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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开放型经济，是一国政府基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对国内国外两种资源进行有效利用，通过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实现全面发展的重要路径。通过发展开放型经济，一国或地区不仅能够实现对优质资源的最大化利用、经济效率的大幅度提升，还有助于保持国际竞争力。
一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市场化水平越高，就越接近开放型经济。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发展开放型经济已经成为各国的主流选择。
早在1978年9月，邓小平同志就曾提出，中国经济想要实现发展，需要注重吸引境外资金，引进各种先进行业技术和管理理念，通过对外贸易激发国内市场潜力。在党的十二大会议中，他正式提出“对外开放”这一基本政策。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从3679亿元提升到2017年的82万亿元，平均每年增长幅度为9.5%，而同期世界经济的平均每年增长幅度仅为2.9%。由相关数据可知，在世界生产总值中，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改革开放之初的1.8%，提升到了2017年的15.2%。可以说，我国对世界经济增长作出了重要贡献。1978年，我国货物进出口总额仅为206亿美元，到了2017年已突破4万亿美元大关，在这四十多年的发展中，我国累计吸引外资超过2万亿美元，对外投资金额达到了1.9万亿美元。
现在，我国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无论是货物贸易、商品消费、外资流入，还是外汇储备，我国均位居世界前列。
开放型经济自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第一次被提出，经过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发展和实践，被党和国家领导人重复使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提出，“完善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发展开放型经济”。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明确指出，我国开放型经济迅速发展，商品和服务贸易、资本流动规模显著扩大，国家外汇储备大幅度增加，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外开放进入新阶段。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当前的主要任务是使“开放型经济达到新水平”。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的发展，我国开放型经济开始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全面提高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是当前和未来一段时期的重要任务。通过不懈的努力，创建一个不断扩大开放领域、促进开放结构升级优化、注重开放质量提升、加强内外联动、互利共赢、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以此形成新的市场竞争优势。党的十八大对开放型经济作了更为完整的表述，认为一个能够适应全球经济发展规律，推动经济全面发展的开放型经济体系，为我国国民经济发展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动力支持。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发展更高层次开放型经济”。
在2018年博鳌亚洲论坛上，习近平主席再次强调，我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而扩大开放就是要全面提高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
2013年9月，习近平主席前往哈萨克斯坦进行访问时，提出希望能够获得中亚各国政府的支持，共同进行“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同年10月，习近平主席前往印度尼西亚进行访问时，提出了与东盟各国一起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由此共同构成“一带一路”倡议。“一带一路”是我国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点，是推动形成全面对外开放新格局的主要着力点，为我国经济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而我国边境地区位于中国的西南、西北和东北部，2016年和2017年，我国先后颁布了《关于支持沿边重点地区开发开放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见》《兴边富民行动“十三五”规划》。这些政府颁布的国家开放政策与“一带一路”倡议实现了高度融合，原本处于开放末端的边境地区变成了开放的前沿。由相关数据可知，经过“一带一路”6年的建设与发展，内蒙古的边境城市二连浩特累计有5000多吨的过货量。新疆中哈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地跨两国，平均每天有2万多人通关贸易。2018年上半年，中哈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贸易总额达到了53亿元，同比增长24.6%。
虽然边境地区在国家政策大背景下面临着良好的开放型经济发展机遇，但由于86%的边境地区是我国少数民族主要聚居区，
