙小先吧，求求他，看他有没有好办法。

我满心惶恐，跟舅舅去找孙小先。

孙小先住在西外街一个小四合院里，四合院又被一道墙隔成两半，他住西半边。那年孙小先已经七十开外，因为解放前开过药铺，被定为小业主，属于剥削阶级。文化大革命一来，他看形势不对，便为自己立一个规矩：终日紧闭大门，只在家读书习字，概不会客；有求医问药者必先找他住东半边的两个侄儿，两个侄儿同意他才出诊，实际上是拒绝问医。两年间他几乎不出门，那次破帽遮颜到外公家看病，应该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次出诊。可就在给外公看病不久，一天早上，一个侄子慌忙告诉他，说有一支造反队糊了几顶高帽子要绑几个人游街，其中有他一个。队伍已经出发。孙小先听了，情急之下急服巴豆大黄，又冷水和服，不到一个时辰便腹泻不止，把自己弄得满身屎尿，臭气熏天；然后假装倒地不起，才逃过一劫。

那时候，孙小先全然没有了平生衣着举止的考究。

孙小先没有子嗣。自那次以后，他就再没有出过门，生活起居全由侄儿照应，直到去世。

记得我们那天去找他，天上下着细雨，夹着雪豆。雪豆打在油布伞上噗哒噗哒响。我们贴着身子缩着头往他家赶。走过十字街口时，听前面有一片嘈杂声。一看，路口围一大群人，站在细雨里叽叽喳喳说话。一个大个子男的立中间，手一绕一绕，声音特别高。

那些年经常能见到这样的场景，多数是传播或打探小道消息，也有街头辩论的，还有的类似街头演讲。

而当我们走近人群，听清楚他们说话时，陡然一惊。

原来，他们在传播一个爆炸性新闻。

——二秃失踪了！

二秃是在半夜失踪的。

二秃抬进医院后昏迷三天三夜，才被抢救过来。二秃一醒，魏主任就派三个民兵轮换看守他。岂料那天半夜，该换班的民兵迟迟没来，前一个民兵等急了，就跑到门口张望。

就在那个空当，二秃不见了。

两个民兵立刻找。前一个民兵说，他迷迷糊糊看见一个人在围墙根子转，像二秃。两个人就顺墙根子找，找几圈；又找遍医院里里外外，不见人影。两个民兵急得直哭，抱着头哭。

第二天，那个迟到的民兵也被关进群众专政指挥部，就关在吊二秃的那间屋子里，吊二秃的那根绳子还挂在大梁上。迟到的民兵才二十岁，新结婚的，一边哭一边喊：

“怎么能怪我啊，你们吊什么人也不能吊我啊！一个半死不活的人，神仙也想不到他会跑掉啊！”

喊归喊，那个民兵还是被吊了起来，直上直下吊，里面不时传出喊“救命”的声音。

二秃失踪的消息迅速传遍全镇。

关于失踪的原因和情形，满街上传得沸沸扬扬，而每一个传闻又都有鼻子有眼。有的说，二秃是装死。他睡在医院床上想了两天两夜，想想斗不过魏三，就走为上策，瞅空偷跑了。还说，他是从医院后围墙爬出去的，穿过一条巷子后沿古驿道一路朝西北方向走，已经翻过了西龙山。有的说，是许大篓子救了他。许大篓子听说棠川县革命委员会主任许政委签了逮捕证，第二天要把二秃铐走，就带“渔家傲”好汉半夜劫人，用迷魂香把民兵迷得鬼转，冒死把二秃护送到县城。二秃早跟一条外地货船逃走了。还有的说，二秃离开医院后，一脚到了孙二娘家，找她算账。二娘赤条条从热被窝里爬出来，抱住二秃腿大哭不止。孙二娘诉过原委说，魏主任太厉害了，是他逼我告你的。我在控告信上签过字就没得脸见你，你打我吧，打死我也不怨！二秃本是血性汉子，那刻念及和二娘恩爱一场，知道二娘疼他，动了性情，一跺脚就走了。

二秃找二娘的传闻被演绎得最为丰富生动，说那天夜里二秃和二娘还忙里偷闲睡了一觉；又说二娘好几夜没跟男人睡觉了，难受，那刻骚劲大发，爬在二秃身上浪叫不止，左邻右舍都能听见。二秃怕人发觉，没完事就从二娘肥臀底下抽出身子，害得二娘独自趴床上连抖带叫，好长时间才歇下来。

魏主任一听二秃逃跑，十分震惊，当即下令追捕。这之前镇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武装部部长白友成因为一遇大事就请假，即使不请假开会时也不吭声。有一次研究逮捕两个教师——犯“恶毒攻击”罪，问他意见，问几遍，他居然也一声不吭；再问就装瞌睡，经常弄得开不好会，办不成事。魏主任十分不满，但又晓得这姓白的教门脾气厉害，翻脸不认人，不敢得罪；也没写报告给县革命委员会，只和许主任通了气，就批他一年病假，武装部的事由朱松代管。魏主任就打电话给代理武装部长朱松。朱松从侦查组抽出三名公安员，加一个排武装民兵，朝传说中逃跑的三个方向分三路追。

自己坐镇办公室指挥。

哪知魏主任一听汇报，火冒三丈，按住电话筒一摇通，劈头就骂：

“你个狗家伙！你是个什么家伙？你有没有政治头脑？你晓得这件事的性质是什么？影响是什么？这不是一件小事，是一起反革命政治事件，是阶级斗争！严重破坏当前革命斗争形势，严重干扰革命斗争大方向，严重分散我们的革命精力！”

喘几口粗气，又骂：

“你个狗家伙，你还坐得住？你替我马上追，亲自追，全力追，不惜一切代价追！人不追回来，妈的，我就撤你职，办你罪！”

