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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可分为四个时代，曰：神话时代、传说时代、半信史时代、信史时代。
每个民族都有关于开天辟地的神话，中国人的神话是：一位没有人知道从哪里来的盘古先生，忽然大怒，巨斧一劈，宇宙被拦腰劈开，轻清上升者为天，重浊下降者为地，而他阁下，就是中国人的祖先。
神话时代当然云天雾地，信口开河。盘古先生翘了辫子之后，“三皇”出焉。“皇”就是神，神就是“皇”。有天皇，有地皇，有人皇，他们的寿命教人张口结舌。盖不活则已，一活就以一万年为单位。不过史书上的话好像嘴里塞满了干屎橛，有点口齿不清，并没有肯定地说他们“活”一万年，而只含糊地说“有天下”一万年。“有天下”可以解释为他们自身当头目，一当就是一万年，也可以解释为他这个部落组成的中央政府，控制全国一万年。反正他们既然是神，当然花样百出，怎么解释都行。“三皇”了账，“五氏”顺序登场，曰：有巢氏、燧人氏、伏羲氏、女娲氏、神农氏。“氏”的意义已不再是神，而是部落，五位先生的神性随着时间而递减。可是，递减虽然递减，却未完全泯灭，所以仍属半仙之体——像神农氏，他阁下遍尝百草，竟然没有中毒。
神话时代过去后，接着是传说时代，历史从天上返回人间，神性已衰退殆尽，人性栩栩如生。中国的传说时代，就是黄帝王朝（ 黄帝王朝这个名称，可是我阁下给他起的，只是为了总括方便，并非别有居心，请勿扣帽 ）。拥有七个头目：姬轩辕（ 黄帝 ）、姬己挚、姬颛顼、姬、姬挚、伊放勋（ 尧 ）、姚重华（ 舜 ），至少其中三位的名字响叮当和叮当响，受过小学堂教育的中国人，或对中国文化稍为有点深入接触的洋大人，提起该三位的尊姓大名——姬轩辕、伊放勋和姚重华，无不如雷贯耳。而就在这个传说时代——自公元前二十七世纪到公元前二十三世纪——五百年间，他们不再称“皇”称“氏”，而改称“帝”。“帝”是纯人性的，不要说不能开天辟地，连寿命也纳入正轨，以黄帝姬轩辕先生之尊，也不过活了一百零一岁。
七位头目相互间的关系，十分散漫，这不能怪史书糊涂，他们既然是传说时代的产物，当然无法如数家珍，有个大致的轮廓，已经难能可贵矣。从《史记》上可看出来，用那么一星点资料，来填补五百年漫长时光，也只有司马迁先生这位中国史学之父，有此功力。
盘古先生明明是中国人的祖先，史书俱在，白纸印黑字。可是中国同胞似乎不买他阁下的账，反而一口咬定祖先是黄帝姬轩辕先生，拍胸脯曰：“俺可是黄帝子孙。”把盘古先生一脚踢到阴山背后。盘古先生既没有为当时新开的世界带来灾难，也没有做过使后世脸上蒙羞的糗事，却落得如此下场，教人百思不得其解。
——中国人除了一口咬定黄帝姬轩辕先生是祖先外，有时候还来个三级跳，一口咬定被称为“炎帝”的神农氏先生，也是祖先。问题是，姬轩辕先生和神农氏先生之间，根本没有血缘关系，不但没有血缘关系，而且两大部落，还一直缠斗不休，直到公元前二十七世纪末叶，神农氏先生的八世孙榆罔先生，才罩不住，被姬轩辕先生强大的有熊兵团，打得落花流水。最后在阪泉（ 山西运城 ）作最后决斗，三战三败，彻底瓦解。榆罔先生的下落，史书没有交代，可能逃之夭夭，再不敢露面，也可能一块石头砸下去，脑浆迸裂。那时候似乎仍在石器时代，大刀长枪还没有出笼。
——中国同胞把这两位风马牛不相及的头目，硬认为祖先，自称为“炎黄子孙”。呜呼，自称为“黄帝子孙”，还可原谅，自称为“炎黄子孙”，就有点邪门，使人有一种“老爹何其多”之感。其中道理如何，有考据癖的朋友，应该考据考据，查查汉民族的根，究在何处。
——考据这玩意儿，在中国历史上占重要地位。自从十七世纪清王朝屡次大兴文字狱，杀人如麻，血流成河之后，文化人心胆俱裂。写吧，随时有被干掉的危险；不写吧，文人除了写之外，还能干啥？不但心痒，手也很痒。千挑万选，终于发现钻到故纸堆里最为安全。三百年来，东抄抄、西抄抄，左引证、右引证，遂自夸为史学的主流。于是，只要抄得多，引得广，就能把人唬得心服口服，认为这才是天下第一等学问。
——我们并不是看不起考据，但专门搞考据的却只能算二流货色，只会在资料里翻筋斗打滚。没有一个历史学家不懂考据，盖考据就是判断史料真伪。可是仅只搞考据，却并不是史学。犹如仅只会挖散兵坑，不见得会指挥大军作战一样。
好啦，拉得太远，快拉到外太空啦。拨转马头，回到本题。中国同胞所以拒绝盘古先生当老祖宗，可能因为盘古先生在民间传说中出现得较晚之故。大概三世纪前后，他阁下才冒出来。而此时，黄帝姬轩辕先生，在历史上留名已久矣。盘古先生以后起之秀，要爬到前人头上，虽然用尽了吃奶力气，仍不能占绝对优势。
传说时代过去后，到了公元前二十二世纪，中国进入半信史时代。