在边境九省区中有4个是民族自治区，其余5个边境省份中又设置了很多的民族自治地方。边境地区具有地域和民族双重特性，经济基础薄弱、人力资本短缺、历史欠账多、周边环境影响制约大、发展的自生能力不足。
加上我国陆地边境线漫长，东起辽宁丹东市的鸭绿江，西至广西防城港市的北部湾，不同边境地区开放型经济发展存在很大差异。边境贸易往来历史悠久，投资的增加以及边境旅游的兴起，给边境地区开放型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有专家指出，边境地区经济发展融入“一带一路”建设，最关键的就是构建对外开放和对内开放相结合的发展策略。
因此，从对外开放和对内开放两方面加强对边境地区开放型经济的研究，梳理边境地区开放型经济发展历程，了解边境地区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认清不同地区间的差异及其影响因素，进而全面提高边境地区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促进边境地区经济发展，提高民族地区整体竞争力，从而更好地服务“一带一路”建设，推动我国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是本书重点研究和讨论的课题。
本书以边境地区开放型经济作为研究对象，对其发展水平、区域差异以及客观存在的诸多影响因素作了测度与深入分析。
开放型经济自20世纪90年代被提出以来，受到了政府和学者的广泛关注。初期，开放型经济的研究焦点主要在概念、机制、对策等理论框架。随着相关研究的持续深入，研究焦点逐渐变为对全国乃至各地区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的测度和分析上。不同地区受不同因素影响，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也不同。边境地区相较于内陆、沿海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相对落后，受多方面因素，如地形、海拔、自然因素以及与邻国关系等不稳定的地缘政治因素影响，边境地区一直存在安全性较差、产业竞争动力不足、人才匮乏、开放程度较低等问题。如果上述问题得不到妥善解决，将成为开放型经济发展道路中的障碍。近十年来，随着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和沿边开发开放政策的不断倾斜，边境地区开放型经济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尤其是“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边境地区的重要性越发凸显，成为全面对外开放中新的发展空间。以此为背景，为了实现边境地区开放型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我们有必要从实践角度出发，对其当前的经济发展现状、地区差异、客观影响因素等作必要分析，然后结合现实情况，提出具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如果不能详细刻画边境地区开放型经济的区域差异，就既不能科学地揭示边境地区的发展差异，也不能提高边境地区开放型经济发展政策的精准度。基于此，本书采用国家、省区市、地级市统计年鉴，中经专网数据库和“一带一路”数据库全面系统地考察了边境地区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区域差异及其影响因素。本书的研究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在理论方面，基于区域经济理论、国际贸易理论、跨国投资理论，从整体角度出发，将边境地区开放型经济归到现有经济框架内，分别从对外和对内两个维度出发，将当前研究视角拓展到不同地区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上，对其中的影响因素进行剖析，以此丰富和拓展研究视角。
受地级市微观数据可得性约束，目前关于开放型经济发展的经验研究大多基于全国和沿海内陆地区，以边境地区为主体的研究并不多见，以地级市为研究单元的更是屈指可数。本书尝试细化研究区域，在全面了解边境地区开放型经济发展历程的前提下，搜集了大量相关的文献资料，并提供了边境地区地级市近十年的经验证据。
在现实方面，改革开放政策自1978年实施以来，迄今为止已走过了四十多年的风雨历程。1992年我国开始实施沿边开放战略，至今也累积了27年的实践经验。与此同时，我国边境地区的开放型经济从口岸开放、边境贸易开始逐渐规范化、规模不断扩大，到如今边境旅游兴起，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以此为背景，深入探究边境地区开放型经济发展现状，分析区域间差异，找出出现差异的原因，有助于丰富边境地区开放型经济发展研究文献，为边境地区的进一步开发开放提供来自地级市的证据。基于地级市层面的数据，本书尝试运用指标体系对当前的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进行测量，通过指数测算确定地区发展差异，采用空间可视化方式揭示地级市间差异，然后对其中的影响因素予以分析，并根据结论提出具有一定参考价值的对策建议。
本部分从四个方面对现有文献进行了系统梳理：一是与开放型经济评价体系有关的文献资料；二是与开放型经济空间维度有关的文献资料；三是与开放型经济发展形态有关的文献资料；四是与开放型区域差异有关的文献资料。上述文献资料为后续研究奠定了必要的理论基础。
实证研究法中，一个必要的环节就是构建科学、完整的评价指标体系。而学界在表示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时，通常使用资本流量、贸易流量等与经济开放结果密切相关的指标。国外学者在这方面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日本著名学者小岛清（1987）
认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GDP与贸易量数据相对容易获得，在进行比较时更加直观。因此，他提出用“外贸依存度”来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贸易开放程度。其表达的内涵是在一个国家的GDP中贸易进出口总额的占比。该概念提出后，被学界广泛使用，成为衡量贸易开放程度的一项常用指标。Dollar et al.（2002）
