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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2018年3月31日，在珠海市举办的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古代经典名方临床研究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暨首届国际古代经典名方高峰论坛开幕式上，广东省中医药局的一位领导讲话时，将《伤寒杂病论·张仲景原序》（以下简称《原序》）熟背如流。可见这位中医界的领导在中医经典上所下的功夫之深，令我由衷地敬佩。他在大会上背《原序》是有一番良苦用心的，意在激励中医师们要重视经典，下功夫熟读中医经典，传承好医圣仲景《伤寒论》经方学术，应用好古代经典名方，为民造福。
《原序》赞叹扁鹊诊疗道术之精湛，感喟时人（医）逐名弃本之积弊。从宗族横遭病灾的不幸中，张仲景立志发愤勤求古训，博采众方而著活人之书。他激励后学精究方术，见病知源，疗疾救厄，保身养生。全篇文以载道，微言大义，意蕴深远，苦心可鉴，实乃警世（医）之千古名篇。
尽管有学者认为《原序》并非完全由张仲景所作，后半部分为王叔和所撰；也有学者认为《原序》是伪作云云，但我个人认为，从《原序》立意和《伤寒杂病论》全书论辨的内涵析解，这篇《原序》应该是张仲景本人所写，并非后世篡改或伪作。理由如下：
一是“序”的形式在西汉时已经出现，如西汉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东汉班固《汉书叙》等。张仲景著述这么一部重要的医书，肯定是会阐明全书的宗旨和纲领的，所以，写这篇序言是必然的。《原序》披心腹，见情愫，其哲思精当而又蕴义深远的语言，完全符合《伤寒论》大论要义。
二是《伤寒杂病论》条文以三阴三阳病脉证并治来论辨，涉及方证、针灸、穴位等内、外辨治法，虽“察证候而罕言病理，出方剂而不言药性”（岳美中《岳美中医话集》），但条文中蕴含古经典道术的理法精华，如三阴三阳构架参《阴阳大论》等经典；辨治脉法参《平脉辨证》；药性配伍参《胎胪药录》；针、穴参《素问》《九卷》（《灵枢》亦称《九卷》）……条文用证象直观描述的方法，蕴含古经典理法的精义，通过脉证并治的程序，达到方证、药症与病机相应而施治的目的。
清代医家王孟英曾在《潜斋医话》中言：“古之医师，必通三世之书：一曰《神农》本草；二曰《灵枢针经》；三曰《素女脉诀》。脉诀可以察证，针灸可以去疾，本草可以辨药，非是三者不可言医。”由此可知，张仲景在《原序》中说“乃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胪药录》并《平脉辨证》，为《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卷”，可谓是精通三世之书，术超三世之医。
我有个习惯，每周都要将《原序》认认真真地重读一遍，边读边思考，为的是鞭策自己不断地读、悟《伤寒论》，不断地思考经方，不断地总结经验教训，将经方更加精准地应用于临床，而每读一遍《原序》，便有一种新的感悟。
《原序》首先是阐释《伤寒杂病论》的学术渊源。
《原序》说：“余每览越人入虢之诊，望齐侯之色，未尝不慨然叹其才秀也……”由此可见，扁鹊是仲圣非常佩服的古代名医，而扁鹊最经典的理念就是“使圣人预知微，能使良医得早从事，则疾可已，身可活也”（《史记·扁鹊仓公列传》）。扁鹊最拿手的本事就是将病邪控制在表，不可任其入里，一旦入里，治疗将很棘手。
