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际银行业,授信管理由来已久。1999年人民银行发布《商业银行实施统一授信制度指引(试行)》,将授信管理引入我国商业银行日常信用风险管理中。经过20年的实践,授信管理从规范各金融机构分头授信、不同信贷产品分散授信、不同地区分割授信入手,对有效防范总量风险、关联风险、结构风险,提高工作效率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授信已成为重要的监管要求,也是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管理最关键的环节之一。2018年《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印发银行业金融机构联合授信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发布,体现了监管层抑制多头融资、过度融资行为的一个基本导向,该办法的可操作性以及理论基础本书不予讨论。从各方面来看,授信管理本应引起经济金融理论工作者足够的重视,然而从实际情况来看,有分量的研究成果的稀少程度很让人感到意外。笔者用关键词“授信”从我国最大的电子期刊网站CNKI上查找,其收录的1999—2019年发表在核心期刊上的论文非常少。
由此可见,相对于授信工作的重要性,目前的研究明显不足。总结一下,国内学者的主要观点有:商业银行对集团客户的授信本质上是一个共同代理问题,即多家银行集体贷款中的“搭便车”现象和贷款的外部效应必然导致对集团客户的过度授信,应采取措施规避共同代理问题的弊端(廖肇辉,2005);试图用共生理论解决多重共线性问题并对授信额度进行解释(何自力,2007);多头授信导致企业负债剩余,负债剩余的集中与积累导致金融危机(任再萍、赵自兵,2005);由于授信风险技术的量化能力不匹配,授信管理制度发展还是受到不同程度的抑制,导致综合授信管理制度的发展出现偏差,管理机制并未准确到位(贺丹,2012);在结构化模型的框架下,考虑统一授信额度的约束,基于对违约风险控制和贷款收益管理的多目标决策,构建了企业集团成员企业授信额度优化配置模型(陈林、周宗放,2015);其他论文则以强调注重贷款调查、注意关联风险及财务报表真实性等定性问题居多,观点新颖者少。国外研究中鲜有提及国际主流商业银行授信额度核定方法的文章,关注重点集中在授信的功能及企业获得授信额度的影响因素方面,主要观点有:授信额度的获得可抵御流动性风险(Compell,1978) ;授信与企业所处行业、历史盈利、治理结构、公司规模、财务指标之间的关系等(Ham and Melnik,1987;Berger and Dell,1995;Shockley and Thakor,1997;Sumit Agarwal et al.,2004),实证分析较多,结论分歧较大。
总体来看,现有研究很少对授信额度核定的理论基础进行深入探讨,基本是在就授信谈授信,多数为后验性实证分析,对授信额度确定方法这个源头问题的研究较少,更很少涉及授信管理构架的探讨,且很少基于资产组合管理方法讨论商业银行授信问题。也少有学者将发掘与研究企业真实需求提高到应有的重要地位,并正视专家决策的作用及市场营销需求这个客观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