提出了另外一个衡量指标——真实对外开放度。其与“外贸依存度”有着两点不同：一是进出口总额要以美元计价；二是GDP值要用购买力平价法计算。Poncet（2002）
对我国的贸易情况进行了研究。他采用横向比较的方式，通过对比省与省之间的贸易量，对各省的开放型经济水平进行评价。Squalli et al.（2006）
在对贸易依存度指标进行分析时，发现有多个因素会对该指标产生影响，如经济总量、资源禀赋等。因此，他们提出“综合贸易强度”这个概念，来替代贸易依存度。该指标包括两项内容：一是该国的贸易强度，是指本国对外贸易总额和本国GDP之间的比值；二是相对贸易强度，是指本国对外贸易总额与国际贸易总额之间的比值。之后，他们以该指标为基础设计了一个“复合贸易份额”指标。与贸易依存度指标相比，该指标最大的优点是排除了规模因素的影响，使得评价结果更加客观、准确。
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包含着多项活动，只从贸易方面考察经济整体开放水平并不全面、准确。因此，学者们在进行研究时，往往还考虑到资本与金融开放等方面，对评价指标进行设计。王鹏（2007）
以广东省为研究对象，采用实证研究法，以该省的经济数据为依据，以外资、外贸依存度以及实际关税率等为指标，运用指标体系法和模型构建法，建立了一个度量指标体系，对该省的开放型经济水平进行评价。陈辉等（2010）
立足现实，对现有的衡量指标进行了创新设计，主要包括外贸、国际旅游开放度等。张应武（2011）
提出了衡量开放型经济水平指标设计的整体思路，即应从两个维度进行考察：一是对外开放度；二是对内开放度。Akhter et al.（2011）
偏重于国家（或地区）贸易投资政策，将其作为度量开放型经济水平的重要指标。同时，他们认为，现代科技以及高新技术企业的发展对一国（或地区）的经济发展有着重大的影响，并与该国（或地区）的开放型经济水平有着密切的关系，也应作为衡量开放型经济水平的主要指标。Estrada（2013）
同样重视国家政策对开放型经济水平的影响。另外，他还设计了3个重要指标：社会整体情况、经济发展水平及科技研发和应用状况。徐春华等（2013）
采用外贸依存度指标度量我国开放型经济水平，即以国内各省份的进出口额在该省生产总值中的占比作为评测方法。王晓亮等（2013）
在研究中更侧重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以此进行评价指标的设计。他们从4个层面进行指标选取，分别为经济的基础、规模、结构和效益。然后进行进一步的细化，最终得出24个小指标，构建起一个评价指标体系。裴长洪（2013）
立足我国当下情况，依据我国政府制定的“十三五”规划，设计了自由贸易区制度创新等指标，对我国经济开放水平展开研究。
从整体角度来看，在对开放型经济进行研究时，中外学者选用的评价方法不尽相同。国内学者多采用赋权评价法，该方法是对与开放型经济密切相关的各指标进行赋权，然后加总得出评价值。而国外学者大多采用模型评价法，这一方法是先确定与之相关的指标，以此为依据，创建一个相对健全的计量经济模型。通过回归模型，得出各指标的权重值，该值为理论值，与所选指标直接反映的贸易实际值之间的差值即是开放型经济水平的体现。
（1）客观赋权评价法
该方法的最大特点是注重客观性，以客观数据为依据，对各数据之间关联程度进行分析并计算，对各指标进行赋权，评价者的主观态度不具有影响。主要包括因子分析法、主成分分析法等。具体操作方法为：选取指标体系的主成分或因子，然后依据它们的变化情况确定权重。这样能够达到使评价指标“少而精”的目的，使得评价结果更加客观、准确。因此，这两种方法被常用于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标赋权。胡智等（2005）
设计了5项指标，然后对各指标进行因子分析，选取出各指标的主因子，并通过数学方法计算出各自的方差贡献率，以此为权重确定综合因子得分公式，最后得到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值。蔡波等（2008）
以江苏省为研究对象，用主成分分析法评价经济开放程度。谷卓越（2008）
、王鑫（2014）
等也使用因子分析法对各省份的经济开放水平进行了测评。方差赋权法与熵权法侧重于通过指标值的动态变化进行赋权，也是常用的指标赋权方法。何剑等（2013）
选取我国西北地区省份作为研究对象，采用熵权法确定权重指标，对其中的5个省份进行经济开放程度的测度。郭旭红和陈三攀（2014）
采用综合权重法对经济开放程度进行整体测量。利用熵权法，结合层次分析法（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AHP）对指标进行赋权，使其兼具主观、客观两种特点，以促进评价结果有效性的提升。此外，在经济开放水平评价中，还经常用到聚类分析法。该方法的最大特点是“类似”，即指标之间的相似度。依据相似度与经济开放等级或类别进行匹配，从而展开横向比较，得出某个地区的经济开放度。
（2）主观赋权评价法
该方法注重研究者的主观认识，因此，研究者的知识、经验在其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主要包括层次分析法、德尔菲法等。吴园一（1998）
用5个指标来评价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依据赋权值大小依次为：制成品依存度，权重为0.35；国内资金供求比和利用外资率，权重均为0.20；外资中实际利用外资的占比，权重为0.15；出口依存度，权重为0.10。它们的加权和即最终的评价值。李翀（1998）
提出一个公式，用来测评经济开放程度，3个指标的权重分别为：对外贸易比率，权重为0.4；对外金融比率和对外投资比率，权重均为0.3。它们的加权和即为评价值。在该公式中，权重的选取和确定都带有明显的主观性，但其仍然具有较高的借鉴价值。隆国强等（2010）
认为，经济开放水平指数受以下两个指标的直接影响：一是贸易开放度指数；二是投资开放度指数。两人使用加权平均法得出了两个指标的权重，即0.5，最终得出具体的指数值。
（3）模型评价法