说完手一摔，话筒断成两截。

扁头朱松不知道，魏主任那一天正烦得要命。

三天前上午，当传达过棠川县革命委员会关于开展“清理阶级队伍”运动的内部文件和许主任内部讲话后，白河镇革命委员会紧急筹备，第二天下午就召开几千人的动员大会。动员大会是在白河镇中学操场上开的。操场上挤满了人。那天天色阴霾，寒风凛冽。魏主任不怕冷，把身上军大衣脱下来，在会上讲了一个多小时。他先坐着讲，讲国际上“帝修反”亡我之心如何如何不死，国内阶级斗争如何如何激烈，白河镇历史多么多么复杂 ， 阶级敌人隐蔽得多么多么深；讲得唾沫星子飞飞的，吓得人眼睛一翻一翻的。然后他站起来，擂着桌子说，何为“革命”？清理阶级队伍就是革命！为什么要革命？因为阶级敌人人还在，心不死！如何革命？要打一场广泛的“人民战争”，来一次彻底的“政治大扫除”，把白河镇所有阶级敌人的命革掉，统统革掉！未料上午才开过大会，还没开始“清理”，到当天夜里就有三个人自杀，不料其中一人就是那个戴眼镜的镇委通信员。魏主任怎么也没有想到，平时看起来送信送水任劳任怨一干就干十几年又沉默寡言才四十岁出头的通信员，竟然是隐藏在镇委机关，而且隐蔽得很深很深的原国民党军统局特务！更没想到的是，他死就死了，不死在家里，偏偏吊死在他办公室门头上；眼睛往上翻，翻出白眼珠，舌头伸得长长的，难看不得了。而通信员老婆又恰恰是自己的堂房小姨娘。这个小姨娘重情义。魏主任两个姐姐嫁在外乡，自己母亲经常靠她照应。魏主任见到她都要恭敬地喊一声“姨娘”。那一天从早到晚，魏主任面对披头散发趴在他办公室门口滚一身烂泥哭得死去活来坚决不肯起身的小姨娘，急得直跺脚。

扁头朱松被魏主任训斥后，赶紧带几个人，还牵了一条狗，再沿古驿道往西龙山方向追。只是四路人马各追六七十里地，朱松在山上还迷了路，遇见三条野狼，被六只绿荧荧的眼睛吓得转身就跑，一头撞在树干上，眼眶撞肿了，连二秃影子也没看到。

* * *

二秃咸鱼翻身，一转眼在众人口中竟成了具有英雄色彩的侠客式人物，让我和舅舅都听得入迷。那天上午，街上议论的人越聚越多，越说越神。我和舅舅一边听，一边随众人的议论猜测二秃可能的去向，以至于把请孙小先的事耽误了。等我们赶到孙家时，已经快到吃中饭的时候。孙小先侄儿认得舅舅，一见我们来，连说“稀客稀客”，接过伞，轻手轻脚把我们从中间隔墙的一个门洞子引进他伯父家。

孙小先十分客气，先叫我们坐下，坐在南边靠窗口的地方，说那边亮敞，然后就仔细询问外公情况，问几遍。我们本以为孙小先接下来就开药的，不想他问完了闭上眼睛，不说话；良久才看一眼舅舅，说你们回去吧，多多侍候在先生身边。

舅舅一听就站起来，又立刻弯下身子，声音也沙哑了；说孙先生，求求你，西药不行，就开几服中药方子吧！

孙小先抬起头长叹一声，说贤侄，我和先生是何等交情！你家祖上世代为医，你晓得先生为什么不肯继承家学？他志不在此。可他对我好，送过我三本西医的书，我就是听他话才兼修西医的。实话相告，外人不知，我孙某这点医道，比起先生差远了！我岂是不开方子，实是先生已见阴阳俱损，气血两衰，中西医皆无回天之力了……

孙小先没有开方子。

舅舅一出门就紧紧拉住我，流泪不止。那刻，我感觉到舅舅手冰冷的，在颤抖。我知道，外公这回真的不行了。

外公给我讲最后一个故事，是在一场冬雨之后。

那年冬天雨水多。小雨像黄梅天那样，淅淅沥沥地下。有一次连下五六天，下着下着天边响起一阵滚雷，那雷声轰隆轰隆连续响，远听就像有人在空屋子里滚石头。那次外公忽然从昏睡中惊醒，撑坐起来，说哎呀呀，多少年没听过这样的滚雷了，这雷怪！外公拉着我手说，有一年也是这个雷，那时刻南乡有个道士听见了。那个道士还了得！说不好不好，明年有人灾。二年便有人灾。那年开春白河镇多少人害肠瘟，一天便死四五个哩！

那天晚上，外公给我讲的故事里就有这个道士。

故事之五

那个道士还了得！你没见过，你妈你舅舅也没见过。道士八十岁年纪了，却鹤发童颜，留的长髯。他平日里披一身青色道衣，穿一双高筒方鞋，行走如风，来去逍遥；又双目如炬，一瞧便有仙风道骨。此地人都晓得，他是半路出家，四十岁出头在官府里做事做得好好的，遭人算计后万念俱灰，跑到西龙山三茅观拜一位得道的真人为师。而后他钻研伏羲八八六十四卦得了正果，能预知生死祸福，帮人消灾避邪，逢凶化吉。此人住南乡一座石庵里，每隔十日八日便往来白河镇一趟，在青石板上一路走一路小唱：