《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中有一这样段描述：扁鹊过齐，齐桓侯客之。入朝见，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将深。”桓侯曰：“寡人无疾。”扁鹊出……后五日，扁鹊复见，曰：“君有疾在血脉，不治恐深。”桓侯曰：“寡人无疾。”扁鹊出，桓侯不悦。后五日，扁鹊复见，曰：“君有疾在肠胃间，不治将深。”桓侯不应。扁鹊出，桓侯不悦。后五日，扁鹊复见，望见桓侯而退走。桓侯使人问其故。扁鹊曰：“疾之居腠理也，汤熨之所及也；在血脉，针石之所及也；其在肠胃，酒醪之所及也；其在骨髓，虽司命无奈之何。今在骨髓，臣是以无请也。”
这就是扁鹊分层治病的重要理念。而关键在于见微知著，疾病在腠理（表）时就要抓紧控制，以防传变。
扁鹊的这些治表、防止病邪深入的理念被张仲景发挥得淋漓尽致。整部《伤寒论》共有398个条文，仅太阳病篇就有178条，占整部书一半以上。这些条文基本上是论述如何治表，如何辨治因误汗、误吐、误下等误治造成的变证坏病，反复告诫我们避免误治而引邪入里，教我们如何“观其脉证，随证治之”，以达到“阴阳自和者，必自愈”“上焦得通，津液得下，胃气因和，身濈然而汗出而解”等里邪出表之目的。所以辨识表证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需要我们下功夫在临证中学习和总结。
《伤寒论》中论述误治而使表邪入里，或致坏病的条文有77条，其中太阳病篇就有66条之多。由此可见医圣用心良苦。他是反反复复地告诫我们千万不能给人误治了，医术不精，医理不明，误治害人害己。为什么我们要扎扎实实读经典呢？就是要当一个明白医，防止给人家误治。
对于外感病证我们不要小视，更不要误治，可现在临床上对外感误治者可以说非常多见。为什么现在无论年老人、年轻人甚至是小儿，患了感冒，或经久不愈，或麻黄细辛附子汤证多见，原因就是不少人经常初患感冒就被误治，滥用抗生素，滥用寒凉药，滥用肾上腺皮质激素退热等，久而久之，使人体正气亏虚，表邪入里，阳证治成阴证，表证治成里证，治成坏病。
作为一名中医师，如何明辨表证，如何使病证在表时就及时予以截断，防止表证传里，是需要下一番功夫的。
仲景感伤于因病邪凶猛、生命夭亡而莫能救助，“乃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胪药录》并《平脉辨证》”。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张仲景的三阴三阳六“病”，也就是现在我们所谓的“六经”，是参考了《素问》的提法，并非与《内经》毫无关联。因为当时《内经》已是医者必备之书，张仲景作为一代名医，不会不看的。如《素问·热论》说：“夫热病者，皆伤寒之类也。”“人之伤于寒也，则为病热。”“伤寒一日，巨阳受之，故头项痛，腰脊强。二日阳明受之，阳明主肉，其脉侠鼻络于目，故身热，目痛而鼻干，不得卧也。三日少阳受之，少阳主胆，其脉循胁络于耳，故胸胁痛而耳聋。三阳经络皆受其病，而未入于脏者，故可汗而已。四日太阴受之，太阴脉布胃中络于嗌，故腹满而嗌干。五日少阴受之，少阴脉贯肾络于肺，系舌本，故口燥舌干而渴。六日厥阴受之，厥阴脉循阴器而络于肝，故烦满而囊缩。三阴三阳，五脏六腑皆受病，荣卫不行，五脏不通，则死矣。”
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借鉴了这种天人相应、简洁明了、概括全面而又意蕴深刻的三阴三阳的称谓，但扬弃了其中脏腑、经络理论的基本内核，依据临证实践，创造性地将三阴三阳建立成一个整体而圆融的阐释人体生理、病理与调治的框架体系，是为“六法阴阳动态调控体系架构”，将三阴三阳病证的发生、发展、传变与方、药、病机辨治的整个体系融为六大辨治“法度”，使三阴三阳六病（证）的辨治更加具体化，更加理论自洽，更加完善，更加契合于临证，这是自古中医临床创新的巅峰之作。