该方法主要通过指标选取构建起一个计量经济模型，然后进行模型回归，得出各指标的权重值。该值为理论值，与所选指标直接反映的贸易实际值之间存在一定的差距，两者的差值体现了经济开放水平。引力模型、贸易强度模型等是常用的模型。20世纪80年代，Balassa搜集了43个国家7年的贸易占比数据，构造了一个“出口总量结构模型”。在该模型中，被解释变量为出口量，解释变量为人口、矿产资源等。然后进行模型回归，观察得出的残差值。如果该值为正，表明该经济体为“对外导向型”；反之，则为“对内导向型”。他指出，不同经济体之间的贸易量主要受两个因素的影响：一是相互之间的地理距离，与贸易量为反比关系；二是各自的经济规模，与贸易量为正比关系。他据此构建了“引力模型”。该模型假定在无壁垒的条件下，依据上述两个因素进行计算，得出的两个经济体的贸易量与实际贸易量之差即为经济开放程度。Leamer（1988）
从全球53个国家中选取了180多种商品的贸易数据，在引力赫克歇尔—俄林模型的帮助下对其净贸易流量、贸易强度等进行了全面估测，以此为依据，经过核算确定了对外贸易开放水平值。Wolf（1993）
对Leamer的研究方法进行了拓展，将更多的市场要素纳入其中，并对商品进行进一步的细分，得出估测的贸易额，用其与实际贸易额之差构建贸易导向指数。Harrison（1996）
模型中的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分别是指城市化指数和消费品的相对价格。通过回归，确定残差，然后将价格扭曲程度予以量化。从理论层面来看，残差值与价格扭曲程度之间存在正向关联。Patrick（1998）
构建了一个多元回归模型，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分别为人口、GDP的平方，对外贸易依存度。修正后的贸易依存度即贸易开放度指标。Lloyd et al.（2002）
选取了14个经济体，利用可计算的一般均衡模型（Computable General Equilibrium，CGE）进行计算，得出这些经济体的贸易开放度。Poncet（2003）
的研究关注点为中国设置的贸易壁垒。他采用实证研究法，对不同省份的各个行业进行研究。Kee et al.（2009）
采用回归分析法对进口额进行测度，得出对外开放水平。Cheptea（2013）
以国际贸易进出口方程，替代边界效应模型中的工资水平方程，得出贸易量的预测值，然后计算出与实际值之差，进而得出经济开放水平值。
此外，我国学界也有利用模型评价法对经济开放水平进行研究的实例。譬如，赵永亮等（2009）
的研究关注点是边界壁垒等因素对经济活动的影响。他们采用实证分析法，在市场潜力模型中引入新经济地理（New Economic Geography，NEG）模型，构建了一个劳动力需求方程，然后进行优化，得到一个工资水平受边界壁垒影响的表达式，测算出的值即为两者的差异。王国松等（2012）
在对资本与金融账户开放水平进行研究后，构建了一个新的测度模型，该模型由Helmut & Helene模型改进而来。杨荣海等（2014）
通过实证分析法，对我国跨境经济合作区的发展现状进行了分析，以此为依据，针对双边贸易流量制定了一个估计模型，同时对边界效应的影响力进行了详述。杨少文等（2014）
基于实证研究，针对开放型经济水平测评提出了新的办法，即基于GDP份额测量法。该方法主要从两部分内容进行测评：一是对外贸易依存度，计算方法为折算进出口额之和除以GDP；二是境内外资本依存度，计算方法为境外资本流入在GDP中的占比与国内资本流出在GDP中的占比之和除以GDP。吕志鹏等（2015）
从实践角度出发创建了一个新指标评价体系，其中包含两个维度：一是经济开放政策；二是经济开放结果。据此，构建了一种评价测度经济开放程度的方法。胡西武等（2018）
以20个内陆省份1986—2016年的统计数据为基础，运用合成控制法（Synthetic Control Method，SCM），从外贸总额、国际旅游外汇收入和实际利用外资3个层面定量评价了宁夏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实施的成效。
我国学者在对开放型经济进行研究的初始阶段，多从宏观角度出发。薛荣久（2007）
基于开放型经济发展现状对其发展基础、运行机制、整体架构进行了分析。黄人杰（2010）
认为，金融行业的发展和金融支持体系的创建为开放型经济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前提条件。陈子曦（2010）
将国内31个省区市作为研究对象，利用主成分分析法对其开放型经济发展现状进行了分析，发现各区域间具有显著的差异，整体来看，“东高西低”。裴长洪等（2014）
认为，中国创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主要目的是利用东部地区发展优势带动中西部地区发展，实现整体开放水平的提升，促进经济发展战略空间的持续拓展。张二震等（2014）
认为，作为一种新制度，开放型经济体制的创建和应用，标志着我国边境地区身份的转变，能够以此为中心不断向内陆和沿海蔓延，通过全面深化改革，促使政府职能改变，为区域开放格局的形成作必要铺垫。殷阿娜（2014）
回顾了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的历史，将其分为探索阶段、制度形成阶段、国际化完善阶段和制度深化阶段，并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效益3个角度出发，针对开放型经济发展绩效考核，制定了与之相匹配的指标体系，通过主成分分析法对其进行了测算。张雨（2016）
在对西方发达国家的开放型经济发展历程进行分析后得出结论，认为需要将开放型经济细分为不同的发展阶段，实施不同的战略，以此实现制度创新、产业结构优化和国民经济全面发展。张应武等（2017）
基于开放基础、对内开放程度、对外开放程度、开放潜力4个一级指标和17个二级指标创建了一个相对健全的评价体系，分别对国内30个省区市进行了测评和研究。戴翔（2018）
认为，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系的基本逻辑是适应国际经济格局出现的新变化，以开放为基本导向。施建军等（2018）
指出，要着力构建东、中、西协调发展，“一带一路”双向延伸，沿海、沿边、内陆相呼应的开放型经济新格局，加快顶层设计，建设现代金融体系，提升物流通关能力。
（1）西部地区
张绪美（2004）
基于我国西部发展环境，结合我国政策，针对开放型经济发展提出了具有可行性的战略对策。杜琼等（2008）
认为，我国政府可以通过创建第三亚欧大桥丰富西部开放型经济发展路径。刘传岩（2013）
认为，开放型经济需要通过对内和对外两个方面予以实现，需要从4个维度出发确立西部开放型经济内容体系，并对其进行了论述。李学军等（2015）
分别从环境、规模、潜力3个角度出发创建了评价体系，同时利用因子分析法对西北五省区的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进行了重点分析。刘刚（2016）
