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47—1950年动荡不安的几年间，法国摄影记者亨利·布列松（Henri Cartier-Bresson）两次横渡孟加拉湾。布列松旅居亚洲的日子里，拍下职业生涯中许多具有代表性的照片：共产党胜利前夕在上海银行外排队的人群、甘地骨灰巡回印度之旅、亚洲新领导人的肖像。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2010年的回顾展“现代世纪”展出了一幅大型地图，上面标出了布列松的旅程。他的旅程多半走海路和陆路，沿着在他之前横渡孟加拉湾的数百万“朝圣者”、劳工和士兵的脚步。他乘船从科伦坡前往特努什戈迪，就像种茶的泰米尔工人几十年来所做的那样；乘船从加尔各答到仰光，这是一条泰卢固泥水匠和孟加拉律师走过的老路；从新加坡到科伦坡的旅途中，他途经巴生港、槟榔屿和棉兰，这是泰米尔穆斯林商人和切蒂亚尔高利贷者的停留港。然而，随着飞机时代的到来、新的民族国家的形成、贸易模式的重新定位，这些路线正在成为历史。

在布列松的作品中，“最重要的故事是亚洲的剧变——中国的革命以及印度、巴基斯坦、缅甸、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的独立”。不过，“布列松的大部分照片……想要表现的是传统生活的形态”。 ^[1] 如同伊丽莎白·路易丝在1931年为《国家地理杂志》拍摄的照片，1950年布列松在新加坡停留时，拍下了大宝森节的游行庆典照片。大宝森节游行一度因为战争而中断，战后得以恢复。马来亚附近的丛林并未解除紧急状态，但是城市街道上离散社群举办的仪式似乎是永恒的。布列松拍摄了环孟加拉湾的水稻景观，这些景观被定格在了那一刻，它们似乎并没有受到国家五年计划和“粮食增产”运动的大规模干预。他拍下了地区和宗教变革中的印度尼西亚传统生活。布列松克服对飞行的厌恶，从苏门答腊飞了4个小时前往爪哇，他从上空看到了未曾改变的爪哇海，它“呈现着如焦糖般的古铜色”。但变化从来不会太远。摄影师镜头下的蒸汽疏浚船标志着即将到来的工业时代，这些蒸汽疏浚船在苏门答腊海域填海造地，开采海底的锡矿。他从棉兰前往科伦坡的行程，因为码头工人罢工的政治因素而耽搁。

在布列松的摄影作品中，不变的是一个处于变化边缘的亚洲。战争结束后，古老的文化模式得以复兴，百叶窗被拉起，房屋得以重建，生意重新开张，家人再次团聚。受到轰炸的东南亚城市，还是会唤起“对其他国家和人民的记忆”。 ^[2] 不过，一个新的世界正在形成。1947—1957年，孟加拉湾沿岸国家纷纷摆脱殖民统治，获得独立。他们开始重新对彼此的关系展开谈判，在被冷战紧张局势分裂的世界中竞争彼此的地位。几个世纪以来凝聚在一起的孟加拉湾——一个相互竞争的帝国和海外离散社群的世界——让位于一片国家分立的海洋。沃尔特·本杰明（Walter Benjamin）写道：“每一座文明的纪念碑，同时也是野蛮行为的纪念碑。” ^[3] 文明的纪念碑矗立在旧殖民地首都的林荫大道和广场上，它们颂扬着新的强国，这些强国既将某些人排除在他们建造的世界之外，也将某些人包容在内。到20世纪30年代，移民好像已经找不到他们的位置了，因就业枯竭而被遣返，还被边境管制排除在外，遭到低级趣味的报纸凌辱。移民及其后裔现在成了“少数族群”，他们为新国家的缔造者带来了困扰，新国家建立起高墙保护国民珍视的东西。

在革命和政治过渡时期，孟加拉湾的历史被尘封在国家档案馆的密室里。在整个南亚和东南亚，国家档案是独立机关的一部分。随着欧洲帝国的崩溃，他们的档案文件由其各组成单位整理打包，一些档案被运回伦敦，另一些文件则从德里搬到了卡拉奇，或从加尔各答搬到了仰光。正如最近所披露的，这个过程并未完成；在马来亚，英国竭尽全力阻止某些文件落入继任国之手（在肯尼亚亦是如此）。 ^[4] 文件在不同部门之间辗转，一路被添加批注，并因此获得了它们的意义，从马德拉斯到仰光，再到新加坡，然后又回到德里或是伦敦。这些文件现在又有了新的排列。档案架构本身就把20世纪40年代出现的政治边界视为自然而且是永久的。根据这个逻辑，缅甸、马来亚或印度的全部历史，现在都包括在了这些国家的档案中，除此之外，散布在其他档案里的东西就不再重要了。在新的国家档案的索引和手册中，某些对殖民地档案来说是重要组成部分的条目，如“孟加拉湾”“移民”，甚至“印度洋”，在20世纪50年代之后都已消失不见。

战争撕裂了孟加拉湾的结构，当冲突结束时，我们不知道如何才能重新厘清这些头绪。战争刚结束时，孟加拉湾还处于空窗期，直到1947年才解除对民用航运的管制。每一个决定、每一项行动、每一桩计划，都充满了不确定性。孟加拉湾会恢复到原有的移居模式吗？“撤离的人”会回来吗？他们将回到哪个家？没有受到这场战争波及的家庭少之又少。上百万人死亡，被迫背井离乡，家庭破碎，身陷绝望，只有零星的人能够跨过去。他们试图重建自己的生活，但是战争的改变已经无可挽回。比以前更具侵略性、更好战的新意识形态对战后的秩序提出了主张，但是它们鲜少为不同的家庭、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旅程之间的人留有空间。马来亚当局坚称他们“不希望马来亚成为中国或印度的一个省”，他们赞成“输入爪哇劳工，因为他们与马来人一样都是穆斯林，说同样的语言，容易融入马来人当中”。 缅甸政府对于准许“撤离的人”回来，抱持警觉的态度，对于接受新移民则更加谨慎。孟加拉湾周边的未来人口仍然不稳定，仍需要在旧移民与新移民之间、移民与归国者之间、旅居者与定居者之间取得平衡。战争扰乱了主权与领土、公民与居民之间的关系。在这些相互竞争的计划中，存在着截然不同的地区架构；随着亚洲的后殖民主义革命与殖民主义企图之间的斗争，计划发生了改变。

战争结束后，印度人开始返回缅甸。1945年底，缅甸的印度劳工已经“遍布许多职业领域，如码头、稻田、锯木厂、炼油厂、公共工程部、铁路部门和人力车行业”。 在战争刚结束的那段混乱时期，政策几乎无法推行。回归后的缅甸政府急于重启工厂，让稻米尽快恢复生产，所以带回了“数百名印度人，他们不是撤离者，甚至也不是熟练或半熟练的工人”：这些人就是在1941年的移民协议下，禁止进入缅甸的那几类印度人。 印度和缅甸当局努力区分回国居民和新移民。驻仰光的印度公使概述了战后缅甸的不同类型的移民，包括“战后军方招募的移民”，以帮忙战后重建，“日本战败后从印度招募的撤离者”，以及“其他从印度带到这里的非撤离者”。同时还有境内流民的问题，这是指那些战时留在缅甸的印度人，他们出于个人的安全考虑，被迫离开居住地而迁移到不同的地方。

事实证明，类似的不稳定流动人口增加了管理的困难。根据驻仰光的印度公使贾姆纳达斯·梅赫塔（Jamnadas Mehta）的估计，到1946年4月，缅甸已经有60万—70万名印度人“分散在全国各地”。其中多数人忍受着“极度恶劣的”居住环境，且“几乎没有医疗救济”。梅赫塔感叹道：“在一个面积达26万平方英里的国家，数千名不幸的工人流散各地，完全任由他们的雇主掌控。” 华人网络恢复得比较快。1946年中，在仰光的英国官员注意到，已经有数千名中国撤离者带着关于中国云南的商业信息回到缅甸，其中许多人在战时撤到了那里。当缅甸的日常必需品短缺，他们“组成辛迪加（syndicate） ，从陆路推动缅甸和中国云南之间的贸易，出口罐头食品、盥洗用品和奢侈品”。随着市场越来越饱和，这些业务的利润从300%降到仅为100%。仰光的华人社区中有1/4的房屋在战时遭到轰炸，1946年才缓慢展开重建。当时的租金很贵，平均一个月要50卢比，而且预付的订金高达1000卢比。在物资匮乏的时代，香烟、罐头食品和其他小型奢侈品的黑市也兴旺起来。

老缅甸人对移民的恐惧再次浮现。缅甸的民族主义媒体又老调重弹：这个国家已经被印度人和华人“淹没”了。驻缅甸的英国劳工专员宾斯期待未来缅甸可以不再依赖印度劳工。他写道：“欧洲和印度企业在这里的工作……需要严密的组织，而不是自由放任的方式。”他对国家计划引导经济转型充满信心。他写道：“这意味着雇主的想法要调整，它们大多是过时的。”除此之外，“这也意味着要用推土机和挖土机取代用篮子装土顶在头上的苦力……如果我们想要快速重建公路和铁路，当然必须求助于现代的方式，而不是用那些当今每一个进步国家都已经觉得过时的方法，而且那根本是这个国家在战时就已经抛弃的做法”。 宾斯的愿景是对孟加拉湾自由贸易经济的控诉。缅甸当局重新审视了1941年生效但因战争而延迟的移民法案，借鉴世界各地的规定来修改立法，让他们的法律向美国和有白人移民的殖民地看齐，明确排除“不受欢迎的人”。根据1947年的非常移民法，“不受欢迎的人”包括“智力低下者、弱智者、低能者、癫痫症患者和精神病患者”，以及“道德败坏、犯罪的人”，“支持或提倡以暴力推翻缅甸政府或法律的人，不相信或反对政府的人”。过去对于无政府主义者的恐惧，现在依然存在。