三十三天太极无极
四十四地玄而又玄

就两句话，颠来倒去唱，也不嫌烦，旁人也听不懂什么意思。

那时刻不少人找他问卦，他从不言语，只是心好，要是遇了玄机，便主动知会你一声，并不要钱。

达玉兰也听他知会过一回哩！

话说那日，玉兰从芦苇地里回到家，走近墙根子，挖出瓦坛子，撬开铜盒子，取出六十块大洋，又将自己身上的十块搁一处，换身衣裳，是找花五子救韩伯之。

其实哩，玉兰花钱救他，只教他免了一死。

韩伯之放出来两个多月，又被抓回去。好在那刻，镇压反革命最厉害的风头过去了。

却镇反运动还没有结束。你不晓得，镇反厉害哩，如何厉害？快！就像过去打仗，说镇压便镇压，有的一天抓到手二天便被枪毙。何小宝便是枪毙前两天从黑牯岭下山时刻被抓住的，抓住时他身上还揣着几块梨膏糖。却到了韩伯之不敢快。韩伯之还了得，爱国民主人士、开明乡绅。无论共产党国民党，还是白河镇士绅百姓，对他都十分地敬重，连黑道也让他几分！他家里挂着新四军送的“爱国拥军”红色大匾，香几上摆了新五军旅长留下的青铜佛像。还有人说他跟新四军一个团长拜过把子，二人是换帖的弟兄哩！

怎办？县镇反办公室又派人调查。半个多月后，先调查的人回来说，花五子这个人虽是出身穷苦，却品行不好，证词前后不一，还要查实。这也罢了。哪晓得另一路调查的人跑到涂州北面山窝子里，费一番周折寻到当年四个夺粮的饥民，教他们回想。三个饥民一回想便想到起初没抢到粮食，反丢了一头毛驴两条稍袋一只笆头，没说话便哭了。只有一个饥民说，那时刻他瞧见子弹是从一根廊柱子后面打来的，开枪的是一个瘦条汉子。

等调查的人走了，快走出村口，那个饥民又撵上来；说报告长官，那瘦条汉子生得白净，眉心长一颗黑痣。

这一说，凶手便能定了。

却调查的人回来一细想，不对！那一刻工夫总共开了几十枪，农运队张队长是头一声枪响便倒下的。瘦条汉子是不是打的头一枪，他们没问，那个饥民也没说。几日过后，镇反办公室听汇报，汇报时旁的案子一说便过去，等听到韩伯之案子，两路调查的人都说证据不足，都说还要查。哪晓得新来的办公室主任是个急性子，急得在屋里转；又步子重，踩得地板咚咚响，转几圈说，我讲一个故事给你们听，好不好？大家晓得他欢喜讲打仗的故事，便说好。

主任不转了，咚一声立住，手一挥：

“三年了！三年前我们在东北打仗，我们两个旅包围国军一个旅。那个旅只剩四千多人，死守一处高地。那时刻还没吃中饭，军长命令我们天黑前拿下。哪等到天黑，我们不到一个小时便将四千多人全部干掉。如何干掉的？用重炮轰。如何轰？对准掩蔽工事轰，不停轰。总共十一门重炮。哪来重炮？是日本关东军丢下来的，厉害呐！国军跑都跑不及，投降都来不及，那多快！”

说罢，又一挥手：

“革命就是要狠，要快，要手起刀落！现在怎这样烦？枪毙一个反革命要调查几个月？这样镇反要镇到哪一天？”

走到办公桌跟前，翻出花五子头一回检举的材料：

“我看有人证就行了，不要再查了，不要再烦了，就是姓韩的了。人死在他家院子里，不是他是哪个？不是他也是他指使的。他不指使旁人敢开枪？是他指使的不就等于是他？”

这一说，韩伯之打死农运队长的罪便定了。

哪晓得一听要定韩伯之死罪，还了得！有些人便出来说公道话。说公道话的人先到镇公所后到县政府再到行政公署，说抗日时刻新四军领导住韩伯之家，前后住四五年。他当参议长为新四军募粮饷，募五六回。他动员人参军，还自己掏钱给当兵的家里发补贴，为新四军扩编立下大功劳，应该将功补罪。却也有人说，抗日胜利后国民党新五军进驻白河镇，白河镇开大会欢迎，摆五十桌酒席，唱五场大戏，有一场戏便在韩家大院唱的，而后新五军旅长也住他家。那个旅出动一个特务连，一个晚上便弄掉几十个新四军，都是留下来打游击的，韩伯之死罪不能免。

而后哩，这个案子报到上面，上面也定不下来。

只是上面有人知会——据说是一个大领导，说韩伯之当过参议长，以往是爱国民主人士，要慎重。

又说，哪个敢对韩伯之乱来，他找哪个算账。

* * *

韩伯之第二回被抓进去，关在县公安局看守所。

却说这看守所，本是旧县衙的几间吏舍，正门有一对石鼓，上面雕的犀牛望月，虽一二百年了，磨得光滑，还瞧见月亮影子。韩伯之小时候时常骑上面玩。吏舍对面隔一条巷子，只几步宽，便是当年他开蒙读书的厚载书堂。书堂里那棵老梧桐树还在，梧桐的枝叶一直伸到吏舍屋顶上。因有人知会过，那回韩伯之没上铐子，晃着手，大摇大摆走进去，还有一个戴眼镜的科长陪着。科长说委屈你了韩先生，你先住这块，案子很快会查清楚；又说，先生你有何知会，说来便是了，只是无论如何，心放宽些！韩伯之听过哈哈大笑，说，昔日棠川大夫伍尚弟弟伍子胥，过棠川奔吴，劝吴王灭勾践，一片忠心，反遭谗言冤死，头悬国门。我算什么？好在眼下是人民政府，乾坤朗朗，日月昭昭。你科长放心，我心宽着哩！只是无事可做，你送一套书来即可。科长问什么书，韩伯之说《礼记》。科长问哪块有《礼记》，韩伯之说我家书房有。科长苦笑一声。那刻，科长晓得，韩伯之不晓得，他这回被抓进来二天，韩家大院便被镇公所查封了。韩伯之见科长为难，说，如有不便，请送一些纸墨来也罢！