《原序》中说，《伤寒杂病论》撰用的参考书之一是《胎胪药录》，原书已经失传。我也曾多方查找资料以求证，但找不到与之相关的任何信息。姑且以《胎胪药录》这本书的名称来推测内容，从《尔雅》的训诂辞义来看，应该是秦汉以前最早的一部陈述中药原始性味、药症的经典专著。《尔雅》曰“胎，始也”，根源、根基之意。“胪，叙也”，陈述、传语之意。这就说明，“胎”并非妇人、胎儿、孕产用药之意。“胎胪”二字也并非玄奥而不可捉摸，“胎胪”之胎为根源，胪乃陈述，可以说“胎胪药录”就是“药物根源的述录”，即是屡经临证实践检验而疗效卓著的中药性味、药理、药症根源的传述录。张仲景《伤寒杂病论》经方药性配伍的基础，就源自于《胎胪药录》。
《胎胪药录》虽然佚失，但其内容极有可能记载于《本经》中。《本经》成书于战国或秦汉时期（医史界公认成书于东汉末年），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药学专著，其最大特点是药物性味简洁明了，主治症针对性强，没有一丝的玄奥艰涩之言，至今仍指导着经方药物的临证实践，堪称中药经典之源。正如清代医家徐灵胎在《医学源流论·医学渊源论》所说：“然《本草》起于神农，则又在黄帝之前矣。可知医之起，起于药也。”在《医学源流论·本草古今论》中又说：“本草之始，昉于神农，药止三百六十品。此乃开天之圣人，与天地为一体，实能探造化之精，穷万物之理，字字精确，非若后人推测而知之者。故对症施治，其应若响。仲景诸方之药，悉本此书，药品不多，而神明变化，已无病不治矣。”
纵观《伤寒杂病论》中经方配伍特点，剂型的确立、毒性药物的运用以及服药时间等，基本上都有《本经》所记述的药物分类、气味及主治等特色内涵。由此可以推知，《本经》中所述的中药性味、药理、药症多源于《胎胪药录》，应该是与《胎胪药录》一脉相承的。
《伤寒论》核心汤方源自于《汤液经法》，药物配伍基础源自于《本经》，这在《原序》中为什么没有提及呢？这是因为《本经》《汤液经法》与《伤寒论》写作的年代相差不远，《本经》所述药症应该是来自当时的名著《胎胪药录》。当时的医者治病都是依《胎胪药录》所述的药性、气味、药症而用药的，《胎胪药录》是当时的医者普遍认可的名著，所以《原序》只提经典名著《胎胪药录》而未及《本经》是正常的。
《汤液经法》是一部以道家思想为指导的著作，出自黄老道家之手，其中主要内容在于服食补益和养生延年。但其中也有部分重要汤方，不少医者也都用之来对症治病。而张仲景选取其中部分汤方，但避道家称谓，并赋予三阴三阳六病辨证施治的内核，完善了这些汤方的应用法度。
所以，《汤液经法》《本经》在当时还称不上是经典，所以序言中不会提到。而《素问》等书年代早于《汤液经法》和《本经》，在汉代已经是医家共同的医学圭臬了，所以序言会提及。
可以说，《伤寒杂病论》创造性地建立了三阴三阳六经（病）辨治体系，其学术思想借鉴了《内经》“三阴三阳”名称的基本概念（而病变非同一体系），圆融了《本经》药症配伍治疗法则，升华并完善了《汤液经法》部分重要汤方的辨治法度。
在端正治学态度方面，《原序》说：“怪当今居世之士，曾不留神医药，精究方术，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身长全，以养其生，但竞逐荣势，企踵权豪，孜孜汲汲，惟名利是务，崇饰其末，忽弃其本，华其外，而悴其内，皮之不存，毛将安附焉？”
这些人不关心医药，不研究解决疾病的方法以造福于苍生，而是追名逐利。我认为这番话从现在看来，不仅是针对当年那些以士大夫和学士自居的人追逐荣华富贵的行为所进行的批评，还对我们现今中医界的学风也有很深刻的警示意义。
