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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中国经济在对外开放政策的指引下实现腾飞。自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发展开放型经济至今，开放型经济发展经历了“发展开放型经济—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全面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的不断加深的理论探索过程。我国边境地区是少数民族聚居区，发展相对落后，“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使边境地区由开放的末梢变成了开放的前沿。边境地区开放型经济成为我国开放型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由于我国地域广阔，区域发展差异较大，在开放型经济发展进程中，边境地区与沿海、内陆地区相比，无论是资源禀赋条件、发展环境，还是政策支持上均存在一定差距。我国陆地边境线漫长，东起辽宁省丹东市的鸭绿江，西至广西壮族自治区防城港市的北部湾，不同边境地区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很大差异。如何引导边境地区立足本地优势，提高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在缩小地区间差异的同时加速追赶沿海、内陆地区的开放步伐，关乎新时代我国开放型经济水平的全面提高。
本书在分析开放型经济和区域差异相关理论、回顾边境地区开放型经济发展历程的基础上，通过构建指标体系，以边境地级市为研究单元，运用2007—2016年10年数据测算边境地区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选取变异系数、基尼系数、泰尔指数、艾肯森指数和地理集中度指数测算边境地区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的区域差异；构建面板数据模型，实证分析影响边境地区开放型经济发展区域差异的主要因素，并运用夏普利值分解法对影响因素贡献度进行分析；根据影响因素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以期帮助边境地区更好地发展开放型经济。
本书得到的主要结论如下：
第一，边境地区大部分地级市的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随时间推移不断提高，包括对内开放经济发展水平和对外开放经济发展水平。占边境地区地级市总数4/5的城市的对内开放经济发展水平明显高于对外开放经济发展水平。因此，对外开放有待加强，地区间合作有待加强。对外开放经济发展水平高于对内开放经济发展水平的地级市分别为防城港市、崇左市、牡丹江市、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塔城地区、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和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不同地区的地级市向不同等级转移的路径不同，大多数呈现递次转移的趋势。东北边境地区由以高、中水平为主转变为以高水平为主，西南边境地区由以中等水平和较低水平为主转变为以中等水平和高水平为主，西北边境地区始终保持在以中等和较低水平为主。丹东市、牡丹江市、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简称“延边州”）、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简称“德宏州”）的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10年内一直保持在高水平。
第二，边境地区各地级市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差异。东北边境地区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高于西南边境地区，西南边境地区高于西北边境地区。东北地区的牡丹江市、丹东市、延边州，西南地区的德宏州和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简称“西双版纳”）开放型经济发展成效显著。其中，东北地区的牡丹江市、西南地区的德宏州和西双版纳开放型经济发展较快，成为新的边境经济增长极，潜力较大。边境地区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属于中高水平的地级市逐年增多。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主要为边境民族省区，包括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内蒙古自治区、广西壮族自治区和云南省，低水平地区主要分布在新疆。
第三，边境地区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区域差异问题仍然十分显著。这种区域差异随时间推移而波动变化，大致呈“下降—上升—下降—上升—下降”的趋势。2013年，边境地区不同地级市的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区域差异达到最大。东北地区各地级市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差异波动缩小，西南和西北地区各地级市间的差异呈波动扩大趋势。东北、西北、西南边境地区区域内的差异大于三大区域之间的差异。边境地区总体差异主要由地带内差异引起。总体上，边境地区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的区域间差异趋于扩大，区域内差异趋于缩小。西南、西北和东北边境地区的区域内差异变化较为不同。其中，西南、西北地区的区域内差异趋于扩大，西北地区的差异程度比西南地区更显著，东北地区的区域内差异在缩小。边境地区各地级市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呈现由分散逐渐集中，再分散的态势。
第四，口岸数量、人均财政支出、城镇化率、金融机构贷存比、普通高等学校在校生数、双边经济融合水平和市场机会对边境地区各地级市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到省会距离对各地级市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有显著负向影响。因此，高素质人才、金融基础对边境地区经济增长促进作用突出，一个地区的经济实力、经济发展活力和潜力对开放型经济发展有较大影响。
第五，影响边境地区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出现区域差异的最主要因素是普通高等学校在校生数、到省会距离和双边经济融合水平。市场机会、城镇化率、人均财政支出、人均生产总值和金融机构贷存比的贡献率相对较小。2007—2016年，边境地区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越来越受到到省会距离、双边经济融合水平和市场机会这三个因素的影响。
第六，在西南、西北和东北边境地区，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的决定因素存在很大差异。东北和西南地区的决定因素是到省会距离，而西北地区的决定因素是城镇化水平，西南地区排名第二的因素是城镇化率，西北地区是人均财政支出，东北地区是普通高等学校在校生数。其他各因素的贡献程度也有很大不同。因此，西南、西北和东北地区的开放型经济发展由不同的主导力量在推动。
不同于以往研究，本书以边境地区地级市为最小研究单元，从对外和对内的贸易、投资、旅游层面来构建指标体系，评价边境地区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所有指标采用比值形式，以避免通货膨胀的影响。从不同地级市、不同边境地区、民族边境省区和非民族边境省区多层次，时间和空间多角度来分析区域差异，从区位、本地经济基础、双边合作情况考察主要影响因素，丰富、扩展了边境地区开放型经济的经验研究文献，并提供了来自边境地级市近10年的经验证据，为边境地区开放型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