从经济发展、产业、贸易、投资情况4个方面将西部地区的开放型经济发展与东部地区作比较，然后从要素投入、经济结构、政府与政策差距3个方面来分析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谢婷婷等（2017）
创建的指标体系中包括开放环境、开放规模和开放潜力。同时基于中心点混合三角白化权函数的灰色聚类模型，对西部10个省区市的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进行了评价，根据结果将其分为四类，即落后开放区、一般开放区、中等发达开放区和发达开放区。
（2）中部地区
赵平平（2007）
对我国中部六省的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客观存在的诸多问题进行了详述和梳理，提出了具有针对性的改进意见。李练军（2008）
从整体角度出发，对中部地区的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作了较为全面的分析，并提出了相应的应对策略。何智恒（2008）
利用因子分析法对中部六省的发展现状作了对比研究。李向升（2016）
以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为基础，分别从政府干预、国际开放、区域开放和基础设施等层面出发，对中部六省开放型经济发展现状作了综合性分析和探究，发现省际差异较大。曹扬（2018）
针对开放型经济，创建了与之相对应的评价指标体系，分别从金融基础、金融干预、对内对外开放和发展潜力4个角度出发，对中部地区的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进行了概述，并以山西省为例，对其“瓶颈”问题作了深入剖析。
（3）东北地区
李景霞（2007）
认为，在当地政府的适当干预下，次区域经济合作和文化交流等形式有助于东北地区开放型经济发展体系的确立，为后续发展作了良好铺垫。崔玉斌（2008）
认为，现阶段的东北地区在发展开放型经济过程中客观存在着金融环境脆弱、经济规模相对较小等诸多问题，当地政府要有与时俱进和团结互助的发展意识，主动与发达地区达成友好合作，通过改善投资环境，实现经济水平的提升。潘宏（2016）
在对开放型经济的重要性予以肯定的基础上，分别从环境、投资、贸易、服务4个角度出发对东北地区的发展潜力进行了分析，基于现状，对其开放型经济的发展前景进行了推理。
（4）东部地区
汪素芹等（2005）
在对长三角地区开放型经济发展现状有着客观了解的情况下，对其当前存在的问题及其背后原因进行了分析，认为可以通过区域合作协调机制的创建、“走出去”战略的实施，为该地区开放型经济转型创建良好的外部发展条件。卜海（2014）
指出，对外贸易是开放型经济最直接、最重要的载体，应重点关注对外贸易的转型升级，加快推进贸易便利化。刘惟蓝（2014）
认为，作为我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随着国内外经济发展形势的改变，东部地区同样需要具备与时俱进的发展意识，通过开放型经济转型，促进产业结构优化，以实现突破性发展。
近年来，从省域层面对开放型经济进行分析的研究活动持续增多。胡晓等（2009）
认为，深化体制改革、优化投资环境等活动有助于当地开放型经济水平的有效提升。梁静波（2010）
在对河南开放型经济发展现状有着客观了解的情况下，对其未来发展提出了具有可行性的改进意见。林祥等（2011）
以深圳地区为实例，在对其开放型经济发展现状进行综合测评后，提出了培养新型产业集群、打破深港金融机制等有效途径，希望能够借此促进深圳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陈朴（2015）
从国外开放、国内开放、旅游开放三部分测算西藏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并与其他沿边省份进行对比。齐爽（2016）
将河南开放型经济发展历史分为孕育准备期、萌芽起步期、快速发展期和飞速提升期，并梳理了不同时期的发展战略和主要成就。王文俊等（2016）
分别从国际投资、外贸依存度和进出口额等方面对广西的开放型经济发展情况进行了全面分析，运用SWOT分析法对其面对的机遇和挑战进行了详述。张玉等（2018）
分析了山东省17个地级市的开放型经济空间格局，分不同开放程度等级，并运用障碍度模型，诊断区域发展的制约因素。孙冰等（2018）
采用熵值法、变异系数法和百度指数评价山东省各地级市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分析各市发展的平衡性和民生关注度等问题。
汪素芹等（2005）
从整体角度出发，分别对上海发展模式、苏南发展模式以及浙江发展模式的优劣势进行了对比分析，认为三者应相互取长补短，本着“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发展原则，一起努力，为长三角开放型经济发展贡献力量。张姝姝（2008）
以韩国为例，对其在开放型经济中获得的成功实践经验进行了分析，认为我国可以学习和借鉴，以沿海经济圈为中心，提倡互助合作，以此促进沿海开放型经济的健康发展。陈宏付（2009）
以江苏省为例，通过对省内开放型经济区域差异的聚类分析，认为江苏省政府可以通过多样化的国际经济合作方式推动苏北地区开放型经济的快速发展。马慧强等（2014）
分别对我国14个沿海省市的开放型经济发展现状进行了全面了解和深入分析，并将其细分为4种类型，即弱开放区、一般开放区、开放区和强开放区。
丁瑶（2008）
认为，内陆地区在发展开放型经济时，物流成本不合理、市场体系缺失是其中的主要障碍，建议通过环境改善为其发展提供良好的前提条件。肖俊夫等（2009）
利用开放程度面、结构面、支撑面实现了对开放型经济指标体系的创建。汪建敏等（2009）
在对我国对外开放战略格局进行详述后，针对内陆地区发展开放型经济提出了具有参考价值的战略对策。李恒（2011）
分别从政策影响、技术进步、结构改善和人力资源流动等方面对内陆开放型经济发展的动力运行机制进行了剖析，认为内陆城市可以通过资源整合、产业分工等形式促进开放型经济的健康成长。张瑾（2013）
概括了内陆开放型经济的发展模式并考察了其现状，从区域内开放基础、区域间开放度、国际开放度来构建测度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标体系。贾继庆（2017）