当今，相当一部分中医也心态浮躁，急功近利，不思进取，不潜下心来做学问，总希望走捷径，找到一条医道速成的秘诀。譬如说现代提倡的所谓“中西医结合”吧，这只能说是一个发展和创新中医的良好愿景，而中医、西医是两套截然不同的解读生命、健康和疾病的学说体系，中西医真正有机地结合和整合，在目前的认知水平和科技条件下是很难达到的，是任重道远的。不少人不明白这一点，总认为学了一点儿西医知识，临床上吊瓶林立，再按照西医的理论思维方法来开点儿中药作为点缀，就算是“中西医结合”了，以至于一部分中医医生在西医知识上是半瓶醋，在中医理论上是醋半瓶，没特色，乏疗效，从而使不少病人对真正的中医缺乏了解和信任，误以为只有西医能够治疗急症、重症，中医只能调理慢性病，只能是西医的辅助。甚至一些中医人也持这种观念，让那些诋毁中医的言论至今还大有市场。如此下去，忽略和抛弃中医经典理论的根基，基础不牢，不会辨证施治，又怎么会有好的疗效呢？又怎么能够复兴中医？怎么能够达到中西医真正结合的目的呢？
在重视读经典、真正以中医功底扎扎实实地临床方面，《原序》中说：“观今之医，不念思求经旨，以演其所知，各承家技，终始顺旧，省疾问病，务在口给。相对斯须，便处汤药，按寸不及尺，握手不及足，人迎趺阳，三部不参，动数发息，不满五十，短期未知决诊，九候曾无仿佛，明堂阙庭，尽不见察，所谓窥管而已。夫欲视死别生，实为难矣。”这些话真可谓一针见血，振聋发聩。
现在有一些医生，不去研读经典，不是用经典理论来充实自己的学术，而是靠背几个汤头，看几篇医案，学一点儿所谓某某“流派”的皮毛就自诩为某某派“大师”、某某派“名师”、某某派什么“神”。经典不明，根基不牢，名头靠包装，疗效靠自吹，理论靠“忽悠”，看病靠堆药，不会真正的望闻问切，处方遣药没有整体观念。心中没底，拿不准，就开大方、杂方，动辄药味三十味左右，甚至四五十味，见一个症状就加一味药，头痛加点儿医头的药，脚痛加点儿治脚的药，见所谓细菌或病毒感染就清热解毒，见血压升高就平肝潜阳，见心脑血管病就活血化瘀等等，处方成了药物的堆砌，偏离了中医整体而严谨的理论和思辨法度。方无章法，药无定见，想像大撒网一般面面俱到，却一面也顾不到，甚至还伤人胃气，这样的疗效是会大打折扣的。
实践证明，中医的疗效在于经典。谁重视经典，谁下苦功夫研读并不断地践行经典，或在继承经典的基础上创新，谁就能将中医发扬光大，就能做到辨治准确，对患者一诊（望闻问切）便知，出手即效，这样才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明白医。
纵观中国医学史，不懂经典，就不能成为医学大家，或明白医；不会用经方，就不能治大病和疑难病。扁鹊学经典、用经典，成为起死回生的一代神医。张仲景谙熟经典而成为一代医圣。历代中医伤寒大家，以及现代的经方大师胡希恕、国医大师邓铁涛等“铁杆中医”的辉煌成就和学术思想，无不受到中医经典理论的熏陶和启迪，并能发扬光大，自成一体，成就一家，造福一方。
唐代医家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要方·论大医习业》中说：“凡欲为大医，必须谙《素问》……本草药对、张仲景等诸部经方……并须探赜，若能具而学之，则于医道无所滞碍，尽善尽美矣。”这就是说，要学好中医，当一名好中医，必须潜心苦读圣贤经典，打牢中医经典的基本功，不断学习，多读、多思考、多临证，努力使济世救人的医道臻于至善至美。但学好中医经典，是需要有对中医疗效的自信，投入对中医的全身心的热爱，以能吃苦的意志和耐力来学的，是不能有一点儿浮躁心态的。只有秉承张仲景“勤求古训，博采众方”的精神和毅力，深入地苦学，多感悟，才能学有所获；只有多做临床、多总结经验教训，才能有所成，正如张仲景在《原序》中所说：“自非才高识妙，岂能探其理致哉！”传承好《伤寒论》和《金匮要略》等经典，会用、善用经方治病，“虽未能尽愈诸病，庶可以见病知源”，切实做到济世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