二天一早，科长便将纸墨送来。

韩伯之立时铺开一张纸，急书一篇文章。

什么文章？——《礼记》中的《大学》。

韩伯之写罢，高声吟诵：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

你不晓得，这篇《大学》还是达谦教的。当年达谦偏爱韩殊，韩殊毕业前达老师专为他讲读这篇文章，教他如何修身齐家，将后来既可独善其身，也可兼济天下。韩伯之一直铭记恩师教诲。他自被父亲撵了出来，虽是经商，却不计钱财。此地人晓得，新四军在白河镇那几年，茂源粮行的进项差不多都捐给了新四军。一回为动员田主减租减息，他还带头将自己收粮定金的利息全免，弄得一帮田主当面苦笑，背地里怪罪他。

话说韩伯之住看守所里，每日吟诵《大学》，而后又默书诗文，只要欢喜的唐诗宋词元曲，都一一写来，挂墙上诵读；有时闲来无事，便坐窗口，瞧外面风景。

你没见过，韩伯之住的那间吏舍只有一小扇窗户，正对着巷子。从窗栏里望过去，透过梧桐的枝叶，能瞧见对面厚载书堂灰白的墙垛哩！要是细瞧，还能瞧见院子里一棵栀子花的树梢。韩伯之便细细瞧，细细想。当年，便是在那棵栀子花树底下，他将一盒积木画送给玉兰。那时刻他跟玉兰都还小。而后，他没想到玉兰一直黏着自己，也没想到自己心里头有了玉兰。

古人讲，天不老，情难绝。韩伯之便是这种人。他自有了玉兰，便有一种结——千千结，缠他一辈子哩！

那些年韩伯之念想玉兰，旁人不知晓，我知晓。他时常绕到东头，想瞧一眼玉兰。那时我在“笃志”教书，记得一日放学回到家，天已昏暗，却瞧见有人在前面一处空地上来回晃——那块地方从来没得人晃，像韩伯之，走近一瞧，果然是韩伯之。都认得，有数，笑笑。韩伯之有时瞧不见玉兰，便瞧那棵老槐树，瞧树底下的房子，瞧一阵再走。而后好了。玉兰生下两个娃子后，韩伯之特意雇一个人做账房，此人便住在玉兰家斜对面。韩伯之时常到这个账房家来，不急了，坐在账房家门口朝玉兰那边瞧。有时，他能瞧见玉兰抱着娃子，而后娃子大了，还瞧见他们在门口玩哩！

你哪里懂，虽是过去了不少年，韩伯之总悔恨自己作下罪孽，教玉兰受尽辛苦。当年玉兰不许他联络，他晓得是顾全他名声；又晓得跟玉兰隔教，不便联络。那些年玉兰带娃子过。他瞧玉兰还过得下去，也罢了；却终是不过意，终是舍不下，便预备两件东西——两根上海造的“大黄鱼”金条，值几百石粮食钱哩！他不想旁的，只想将这两件东西丢给玉兰母子。

他将金条收在书房一面夹墙里，没得人知晓。

却说韩伯之虽是关在吏舍，并无要紧的烦恼。只是想到双胞胎老大，心下不安。学兄以往写信给他，告诉他老大勤快，老大听话。老大先做马倌，三年便入伍，还跟日本人打过仗，很勇敢。韩伯之开心。却内战开始二年多，学兄便没有来信了。又几年过去，学兄跟老大是死是活，还是去了什么地方，他都不晓得。而今是新国家新政府，他又没得地方问，更不能说出来。

韩伯之等着出去。

他想等到有一天，能见到学兄，见到老大；还有，将两件东西丢给玉兰……

却他哪里想到，他出不去了！

他的案子一直搁着，没有再查。何以没查？案子太多。

一日，办公室主任忽想起这个案子还搁着，急了，又起身在屋里转，说这个姓韩的烦，真是烦；转身一挥手，对底下人说，算了算了，不枪毙了，判他二十年罢！

几日后，韩参议长被传唤到法院。他本以为要放人，一听是判他徒刑，大惊，夺过判决书一把撕碎，立法院大堂里高喊。

声音訇訇的：

“而今天下解放，乾坤朗朗。你们胆敢皂白不分，判我冤狱！”

急喘一口气，手一指又喊：

“你们谁人判的？站出来，有种毙了我！……”

这法院人多是当过兵的，也是年轻气盛，哪个敢在他们面前乱喊乱叫？却眼见韩伯之放了胆子喊，没得人回应。

喊归喊，终是进了监狱。

* * *

监狱在哪块哩？在西龙山最南边，狮子山脚底下，里头有一座新盖的岗楼；已经出了棠川县地盘。

韩伯之平白受此冤屈，哪里能服？

却那刻也急乱。他不晓得是什么人判的糊涂案，判决书上说得不清不楚，连日子也说错了，春天说成秋天！

韩伯之一掌打在牢门上，牢门嘭一声掉下一块木板。

他要告状！

告哪个？告县政府。

他相信人民政府不会冤枉一个好人！

韩伯之便写状子了。他不能写达天旻，便写张队长；写张队长如何率饥民夺粮、他跟两个护院家丁如何开枪驱散饥民。他也没提张队长被哪个打死的，只请求县政府重新调查，找到两个家丁，而后他跟家丁当面对质，证明他没往人窝子开一枪。

他还想，要是扯出趴在屋脊上开枪的那个家丁，他便说是他指使的，他便去顶那个家丁的死罪。

他不怕死，只求死得清白！

他前后写了三份状子。不想三份状子交给监狱，监狱教他等；却每回等上半年，每回如石沉大海，没得回音。第三份状子送上去半年没得回音，韩伯之绝食。

监狱领导没想到他敢绝食，敢对抗改造，立时派管教的找他，又一想他为新四军做过事，便教管教的跟他好好说。

管教的找到他，好好说；说：

“你还绝食啊？你凭什么绝食？你想，就算你为新四军做过事，就算你没打死张队长，国民党旅长住在你家，白河镇被暗杀几十个新四军。几十个呢，你也罪责难逃啊！”