将武汉作为实例，认为该城市可以从平台创建、金融支持、战略发展等层面出发发展开放型经济。周国兰等（2017）
利用主成分分析法分别对长江沿江地区中的11个省级行政区的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进行了详述和比对，确定了其中的影响因素，整体来看，上述省区市的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不存在较大波动。季凯文等（2017）
基于长江经济带11个沿江省份2003—2014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分别从对外开放、“引进来”“走出去”3个角度对长江经济带的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进行了概述，同时利用空间计量经济模型，对当地开放型经济的空间关联特征以及影响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
赵颖新（2009）
认为，想要实现云南等边境地区开放型经济水平的有效提升，当地政府需要通过外贸结构的调整，实现对资源优势的合理利用，提升经济政策的适应性，为开放型经济发展创建良好的前提条件。柳五三（2010）
以德宏州为例，对其开放型经济发展现状进行了必要研究，结合现实情况，认为应通过推进中缅瑞丽—木姐国际经济区合作、改善中缅经贸关系和东盟自由贸易区协作来发展沿边特色的开放型经济。崔玉斌（2010）
基于实践经验，认为边境地区应始终坚持内资为主、外资为辅的引资策略，通过落实惠边政策，创建边境特殊经济区，为边境地区开放型经济发展作必要铺垫。张丽君等（2011）
从经济发展总体水平、产业结构、社会发展等方面综合评价沿边地区开放发展现状和水平。黄伟新等（2014）
将沿边九省区视为研究对象，基于开放基础、程度、潜力3个一级指标进行了相关指标体系的创建，利用因子分析法对2007—2011年期间沿边各省区的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存在的诸多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和探讨。刘建文（2015）
以广西为实例，对沿边地区发展开放型经济的重要性进行了肯定。姚翔（2015）
以崇左市为例，对其开放型经济发展现状以及不足之处进行了梳理，提出了可行的改进思路和应对策略。孙桂里（2016）
以“一带一路”为背景，总结了边境民族地区发展开放型经济面对的机遇和挑战，分析了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并从要素禀赋、经济基础、地理环境、基础设施4个方面综合评价边境民族地区开放型经济发展情况。王文长等（2017）
提出，边境口岸是我国沿边开放的新支点，并对口岸的对外贸易能力现状进行了分析与评价。余稳策等（2017）
利用主成分分析法，分别从社会发展特点、资源环境优势以及经济未来发展3个角度出发，对我国沿海开放型经济发展绩效作了必要分析。赵太宣（2018）
针对边境民族地区开放型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不平衡、外资经济比重低、优势发挥不足、基础设施建设不完善等问题，提出了均衡发展、加强国际通道建设、完善通关体制、大力开展交流活动等具体措施。
蔡爱军（2011）
运用SPSS软件、ArcGIS软件，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对江苏省各地级市2008年的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进行了评价和描述，得出江苏省各地级市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呈现由南向北依次递减的趋势，沿江、沿海地区发展较好。卢山等（2014）
采用多目标线性加权函数分析方法，创建了一个具有24个指标的综合评价体系，对江苏省的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进行了测度，发现江苏省市域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具有明显的高、中、低3种区域差异特征。张婷（2017）
运用新经济地理学两区域模型对比了边境地区对内开放、对外开放“双向开放”与沿海地区的水平差异。宁启蒙等（2017）
以湖南省作为研究对象，利用变异系数和空间自相关法等方法，实证测算了2005—2014年湖南省各地级市出口贸易、对外开放度，结果表明，湖南省对外开放度表现出空间格局不均衡、对外开放空间水平由集聚变均衡的区域差异特征。
综上，现有研究对于开放型经济的评价指标，一是还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大部分文献从开放基础、开放规模、开放潜力角度进行测度，比较笼统，而且往往局限于对外开放评价指标，对内开放评价指标相对较少。二是在评价方法上，大多使用主观赋权法或客观赋权法，使用主观赋权法与客观赋权法相结合的较少。三是在研究对象的选择上，从国家层面、省域层面研究开放型经济的比较多，仅有的对经济区的研究也是以沿海、中部、西部地区为主，对边境地区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研究得较少，对开放型经济发展区域差异研究得更少。现有研究基本上是以边境地区省份为研究单元，以地级市为研究对象的并不多见。
本书试图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开放型经济相关理论，以边境地区地级市为研究对象，从对内开放和对外开放两个方面构建评价体系，对边境地区地级市的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和区域差异进行测度，分析差异，然后对影响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差异的主要因素进行分析，并针对影响因素，提出提高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切实可行的对策建议。
