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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致命的1938年夏季，我开始写一本书，力图分析我们西方社会日益增长的混乱。那时我住在巴黎，得知有一决定已经作出，即后来张伯伦和达拉第很快就前往慕尼黑了。要避免另一次世界大战，除了弃甲投降外希望渺茫，但法国和英国亦无把握能够抵挡即将到来的进攻。它们并无准备，人民一盘散沙、士气低落。美国人遥不可及，决心保持中立，也未武装。我内心预感，大西洋共同体的各国将无法应对挑战，如果它们失败了，我们将丧失我们伟大的文明传统 [1] ，西方人在经过几个世纪的斗争后赢得的各种自由，现在正受到逐渐高涨的野蛮浪潮的威胁。
西方自由民主国家在应对本世纪的各种现实时遭到惊人的失败，有必要弄清原委，在此驱动下，我开始动笔。书稿初成之时，法国已经陷落，时局更趋明显，不久美国也势必参战，尤其不列颠战役如果失败，美国则须单独作战。
然而此时，美国人民在心理上并无准备，正如在军事上还未做好准备一样。民主国家能否团结一致？能否动员起来加以激励，面对严峻的考验，团结一心对抗这一致命的挑战？它们有更多的资产，有更多的人员、资源和影响力。但它们是否有此见识、有坚定的纪律和作战到底的决心？尽管它们有手段，但它们有无意志，是否知道怎么做？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在上一次大战的废墟和失败上形成，而没有什么东西表明西方各民主政府能掌控其各项事务并作出必要的决策。它们正在对事件作出反应但并未驾驭。它们能否避免失败和被征服，又不致精疲力竭而导致西方社会组织的破坏，不致遭受极度的痛苦而使民众疏离，不致采取激烈措施而无以补偿？它们已为时太晚，它们正在做莫名其妙的事情。它们拒绝接受所见之事，它们拒绝相信听闻之情，它们怀抱希望等待着，期待万分之一的希望。
对于一个在战事发生前已知世界微妙气氛的人（比如我自己）来说，要认识和说明西方自由民主国家的病态并非易事。然而正当我们毫无准备和武装地被拖入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在我看来无可否认的是，我们的社会中存在深度的失序，它并非来自我们敌人的阴谋，也并非因为人类境况中的灾祸，而是来自我们自己。我只是持这种看法的很多人之一。这群人毫不怀疑坚决抵抗是迫在眉睫的，而败退是无可挽回和无法容忍的。他们从内心里知道，经过一场大战，我们世界的民主政治和四大自由
安然无恙。我看到我们不是伤了而是病了，正因为我们未能给世界带来秩序与和平，我们被那些自信他们才是获选来继承我们的人所包围。
1941年12月，我把书稿搁置一边，知道世界正大事连连，若再回过身来写这本书，只能从头开始。战后当我确定再提笔时，当初激发我写此书的预感已可怖地应验。在各自由民主国家，已经出现了一些大错。当然，它们已经打败了敌人。它们已避免了失败和屈从。但它们未能实现和平、恢复秩序。在一代人中，它们第二次未能防止一场毁灭性的战争。它们不愿为打这场战争做好准备，而当最终付出了过高代价勉强打败了敌人时，它们又不能在胜利中实现和平。它们被绕进了“战争导致规模更大的战争”这一恶性循环中。它们病了，面对现实无能为力，无法治理它们的事务，无法保卫它们的关键利益，甚至不能确保它们作为自由和民主国家而生存。这些孰能否认？
西方的衰落是无疑的。在威尔逊宣布世界在民主政府下处于和平状态的三十年后，北大西洋各民主国家首要之务是保卫西欧和欧亚大陆边缘。它们是在不到半个世纪内走到这一步的。1900年，全世界所有人都承认西方国家的首要地位，即便他们心怀不满。它们是在人类进步中受到承认的领导者，“问题在于何时，而不在于是否”被当作格言流传；欠发达的人们学习如何使用西方技术、举行自由选举、尊重《权利法案》，并根据其政治哲学行事。直到1917年为止，在世界上任何地方，即使在俄国，新的政府模式也是英国式、法国式或美国式的自由民主。