缅甸的法案并非毫无争议地通过。印度政府对新法案中的歧视条款表达了担忧。仍掌控缅甸的英国当局也担心国际压力：“若因我方的因素，而无法在原则上接受流离失所者回乡，那么就会很难提出辩护。”他们甚至更担心印度的反应，如果缅甸对于重新接纳华人，表现得比接纳撤离的印度人更为积极。莱比亚特·麦克杜格尔爵士在给缅甸行政会议的信中写道：“如果认为流离失所者的问题可以一直和缅甸在整个国际世界的地位问题割裂开来，那么这是愚蠢的。”英国官员处于一个不同寻常的位置，随着英国国际地位的不确定性崩溃，他们不得不规划缅甸未来的国际关系。缅甸官员在制定自己的路线时，依然执着于帝国（英联邦内）合作的愿景。麦克杜格尔宣称：“我们必须努力确保民族主义的兴起，不会导致对纯粹民族主义目标过于狭隘的关注。”但为时已晚。他的意见读起来像是帝国世界主义的墓志铭，而这个承诺从未兑现。

移民法的最大限制在于南亚新边界的脆弱。由于横渡孟加拉湾的航运还没有恢复，因此新的边境线是通过陆路进行检验的。1946年中，缅甸和中国云南之间“没有任何形式的护照检查，也没有任何入境限制”。因为缺乏个人身份文件的“全面登记系统”，对边境的控制付之阙如。独立的边防哨所警卫让新的边境有了实质存在，不过他们哀怨的调度表明，他们其实没有什么权力。缅甸有史以来的第一任移民官派驻吉大港的一间小办公室，他每周向仰光提出报告：1948年1月10日那周结束时，他共签出了207张撤离者的身份证，向印度人核发了65份再次入境许可，并收取了299卢比的移民费用。但即使持有他的报告，也未必过得了边界。他抱怨道：“这已经是第三次了，从这个办公室发出的报告没有被送到仰光”；“为了避免在运送途中遗失，这份副本必须用挂号信寄出”。 缅甸对其边境的表面控制在邮件中消失了。

在马来亚，战后印度人的角色问题围绕着两个相关方面：首先是长期定居的印度人的政治地位，其次是未来印度劳工对马来亚的供应。在战后的马来亚，“回流移民”和因应战后的重建需要而来的新移民之间存在着可渗透的边界。与缅甸相比，战时离开马来亚的印度人少了许多，不过返回和安置的问题是普遍存在的。在战时，有超过18万名亚洲劳工被迫投入泰缅铁路的兴建，其中有很大比例是泰米尔的种植园工人。战争结束后，兴建铁路的工人中只有21445人被遣返，而且几乎可以确定盟军对整体死亡率的统计被低估了。除了死亡者之外，还有数万人在前往铁路工地的路上被“遗弃”了，许多人在丛林里失踪，下落不明。 ^[5] 驻马来亚的印度代表切图尔参观了种植园，看到许多家庭都因失去健全的劳动力而毁灭。国大党派到马来亚的医疗团发现，种植园的状况已经很糟糕，营养不良的情形普遍存在，卫生条件也很差。对于许多种植园家庭而言，最为悲痛的是无法得知她们的丈夫、父亲或是儿子发生了什么事。马来亚的橡胶种植园里到处都是寡妇和孤儿。 ^[6] 有些家庭比较幸运，虽然家人在战争中被迫分离，但在1945年后得到了第一次团聚的机会。战争爆发时，橡胶种植园工头帕拉尼萨米的家人正前往印度。直到1946年，他们才得以回到马来亚的家园，重建他们的生活。他们回去的时候，发现种植园里的女性正穿着白色衣服哀悼死去的家人。 ^[7]

马来亚是大英帝国战后复苏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因为世界上相当大部分的木材和橡胶是马来亚生产的。这个殖民地赚取美元的能力对于英国的经济重建至关重要，为重新引进印度移民劳工创造了大好机会。 ^[8] 马来亚和印度当局之间的宿怨仍挥之不去，即将独立的印度政府坚持并延长了对印度非技术移民的禁令。1946年后，每一个要离开印度海岸的人，被核发的印度护照上都会区分熟练工和非熟练工，只有熟练工会有一个戳，以免除他们向国家取得正式移民许可证的需要。马来亚政府几经思考之后，仍然有一种矛盾的心理：他们知道稳定引进印度移民劳工有其吸引力，但还是不愿意鼓励持续移民，因为这可能会让保守的马来民族主义者感到不安，后者已成为英国在马来亚最重要的潜在盟友，也是最危险的潜在批评者。

不过，战后的大兴土木把泰米尔移民劳工带到了新加坡和马来亚，他们是电缆铺设工人、筑路工人、食品小贩、小商贩，还是英国军事机构里的基本劳动力。在新加坡经营杂货店的泰米尔穆斯林阿卜杜勒·阿齐兹仍记得，在1946—1947年间，展开旅程非常容易：“印度还是英国的属地，所以印度人还是英国的臣民，我们可以畅通无阻地前往大英帝国境内的任何地方。”就算是在帝国崩溃前夕，英国在印度的统治摇摇欲坠，印度人还是充分利用所有向他们敞开的帝国关系。阿齐兹记得，护照是从德里核发的，只会做最基本的身份检查。他回忆说：“你可以骗他们，你的名字可以是拉玛萨米、库普萨米，或是（你喜欢的）任何名字。” 20世纪40年代末期的泰米尔报纸充斥着新加坡的招聘广告。对轮船的管制在1947年解除，这些报纸上的定期公告刊登了轮船的班次表。1946年，博希来到新加坡，他记得迁移是很容易的：“那时候没有限制，对移民也没有管制；你只要买张票，就可以到新加坡了。” 1946—1947年住在新加坡的印度人当中，只有不到一成的人是战后首次抵达新加坡。大部分人已经在新加坡待了很多年，甚至几十年；还有一些人则是战后第二次、第三次，甚至第四次移民返回那里，在新环境中恢复了他们在20世纪30年代所遵循的流动模式。 ^[9]

印度当局承认边境和身份的检查不足。印度护照办公室承认，有大量护照“发给了前往马来亚的印度公民”，而且完全是“根据法定身份声明”和护照申请者所在村庄村长的“诚意证明”进行核发的。在马德拉斯管理移民事务的塞尚直言：“根据我的经验，10份法定声明里，有9份要么是伪造的，要么是不真实的。”他认为护照既然是“国际性的文件，势必需要比现在更加受到重视”。 塞尚指出，旧日的移民招募网络的持久性超出了当局的控制。当中的各个角色是大家熟悉的：“他们存在于各处，向上岸水手行骗的骗子也有各种名称，如代售票的黄牛、旅行代理、导游等”，他们都是“秘密的招募”。塞尚相信：“只要有相当数量的合法劳动力从印度流向马来亚，这就很难预防。”

此时，形势已经逆转：马来亚对于移民的控制变得严格起来。1948年宣布的紧急状态，标志着马来亚从战后重建转向平息叛乱。殖民国家和马来共产党之间一直存在的低级别对抗，后来持续升级成公开冲突，双方都无法掌控冲突的扩大。 ^[10] 安全方面的担忧会强化对移民的控制，从21世纪的有利位置来看，这是个莫名相似的过程。移民局认为：“从政治和经济的条件来看，马来亚有必要防范大量的外来人口涌入。”因此，“对邻近国家的严格管控格外重要，一直有大量来自这些国家的潜在移民在施加压力，其中也包括印度”。 ^[11] 对马来亚的印度社群所做的一项著名研究认为，“1947年后，印度人口出现了内在的自然增长，没有受到战前几年里不断变化的流入和流出的影响”。 ^[12] 对于那些已经横渡孟加拉湾的马来人子女而言，下一步是要争取公民身份。

1947年3月，几位亚洲未来的领导人在德里的旧堡（Purana Qila）会面。他们还没有走到独立那一步，但自由已指日可待。会议的舞台被布置得让参观者对亚洲的历史纽带肃然起敬：他们展示的是这些新兴国家共有的文明纪念碑，都是历经殖民暴力后修复的。向“黄金时代”致敬的同时，亚洲关系会议讨论的主题是未来。讲台后方矗立着一幅发光的亚洲地图，其上标出了各国首都之间的航线。尼赫鲁在开场致辞中缓慢而庄重地说道：“我们正处于一个时代的终点，站在另一个新时代的起点上。”他接着说：欧洲的统治导致了“亚洲各国的孤立”，不过现在“陆路已经恢复了，航空旅行突然让我们彼此之间变得很近”。但是，在兄弟情谊的背后潜藏着战争。

当各国领导人齐聚德里时，亚洲未来的政治前景依然扑朔迷离。最终导致印巴分治的谈判正在进行——亚洲关系会议就在蒙巴顿勋爵作为印度最后一任总督到达之前召开——但是没有人预料到分治的最终形式，或者它将以何种暴力的方式发生。印度尼西亚的民族主义力量和越南胡志明的军队正在对抗殖民势力的重新占领；他们想向德里的民族主义者同僚寻求支持，但是获得的反应却很冷淡。当欧洲帝国正在进行最后一搏或准备撤退时，亚洲的领导人继而建立起新的国家。许多旧堡会议的代表正忙着起草宪法：筛选来自世界各地的典范，提供法律意见，消除意识形态诱惑的冲击（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和自由民主的阴暗），考虑宗教和世俗政治以及单一制和联邦制之间的平衡。他们共同面临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公民身份。