半信史时代，并非是所有的史迹，绝对地一半可信，一半不可信，而只是说有些史迹确实可信。这个时代约有一千四百年，包括夏王朝、商王朝，以及周王朝初期，也就是史书上所称的“三代”——三个古色古香的王朝。在这三个古色古香的王朝之中，夏、商两个王朝，继承黄帝王朝的称呼，头目仍叫“帝”，不过另外创造了一些花草，那就是头目死后，再给他一个特别的称呼，也就是“庙号”。盖死鬼头目一旦埋葬在荒郊野外，那时候既没有汽车火车，甚至连个脚踏车摩托车也没有，全靠两条腿走路，实在地角天涯。为了投机取巧，聪明的圣人发明了庙祭之举，就在城市之中，给死鬼头目盖上一座大庙——大庙不叫大庙，而叫太庙，以示与普通大庙不同——里面摆上死鬼头目的木刻牌位，过年过节或其他祭祀的大日子，就不必忽冬忽冬跑到野外，只两步路就到了该庙，生死两利，皆大欢喜。可是，死鬼头目越来越多，太庙像春雨后的狗尿苔一样，林林总总。如果不加以特别标帜，就分不清谁是张三，谁是李四，谁是王二麻子矣。于是乎，到了公元前十三世纪的商王朝，“庙号”出笼，该王朝第二十三任帝武丁先生挺尸之后，就在他的太庙门框上，挂起“高宗”招牌。这是一个创举，然而，不久就像麻风病一样，猛烈地传染起来，成为中国帝王政治下，死鬼头目们的特征之一。拜读中国所有史书，除了我老人家柏杨先生的《中国人史纲》外，无不被这种无聊的“庙号”，累得鼻涕横流，而这都是半信史时代种下的祸根。
另一项变异，发生在公元前十二世纪末期，那时候周王朝兴起，头目不再称“帝”，改称为“王”。周王朝的“王”，官文书正式用语是“天王”，也就是“国王”。天王国王，英文里的King也。本书《帝王之死》中的“王”，就是指这一类的“王”。
信史时代起自公元前八世纪七十年代，公元前722年，中国历史开始有正式的文字记载，从那一年起，直到今天，发生的大事，或被认为是大事的小事，一桩桩，一件件，都写在竹简上或白纸上。所谓“信史”，并不保证字字都可信。政治挂帅传统下，谎话多如驴毛。我们只是说，从那一年起，中国历史，已有文字记载。
信史时代最早的一项改变，发生在公元前三世纪七十年代，公元前221年，秦王国国王嬴政先生，统一中国，忽然发现“皇”“氏”“王”“帝”等单音单字，不足以显示他阁下的盖世武功，就重新设计，另行开张，自称“皇帝”。这是“皇”“帝”二字第一次结合，也是从此之后再不分离的结合。“王”的关系位置，也跟着有新的诠释。
第一，当中国分裂，独立政权纷纷崛起之际，谁也不服谁，谁也管不了谁，互相间打得天昏地暗。独立政权的头目，各以势力的强弱大小，来决定自己的头衔。兵强将广的，仍以“帝国”的“皇帝”自居；瞧瞧自己的摊子没啥了不起的，只好委曲求全，自甘堕落地当“王国”的“国王”，以示距皇帝宝座，还差一截。像大分裂时代，“晋帝国”焉，“北魏帝国”焉，头目都称皇帝，乃属自命不凡之辈；“西秦王国”焉，“北凉王国”焉，则局促一隅，头目自顾形惭，姑且称“王”自娱。不过，虽然局促一隅，自顾形惭，他们可是自己当家做主，不听别人吆喝，所以仍然是King。
第二，当中国统一，只有一个中央政府时，头目都继承嬴政先生的一套，一律“皇帝”无误，没有一个例外。此时的“王”，便非昔时的“王”。有“国王”焉，封建采邑的头目也。有“亲王”焉，皇家血统，皇帝的伯叔子侄也。有“封王”焉，与皇家血统无关，跟皇帝也不同姓，靠着对国家的贡献，或靠着对皇帝的马屁功，博得高位的人物也。这三种“王”，可不是King，只不过一个爵位罢了。在本书中，没他们的份儿。
从黄帝姬轩辕先生起，到最末一个帝王爱新觉罗·溥仪先生——这个可怜的家伙止，也就是从公元前2698年，到公元1945年止，共四千六百四十三年间，中国共出现了八十三个像样的或不像样的、长命的或短命的王朝，也共有五百五十九个像样的或不像样的、长命的或短命的帝王，包括三百九十七个“帝”“皇帝”，和一百六十二个“国王”King。这个数字是柏杨先生努力坐牢时，专心统计出来的。不过我并不坚持，如果有算术考过第一名的朋友，能够重新算上一算，那才是定论。在这五百五十九个称帝称王的头目之中，粗略地估计，约有三分之一左右，死于非命。不是因疾病的缘故，在床上断了尊气；而是被绞死，被饿死，肚子上被戳个洞，等等手法，霎时毙命。很少头目在惨死时候，仍能保持他们活着时的威仪。大多数都如猪如狗，丑态毕露。我们就针对这三分之一左右的帝王，一一研究，寻觅他们死于非命的来龙去脉，探讨所以死于非命的的前因后果，看看其中真相。呜呼，每一桩凶杀案都是一幕悲剧，而把帝王干掉的凶杀，除了是一幕悲剧，还是一首悲歌。它包含了太多的音符，人性的和兽性的，人权的和官权的，智慧的和愚昧的，供人沉思。
现在，我们从被称为“尧帝”的伊放勋先生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