本书使用中国知网数据库、万方数据库、Elsevier SDOS数据库、中英文网站、学术杂志等，搜集、阅读并整理了国内外关于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测度及区域差异分析的相关文献，查阅了民族经济学、边境地区发展、“一带一路”与民族地区发展、国际贸易学、区域经济学等相关研究成果，搭建了文本的研究框架，并在后续研究中进行了国内外的研究现状的梳理、基本概念的界定、相关理论的梳理分析。
将新疆、内蒙古、广西、云南、黑龙江、辽宁、吉林分成西北边境地区、西南边境地区和东北边境地区以及民族边境省区和非民族边境省区进行对比分析，得到不同地级市和不同地区开放型经济水平的现状和差异，为分析差异趋势和原因提供客观的现实依据。
一是运用层次分析法确定指标体系中各个指标的权重。二是运用变异系数、基尼系数、泰尔指数、艾肯森指数、地理集中度等指标测算边境地区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区域差异。三是运用自然断点分级法刻画边境地区不同地级市的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解释地区间的差异。四是运用面板数据回归和夏普利值贡献分解相结合的方法，分析边境地区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差异的主要影响因素，并运用夏普利值贡献分解测算各影响因素的贡献度。
本书实证分析中的数据来自2008—2017年边境地区各地级市的统计年鉴、统计公报，《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08—2017），《中国民族统计年鉴》（2017），“一带一路”数据库的“一带一路”国家数据，以全国地级市为最小单元的地图数据。
本书对边境地区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区域差异以及客观存在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具体而言，主要研究思路如下：
第一，通过文献梳理以及经济数据分析，考察我国边境地区开放型经济发展研究现状和发展历程。
第二，根据现有关于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的测量指标，创建指标体系，运用主客观相结合的方式确定指标权重，对边境地区的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作出客观评价。
第三，利用变异系数、泰尔指数等将区域差异量化，利用ArcGIS软件对边境地区不同城市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进行刻画和描述。
第四，从区位因素、本地经济因素、邻国经济、双边合作等角度选取指标，研究其对边境地区开放型经济的影响。
第五，基于边境地区开放型经济区域差异及影响因素的分析结果，从实践角度出发，为促进边境地区开放型经济发展制定有针对性的发展策略，使其能够更好地融入并服务“一带一路”建设。
本书的研究思路与技术路线图见图1-1。
图1-1 本书的研究思路与技术路线图
本书以开放型经济理论为基础，通过对所获数据进行分析，创建指标体系，对边境地区的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进行测度，分别从时间和空间两个层面对客观存在的区域差异特点进行分析。同时，利用指数方法对该地区的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区域差异进行测度，构建指标体系并设定回归模型对区域差异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从而帮助边境地区更好地发展。
第一章是导论。主要介绍了本研究的背景和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主要研究思路、研究方法、研究内容、本研究的创新之处和有待完善之处。其中，以开放型经济为中心，对与之相关的研究动态进行了全面梳理。主要从开放型经济评价体系、空间维度、发展形态、发展区域差异4个层面进行综述。进一步地，开放型经济评价体系的相关研究又细分为开放型经济评价指标和评价方法两方面；开放型经济空间维度的研究可以从国家层面、经济区层面、省域层面分别进行；开放型经济发展形态的研究可以分别从沿海地区、边境地区、内陆和沿江地区这3个方面进行；开放型经济发展区域差异相关研究主要从区域差异的测度与刻画方式的角度进行。最后，对上述文献进行了小结与评述。
第二章对本研究涉及的理论基础和相关概念进行了说明。首先，对边境地区、开放型经济的内涵予以梳理和界定。其次，分别对开放经济、开放型经济、外向型经济、封闭型经济的概念和彼此间的共性、差异性进行了对比分析。最后，从国际贸易理论、跨国投资理论和区域经济理论三方面阐述相关理论，并分析上述理论对本书的启示。
第三章对中国边境地区开放型经济发展的历程进行了回顾。以时间为序，主要分为改革开放前的局限时期、改革开放后的发展时期、新的机遇期，又将改革开放后的发展时期细分为初步发展阶段、调整规范阶段、深化发展阶段，分别对这5个时期的理论形成、政策制定、基本特征和主要成效进行了分析。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局限时期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政策实施之前这一阶段；初步发展阶段是从对外开放政策被提出到1992年沿边开放开发被提出，再到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上“开放型经济”第一次被提出；调整规范阶段是指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到党的十七大召开；深化发展阶段是2007年至2013年；新的机遇期是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至今。
第四章通过所获数据对边境地区当前的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予以测度。首先，从土地、人口、GDP等方面介绍研究区即边境地区的概况；其次，构建指标体系，利用AHP确定指标权重，对边境地区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进行测度。