几个世纪以来的跨地区移民，造成人口之间纠缠不清的关系，因此任何一个亚洲国家的国籍法都会影响其邻国。亚洲关系会议的与会代表也认可这一点。会议的组织者承认，“许多亚洲国家都存在这样的大型群体或是少数群体，其种族与大多数人不同”，“这带来了一些种族和移民的问题，必须在全亚洲的基础上解决”。他们很愿意打开这个“潘多拉的盒子”，但是才不过几年，他们的继任者就不愿意了，而宁可选择忽略这个问题。这次会议组成了一个委员会，审议“种族问题和亚裔移民”。

该委员会的讨论要解决两个相关问题，一是过去的移民及其后代的公民身份，二是对未来跨过亚洲边境的移民的管控。会议全体一致认为，未来的移民应加以限制，不会回到20世纪20年代自由流动的状态。锡兰的代表坚称，一方面，“任何国家都有权力决定其未来的人口”；另一方面，“法律不应该歧视已经在这个国家定居的任何群体”。从理论上讲，亚洲的新国家可以重新起草移民和公民身份方面的法律；实际上，每个国家都继承了混杂人口的现状。几代人以来已经习惯了来回移民的社群，现在面临一个有约束力的选择。亚洲关系会议“普遍同意：一个人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有一个国籍”。一位马来代表直接指出：“印度人和华人必须做一个至关重要的最终决定，就是他今天到底要不要成为马来亚的公民。”面对“只有一个”国籍的“最终”选择，许多人觉得自己被夹在中间，左右为难。一位代表表示：“印度没有空间接收”无法取得锡兰公民资格的锡兰泰米尔人口，而且这些人已经“失去了与印度的所有联系”。他希望他们能够被“公正”而且“慷慨”地对待，但是被谁这样对待呢？印度人指出，公民身份的问题因为存在于孟加拉湾沿岸大部分地区的“英国国籍”，而变得更加复杂了；一位锡兰代表坚决地提出了反对意见，在独立之时，“就应该认为英国国籍也随之不复存在了”。 ^[13]

实际上，这些异常需要更长时间才能消除。印度和其他许多邻国一样，在它的公民法制定之前，已经实现政治独立。1949年11月，印度宪法中的公民权条款出台，并于1955年最终确立，在那之前，《英国国籍和外国人身份法案》一直有效；也就是说，在印度独立的前两年，即使英国势力已经离开南亚，印度、锡兰、巴基斯坦、缅甸和马来亚因为“共同的英国国籍”而团结在一起。就算事后看来充满矛盾，但在那个重新出发的年代，这种绝对的实用主义支撑着新开始的最崇高宣言。1948年12月，驻仰光的印度大使馆核发护照给会计师纳塔拉詹，他和妻子的护照一直被保存在新加坡国家图书馆，作为20世纪40年代孟加拉湾周边曲折的公民政治的见证。虽然护照是在印度和缅甸独立之后核发的，护照上的纳塔拉詹仍是“英国国民”，不过“国籍”一栏又确认他是“印度人（出生地）”。更复杂的是，持有这本护照只能前往“印度、缅甸、巴基斯坦、锡兰、暹罗、印度尼西亚、新加坡、马来亚联邦、英国”。这些国家有三个空间和主权概念：基本上都是英属的亚洲帝国，印度尼西亚和暹罗除外；是环孟加拉湾的海洋地区（再加上英国）；以及一个主权民族国家的集合。他护照上的“住址”是泰米尔纳德邦的古达罗尔古城，不过护照上还附有“身份证明”，让纳塔拉詹可以“永久”居住在马来亚。护照上有孟加拉湾周边国家的过境签证，以及一份外汇交易列表。如果这看上去类似人类学家在今天这个全球化时代所提出的“弹性国籍”（flexible citizenship）概念，那是因为20世纪40年代公民身份的基本类型和确认的文件尚在建构中。 ^[14]

模棱两可的空间渐渐缩小了。20世纪30年代关于移民的冲突早在亚洲关系会议就重新浮现了，不过它现在是在国际层面，而不是帝国层面。缅甸的代表宣称：“缅甸未来的国家政策必然无法摆脱对被印度人或华人包围的恐惧的影响。”即使这段话是从会议纪要中间接引用（以被动语态表述），仍然可以明显感受到他的情绪。对于移民的恐惧，碰触了人们对帝国崩溃之后的世界更深层的担忧。缅甸代表还说：“缅甸自然会害怕，担心印度的帝国主义会取代英国的帝国主义。” ^[15] 到了1948年，印度始料未及地面临了史无前例的难民潮，难民来自巴基斯坦。尼赫鲁政府不愿陷入与邻国的冲突，他们也和缅甸一样，立刻在公民和外国人之间做出了区分。

亚洲关系会议的翌年，亚洲的新兴国家又面临另一个截然不同的愿景的直接挑战：一个因同时发生革命而联系在一起的地区。共产党组织的加尔各答青年会议在1948年2月19—24日召开，会议预示了几个月后将在缅甸、印度尼西亚、马来亚和菲律宾爆发共产主义起义。最近的证据强化了这样的共识，即苏联没有直接介入协调这些亚洲起义，只是让各地共产党认为有全球起义的紧迫感。除了最广义的团结之外，在这个“广大的新月形地区”，共产党之间并没有跨区域的联系；他们适应了一个由民族国家组成的世界，并按照国家的界线组织革命，虽然是在冷战的更广泛背景下。 ^[16] 对政治颠覆的恐惧、对非法流动的恐惧、对外部影响的恐惧，共同促成了1948—1949年边境的关闭。

从一开始，印度宪法制定者就选择以城市和地区来定义公民的身份，即根据属地原则，“每一位在联邦出生或是依法入籍者……都是本联邦的公民”。 ^[17] 随着大量难民跨越1947年印巴分治的边界涌入，印度公民身份的意义发生了变化，他们对国家的主张和要求反映了互相冲突的权利和归属感。印巴分治后，印度政治文化中充斥着对穆斯林忠诚度的不信任，让印度穆斯林处于“少数族裔公民”的地位。大屠杀平息之后，许多印度穆斯林试图返回他们在印度的家乡，但是强行征用“撤离者财产”的法律让他们很难这么做，这些人为了寻求安全而暂时迁居巴基斯坦的行为，常被国家视为有意移居巴基斯坦。 ^[18] 印度土地上出现的“外国”穆斯林引起印度官员的焦虑。1948年9月，海得拉巴邦国被强行并入印度联邦，军队和民政当局决定找出阿富汗、普什图和阿拉伯血统的穆斯林，把他们遣返回国，虽然这实行起来有困难。 ^[19] 印巴分治的余音一直萦绕在环孟加拉湾地区。

东巴基斯坦和缅甸之间的边界是另一个边界，整个社群都觉得他们正处于“错误的”一边。17世纪，吉大港还在阿拉干王朝的统治下，佛教社群的祖先搬到了吉大港，现在这些人的后代很焦急地写信给仰光的缅甸政府，请求把他们遣返回国。在缅甸，就像在孟加拉或旁遮普一样，少数族群担心，如果另一边发生暴行的消息传开，他们的邻国会对他们进行报复。阿拉干的一名代表写道：“我们担心以社群暴乱形式跨越边界在阿恰布地区出现的小火花，势必会激怒穆罕默德的追随者，将我们的生命和财产置于极端的危险之中。” 仿佛在一面镜子里，在边境缅甸一侧的罗兴亚穆斯林（Rohingya） 社群中，许多人选择了相对安全的东巴基斯坦，而那些留在缅甸的人则面临着迫害，直到今日仍是如此。 ^[20]

印度决定自我封闭，排除那些不属于他们的人时，这些横渡孟加拉湾和其他地方的大型印度社群的存在与其说是资产，倒不如说是一种负担。1948年3月，尼赫鲁在印度制宪议会发表讲话，表明了他的政府将对海外印度人问题采取的态度：

不过，真正困难的是公民身份的问题。现在这些海外的印度人——他们是什么？他们是印度公民吗？他们到底会不会成为印度公民？如果他们不是，那我们对于他们的兴趣，应该止于文化或是人道上的，而不是政治上的……议会希望将他们视为印度人，同时也希望他们在居住的国家享有完整的公民权。当然，这两件事不是同一回事。 ^[21]

这呼应了他在1937年和1946年访问马来亚的印度社群时的建议：海外的印度人应该致力于获得居住地的公民权，在当地积极争取自由，而不是向印度寻求支持。但是，孟加拉湾对岸的许多印度社群都在努力融入他们生活的社会。就像其他许多处于不同环境中的人一样，如犹太人、亚美尼亚人、华人、欧亚人，他们成了“帝国的孤儿”，因为他们的孟加拉湾世界分崩离析了。 ^[22] 哀悼一个失去的世界，势必伴随着对自由的追求、对公民权的获得，以及对归属感的认同。对于那些夹在边界之间的人，帝国世界中最基本的安全——一种来自向外寻找家庭生存和繁衍的安全——被各个国家最基本的安全所取代，而新的公民权便是确保这种基本安全的方式。