然而，到1920年底，事情已发生了重大变化。当时布赖斯勋爵（Lord Bryce）正在完成《现代民主政体》一书，尽管他仍是以战前的方式写的，即民主在扩展、民主国家数量在十五年内增长了一倍，但他已看到了警示迹象并且困惑不已。他在序言中写道，此书也许不能“真的对年轻一代有帮助”，但他无法“压抑经验上的悲观”。他不得不说：“尽管民主已经扩展开来，尽管尝试民主政治的国家无一表示要放弃，但我们没有权利像1789年的人们那样认为这是自然而然因而长期来看是不可避免的政府形式。自从冉冉升起的自由旭日迷惑了凡尔赛议会
的双眼以来，已经发生了很多事。民治政府还没有被证明无论在何地都能出现好政府。从前许多国家都因无法忍受明显的弊病，而以民治政体来代替君主政体或寡头政体；将来如果它们受不了新的弊病，难保哪一天会反其道而行之。这个顾虑虽说是未必的，但也不是绝对不会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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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后，墨索里尼向罗马进军了，意大利成为“反其道而行之”的第一个较大的民主国家。回望历史我们看到，布赖斯勋爵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快结束时所写的悲观主义经验之思，实际上是一个敏感而具有先见的观察者的直觉。因他太接近世局，反而没有看清，但他已经深深感觉到，民主的前路中正在发生一场根本的变化。
我现在相信，民主国家内部已在发生一场未被认识到的革命。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第三年，累积的战争损失已变得如此巨大，以致所有好战国家的制度性秩序都在重压下瓦解了。用费雷罗（Ferrero）富有启发性的说法，战争已变得过度夸张，战前的各个政府都无法再把如此没完没了的要求强加于人民的忍耐和忠诚之上了。在被打败的国家里，代价是发生了推翻现存秩序的革命。罗曼诺夫、霍亨索伦、哈布斯堡王朝和奥斯曼帝国都垮台了。在胜利的国家中，制度没有被推翻，统治者没有流亡、被监禁或处决，但宪政秩序在其内部发生了微妙而激烈的变化。
作为民主的一个尖锐批评者，亨利·梅因爵士（Sir Henry Maine）曾经在英格兰即将实行成年男子普选权的1884年写道：“没有比‘民主制从本质上不同于君主制’这一印象更大的错误了。”这是因为，“在一个政府履行其必要的和自然的责任时，对其表现是否成功的检验是完全相同的”。 [3] 这些自然和必要的责任事关对外保卫和推进国家至关重要的利益以及对内的秩序、安全和偿付能力。这些责任无可避免地要求人们作出困难的决定。它们是困难的，因为治国者必须征税、征兵、命令和查禁；他们必须针对自私倾向以及简便易行和受人欢迎之事主张公共利益。如果他们要履行好责任，他们必须经常在个人感情的浪涛中逆势奋游。
统治之难在二十世纪初少为人知。在半个多世纪中，当民主在历史性地迈进时，出现了一个政府很少必须作出困难决定的显著过渡时期。自滑铁卢之战后还未出现世界大战，在美国南北战争后只发生了几次短暂的局部性战争。这是一个扩张、发展和解放的时期，数个新大陆有待殖民，一个新的工业体系有待开发。人类似乎已跨越了历史的暴风雨。政府——它们正变得日益民主、自由和人道——被免除了对付战争与和平、安全和偿付能力、宪政秩序和革命等困难问题的必要性。它们只需关注改进，让一切更多更好。生活是安全的，自由得到保证，追求个人幸福之路是敞开的。
