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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辨治心法： “六经为法，方证为宗，胃气为体，津血为用，法重主机，方机相应。”
《伤寒论》三阴三阳各篇的篇首均题为“辨某某病脉证并治”，这个“病脉证”，就是一个辨证施治的整体系列，这个系列的核心就是辨治法度。
所谓“法度”就是规范、规矩，正如《管子·中匡》所云：“今言仁义，则必以三王为法度，不识其何故也？”清代学者、书法家钱泳在《履园丛话·碑帖·唐砖塔铭》中也说：“古人用笔，一挑一趯，皆有法度可寻也。”由此可见，自古修身、治国、治学、治人都当有法度。
我认为，传承和应用仲景经方学术，一定要尽可能契合《伤寒论》三阴三阳六病（证）辨治法度，尽可能接近张仲景“病脉证并治”的系统思维。三阴三阳六病，这个“六病”实际上就是阴阳六大类病证系列的集合，当涵盖三阴三阳病、脉、证、病机、证机传变与转化、方证、药症辨治法度七大层次，这整个七大层次都为三阴三阳六病系列所涵盖。但这不仅仅是“六病”，应当理解为“六法”，“六法”涵盖这七大层次。
通常我们所说的“六经”一语，源自《内经》经络理论，自从宋代医家朱肱在《南阳活人书》中以经络立论，首创《伤寒论》传足不传手之说，以足“六经”来解《伤寒论》六经方证发生与演变的机理后，后世沿袭至今。这虽对羽翼《伤寒论》的解读有一定的贡献，但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对《伤寒论》经方学术的准确理解与应用。
为什么将“六经”称之为“六法”呢？刚才已经说了，“六法”能涵盖三阴三阳六“病”系列的病、脉、证、病机、证机传变与转化、方证、药症辨治法度七大层次，是一整套辨治法度系统。六经之“经”非经络之“经”，“经”在古代是指编织的竖线。《说文解字·纟部》说：“经，织从（纵）丝也。从‘纟’，‘巠’声。”由于经线是编织的枢纽、关键，“经”就引申为常行的义理、准则。《吕氏春秋·察传》云：“辞多类非而是，多类是而非。是非之经，不可不分。”高诱注：“经，理也。”《易经·上经》陆德明释文：“经者，法也。”
《伤寒论》条文虽简约但蕴含病机于内，方证虽直观但法度森严，方药虽简略但配伍严谨，可以说六经就是三阴三阳六大辨治的法度（准则）。所以，仅将六经理解为“六病”，是不足以概括仲景辨治深义的，“六经”不仅指六病，更重要的是涵盖“病脉证并治”的辨治法度。这个“治”，必然有各层次的病机指导，将六经称之为“六法”，这个“六法”就能涵盖“病脉证病机”的整体辨治法度体系，是符合仲圣思维的，屡经临证检验，也是卓有成效的。
《伤寒论》第97条说：“血弱气尽，腠理开，邪气因入，与正气相搏，结于胁下，正邪分争，往来寒热，休作有时，默默不欲饮食，脏腑相连，其痛必下，邪高痛下，故使呕也，小柴胡汤主之。服柴胡汤已，渴者属阳明，以法治之。”
这一条就是说用少阳法，柴胡证服了小柴胡汤后，如果出现了“渴”，说明少阳病邪又传入阳明了，就要以阳明法来辨治了。这个“以法治之”的“法”，就是法度，不仅在第97条出现，应当是《伤寒论》全书的一个整体辨治法度。
但因三阴三阳六病多以“六经”来称谓，自古已经约定俗成。所以，我在书中或平时还多是以“六经辨证”来称谓，但作为临证辨治指导的“六经”，在我的思维程序和辨治构架上就是“六法”。