东南亚的“移民少数族群”面临着不同的选择和强制力。在锡兰，独立的准备工作没能解决谁会成为新国家公民的问题。1944年，准备起草新宪法的苏伯里委员会（Soulbury Commission）回避了公民权问题；与伦敦谈判时，锡兰独立运动的领导人森纳亚克（D. S. Senanayake）坚持由未来的民选政府来制定公民权的法律。锡兰印度人大会党（Ceylon Indian Congress）要求锡兰的印度人享有完整的选举权，所有能够证明生活在这个岛上的人都享有公民权，立法机关中要有一定比例的印度代表。政治浪潮向另一个方向发展。1947年12月，尼赫鲁和森纳亚克的谈判破裂，两人对锡兰的印度人可以享有的公民权未能达成共识——印度担心又有另一波移民回国潮，希望尽可能多的锡兰泰米尔人获得公民权。由于双方没有达成协议，锡兰制定公民权法时采取了最严格的定义。 ^[23]

一连串的法律条文掩藏在最平淡无奇的标题下，剥夺了数十万人的公民权。随后，《锡兰公民身份法》 （Ceylon Citizenship Act ，1948年）、《印度与巴基斯坦居民法》（ Indian and Pakistani Residents Act ，1948年）、《锡兰国会选举修正案》（ Ceylon Parliamentary Elections Amendment Act ，1949年），都拒绝让泰米尔种植园工人享有公民权，这大约占12%的人口。它们也否定了所有非公民的投票权。公民法把血统公民和登记公民区分开来。含蓄地说，只有“血统的”公民，才是真正的公民；“登记的”公民一直都遭到质疑。两种类型的公民都会有选择性地被要求提供书面证明，也就是说，印度出身的人都被这样要求，而大部分僧伽罗“本地人”则不会。如此一来，便自动排除了泰米尔的种植园劳工。泰米尔种植园人口中的一些人来来回回地穿越漏洞百出的保克海峡边境时，身上没有任何证明文件。另一些人虽已定居在锡兰好几代，但是也没有证明文件。许多人是在种植园出生的，但是在国家考虑登记出生人口之前，所以也没有证明。不过，虽然有这些难以克服的障碍，但还是有超过80万在锡兰的印度人申请成为公民，大部分申请者是住在城市、受过教育的。不过，在1951年截止日期之前收到的申请中，只有16%的申请者获得了批准。 在其后的数十年间，锡兰的种植园里留下了强烈的集体记忆，包括在邮寄途中“丢失”的申请表格、受到的恐吓，以及被官僚主义阻碍的合法诉求。 ^[24]

锡兰的泰米尔人面临无国籍的窘境，以及政治上的边缘化。锡兰不承认他们是公民，其中也只有少部分人符合印度公民的资格，而且甚至没有什么人申请印度公民身份。种植园里的泰米尔人（他们或其祖先已经搬到锡兰）和定居时间久得多的贾夫纳泰米尔人之间有越来越大的政治裂痕；此外还有一个独特的社群，他们是说泰米尔语的穆斯林，被称为“摩尔人”。泰米尔的精英领导阶层放弃为种植园里的泰米尔人争取选举权，转而专注于国家层面的让步。他们集中于关注能从国家那里得到什么，如内阁的职位和说泰米尔语的权利。不过，斯里兰卡政府仍然强制执行支持多数族裔的政策。1956年僧伽罗语被确定为这个岛国唯一的官方语言，引发了公众抗议和年轻的僧伽罗民族主义者对泰米尔社群的报复性暴力事件。1958年，针对泰米尔人的骚乱是暴力的征兆，这将破坏斯里兰卡的政治未来。

锡兰的泰米尔人得不到公民权，也没有地位，他们认为自己的未来必须仰赖印度和斯里兰卡政府之间的协商。在拖延了10年之后，双方终于在1964年达成协议，同意将印度泰米尔人从斯里兰卡的种植园送回国。其后的20年间，有超过33万人被送回印度。他们之中的许多人在斯里兰卡出生，与他们要回到的印度“家乡”并没有什么联系，甚至大部分人并非出于自己的意愿。来自斯里兰卡的泰米尔工人回到他们“祖先的村庄”之后，发现自己只不过是个陌生人，没有得到认可，也没有工作机会。他们中的许多人在斯里兰卡的高地出生、长大，所以无法适应南印度的干燥气候，在他们的叙述中，就像在他们19世纪的祖先的描述中一样，对气候的不熟悉，造成了他们的流离失所。 ^[25] 后来，斯里兰卡政府才慢慢勉强承认所有留在这个岛上的泰米尔种植园工人都享有公民权，不过，对他们来说，就像孟加拉湾周围的许多少数族群一样，这是一种不公平和不完整的公民权。

斯里兰卡泰米尔人的政治诉求在20世纪70年代愈演愈烈，并于20世纪80年代升级为武装斗争，他们像区域国家一样对领土有要求：领土自治是泰米尔伊拉姆猛虎解放组织“泰米尔之虎”的目标。80年代，印度通过国与国之间不怀好意的外交手段，灾难性地介入斯里兰卡的冲突。过去那种移民在各个国家之间往来流动的情况已不复见。不过，跨越斯里兰卡和南印度之间水域的流动从未完全停止。继续往来流动的渔民、难民和移民劳工产生了“非法船工”（kallattoni）这个标签，这个词泛指斯里兰卡的印度泰米尔人，也包括世代居住在那里的人；印度与斯里兰卡之间的所有流动都备受怀疑。 ^[26]

在缅甸，寻求公民权一样困难重重。1947年的宪法规定了两种公民权，再次区分了“血统公民”（缅甸的所有原住民）和“登记公民”。后者必须在1950年4月之前提出公民身份申请。缅甸也和锡兰一样，文件的标准很高，许多印度居民囿于时代的不确定性，也不知道区区的几张纸竟然有这样的重要性。仰光大学历史系退休教授德塞（W.S.Desai）回到印度后，以遗憾的语气写道：“想在缅甸获得公民权，需要经过繁复的程序。申请者必须向所在地区法院提交一份有关其在缅甸居住详情的誓章。”那些缺乏旅行记录和意图的人，必须提供一个可信的说法。不过，在提出申请后的6周内，任何一名当地的居民都可以反对这份申请，即使只是邻居之间的竞争或个人恩怨，都可以阻止一个人申请公民身份。 ^[27]

缅甸独立后不久，缅甸政府对公民和外来者做出了有力的区分。1948年的“土地国有化法案”剥夺了非公民的大部分财产权，有关租佃和土地出让新法的出台，标志着缅甸“清算印度人土地权益的全面措施”的开始。 ^[28] 极其烦恼的印度地主写信给印度外交部，力陈他们因缅甸新法所受的损失。原本在仰光高等法院担任辩护律师的班纳吉写道：“在缅甸的印度人拥有近1/4的可耕地……如果失去这些土地，将是一大悲剧。”在当时的大环境下，印度政府也要把柴明达尔手中的土地重新进行分配，对缅甸的印度地主，尤其是切蒂亚尔人的外部同情是有限的。尽管他们损失惨重，但他们似乎恰恰是自由和社会主义席卷新亚洲各地的既得利益者。意识到这一点之后，其他请愿者转向不同的方式，他们强调切蒂亚尔社群中的“穷人及中产阶级”也遭受了损失，“因为他们无法偿还战前在印度为缅甸的生意筹集的债务”。 ^[29]

巩固缅甸这个地区性民族国家的下一步努力是确保边境安全，阻止从19世纪晚期开始构成缅甸主要人口的往来移民。没有成功申请成为缅甸公民的印度人被允许以临时居民的身份留下来，但是他们必须向警察登记，取得身份证。如果临时居民离开这个国家超过60天，“身份证明就会失效，其在缅甸的居留权也随之失效”。移民的往来突然变得不可能了。钱的流动也和人一样，被果断地阻止了。1948年，来自缅甸的汇款初次被限制在1500卢比，之后变成仅为250卢比。每笔外汇交易都必须有外汇管制员的同意，后者并不认为在缅甸的印度人有义务养活回到印度的家人。在限制汇款方面，“缅甸政府破坏了印度家庭制度的根基。” ^[30]

限制人员的进出以及货物和现金的流动，反而刺激了各种形式的过境。20世纪40年代，缅甸作家、记者、民俗学者乌拉（Ludu U Hla）在永盛监狱服刑期间收集了许多口述历史，其中有这样一个例子。受访者之一是他的狱友、名叫坎尼亚的泰米尔青年，他讲述了1945年后印度商人和劳工是如何维持孟加拉湾两岸联系的：

在莫卧儿街做生意的印度商人通常会用往返仰光和印度港口的远洋轮船，把钻石和珠宝运送到印度。船上的官员充当信使，宝石就装在一盒盒科蒂库瑞（Cuticura）蜜粉盒子里。记得有一次，我看到一位欧洲船长收到了这么一个盒子。其他最受欢迎的藏匿之处还有行李箱的暗格、欧式鞋子的镂空鞋跟，以及雨伞和自行车的把手。

坎尼亚本人在马德拉斯的父亲家，以及缅甸的母亲和继父之间来回奔波，延续移民往来迁徙的长久传统。只要清楚运作的方式和漏洞在哪里，对于入境和居留的限制就可以被克服。非法流动只是增加了它们的危险性；边境从未被封锁，但毫无疑问，跨越边境确实变得越来越难了。 ^[31]