韩伯之立时回应：

“新五军旅长是在我家住几个月，但我没有为新五军募过一分钱粮饷，没招一个兵。至于杀了几十个新四军，如何杀的，那是国民政府干的事，与我韩某无关！”

管教的一听不高兴了，声音高起来：

“天上无云不下雨，地上无风不起浪。新五军住你家跟你无关？不住你家怎能想出暗杀计划？不想出暗杀计划怎能杀死新四军？啊？”

韩伯之冷冷地瞧他，不吱声。

管教的见他不吱声，晓得他不服，火上来了：

“我瞧你是不识相！你以为你家住过新四军领导，你帮新四军做过事就了不起了？你接济过一些穷人，给学校捐过钱就了不起了？你当过参议长，哄过小日本鬼子就了不起了？你就以为你是好人了？我告诉你，我们这块还有亲手打死过日本鬼子的呢，一回就打死十几个！人家是国民党团长，身上还有鬼子的子弹，不比你有功劳？被俘虏了不也关在这块？不也老老实实吃牢饭？”

韩伯之还是不吱声，管教的大叫起来：

“你真是不识相！”

“不识相？”韩伯之听他说了两遍，反问，“我如何不识相？”

“你，”管教的手一伸，伸一半缩回去；想想又伸出来，抖抖的，戳向韩伯之，“我告诉你，你再做多少好事，你——”

而后一跺脚，憋足劲喊：

“你还是剥削阶级——！”

这一声喊得太高，又拖得长。声音在两面高墙之间来回撞，嗡嗡响，直朝韩伯之压过来。

谁人不知韩伯之是一条好汉？却如何没想到，这一声竟将韩伯之喊住了！韩伯之瞪大眼子盯住管教的，一句话说不出来。

那一刻，他陡然想起有一回他开会动员减租减息，一个新四军班长也是这样喊的。那刻新四军班长听东圩坝大田主陈三在会上插话，说今年年成不好，能按二五减租就不错了，不能再减息；立时冲下会台，揪住陈三大喝一声：

“减了租你就不错了？我告诉你，减了租你还是剥削阶级！”

搧陈三一个耳光：

“你敢不减息！”

又忽想起自己当参议长时到新四军津浦路东办事处开会，新四军一个师长讲话，讲了很长的话，末了也高声道：

“我们革命革什么？就是要革掉剥削，革掉剥削阶级嘛！……”

韩伯之有气无力回到号子里。

他没说绝食，也没吃饭；倚在地铺墙根子，倚了一天一夜。

狮子山监狱本是国民政府盖的，监狱墙上还有民国的青天白日旗，没抠干净，瞧见些痕迹。韩伯之倚在墙根子一动不动，“剥削阶级”四个字在他脑瓜子里嗡嗡叫，嘴里不停念“阶级、阶级”……那一刻，他“识相”了。他不想再告状，不想再辩白，连话也不想说。他真的多少日子没说话，却冤屈难忍。那时刻，他恨不能一个铁砂掌打穿牢墙，奔回白河镇，对着天地日月高声喊叫，教白河镇乡亲都晓得他的冤情！

而后，他便去死。

却哪能哩？牢房的四面，都是高墙电网。狮子山那么高，比黑牯岭矮一小截，只瞧见一块尖顶。

* * *

话说韩伯之万念俱灰时刻，一日，他号子里新进来一个年轻犯人。这年轻犯人生得奇瘦，三根筋挑个头，嘴两边有两道很深的饿纹，像多少年没有吃饱过。何以进来的？那几年政府搞“三反”运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此人犯的贪污罪，判五年。他一进来当着管教的面一声不吭，背后却叽叽咕咕发牢骚。发什么牢骚？说他们局里的股长贪一百五十万——旧币，现在一百五十块，没得事；他是办事员，挪用五十万就坐牢，什么世道？

韩伯之起初没理他，二天没理他。三天，他还在发牢骚，又说的老家土话，嘴里不干不净。韩伯之来气了。

走到他跟前，直盯他眉心：

“你晓不晓得，你是公职人员，你一分钱不能贪。你贪了便要坐牢，你坐牢是活该！你再怪话牢骚，我就揍你！”

办事员先一怔，而后张开尖嘴，两道饿纹拉得更长，叫道：

“我就是贪，也是贪公家的。现在天下都是公家的了，跟你有什么关系！你老家伙是公家人？”

“你，混账！公家是哪家？”

办事员张着嘴。

韩伯之顺手一甩，朝他嘴巴子甩过去。还了得！这一甩甩得他直朝后退，想停停不住，后脑瓜子咚一声撞到墙上……

从那日起，办事员再不敢发牢骚，对韩伯之服服帖帖，比孙子还乖，又将韩伯之地铺跟前的尿桶移到自己铺跟前。

哪晓得过段日子，韩伯之睡不着觉，一日半夜将办事员唤醒，教他坐起来，坐好，问：

“你说你们股长贪一百五十万没坐牢，怎回事？”

“别提了！”办事员揉揉眼子，叹口气，“我改造改了一个多月，天天学习，天天被训话；以往想不通，如何也想不通，现在想通了，人家有功劳，我不能跟人家比。”

“什么功劳？”

“人家原来是新四军排长，在一回打二鬼子时掩护他们团长，救了团长一命。他一出事……”

韩伯之立时打断，说晓得了，你睡觉吧。

那刻，韩伯之忽然间也想到了新四军。

也想到找新四军领导。

——不是为说情，是要证明自己不会杀人。

韩伯之便想了，想到和蔼可亲的司令员，想到神气活现的政治部主任，还有民运股长、军需股长、保卫股长……他们都住在他家，跟他谈心，知晓自己。特别是那个大个子团长，跟自己往来最多。团长是山东人，豪爽，快人快语。那几年为对付鬼子二鬼子，他们一块商议办法，时常谈至半夜。韩伯之还手把手教团长练铁砂掌。这也罢了。还将祖传药方子告诉团长，教他如何正骨止痛。团长哩，也几回提出来，要跟韩伯之做拜把子换帖的弟兄。韩伯之说，只要一同抗日，保家卫国，不换帖子也是金兰之交，也是弟兄啊！