在这一长期和平中，自由主义者对如下观念已习以为常，即在一个自由和进步的社会中，弱势政府是一件好事。在几个世代中，西方是在政府无需通过作出困难决定来证明其力量的背景下繁荣起来的。无需被粗暴地唤醒就可以梦想在不同利益的对立中，所有人都能收获最佳结果。政府通常中立即可，多数时候它可以避免对好坏和对错作出明确的判断。公共利益可等同于在选举结果、销售报告、收支报表、通货发行数字和发展统计数字中所反映出来的情况。只要和平是理所应当的，公共善（public good）可被认为是内在于私人交易的集合。统治权力无需超越各种特定利益并通过凌驾其上而使之井然有序。
正如我们现在所知，所有这些只是天气极好的某个短时间内的白日梦。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梦醒了。然后我们知道进步时代（Age of Progress）并没有改变多样且冲突的人类境况，并没有缓解生存和支配的暴力之争。
事实上，暴力加剧并前所未有地扩大了。数十年和平时期的扩张和发展，如同格雷厄姆·华莱斯（Graham Wallas）在战争前夜指出的，已促成了“社会规模的普遍转变”。 [4] 这一规模转变产生了革命性的后果。从普法战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四十年，如约翰·内夫（John U. Nef）所说，“按照物质福利来说，是历史上最为成功的年月［……］在一代人多一点的时间内，世界的人口增长相当于从有人类以来到作为十七世纪科学第一人的牛顿为止的全部人口增长。根据科林·克拉克（Colin Clark）的大胆估计，从1870年到1914年，就业人口的人均实际收入提高了75%以上，而在较富裕的西欧和北美各国，工作时数大大下降”。 [5]
由于人口、生产和武器破坏性的增长，终结了进步时代的战争，内夫说：“毫无那曾为牛顿时代特色的有限战争之特性。现在欧洲能供给庞大的军队，当战争进行时，还能予以补偿和装备。屠杀所需的经费较以前多，然而这项费用与能够征收的费用比较（凭借信用贷款的应用以及支配方法的进步），与经费及信用贷款所能购置的军火数量比较，显得为数甚少。”所有这些意味着，当战争再次爆发时，正如尼克森（Nickerson）所说，发达的国家已经“能够做出非理性的巨大牺牲直到流血的胜利者晕倒在受害者的尸体之上”。 [6]
战争造成的紧张加剧了民众对虚弱政府可怖的压力。我想我们可以指向1917年，当时压力已变得如此之大，以致原先政府的制度架构都瓦解了。
紧张已经不可忍受。1917年是俄国发生两次革命的年份。这一年美国参战，随之而来的是威尔逊各项原则的宣布。对意大利来说，这一年发生了卡波雷托（Caporetto）战役。对奥匈帝国来说，这一年是弗兰西斯·约瑟夫（Francis Joseph）作为继承者结束统治的开始。对德国来说，这一年发生了“七月危机”，普鲁士君主制需要倾听议会及其通过谈判达成和平的要求。法国这一年发生了兵变，而对英国来说，这一年是遭受潜艇致命攻击的危险之年。在中东欧，被折磨和激怒的民众推翻了历史性的国家和旧政权的制度。在西欧和北美，突破采取了——如果我能如此言说的话——深入和普遍渗透的形式。虽然表面改变甚少，但在背后，行政部门经由代议制议会同意的旧体制——并非在所有领域的任何地方，但都在最紧要之处——在战争与和平的高阶政策制定中瓦解了。
现存的政府已耗尽了它们的执法权（imperium）——其约束的权威和命令的权力。通过传统的手段它们已无法继续进行夸张的战争（hyperbolic war），然而它们没有能力通过谈判达成和平，因此它们转而求诸人民。它们不得不要求更大的努力和牺牲。它们通过把战争的进行和战争的目标“民主化”来达到目的：借口追求全面胜利和允诺全面和平。
实质上，它们让渡了结束战争的战略政治条件的行政决定权，结果失去了战争的控制权。这一革命似乎是把权力让渡于代议制的议会，当这件事发生时，它被宣布为一种罪恶：许诺结束秘密外交和不民主地进行不得人心的战争。事实上，行政机关所放弃的权力经由无法行使这些权力的议会到了广大选民手里，但他们也无法行使，接着又到了政党领袖、压力集团代表和新的大众传媒巨头手里。
后果是灾难性和革命性的。民主国家变得无力为理性目标而战，无力缔造可以遵守或执行的和平。