从独立开始，缅甸接二连三地发生多次（“红旗”与“白旗”）共产党的起义，以及克伦族和其他少数族群间的暴动，缅甸被恐惧的气氛笼罩着，许多人选择一劳永逸地越过边界回到印度。一位切蒂亚尔商人写信给印度政府：“因为各地暴动纷起，经济状况不稳定，地主发现几乎不可能收到租金。”他详细列出了在席卷缅甸的暴动中，切蒂亚尔人遭受攻击、绑架，甚至被杀害的例子。印度政府担心他们不得不收容更多难民。1948年，印度总统普拉萨德（Rajendra Prasad）访问缅甸时，警告印度种植者不要回国，强调那些回国者在印度谋生是多么困难。然而，随着情况越来越糟，尼赫鲁的态度软化了。1949年初，他安排疏散了居住在永盛附近的4000名印度人，并让近3万名比哈里出身的印度人（他们在19世纪移居缅甸）在吉阿瓦迪种植园建立起生产蔗糖的农业基地。 ^[32] 像往常一样，计划外的迁移总是走在官方的安置计划前面。1949年，一名印度军官在缅甸与印度边境附近的一个小情报站写道：“据报道，许多印度人正准备重返印度。”他再次担心“除了严重的安全问题之外，这些难民也会为救济和重建带来困难”。

随着迁移的停止，缅甸与印度之间的国际关系冻结了。尼赫鲁担心国内的共产党会颠覆其政权，于是支持缅甸吴努（U Nu）政权打击叛乱。1951年，缅甸和印度签署友好条约。条约反映出孟加拉湾被划分成几个封闭单元的事实，并由边防警卫执行。另一方面，旧世界还是在那里。极力推动印度贱民自主的领导人、印度宪法的卓越法律建构者阿姆倍伽尔（Bhimrao Ambedkar），在孟加拉湾的对岸为印度旧日的“不可接触者”寻找精神上的其他选择，因为他相信印度教只会给他们带来羞辱。阿姆倍伽尔考虑过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但最后还是觉得，佛教是对他及其追随者而言最适当的路径。他在1954年访问锡兰，并两度前往缅甸；他从过去寻找，希望从连接孟加拉湾的古代佛教“高速公路”，为印度贱民提供一个更美好的未来。1954年，阿姆倍伽尔来到仰光参加世界佛教徒联谊会，在那里他会见了埃罗德·拉玛萨米。拉玛萨米当时正在巡回缅甸和马来亚，宣扬他的理性主义和改革思想。两年后，也就是阿姆倍伽尔去世前不久，在印度中部城市那格浦尔（Nagpur）举办了一场大规模的佛教皈依仪式，有50万名贱民皈依佛教。 ^[33] 在后殖民时代，国家主宰了孟加拉湾两岸的关系，不过一种古老的普世主义依然存在，并继续推动各种思想的传播。

在移民的生命中，印度与缅甸之间的关系出现了永久的裂痕。许多人回到他们在印度安得拉、奥里萨和泰米尔纳德邦等地的家乡，对他们来说，记忆中的缅甸“遍地黄金”。最贫穷的人，也就是那些家庭关系因移民而破裂的人，由印度邦政府重新安置，而记录他们安置的许多档案已经遗失，详细的故事仍有待历史学家厘清。 地主和劳工曾在20世纪40年代末期大量撤离，1962年缅甸的军事政变再次迫使印度人离开；接着又有第二波印度人回流，有近20万人。 ^[34] 他们的历史足迹依然留在这片土地上。许多泰米尔城镇仍然保留有“缅甸区”，虽然大概已经不是“从缅甸回来的人”住在那里。不过，回国后的几年，在这些侨民聚集区明显可以看见缅甸在物质方面的影响（如一些穷人带回来小型柚木家具和独特的厨房用具），以及在文化上的影响，最重要的就是烹饪风格。在金奈，回国的人建起了缅甸集市，贩卖一些从缅甸进口的产品；这里逐渐发展起来，最后成为一个兴旺的市场（而且通常是黑市），人们在这里买卖从东南亚各地进口的电子产品，让人想起孟加拉湾沿岸一个非常古老的商业世界。有些回到印度的人还留在印度的东北部：直到今天，印缅边境还有说泰米尔语和泰卢固语的村庄，一些人离开缅甸之后就定居在那里，现在则是他们的子孙居住在那里。20世纪80年代，随着难民从缅甸持续涌入（其中包括许多缅甸学生中的激进分子），他们的人数一直在增加。

在一般的想象中，对印度而言，缅甸是一块“失去”的土地。对泰米尔语世界的电影迷来说，失去缅甸的故事通过20世纪最具代表性的泰米尔电影之一《女神》（ Parasakthi, 1952年 ）成了传奇。故事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仰光的一场泰米尔文化表演。电影的主人公是三兄弟，他们是仰光泰米尔社区的富裕居民。其中一人以热情洋溢的演讲介绍了文化节目，讲述了在海外艰苦生活的泰米尔儿女的牺牲，以及他们对祖国的向往。日本用炸弹袭击仰光时，三兄弟走散了。大哥后来终于回了家。二哥在回到印度的“长征”途中被抓，最后死于一个条件极差的难民营。扮演最小弟弟的是印度著名演员加内桑（Sivaji Ganesan），他以这个角色出道。这个最小的弟弟在泰米尔纳德邦乡下遭到抢劫，之后开始流浪，继而走失；他乞求庇护，然后走向犯罪。最后他终于找到已成寡妇的妹妹，把她从一名堕落僧侣的魔掌下解救出来，他也因此而受到审判。这个故事的寓意清楚明了，泰米尔纳德邦要成为无愧于其勇敢子民的家园，社会改革、正义和消除种姓压迫是必不可少的。缅甸的毁灭性损失表明，泰米尔纳德邦不得不欢迎散居海外的侨民回家，把另一面对海敞开的门关起来。随着泰米尔纳德邦成为印度民族国家的一部分，这种真实发生的损失无疑助长了一种不那么明确的文化上的失落感。这种失落感激发了人们对传说中的地理环境的迷恋，包括对于利莫里亚（Lemuria）这块失落土地的追寻。 ^[35]

虽然联系中断了，但仍然有一个印度社群留在缅甸，他们的人数有50万，语言和宗教信仰多元，其中大部分人住在仰光。毛淡棉的旧港口城市也保留了一些贸易和迁徙的海上联结。20世纪50年代，缅甸印度人的政治机构——缅甸印度国民大会党和工会被去政治化，成为单纯的文化组织。但即使如此，孟加拉湾两岸的政治联系还是存在的。1952年，当地的泰米尔人成立了达罗毗荼进步联盟（DMK）的缅甸分支，该政党是印度泰米尔民族主义的载体。 ^[36] 仰光的印度人社群仍然是这个城市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直到今天仍然如此。仰光的小印度位于市中心苏雷塔（Sule Pagoda）附近拥挤而狭窄的街上，是一个活生生的移民档案。食品小贩卖着印度当地的特产，尽管他们的服务生现在很多都是缅甸人了。印度教寺庙、伊斯兰教清真寺、泰卢固人的卫理公会教堂，以及“朱罗人”的圣陵，都有一席之地，信徒可以前往礼拜。从服饰来看，缅甸的大部分印度人和其他居民没什么区别，这些人都选择了无处不在的罗衣（longyi）。这已经不能说是传统意义上的侨民，因为他们与印度的大部分联系从很久以前就不存在了。许多住在仰光的印度人告诉我：他们是在“很久很久以前”从印度来的（说这句话时，他们甚至连肢体语言都指向一个很遥远的过去），只有年纪很大的人才在年轻时到过印度。他们与祖先的村庄和大家庭里的其他人，早就没有什么联系了。也就是说，定居在缅甸的印度人与那些离印度很远的蔗糖殖民地，如特立尼达、圭亚那和斐济等地的印度社群最为相似，从他们身上，已经看不出孟加拉湾过去是如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印度人在战后马来亚的地位与英国人要全面改革公民身份的计划息息相关。事实证明，在王室统治下建立一个统一的政治共同体马来亚联邦的追求是短暂的。在拿督翁惹化的领导下，马来人对马来亚联邦的计划做出了政治上的回应，强烈程度让英国人大感惊讶。马来民族统一机构（UMNO，简称巫统）成立于1946年3月，他们的团结是为了保卫马来人的权利和马来统治者的主权。失去保守派马来人的支持后，英国统治者退缩了。他们放弃马来亚联邦的计划，转而提出马来亚联合邦（Federation of Malaya），这个新计划未充分考虑印度人和华人少数族群的需求。华人占多数的新加坡没有加入联合邦。 ^[37]

保守的英马协议引发了强烈反对，其他对于政治未来的愿景也吸引着人们的注意力，他们对公民身份和归属感的描述同样具有说服力。另一个政治形式，包括受英国教育的知识分子组成的左倾马来亚民族联盟（Malayan Democratic Union）、共产党支持的工会、新成立的马来亚印度国民大会党（MIC），一起组成了全马联合行动理事会（AMCJA），主席为资深的华裔商界领袖陈祯禄。全马联合行动理事会与反对巫统的马来民族主义的激进派结盟，让殖民地当局深感震惊。马来民族主义运动由马来国民党领导。受马来左翼联盟人民力量中心的保护。1947年中的一连串会议后，全马联合行动理事会对于马来亚公民身份有了新的提案，提出了另一种愿景，更真实地反映了马来亚的移民史，比缅甸和锡兰的任何提案都更有创造性。最重要的是，全马联合行动理事会的公民权提案，“消除了国籍与公民身份之间的区别——原住民与非原住民的区别”。 ^[38] 考虑到马来民族主义者的意见后，在移民“马来联邦人”（Malayans）和原住马来人（Malays）之间做出区别的“马来联邦”（Malayan）公民身份的概念被舍弃，而是提出一个统一的“马来”（Melayu）国籍，可以开放给任何人，不论其血统和出身，只要他把马来亚当成家。这个词有许多意思。几个世纪以来，“马来”一直是个灵活的识别标志，将新来者纳入这个流动的海洋世界；对于公民身份的提案，可追溯到19世纪那个更加开放的世界。议会的提案在寻找一个新的开始，要从历史为马来亚沿海带来的多元人口中重建现代意义的马来人公民身份。但这不是一种散居海外的公民身份愿景。议会与反对多重效忠的人一样不能容忍，坚持认为“分类效忠是一种自相矛盾的说法”。相反，他们认为忠诚不是族群或是出身的问题，而是一个有意识的政治选择的问题。他们写道：“一个人决定埋骨的国家，一个人愿意誓死保卫的国家，才是他真正的家园。” ^[39] 人们对于公民身份的概念容纳了过去移民的复杂遗产，但却牢牢扎根于民族国家的世界。