“宗”乃宗旨、主旨之意。辨证察机遣方治病，证候病机是靶点，最终遣方用药就是要对准这个病机靶点，这就是治病的宗旨和最终目的。
胡希恕先生倡导方证辨证，他认为“方证是六经八纲辨证的继续，亦即辨证的尖端。中医治病有无疗效，其主要关键就在于方证是否辨的正确……辨六经，析八纲，再辨方证，以至施行适方的治疗……”（冯世纶教授《中医临床家胡希恕·辨证施治概要》）
刘渡舟先生也谈到：“‘证’的精微之处，古人称为‘机’……临床辨证，应先“抓主证”。证，是决定全局而占主导地位的，所以主证是纲，纲举而目张……主证是辨证的核心，只有抓定主证，才能突出辨证的重点……认识疾病在于‘证’”，治疗疾病在于‘方’，方与证乃是伤寒学的关键。”（刘渡舟《方证相对论》，北京中医药，1996，19（1）：3-5.）
这些伤寒大家尽管学术体系不同，但重视方证的理念则是一致的。因为不论如何辨析病证，审察病机，辨证施治的最终着眼点是落实到方药的适应证（机）上来，最后都要选出能够针对证机的、最适合的方药来治病，自古至今，概莫能外。
“体”的内涵是最根本的、内在的、本质的意义，“用”是“体”的外在表现、表象。
胃气是人后天之本，是化气生津、生化营血的中枢，治病切记不可伤及胃气津血。津血包括营卫气血，是《伤寒杂病论》贯穿全书的重要理念。我在临证中深切体会到经方医学辨治重视胃气、津血的重要性，清代医家陈修园深谙《伤寒杂病论》之书的真机就是胃气和津液。他在《医学三字经·伤寒瘟疫第二十二》中说：“存津液，是真诠。”又在《医学三字经·虚痨第三》中说：“建中汤，金匮轨。”并注曰：“俾饮食增而津液旺，以至充血生精，而复其真阴之不足。”
“保胃气”“存津液”是《伤寒论》全书的精髓，是经方医学辨治的最重要环节，也是应用经方的高层次境界。不少医家也多有认为“保胃气”“存津液”重要，但多是泛泛而谈，没有解释辨证施治如何来保胃气、存津液。
因为我临证遣方用药处处注重顾护胃气、津液，所以在这个方面有一定的体会，有一定的理论依据和认知深度，现在谈谈我的认识。
“胃气”就是胃受纳运化水谷精微的功能，为后天之本。关于保胃气，《伤寒论》多有阐述。
如“胃气弱”，《伤寒论》第280条说：“太阴为病脉弱，其人续自便利，设当行大黄芍药者，宜减之，以其人胃气弱，易动故也。”这就明确说明了胃气虚弱不可误用下药。
如“胃气强”，《伤寒论》第247条说：“趺阳脉浮而涩，浮则胃气强，涩则小便数，浮涩相搏，大便则硬，其脾为约，麻子仁丸主之。”这个胃气强不是胃气充盛的正常状态，而是阳明热邪亢盛而伤及胃津。
如“胃中虚”，《伤寒论》第158条说：“伤寒中风，医反下之，其人下利，日数十行，谷不化，腹中雷鸣，心下痞硬而满，干呕，心烦不得安。医见心下痞，谓病不尽，复下之，其痞益甚，此非结热，但以胃中虚，客气上逆，故使硬也。甘草泻心汤主之。”此“胃中虚”，为误下而致胃中津气虚而不制下焦，水饮逆乱。
如“胃气不和”，《伤寒论》第29条说：“伤寒脉浮，自汗出，小便数，心烦，微恶寒，脚挛急，反与桂枝欲攻其表，此误也。得之便厥，咽中干，烦燥，吐逆者，作甘草干姜汤与之，以复其阳；若厥愈足温者，更作芍药甘草汤与之，其脚即伸。若胃气不和，谵语者，少与调胃承气汤；若重发汗，复加烧针者，四逆汤主之。”这里的“胃气不和”，是因为伤寒误汗而胃津伤有热，胃中又有停水，误用桂枝汤后更伤津液而手足逆冷，所以用甘草干姜汤恢复胃气、生养津液。厥愈足温后，又出现“谵语”（大便干）时，是因为胃津尚未完全恢复，病证由阴转阳，致使胃气不和而有轻微里结了，不能再过攻下，只能以证机转化而用调胃承气汤少少服之，以调和胃气。