二人没换帖子，便对击手掌，算是结成了弟兄。

韩伯之最难忘失的，是新四军北撤时的情景。那一刻，马都备好了，团长将缰绳一甩，抓住他，摇他肩膀：

“老兄啊，内战已经开始。等内战打完了，只要俺还在，俺肯定再来见你。你一定要保重，一定要等俺啊！”

说着，眼水忍不住淌下来。

走多远了，团长勒住马。马叫过一声，团长又回头喊一遍：

“你一定要等俺，俺还想随你学铁布衫呢……”

韩伯之又开始写东西。这回不是写状子，是写信。管教的说这样的信只准写一封。他想了又想，这封信便写给团长。

他写了，一口气写五六张纸。哪晓得要写的话太多，想到自己冤枉，想到对不起学弟达天旻——虽是而后暗底下请人照教门规矩将他安葬了，更对不起恩师达先生，写不下去。

末了，他将写好的信交给监狱，请监狱转交给团长。

监狱也晓得这个案子不清楚，便说：

“你放心，我们一定帮你联系。只是十年过去了，团长这个人眼下在不在还不晓得。我们慢慢找，你也慢慢等吧。”

韩伯之又等，一等便是一年多。

话说等到的那日早上，监狱政委忽然知会韩伯之到他办公室。

没想到政委也是山东人，不光豪爽，还客气，见韩伯之进来立时起身，像见到老朋友，头一句话便说：

“俺要感谢你呢！”

说得韩伯之憷在门口。政委请他进屋，倒一杯热水给他；还问他抽不抽烟，韩伯之说不抽。政委自己点根烟，抽一口说：

“俺为啥感谢你？你不知晓，你找的那个团长，啊呀，就是俺的老乡、俺的战友！”

韩伯之方才明白过来。

“团长是沂蒙山人，”政委回想道，“他家开瓷土厂，俺家穷。俺们当兵在一个连，他当连长。而后他南下，就断了联络。这回要不是帮你找他，俺还不晓得他在哪，做啥，还拉呱不起来呢！”

政委讲得高兴，吐一口烟又说：

“你找的那个团长变化大呢！他抗战时打过几回小仗，内战时立了大功，带一个军消灭国民党一个师，亲手打死国军师长，开国几年后便是少将，现在是一个省的副省长。可他已经不叫原来名字，他名字改了好几回。头一回是他老子不许他出来革命，他改了姓不认老子；而后又改，所以很长时间才联系到他。现在全国反右派，他那个省有一个副省长，说地主乡绅好话，说国民党好话，成了大右派，已经被撤职。他不是右派，却不如以往豪爽了。以往他是炮筒子，现在打电话声音又低又慢，只肯拉呱旧事。以往他办事情急，这回不知如何了，收到信半年多才回……”

韩伯之赶紧问：

“信在哪块？”

“不要急，这封信不是写给你，是写给俺们监狱的。”

韩伯之一愣，浑身像掉进冰洞子里。

这也罢了。政委又说：

“我晓得你为新四军做过不少事，监狱旁的领导也晓得。但副省长信上说了，他跟你并不熟识啊！”

“什么？不熟识？”韩伯之嗖地立起身，伸出手，一巴掌拍在桌子上，“你们糊弄我！”

你晓得的，韩伯之这一掌下去还了得！只听咔嚓一声，桌面子立时从中间断裂，塌下去一块，桌上东西蹦一地。两个管教的一齐愣住，等回过神来，才上前按住他。

政委急忙摆手，教放开。

“我晓得你不相信，那请你看信吧！”

韩伯之接过信，一瞧，瞧呆了。

那真是团长的亲笔信哩！韩伯之一眼便认出他的笔迹。团长的钢笔字还像过去那样，有棱有角，又忽大忽小，忽高忽低；只是棱角小了许多，不像以往那样乱戳。信纸上只寥寥的几行字，清清楚楚写着：他以往听闻韩伯之帮新四军募过钱募过粮，也做过旁的事，却他跟韩伯之只见了一回面，也没说话，并不熟识。末了一行说，韩伯之信上写的情况，他一概不知。

你猜韩伯之瞧完信是什么样子？他将信纸攥紧捏成一团，朝地上一砸，什么话没说，掉脸便走……

从此，韩伯之如同变了一个人。

说来没人相信，从那日起，韩伯之两年工夫没说过一句话。无论什么人问他什么，要他做什么，便是监狱领导找他，他都不说话；又时常不吃不喝，瘦得脱了形。

这也罢了。这之前，他已经从儿子来信中，知晓自己家产被全部没收。他再也回不到韩家大院，回不到他的书房。

还有，他收在书房夹墙里的两根金条——预备丢给玉兰母子的东西，也拿不到，连提也不好提。

也不必提了……

* * *

韩伯之是两年前被放出来的。

这之前，韩家大院被没收，政府将顶北头没收来的三间屋子——从前的驿铺客栈，而后做了烟丝馆，分给他儿女住。

韩伯之回白河镇，除了到派出所报到，只出过几回门：一回瞧玉兰，一回随儿女上他们娘的坟，一回瞧白河。

瞧白河那回工夫最长。他顺白河沿子走，走四五里地；慢慢走，慢慢瞧，听白河流水，瞧两岸芦花。

又过几日，吃了晚饭，他将一儿一女——韩政卿跟韩爱卿，喊到跟前，教他们坐下，规规矩矩坐下，听他说话。

韩伯之便说了，说自己何以来到此地，何以坐牢；说自己从心底对不起他们娘；说三间屋子须留一间给爱卿，单独开门。他又说了城里老家事，说他还有一个鳏寡的堂弟，人好，教他们得空去望望。