战后，马来亚的印度政治领导层软弱且分裂。虽然马来亚印度国民大会党加入了全马联合行动理事会，马来亚印度国民大会党的许多领导人还是认为，印度才是他们政治上的寄托及忠诚的对象。一则洞察敏锐的现代报道指出，马来亚的印度政客“似乎正在极力解决那些印度社群中普遍存在、略显混乱的意见纷争”。“混乱”包括“分散的印度国民军支持者、印度国民大会党的有力支持者和印度社群中联系紧密而有活力的工党”，以及“以印度商会为代表的规模不大却财力雄厚的印度商人阶层中的核心力量”。 战前的旧领导——马来亚中央印度人协会的城市精英——想要夺回控制权，当中的许多人在战时活跃于印度独立联盟和印度国民军中，想趁机鼓吹鲍斯所提倡的印度团结意识。但旧日的紧张局势又回来了：存在于城市精英与工人阶级之间、北印度人与说泰米尔语的人之间、以印度人为中心的战略和以马来人为中心的战略之间。

战后，印度的种植园劳工深受整个马来亚的社会和政治骚动影响。“马来亚之春”是指公共领域前所未有的开放，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自由。马来亚共产党在联军重新占领马来亚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他们在历经几十年的地下活动后公开露面。在英国当局与新兴政治势力持续不断的角力中，开放的界限被重新定义。工会激增，并结成联盟。无数的报纸和期刊涌入公共领域，然后以同样快的速度倒闭。在这个开放和不确定的时代中，“妇女、年轻人、劳工和农民等许多之前被剥夺权利的社会群体，都取得了政治上的主动权”。 ^[40] 战争的创伤过后，有许多泰米尔种植园工人死亡，更多的人和家人离散，新一代的劳工领袖组织起种植园的劳动力。

虽然马来亚的橡胶、锡矿和木材对英国战后的经济复苏十分重要，但橡胶工人的薪资仍维持战前的水平。从1946年底开始，橡胶种植园爆发一连串罢工，第一次罢工发生在吉打，这是1941年的巴生河流域罢工以来规模最大的种植园抗议活动。哈佛种植园的货车司机萨米是这次运动的领导者，虽然我们对于他的了解甚少，不过到了1947年初，周围种植园已经有大约1.5万名工人处于他的领导下。萨米以印度国民军在战时的动员为基础，把这些人都编进桑达尔百代（thondar pedai）编组，他们会进行军事操练，发动罢工，在酒店外设纠察队。酒店是农场主和国家的收入来源之一，是抗议活动时的避雷针。与1941年相比，这次泰米尔工人和华人劳工团结在一起。当一名华人劳工因为同情泰米尔橡胶园工人参加罢工，被都柏林种植园的警察击毙后，骚乱升级。1947年，仅橡胶园就发生了280起罢工。种植园的工会被吸收进共产党主导的泛马工会联合会，它的两位领导人加纳帕提（S. Ganapathy）和维拉瑟南（P. Veerasenan）是泰米尔的劳工运动家。 ^[41]

到1948年中，马来亚共产党和英国当局之间的紧张局势日渐升温，最后演变成公开的对抗，由于双方都无法控制“周边的反叛”，所以殖民地当局宣布进入紧急状态，马来亚共产党则开始策动起义。 ^[42] 在镇压和随之而来的报复循环中，马来亚印度劳工运动的激进派被粉碎。少数参加马来亚共产党革命运动的印度活动家是这场紧急状态的早期受害者：加纳帕提因持有爆炸性武器被判有罪并被绞死，维拉瑟南则遭到枪杀。除此之外，1949年之前，有超过800名印度人根据紧急状态法遭到逮捕。泰米尔橡胶工人和华人劳工之间的团结原本就不堪一击，现在也因为恐惧和猜疑而毁于一旦。填补这个真空的,是各种类型的领导人。在激进的工会被取缔后，担任马来亚政府工会顾问的前英国铁路工会成员约翰·布拉泽（John Brazier）宣布，支持“温和”的种植园工人工会。1954年，其中的几个工会走到了一起，组成全国种植园工人联合会（NUPW），领导人是务实的谈判者和坚定的共产主义反对者纳拉亚南（P.P.Narayanan）。他专注于确保工资和工作条件的改善，而且务求成功。在接下来的10年里，全国种植园工人联合会购买了欧洲人离开时低价抛售的种植园，并以合作社的方式经营。 ^[43]

同时，这些工会也与马来亚印度国民大会党形成比较亲密的关系，后者试图摆脱精英、城市以及主要是北印度人带来的限制。20世纪50年代早期，在种植园主善班丹的领导下，马来亚印度国民大会党由说泰米尔语的人接管，他们吸收了许多种植园工人入党。善班丹在马来亚出生，20世纪30年代进入马德拉斯的安纳马莱大学就读。他像身边的许多人那样，在那里受到社会主义思想的吸引，阅读了许多左翼文学作品，“每次突击检查，他们都要把书藏到房梁上”。 他支持印度国民军，但没有直接加入。战后，善班丹作为一种和解的声音出现，就像马来亚印度国民大会党中极少数的保守派那样，他可以接触民主统治时代该党必须争取的泰米尔人为主的选区。马来亚印度国民大会党的关注焦点就是马来亚，一点印度民族主义的痕迹都不剩。1955年，该党展开最后一个革新阶段，在当时的立法机构选举中，它选择与马来民族统一机构和马来亚华人工会共同组成保守阵线。这个联盟最后赢得全面胜利，一直掌权到今天。这标志着现代马来西亚“族群交易”的开始。马来亚的大部分印度人和华人都得到了公民权，只要他们承认马来人在政治和经济上的优先地位，不过保守的政党还是想独占政府里代表“他们”少数族群的声音。不是基于族群而组成的政治组织，变得非常困难。 ^[44]

战后，南印度与马来亚之间横跨孟加拉湾的文化交流蓬勃发展，甚至远超印度与锡兰或缅甸之间的交流。即使横渡孟加拉湾的人口流动从未恢复到20世纪30年代的盛况，但思想、出版物和空前的电影交流在战后仍在继续。正如我们所看到的，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新加坡和马来亚的泰米尔出版物提供了泰米尔地方主义和印度民族主义的混合物。战后几乎完全是泰米尔文化的复兴流行。许多战前的文化组织恢复了活动，其中包括泰米尔改革协会。新的期刊《达罗毗荼钟声》（ Dravida Murasu ）和《宝石》（ Ina Mani ），开始了由泰米尔教师协会和劳工领导人带头的种姓制度改革。源自马德拉斯自重运动的达罗毗荼联盟（Dravida Kazhagam），在马来亚各地成立分支。没有高级种姓牧师的自重婚姻在马来亚越来越受欢迎，并跨越了宗教的界限：1948年4月，一名泰米尔穆斯林年轻女性以自重婚姻为契机，“为妇女争取权利和平等地位大声疾呼”。 ^[45] 1949年8月，一个文化协会联盟举办了为期三天的马来与泰米尔庆祝活动。从1952年开始，马来亚每年都会举办的泰米尔文化庆典与庞格尔丰收节（Pongal）同时举办。虽然社会改革者从中作梗，但这些古老的仪式不论规模还是虔诚度，在战后都得到了强化，尤其是每年举办的大宝森节，也就是布列松于20世纪50年代在新加坡街上看到的庆典。 ^[46]

社会改革的信息通过电影胶片、传单和巡回剧团的演出，传到新加坡和马来亚。这类表演多在新加坡的娱乐殿堂“快乐世界”和“新世界”（这两个名字的灵感来自20世纪20年代的上海）里进行，其他表演者还有马来传统舞蹈久贾舞（joget）的音乐家、华人戏剧团和国际摔跤选手。战后的新加坡在文化上依然如一阵旋风，各种语言和风格的表演在舞台上同台竞技，竞相博取观众的注意力。一位20世纪50年代在“快乐世界”工作的年轻泰米尔售货员仍记得当时的场景：

“快乐世界”里都是印度人、华人、马来人，他们全都在那儿。外面有酒吧和时髦的玩意儿，都是露天的；马来人都在跳久贾舞。人们跳着各种舞蹈……而最后，政府把它们都关掉了!许多人会从柔佛赶来，就是为了到“快乐世界”来。那个大人物，那个饼干工厂的家伙，经常来，带着一群保镖。

……还会举办拳击赛。金刚！塔拉·辛格！还有摔跤。不过，拳击比赛吸引的观众最多。

其中有南印度的改良戏剧，1955年11月，在新世界的“日光厅”，来自马德拉斯的帕阿里剧团（Paari Group）向大批观众献演了《幸福在哪里？》（ Inbam Engai ）；翌年，拉玛萨米的剧团在“快乐世界”剧场演出《少女》（ Velaikkari ），该剧讲述了关于虐待和剥削的故事。 改良戏剧从城市的舞台一直演到内陆的种植园，喜爱戏剧的工人将反映社会真实的内容融入泰米尔传统经典剧目。