如“胃中不和”，《伤寒论》第157条说：“伤寒汗出，解之后，胃中不和，心下痞硬，干噫，食臭，胁下有水气，腹中雷鸣，下利者，生姜泻心汤主之。”这里的“胃中不和”，就是伤寒误汗后，水热互结于胃中成痞，中焦气机升降失常，气夹水饮上逆、下趋。
如“胃中干”，《伤寒论》第71条说：“太阳病，发汗后，大汗出，胃中干，烦躁不得眠，欲得饮水者，少少与饮之，令胃气和则愈。若脉浮，小便不利，微热消渴者，五苓散主之。”此条里的“胃中干”为太阳病汗出太过后致津液受损而造成胃中干燥（胃津伤），胃气不和，气结水停于中焦，气化不利而致小便不利、微热而消渴，甚或水逆。
综上所述，经方医学“胃气”的病机概念有多种：胃气虚（受纳腐熟运化水谷功能减弱，寒热皆可致），胃虚寒（温煦腐熟功能减弱，偏于寒），胃津虚（濡润运化功能减弱，偏于热），胃中干、胃气强（热邪亢盛损伤胃津，偏于热），胃气不和、胃中不和（寒热互结，阴阳气机升降失和）。胃气虚为病机的根本，胃虚寒、胃津虚、胃气强、胃中干、胃气不和、胃中不和最终都会伤及胃气。胃气立极于中焦，是人身气机升降的枢纽，气血津精生化的本源，胃气一伤，不仅不能气化生津血，而且中焦枢纽失于制约，下焦水饮会逆乱上犯。
“胃气”内涵不一，但不论如何理解，其内涵都存在着一定的联系，都是以胃的消化吸收功能为基础的。
经方医学理论中的胃气就是全身的中枢，其内涵的要点是后天之本，谷气，胃气（津）。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胃气为人身后天之本，胃气功能主运化水谷之气，关系到饮食消化，人体正气的强弱，营卫气血的生成运行输布，基础就是水谷之气。胃气与津液同源，胃气如果健运充沛，津液就化生有源，也就是说，吸收的水液可以顺利化生为津液，这种津液就是化生营血的重要基础物质，通过三焦通路，畅达三焦上下表里内外，可润养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经络血脉。
胃气是能源，是根本，胃气的功能一靠真阳温运，二靠津液润养，不能过寒，亦不可过热。
一部《伤寒》大论，可以说是处处顾护胃气，处处告诫我们不能误下、误吐、及误汗而伤及胃气（津），《伤寒杂病论》经方中有不少使用炙甘草、大枣、姜（生姜或干姜）、人参、白术、黄芪、麦冬等补中、温中、养胃、健运、养津的药物，其目的就是保、养、建立、调理胃气。
张仲景确立了一个“建中”“理中”的理念，这就是辨治病证的重要法度。建中就是建立中焦胃气，理中就是治理补养中焦胃气，使胃气不至虚衰，中焦胃气不能寒，也不能过热，胃气充沛健运则人体气血生化有源，阴平阳秘，精神乃治；胃气虚损或衰败，则人体阴阳失衡，百病丛生。
《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中的经方绝大多数都药物简练，一般不超过10味药。除配伍严谨，方药靶点作用准确以外，其最重要的一个配伍精义，就是防止药味过多、过杂、过乱而伤及人体胃气。自古有“是药三分毒”之说，中药是以偏性（毒）来纠正人体病证阴阳之偏的，药物进入体内的第一道门户就是中焦胃中，而胃气立极于中焦，如果用药不慎，最易伤及胃气，影响人体自我修复机能的恢复。