末了知会：

“政卿、爱卿啊，你们要记住我说的话，当下乱世，大道不行。我已至此，生死不足论。你们日子还长，我已经连累你们。从今往后，你们要互相照应，要万万小心。我给你们立个规矩：平时不要多说话，不要谈国事，没得事不要出去乱跑……”

可怜儿子女儿听了父亲话，觉着像交待后事，心下一阵阵难过，一边点头一边淌眼水。

…………

说起韩伯之你不晓得，他才到白河镇我便认识他。那些年我的父亲、你的外太公在这一带行医，治跌打损伤出名。韩伯之开武馆，时常找你外太公熬补骨镇痛的膏药。他从牢里放回来后，我跟他会过几面，都在他家里。那时刻他瘦得难看。他跟我说了很多旧事、恨事，不想说话时身子一动不动，眼神空空的；纵有雷霆霹雳之事，纵有千恨万痛，说来也淡如轻风浮云。

却提到玉兰母子时，他眼子一阵清亮，身子不由动一下。

——他舍不下玉兰母子哩！

却说玉兰。

当年韩伯之坐了大牢，玉兰不晓得能不能出来。那时刻常有人坐牢死在牢里头，叫“拖牢洞子”。玉兰生怕韩伯之拖牢洞子，日夜不宁，又不能会他；一日便撑了身子，随一只货船到县城，问一个在县政府做事的亲戚，说自己有一笔账要交待给韩伯之，问能不能写信给他。亲戚说写信监狱要拆开来瞧，瞧见你跟他有账，对你不好，对你家老二也不好。玉兰不吱声。亲戚晓得她还有一个双胞胎老大，晓得老大被人带走了，又晓得不能在她跟前提老大，一提她就掉眼水，却还是提了。亲戚说，老二打鱼就算了，老大总要回来的；要是回来，对你老大也不好。玉兰眼眶湿了，她晓得亲戚说得对。老大几年没来信了，却最后一封信说，他一定要回来的。老大听话，她便指望老大回来哩！玉兰晓得不能寄信，又坐船回家，回到家整夜睡不着觉。睡不着怎办？便将藏了几十年的积木画翻出来，放床上拼。那积木画还是小时候殊哥送她的。那时刻玉兰啊，痴痴傻傻像当年娃子哩！她将积木拼了一遍又一遍，拼好打散再拼，却一拼到书屋里男女学生坐一块的图画，便呆望，不动。

这样拼好几日，有时拼拼便睡着了。

一日，她忽然想起来，要将男女学生坐一块的图画画下来。她会画画。她不能寄信，便想画张画寄给韩伯之。她便照着画了，画了一张又一张，还涂上彩。直画到最满意一张，她又撑着身子到县城问那个亲戚。那个亲戚将画画翻过来掉过去瞧，对着太阳光瞧，瞧了又瞧，末了说，那你就寄吧。

玉兰只想将自己的念想寄给韩伯之，没想到寄出去半个多月，她竟收到了韩伯之的回信。

却信上只有一句话，说收到了，你放心。

玉兰便一遍遍瞧信，一遍遍想那句话的意思，想到伤心处便哭，却一回大哭之后，浑身的病哭好了。

玉兰重新过日子。

话说日子过到两年前，一个雾天，玉兰方才起身，忽觉心神迷离，耳根子一阵阵发热，耳垂子笃笃笃跳，以往没跳过，不知其意，便走出门去，举眼四处张望。

望什么？望有没有人来。正张望时，门口飘来一道影子，带一小阵风；一个老者穿一件深色大褂，长髯，已经走到她跟前。

便是南乡那个道士。

还了得！道士一瞧见玉兰，便说：

“妇人，有一个人要来找你！”

“先生，什么人找我？”

玉兰一惊。道士不言语，从荷包里摸出一块八角铜镜，擦擦；又从袖笼里抽一根牛尾巴掸子，往天上一绕，念“现现现”。天上便现出一块紫红的雾，一下工夫又化做一片红色的云。

“你是属火的命哩！”

道士说。玉兰并不理会，还是问：

“先生，谁人找我？”

道士不应声，收了铜镜，自顾道：

“来了！来了！”

玉兰慌张，又问一声：

“谁人找我？”

道士还是不应，握了牛尾巴掸子，一甩：

“去也！去也！”

玉兰瞧他答非所问，叹口气，端条凳子请他坐。方才转过身，道士捋着长髯，唱着那两句小曲，已经走了。

而后几日，玉兰心神不宁，茶饭不思，想来想去想不懂道士的话。

一日正想得发慌，忽听街上人说，韩伯之回来了。

——喔，来了！来了！

韩伯之放回来二天，便到玉兰家。

那日早上玉兰换了衣裳，正预备出门，韩伯之进来了。

你想，他们一别十五六年，时时念想，念想了多少日日夜夜？忽然见面，一见面该有多少话要说？

却教你如何也想不到，他们见面竟然没得话说！

只韩伯之说了一句。

那一刻韩伯之进门，坐在一条板凳上，静静望着玉兰。玉兰坐回桌子旁边，也默默望着韩伯之。坐一下工夫，韩伯之起身要走。

临走时刻走到玉兰跟前，说了一句话。

盯住玉兰，哽咽道：

“兰妹，我一样东西都没丢给你，我对不起你们母子！”