20世纪50年代，电影院已经成为最受欢迎的媒体。泰米尔电影充斥着新加坡和马来亚的市场。 马来电影产业在20世纪40年代末期至50年代发展迅速，但仍然依赖印度的故事和明星，以及华人邵氏兄弟的资金。这类电影的故事情节通常是发生在不受外界影响的马来亚乡下的田园诗篇，不过，马来电影的制作倒是完全国际化的。20世纪50年代，马来电影界最多产的电影导演之一是克里希南（L. Krishnan）。他出生于印度，1928年随家人来到槟榔屿，当时正是印度与马来亚之间的移民高峰期。战争期间，他加入印度国民军，并担任日军的翻译。被英国遣返印度后，他投入泰米尔的电影产业。他在僧伽罗电影《阿玛》（ Amma ）中担任助理导演，当时斯里兰卡电影多半还在马德拉斯拍摄。他在1950年搬回马来亚，执导比南利（P. Ramlee）主演的第一部电影《虔诚》（ Bakti ）。比南利日后成为他那一代人中最具代表性的马来演员。在电影世界中，孟加拉湾的多语言世界仍在继续运转，即使在政治领域已不复存在。 ^[47]

1954年12月，埃罗德·拉玛萨米（即贝里亚尔）回到他1929年第一次造访的马来亚。贝里亚尔来自缅甸，他在那里的世界佛教徒联谊会上遇到了阿姆倍伽尔。贝里亚尔第一次造访马来亚，就对该国的泰米尔政治产生了戏剧性的影响，不过在1929年，他的听众与印度的联系远比1954年时密切得多。到了1954年，大部分横渡孟加拉湾的泰米尔人已经觉得马来亚是他们的家了。马来亚的泰米尔社群一直存在贫穷、派系斗争和分裂，所以贝里亚尔对社会改革的信息具有爆炸性的威力。他的造访鼓舞了当时完全陷于停顿的泰米尔文化复兴，壮大了它的声势。他的许多演讲及其支持者所写的著作，专注于马来泰米尔社群的社会边缘化，他们诊断病症，并以社会改革和教育作为处方。 ^[48] 不过，政治背景完全改变了。战后不久，“泰米尔民粹主义，尤其是表现在达罗毗荼运动中的，很快和左翼的工人阶级联盟联系在一起，或被其吸收”；到了20世纪50年代，民粹主义已经非政治化，“成为政府唯一可以接受的泰米尔政治形式”。 ^[49]

文化政治（cultural politics）的政治棱角只有在新加坡依然鲜明。在整个20世纪50年代，新加坡的革新派反殖民主义联盟都很强大，新加坡没有马来亚在非常时期对人权的剥夺，相较之下更为自由。新加坡工人阶级运动的许多中坚分子是印度人，头脑最敏锐的智囊之一是普都遮里（James Puthucheary），他在战时是印度国民军的一员，左翼的代表声音拉库玛博士（Dr. M. K. Rajkumar）来自马来亚大学的社会主义俱乐部。一片亚非团结的声音和承诺在政治思想的喧嚣中蓬勃发展。码头工人在劳工抗议运动中发挥了领导作用。他们中的很多人刚从喀拉拉邦移民过来，这是战后开始的马拉雅里技术工人移民新加坡和马来亚的一部分——他们的技能需求十分巨大，以至于避开了新的移民限制。他们带来的激进主义政治文化受到兴起中的喀拉拉邦共产党鼓舞。马拉雅里人会在新加坡的英国海军基地工作，聚集在三巴旺（Sembawang），那里有着人数差不多的泰米尔人、华人和欧洲人，他们开了不计其数的酒吧，出售炸豆饼、印度圈圈饼和拉茶（sarabat）的小吃摊。他们之中的一些人是行动派，通过印刷品和定期举办读书会来激励他们的码头工人、油漆工和装配工，有时候他们的影响甚至超出了马拉雅里社群。 这一代人的政治愿景是由尼赫鲁的《尼赫鲁世界史》一书中那令人惊奇的世界主义塑造的，也是由甘地、泰戈尔以及马克思或列宁的普世思想塑造的。不过，到20世纪50年代末，新加坡的政治世界也缩小了。由国家管理的“多元种族主义”以及对异见人士的打压，为一个以经济增长为中心的城市国家铺平了道路。 ^[50]

剩下的是文化的离散。政治和家庭的联系在20世纪30—40年代还十分牢固，但现在逐渐减弱，东南亚的泰米尔离散社群稳定下来，成为永远的社群，他们主要靠语言、文化习惯和记忆与印度联系在一起。1966年4月，吉隆坡举办了首届泰米尔研究国际会议。130名代表和40名观察员出席了这次会议，他们来自印度、锡兰、欧洲和美国。会议选择在这个地点举办极具象征性，它肯定了马来亚是泰米尔语世界的一部分，但其实这个世界主要存在于过去。马来西亚总理东古·阿卜杜勒·拉赫曼在开幕式上提到了孟加拉湾长久以来的历史联系。除了阿拉萨拉南（Sinnappah Arasaratnam）之外，少有人提到印度和东南亚之间的近代移民史，更没有什么人讨论马来西亚或斯里兰卡的泰米尔少数族群的政治和经济状况。相反，这次会议侧重泰米尔传统文化的辉煌，小心地避开了战争的创伤，以及后殖民世界艰难的公民政治。 ^[51]

从19世纪开始，马来亚的泰米尔移民通过他们与这片土地的亲密关系形成了一种归属感。马来亚的种植园景观是由孟加拉湾的世界塑造的，那个世界分裂之后，种植园经济随之发生了改变。马来亚泰米尔人的社会和经济保障，变得与他们的政治权利一样脆弱。马来亚的土地使用在20世纪50年代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随着天然橡胶市场的萎缩，合成橡胶的发展，高度机械化的油棕种植取代了大面积的橡胶园。大部分的欧洲农场主离开时，把种植园进行划分，然后卖给了华人买家。1950—1967年，超过32万英亩的土地以这种方式被分割开来；相比之下，泰米尔合作运动仍维持着很小的规模。对泰米尔工人来说，这意味着大量失业。1950年，受雇于橡胶种植园的泰米尔工人是14.85万人，20年后减少为8万人。许多泰米尔种植园工人是在种植园出生、长大的，现在被重新安置在城市的廉价公寓里；在种植园学校所受的教育让他们无法适应工业经济，在重新安置过程中，原本脆弱的社群联结也被打破了。结果使得很大一部分马来西亚泰米尔少数族群陷入了持久的结构性贫困，虽然对包括一些贱民在内的其他许多人来说，离开种植园带来了社会和经济的流动。 这个过程带来了许多创伤，以致与我交谈过的许多前种植园工人都带着怀旧的心情回顾着欧洲的种植园。

后殖民时代马来西亚泰米尔种植园工人面临的不安全感，在1969年5月吉隆坡市内和近郊爆发“种族暴动”时显露无遗。在华人主导的反对党获得普选胜利后，1969年5月13日，公众游行演变成暴力事件（史称“五一三事件”）。那次事件导致近200人死亡，无数的人受伤或无家可归，暴力事件的大部分受害者是华人。暴动源于马来工人阶级的挫败感，他们没有享受到独立的果实，而且执政的马来民族统一机构内部野心勃勃的年轻政客鼓动他们抗议。一场政治革新以新经济政策和全面有利于马来人的平权行动而告终，其中包括一项土地再分配计划。根据紧急法令设立的国家行动理事会通过立法，规定非公民必须获得特别的工作许可证，而且只有在没有公民可以做这份工作的前提下，才会核发特别许可证。种植园里的印度人是这项立法的主要受害者——他们之中的许多人在20世纪50年代没有申请公民身份，虽然多数人本来是有资格的。就像他们在斯里兰卡的同行，“因为地处偏僻、未受教育……或官僚阻碍等”，没有获得公民身份。现在有数以万计的人为此承受压力。约6万名印度工人就此永远离开了马来西亚；许多未取得公民身份但留下来的人发现，他们的经济地位更加不保，只能依靠一些非正规或短期的就业。故事还没有结束，在马来西亚乡间，直到2012年，仍然有一些老年人没有公民身份，这使得他们在这个比大多数国家更依赖身份的生物识别文件获得福利的国家，丧失了这类资格。 ^[52]

其实，想象一个帝国终结之后的世界，除了民族国家的选项之外，还有其他的政治可能性。 ^[53] 如果说这些另类愿景到了20世纪50年代逐渐消失，除了它们本身不够有说服力之外，原因还包括国家建设的政治约束及冷战的国际形势。到了20世纪50年代中期，大家很自然地认为孟加拉湾是一片以民族国家为边界的海域，但它还能否被视为一个连贯的地区，还不是那么清楚。19世纪，当人们谈到“孟加拉湾”时，不论是英国统治者或泰米尔移民，他们的意思是很清楚的。到了20世纪中叶，这种想法却不再是理所当然。

孟加拉湾逐渐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了。即使是在印度独立之后，尼赫鲁仍继续谈到建立“亚洲同盟”的可能性。尼赫鲁不是唯一一个相信1947—1948年的国界只是暂时的：缅甸的昂山将军亦提到，在“不太遥远的未来”建立一个“亚洲联邦”。 ^[54] 1948年，孟加拉资深民族主义领袖苏巴斯·鲍斯之兄萨拉特·鲍斯（Sarat Chandra Bose）写道，他希望建立一个包括印度、巴基斯坦、锡兰和缅甸在内的“南亚联合国”。这是一个超国家的机构，尊重各成员国家的主权，走向经济一体化，他同时“阐释了一个类似印度洋门罗主义的学说”。 ^[55] 事实证明，这些政治一体化的愿景都不长久。印巴分治带来的暴力和难民潮、无法确定的国际边界、少数族裔问题、频繁的暴动，这些问题结合在一起，让亚洲的新兴国家确实对自己的边界感到焦虑。马来亚依然在殖民统治和英国反制暴动的控制中。1955年，在印度尼西亚万隆召开第一次亚非会议时，主权已凌驾于一切价值之上：万隆会议是“主权民族国家之间的秘密会议，而不是民族之间的会议”。 ^[56]