人体内70% 都是水，我们中医治病，实际上就是调水、治水。人体的水包括水饮和津液。通俗地讲，水饮是一种病理产物，是没能被气化为津液能量的冷水。津液是温煦濡养人体、有能量的温水。调治病证的目的就是化水饮为津液能量，帮助人体自我修复。
“存津液”是整部《伤寒论》的辨治真机，也是经方辨治的重要法度。胡希恕先生提出津液为“阳气”，这是深刻理解《伤寒论》内涵的一个独特的理念，将《伤寒论》中许多难以理解的问题解决了。胡希恕先生说：“‘太阳病，脉浮紧，无汗，发热，身疼痛，八九日不解，表证仍在，此当发其汗。服药已微除，其人发烦，目瞑，剧者必衄，衄乃解。所以然者，阳气重故也，麻黄汤主之。’这个阳气呀，古人这个阳气，不一定就指的有热，后世不就都搁上热了，不对的。他是认为这个气分和血分分成阴阳的，凡是气分，体液也是属于气分的，古人说这个气就是指的津液……阳气就指的精气，精气指的什么呢？就是血液、津液，脉外的津液、脉内的血液都叫作精气，就是养人的精气啊。（《胡希恕讲伤寒论》）”
《伤寒论》可以说是一部胃气、津液大论，全书主旨就是论津液的生化、升达与输布，《伤寒论》的条文中，很多都体现了顾护津液的重要性。遣方用药处处告诫我们不能误汗、误吐、误下而伤及胃气津血，处处提示我们时时要顾护胃气津血。阳气为人体少火，有热量，气为运行着的津液。气在少火的作用下可入血化生营血，气即津血，阳气就是阳（少火）之热力存在依托于津液营血之中的热水能量，循行温煦濡养周身。阳气（卫气营血）的阴阳和合的常态与虚实疏滞、转化敷布的病态就形成了三阴三阳的生理和病理状态。
《伤寒论》第97条云：“血弱气尽腠理开，邪气因入……”这是说津血不足，腠理不固，邪入少阳。
《伤寒论》第230条云：“阳明病，胁下硬满，不大便而呕，舌上白胎者，可与小柴胡汤，上焦得通，津液得下，胃气因和，身濈然汗出而解。”这是说少阳阳明尚未阳明实热结实，可与小柴胡汤和解表里，通利三焦，疏津滋胃。
《伤寒论》第29条云：“伤寒脉浮，自汗出，小便数，心烦，微恶寒，脚挛急，反与桂枝欲攻其表，此误也。得之便厥，咽中干，烦躁吐逆者，作甘草干姜汤与之，以复其阳……”这是说表里津亏、里虚导致津液过多流失，津液流失更致里虚，病在里而证候反应于表。在表的水饮与风邪相搏，看似中风表证，但非中风表证，不可用桂枝汤攻表，攻表则更伤津，所以用甘草干姜汤温中固里补津。
由这些论述可知，存津液在经方辨治法度中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环，我们辨治外感内伤的任何病证，在遣方用药时，心中都要有保胃气、存津液的理念。
综上所述，我们辨证（病）察机时要力求精准，开方用药时要谨遵仲景法度，配伍严谨，药忌繁杂。切不可滥开大方，动辄几十味药，诸药杂陈，章法不明，伤脾败胃，以热益热，以寒增寒，使虚虚，使实实，以偏致偏，影响疗效。
因为中药是以药毒（药物的偏性）治病，是药三分毒，胃气首当其冲，所以遣方用药一定要处处要顾护胃气。
津液就是阴阳相抱的阳气，这个阳气在外抗御外邪，是为卫气津液，因为卫气存在于津液中，津液又可入血化为营血以濡养五脏六腑、四肢百骸；在里濡养激发脏腑功能为胃气，胃气是生化营卫气血的枢纽。
所以说，在经方医学里，胃气和卫气津血是密不可分、阴阳和合、互生互用的。胃气为卫气（津）营血化生的本源（体），卫气（津）营血是胃气的具体功用（用），胃气在外抗邪化生卫气津液之用，在里温煦濡养维持五脏六腑功能化生营血之本。也就是说，胃气是营卫气血化生的本源。