说罢，眼水掉下来。

玉兰一把扶住他……

韩伯之从怀里掏出一封信。

那是一封很旧的信，信的封面被摩得光滑，瞧不见字迹。里头装的，正是玉兰当年寄给他的那张图画。

玉兰接过信，抽出里头图画，只瞧见图画纸上泪渍斑斑，一点点，一圈圈，重重叠叠染了，黄蒙蒙的。书屋的窗户桌子瞧得清楚，却读书说话的男女学生只见模糊的影子。

再一细瞧，模糊的影子里，男学生旁边写着“韩殊”，女学生旁边写着“玉兰”。

是韩伯之的笔迹！

玉兰泪如泉涌。

玉兰将图画纸贴心口，双手捂着。她好像又回到童年，回到厚载书堂，回到踮起脚跟喊“殊哥”的那个窗户口……

她忽然感到，那刻她有多少话要跟殊哥说哩！

却那一刻，韩伯之已经走远了……

你还小，不懂。要说这人世间的别离，有死别，也有生别，却这种无言的生别最苦哩！

你教我说那时刻的玉兰，我如何说才是？

记得元朝时有一支曲子，里头有几句写得好，我背给你听：

你本是惺惺才女娇模样，怎奈何琴瑟无缘空嗟叹。呀！这壁厢情痴痴啼干了红妆泪，那壁厢意迟迟看透了人生场。你抱的一个温柔玉，他兀的不是真情郎？说甚么人世间情仇爱恨，都付了东逝的流水，西沉的夕阳。

这支元曲，写得便像玉兰哩！

你不懂，往后会懂。这人世间的情，到了深处，能溶化一切，像水；又像连心的肉，教人割舍不得。几十年了，韩伯之虽是“卡菲尔”，虽不能改从教门，却二人的心早在一块。玉兰那份念想，那份痴情，也分不清是向着教门，还是向着汉民，分不清归于哪种信仰……他们早就有同一个家。

——在哪块？在心里！

只是玉兰想不通，这个“卡菲尔”何以遭了这么大的“苏米”？

“主啊！……”

那日，玉兰嘴上没说话，心下叹息一声。她已经瞧见，瞧见韩伯之人虽在，心已死。

果然，一日午后，韩伯之坐在家门口那块拴马石上，瞧见一支“破四旧”的队伍走门口过，领头的是花五子。队伍里还捆了一个人，被捆得不像人形。方才瞧过，韩伯之被人喊到派出所。不想从派出所回家，他夜里做个噩梦，梦一醒，便跳进白河自尽了……

何以跳河哩？

派出所要将他交给花五子！

这你晓得，韩伯之放回来不久，白河镇便造反了。造反队伍中有一个叫“农民革命造反团”的。却你不晓得，这造反团一成立，团长便找到派出所，找几趟，要管教韩伯之。

那时刻起，作兴将反革命的交给革命的管教。派出所便将韩伯之交给农民革命造反团。

团长便是花五子。

韩伯之再也没有想到，他要被花五子管教！

——那个地痞、无赖；那个偷吃扒拿被他一掌打翻在地，又被人打得半死的家伙。

他宁可再去坐牢！

却再想坐牢，也不能去坐了。

派出所所长教他二天早上就到团长家报到，要老实，不许乱说乱动；往后每隔一日去一趟。韩伯之听过不吱声，掉脸回家。

二天天才亮，便跳河了。

玉兰是到了那日晚上，方才听闻韩伯之跳河的。

她枯坐一夜。

二天一早，她一个人摇摇晃晃走到那段河埂，走下埂坡。白河水还是清清悠悠，玉兰却一夜间老去许多。那时刻她没有戴盖头，一头白发蓬蓬叉叉，细白的脸上满是皱纹，眼子黯无神色。她走近水边，却没哭，一声没哭。她将那张图画纸拿出来，坐地上折，慢慢折，折成一只小船，两头尖尖的，轻轻放进河里头；而后望它漂，一直向南漂，漂到望不见的尽头。

她将她的所有念想，所有哀怨，所有祈祷，所有要说的话，都载进船里头了……

那一刻，她瞧见白河上面有一对鸟在飞，是鹭鸟。她又想起了巴巴的话；想天上的鸟多好啊，能自由自在地飞动。

她多少回都想飞哩！却那刻，她已经飞不动，也不想飞了。

只个把月工夫，一日挨晚时刻，西边天上残阳如血，一把天火烧起来，老槐树底下的茅草屋烧着了。

玉兰哩？玉兰是属火的命，便朝有火的地方走了。

可怜走了，永远走了。

…………

外公叹口气，不讲了。

但还在想什么，静默，不动。

然后朝我摆摆手，慢慢垂下眼帘。

那刻，我看外公脸上气色黯淡，气息渐弱，就喊舅舅。舅舅赶紧过来，喊他一声，然后叫舅母去端桂圆汤。

外公摇摇头，又昏昏睡去。

那天下午，我一直坐在外公床边。

外公每次讲完故事，我都一遍遍回想，回味。那一次，我知道外公的故事讲完了。外公故事里的各种人物及其关系，就像一幅复杂的人物长卷画，已渐次全部展现在我的眼前，清晰而生动。至于玉兰去世后发生的许多事情，已经是我所亲历或亲闻的了。

外公是在昏睡七天七夜之后去世的。临终前个把时辰，外公忽然精神变好，居然自己爬起身，坐在床上，眼睛望着对面空荡荡的墙壁轻轻吟唱起来。

唱的还是王铎手书的那对古诗集句：

千古风流听逝水
一生襟抱与空山

外公唱了三遍，唱得很慢，很轻；起伏，顿挫；唱到句尾或把调子扬上去，或把声音拖得很长。最后，那声音像飘过的一阵风，或散去的一片云，渐渐，渐渐地消逝……

外公唱毕，仰起头哈哈一笑，笑声里呼噜噜涌上一口痰；舅舅赶紧扶他躺下，躺下抽一阵痰就断了气。

外公去世的时候，身上穿着玉兰当年给他缝制的那套浅灰色棉褂裤——散着淡淡的樟脑丸的香气。 uNPiRc2MJxRkR5vMQsB+x16IW58rc3KUUqcOFDtJx6vkDTcbNa9gFW1TO66vo+u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