第五章根据第四章测度的边境地区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选取变异系数、基尼系数、地理集中度指数、泰尔指数、艾肯森指数对该地区的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区域差异进行测度，根据测度结果对边境地区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区域差异进行描述，根据自然断点分级法来刻画边境地区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空间分布情况，运用ArcGIS软件对边境地区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的空间格局进行展示。
第六章对边境地区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区域差异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测定与分析。首先，选取指标，建立面板回归模型对影响因素进行测定；其次，通过夏普利值方法对边境地区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区域差异影响因素的贡献度进行测算与分析。其中，影响因素从区位因素、本地社会发展基础和实力、双边经济情况3个方面进行考量。
第七章是本书的结论以及提出的对策建议和研究展望。
第一，研究对象方面。从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国内学者对开放型经济发展的研究主要从特定区域着手进行，如某个省份或城市，还有的从全国范围展开。地区研究主要集中在中部、东部和内陆地区，以边境地区为研究对象的较少，已有的关于边境地区开放型经济的研究也是以省份为研究单元，以边境45个地级市为研究对象的非常少。本书正是以边境地区地级市为最小研究单元来探究边境地区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及区域差异。
第二，理论方面。研究框架相对完整。首先，对边境地区的经济发展历史进行了梳理总结，重点集中在开放型经济发展方面，尤其是改革开放前后的发展变化，并对该地区开放型经济的特点进行分析。采用归纳分析法展开理论分析，得出其主要特征。其次，基于数据，对边境地区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进行测度，对其区域差异进行测度，分析区域差异特点，对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
研究层次比较清晰。在对区域差异的分析中，首先，运用变异系数、泰尔指数、艾肯森指数、基尼系数和地理集中度指数对边境地区开放型经济发展区域差异进行总体测算；其次，将各地级市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进行排名，并按照不同的等级分组，分析每个地级市的差异，并按照东北、西南、西北边境地区分类，进行差异分析，同时考虑民族省区与非民族省区地级市的差异。在对影响因素的分析中，从区位因素、本地经济基础和实力、双边经济合作情况和潜力三方面进行论证。这种多层次分析比以往只从某一层次展开的研究更能揭示差异、更具科学内涵。
第三，实证方面。已有研究在构建边境地区开放型经济水平指标体系时，主要选取开放基础、开放规模、开放潜力等指标，忽略了边境地区的特殊性，削弱了研究结果的准确性。因此，本书从对外开放和对内开放两个角度展开研究。在指标选取方面，除了传统研究选取的贸易和投资指标外，还增加了两个数据指标：一是旅游外汇收入占比，以测量对外旅游开放程度；二是国内旅游收入占比，以测量对内旅游开放程度。评价指标全部使用比值形式，有效避免了通货膨胀的影响。在指标权重的确定方面，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AHP法，既避免了采用单一定性方法主观性过强的问题，又避免了采用单一定量方法与实际不相符的问题，两者相结合的层次分析法具有简洁、系统、实用的特点。
在数据选取方面，本书对边境地区地级市2007—2016年的对外贸易、对内贸易、投资、旅游等数据进行搜集和测算，在考察边境地区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影响因素时，对边境地区地级市2007—2016年的到省会距离、开放口岸数量、人均GDP、人均财政支出、非农产业比重、城镇化率、金融机构存贷款、普通高校在校生数、边境合作区和跨境合作区数量、邻国经济实力、双边经济融合水平和市场机会等数据进行搜集和测算。地级市数据较难获得，通过综合整理统计年鉴、统计公报、数据库等，获得了丰富而翔实的数据，力求研究更加细致，并确保研究结果的科学性，以达到本书的研究目标。
在研究方法上，综合使用了指标体系构建、指数、ArcGIS绘图、夏普利值分解法、计量分析工具等方法。其中，利用指标体系构建和指数使得对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和区域差异的评价更具说服力；使用ArcGIS绘图方法使得研究结果更直观；综合使用计量分析方法和夏普利值分解法，不仅分析出各影响因素对开放型经济水平的影响方向，还分析出影响因素贡献的大小，使得研究结论更具准确性、更有参考价值。
第一，搜集边境地区地级市数据存在很大的难度，西藏地区4个地级市贸易数据缺失，黑龙江6个地级市的旅游外汇收入和国内旅游收入数据缺失，甘肃1个地级市的贸易数据值太小，没有研究价值。因此，受时间和能力限制，研究对象范围缩小至边境地区34个地级市。后续研究可尝试通过更多渠道或者实地调研来获取更全面的数据。
第二，在分析边境地区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影响因素时，需要考虑邻国经济的因素，但朝鲜的经济数据难以获得，因此，在研究影响因素时，将与朝鲜相邻的吉林和辽宁的地级市剔除，只剩下30个地级市，未能更全面地考察边境地区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因素。
第三，在建立边境地区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评级指标体系时，各边境地区地级市的数据可获得性无法统一。如对内投资、对外投资、承包工程、对外合作等方面数据，有的城市可以获得，有的无法获得，所以在建立评价指标体系时不得不将这些指标剔除，保留数据可获得性一致的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