经方具有实践性、科学性、时效性和可重复性，潜力巨大。《伤寒论》之学不仅在于审证察机用方的法度，而且在于其经典名方的药简效宏。
“方机”一词见于日本汉方医家吉益东洞的《方机》一书，其非常重视仲景之方，曾在《类聚方·自序》中对仲景方独具卓识：“张氏之为方也，虽复稍后扁鹊，而其药剂之富，法术之存，盖莫古焉。而医之学也，方焉耳，吾亦何求？疾医之法，其可以复焉。”实际上，吉益东洞所谓的“方机”是用方的基本证候要点，也是具体的方证罗列，以指导治疗。
如《方机》中论述“小柴胡汤”条：“小柴胡汤：柴胡半斤（八分），黄芩、人参、甘草、生姜各三两，大枣十二枚（各三分），半夏半升（六分）。右七味，以水一斗二升，煮取六升，去滓，再煎取三升，温服一升，日三服。以水二合四勺煮，取一合二勺，去滓，再煎取六勺。往来寒热，胸胁苦满，默默不欲饮食，心烦喜呕者。胸满胁痛者。身热恶风，颈项强，胁下满，或渴或微呕者。胸下逆满，郁郁不欲饮食，或呕者。发潮热，胸胁满而呕者。寒热发作有时，胸胁苦满，有经水之变者。产妇四肢苦烦热，头痛胸胁满者。产妇郁冒，寒热往来，呕而不能食，大便坚或盗汗出者。发热，大便溏，小便自可，胸满者。发黄色，腹痛而呕，或胸胁满而渴者。胸下硬满，不大便而呕者。”
由此条可见，所治之证条理分明，井井有序，涵盖甚广，确有裨于应用。但如此罗列证候，没有用方的病机贯穿以提纲挈领，仍然是囿于对证施方之窠臼。
所以我认为，“方机”应当是针对脉证病机施方的机要，所有证候应统领于方机之中，方能用方精准和拓展用方思路。
六经（法）辨治，最关键的环节在于辨病机，辨病机的层次而用方是《伤寒论》经方法度的关键所在。《伤寒》经方医学的病机就是三阴三阳六病脉证发生、发展和传变的机理和基本规律，是施方的靶点，也就是六病脉证发生、发展和传变的最终关键节点，或症（证）结所在之处。经方所谓的“通闭解结”，就是根据主要病机而选最合适的方药来“通闭解结”，以恢复人体阴阳某个阶段或层面的平衡，“反之于平”，就达到了治疗的目的。所以“方机”所指，不仅仅是简单的方证相应，或方证病机相应，更重要的是方证与主要证候的核心病机相对应。
《伤寒论》条文虽然没有提及病机的概念，但方证条文里处处都隐含着病机，如《伤寒论》第97条“血弱气尽，腠理开”，即为血少津亏，卫表不固，必有表，复有里的病机。
《伤寒论》第280条：“太阴为病，脉弱，其人续自便利，设当行大黄芍药者，宜减之，以其人胃气弱，易动故也。”即为太阴病胃气虚弱的脉证病机。
《金匮要略·辨血痹虚劳病》云：“虚劳里急诸不足。”即为津虚血燥而血痹的病机。
胡希恕先生曾说过：“中医的辨证施治是于患病机体一般的规律反应的基础上，而适应整体、讲求疾病的通治方法。中医以一方常治多种病，而一种病常须多方治疗。”这个适应整体通治疾病，一方治多病或一病用多方的辨治理念，就要立足于明辨病机上。
我临证在六病（法）辨证时特别注重脉证、方证病机的层次，并依据证候的主要矛盾进一步辨识核心病机，力求建立高层次的经方辨治方法，精准地针对脉证病机靶点用方，这样能切实地做到辨证察机而用方精准。实践证明，辨六经（法）脉证病机而用方，不论外感、内伤杂病还是慢性沉疴痼疾，都能做到用方简明精准，提升疗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