也许，在进一步探讨之前，我应该说明我是一个自由民主主义者，无意剥夺与我一样的公民们的权利。我的希望是，在自由和民主一者摧毁另一者之前，两者都能得到保全。能不能做到这一点是我们时代的问题，全世界一半以上的地方对此是否定的或感到绝望的。有一点可以肯定，即要做到这点，我们在考察条件方面必须是不受限制的。而由于我们的条件与民主政府在战争与和平中所犯的严重错误明显有关，我们对拥有主权的人民，必须养成坦白评断的习惯，正如我们评断他们所选出的政治家一样。仅仅非难政治家，而谈到选民时却怀着畏怯心理，那是不恰当的。人民不该用神圣的方式保护起来，正如国王不该被视为神圣一样。像所有君主和统治者以及所有主权所有者一样，奉承和谄媚是对他们不忠；用奴隶式的虚伪告诉他们何谓真假、何谓对错可以由其选票决定，那是对他们的背叛。
如果我说的这些是对的，那么二十世纪在民众和政府的关系中已经发展出了一种权能上的错乱。人民已经获得了他们无法行使的权力，而他们选出的政府已经失去了它们如要治国就必须拥有的权力。那么人民权力的真正边界在哪里呢？答案不会是简单的。但作为大致的开始，且让我们说人民能够给予和收回他们同意被治的权力——他们同意政府要求的、建议的，以及在处理他们事务上所做的。他们可以选举政府，也可以撤换它。他们可以同意或不同意政府的表现，但他们不能执行政府的职务。他们不能自己来表现。他们不能如通常那样提出和建议必要的立法。群众无法统治。正如杰斐逊（Jefferson）所说，人民自己“没有资格行使行政部门之权，但他们有资格提名行使这种权力之人［……］他们没有资格立法，因而他们只选择立法者”。 [7]
什么地方群众的意见支配了政府，什么地方就会发生真正权能的可怕错乱。这种错乱使统治能力削弱，濒临瘫痪边缘。宪政秩序的这种破坏是西方社会急剧和灾难性衰落的原因。如果不能得到控制和扭转，它可能带来西方的衰亡。
这种损害性倾向以及我们社会之所以易受其影响，有一个漫长和复杂的历史。然而我越是对自己亲身经历的事件，对于西方民主国家的力量、影响力和自信心的衰落来得那么险峻和突然进行思考，就越觉得可惊和具有深长意义。我们在短时间内已掉落很深。底下的腐蚀不管时间有多长，当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时我们仍是一个伟大、强大和繁荣的共同体。我们已看到的不光是衰败——虽然很多旧结构在分解——而且是某种可称为“历史性灾难”的东西。
[1] Sir Ernest Barker, Traditions of Civility (1948)．此语出自英国诗人帕特莫尔（Coventry Patmore）。
[2] James Bryce, Modern Democracies (1921), Vol. I, p. 42.
[3] Sir Henry Maine, Popular Government (1886), pp. 60-61.
[4] Graham Wallas, The Great Society , Chapter I.
[5] John U. Nef, War and Human Progress , Chapter 18.
[6] “在1914—1916年的军事屠杀中，法国丧失了90万人以上，英国是这一数字的一半，德国超过了80万人［……］俄国动员了1 200万人。据估计至少有400万人死亡，另有250万人成为战俘或失踪，还有100万人受重伤。”Hoffman Nickerson, The Armed Horde (1940), pp. 292-294.
[7] Works (Ford ed. V, pp. 103-104. 1892-1898) cited in Yves R. Simon, Philosophy of Democratic Government (1951), p. 1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