对国家建设的关注，反过来重塑了人们的认识，让孟加拉湾不再是一个直观的区域。“南亚”和“东南亚”之间出现了明确的区分，在孟加拉湾中间划出一条众所周知的界线，穿过东巴基斯坦（现在的孟加拉国）和缅甸交界的海湾。“东南亚”这个概念起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被用来描述殖民地理所称的地球上的一个部分，如“大印度”“印度群岛”“印度列屿”或“孟加拉湾的对岸”；中国一向称它为“南洋”。日本对东南亚的占领使过去分布在各个西方帝国之间的领土处于共同统治之下，包括缅甸、马来亚、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群岛。于是盟军在反攻时，把这些地区集结于东南亚司令部。东南亚的边界依然是灵活的，毕竟东南亚司令部的总部在锡兰。不过，20世纪50—60年代发展出的地区政治结构，继续加强了南亚和东南亚之间的区隔。第一个区域性组织东南亚条约组织，是一个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对等的亚洲组织，包括巴基斯坦；亲美、反共的亚洲成员国家，遵循了冷战时期的政治版图。1967年，东南亚国家联盟（简称东盟，ASEAN）的成立，进一步推动了区域一体化进程。东盟让东南亚确定的独特身份制度化，使其与南亚和东亚区分开来。直到20世纪90年代，东盟才恢复其与东西方国家的关系。比起战后的其他区域性组织，东盟或许更强调国家主权，以及不可干涉其他成员国的内政，这是它的指导原则。

战后，政治和学术组织的区域研究，也强化了东南亚的边界。由于美国的决策者将东南亚视为对抗共产主义的主要战场（事实证明确实如此），所以资金流向了康奈尔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等的东南亚研究所。20世纪60年代，学者们出于学术上的理由（绝不仅仅是对物质刺激的反应），试图撰写东南亚“自己的”历史，从“大印度”或“大中华”的阴影中解放出来；他们主张这个地区有足够的文化和政治的共通性，足以与周边的两个地区——南亚和东亚区分开来。 ^[57] 对学者和政策制定者来说，这个时代最大的任务是理解东南亚民族主义的起源和本质。东南亚国家和其他地区一样，需要有用的过去来让它们现在的架构合法化。东南亚研究部门倾向于将东南亚视为单一民族国家的集合体，它们的当代边界投射出过去的时光。这个兴盛的学术领域带来了许多深刻的观察，我们所知的许多现代东南亚的历史，都来自战后那一代的区域研究者。不过，学术上仍有不足之处。一位历史学家说道：“创造这些弗兰肯斯坦怪物（区域研究领域）时，我们必须赞誉它们的美丽，而不是勉强承认它们有限的功能。”这表示确定属于“东南亚”的缅甸和马来西亚的历史，已经彻底与印度的研究分离；它们分属不同的部门，由参加不同会议的学者研究。那些如此显著地塑造了他们历史的深厚、密集的联系，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了。 ^[58]

由于护照和签证遏制了海湾地区的人口流动，经济联系萎缩了。把孟加拉湾联结在一起的物质交换结构也分裂了。民族国家成了经济计划的基本单位。贸易找到了新的渠道。因为大米是孟加拉湾最重要且最具代表性的商品，所以我们可以通过大米的故事来追溯其规模的缩减。战后，沿海地区互相联系的稻米经济让位于自给自足的经济。除印度之外，东南亚的其他地方也发生了战时饥荒，这让亚洲的新领导人深刻认识到自给自足的重要性：在后殖民时代的亚洲，“生产更多的大米”成了经济管理的基本原则，不论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都是如此。

在战争结束后的几年里，围绕缅甸的大米重新运到印度展开了密集谈判。对于1946年和1947年的印度决策者来说，饥荒是真实存在的恐惧。 政府会管制食物的供给。战争结束不到一年，一支访问印度的美国经济学家团队宣称：“在这个世界上大概没有一个国家，除了俄国，会在控制基本食物配给方面走得这么远。” ^[59] 缅甸恢复了对印度的出口，但由于受到缅甸多起叛乱的影响，印度政府致力于提高国内的粮食产量。横跨孟加拉湾的大米贸易现在完全在政府的掌控之下，建立在国与国之间的基础上，而不再是切蒂亚尔资金、华人中介、欧洲代理商和英国运输公司在20世纪30年代建立起来的大米贸易了。20世纪50年代，缅甸是世界上最大的稻米出口国，不过，其每年的平均出口量只有20世纪30年代的1/3：国际大米贸易大幅减少，因为越来越多的国家寻求满足本国的需求。战后的亚洲，扩大种植面积的可能性较小，边境已经关闭了，于是意识形态迥异的各国政府寻求技术进步和机械化以提高生产力。高产变种的出现，开启了“绿色革命”，这场革命于20世纪40年代在墨西哥拉开序幕，在60年代蔓延到亚洲。新科技让整个亚洲的稻米产量都有了极大提高，印度尤其如此，虽然这些收获通常分配不均，并加剧了农村的不平等。

到20世纪60年代末期，孟加拉湾周围并不存在有意义的经济一体化。稻米贸易模式的改变，反映的是冷战的新地理以及国家资本主义的支配地位。最大的转变是美国崛起为世界上最大的稻米出口国之一，其中许多是通过四八○公法（即“粮食换和平”计划），以“优惠贸易”的方式进入亚洲市场的。该计划是在双边基础上建立的，目的则是要加强冷战战略所依赖的同盟关系和依赖关系，同时为美国农业生产中因补助造成的农产品过剩寻找专属市场。中华人民共和国也作为出口大国重返市场，通过签订双边协议赚取硬通货，或通过易货交易，满足进口需求：50年代，中国与锡兰签订的橡胶与稻米交换协议，完全垄断了这个市场。 ^[60] 现在连海里的鱼都是“国家的财产”。以东印度洋为重点区域的一项重大国际努力——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的孟加拉湾计划，试图以一种调节相互竞争的国家利益的方式来管理孟加拉湾的渔业。 ^[61] 近海石油勘探刺激了进一步划分海洋的尝试，1964年生效的《大陆架公约》规定：“我们感到有一种新的需求，将海底以及其上的水域划分成有边界的国家领土、编号区块……或是‘海洋分区’。”在后殖民时代，海洋也成了一种领土形式。 ^[62]

亚洲国家设想了一个与海洋联系较少的未来。人口迁移将受到限制，经济将自给自足。科技，尤其是建造水坝，使得孟加拉湾周围的国家不再受制于变幻无常的季风。后殖民时代，许多发展项目的核心，便是寻求超越几个世纪以来推动孟加拉湾的自然能源的边界：风力、太阳能、可自由流动的劳动力。马来西亚重新展开对森林的采伐，但是它现在不再与孟加拉湾的经济有关，而是与国家的发展计划和旨在满足世界对木材和棕榈油的新需求有关。 ^[63] 人类对自然的侵犯在20世纪后期愈演愈烈，人类的行为也开始对海洋造成影响。

布列松在1950年横渡孟加拉湾时，主要是通过海路；喷气式飞机时代即将来临，不过至少在下一个10年，走海路还是最常见的。到20世纪末，美国摄影师和艺术评论家艾伦·塞库拉（Allan Sekula）认为：海洋已经成了“被遗忘的空间”。虽然绝大部分的全球贸易仍然通过海路运输且持续至今，但对于海洋的认识已从大众的意识中淡出。港口城市的海上劳工逐渐消失，因为新港口盖得离海岸越来越远。20世纪60年代末，全球流行的集装箱化让“工厂变得机动化，就像船一样，轮船则变得与卡车和火车越来越难以区别，海路和陆路也失去了区别”。这带来根本性的历史转变，颠覆了“陆地和海洋之间的传统关系，即认为陆地是固定的，海洋是流动的”。塞库拉用一个简单的指标描绘出海洋的“消失”：20世纪60年代，《纽约时报》用一个版面来报道航运新闻，“旁边是气象信息，一直标示到大西洋深处”。20年后，航运新闻从国际报纸中消失了，“气象地图也换到了别的地方，而且大多只报道东部沿海”。 ^[64]

20世纪60年代，孟加拉湾在许多方面都“被遗忘了”，就像是塞库拉笔下的大西洋，它从孟加拉湾沿岸的国家报纸专栏中消失了。国家档案馆的索引没有整理后殖民时代民族国家的历史（“孟加拉湾”在殖民地档案中是常见条目）。20世纪60年代，英国海军部完成了它的最后一版《孟加拉湾领航员》。不过，如果《纽约时报》的气象地图拿掉了大西洋，印度和东南亚的气象观察员便无法享有这项信息。直到今天，南亚的气象地图仍然包括孟加拉湾，这里是孕育生命的雨水和毁灭性气旋风暴的发源地。

然而，孟加拉湾的“死亡”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它的许多港口城市都在衰落。科罗曼德尔海岸在现代早期因为诸多港口而为人所知，随着竞争对手的出现和竞争者分流交通，这些港口的命运起伏不定。1950—1975年，那些曾经让人联想到海上探险的港口名字，现在却令人想到衰败的城镇和被遗忘的地方。如今的卡基纳达（Kakinada）或纳加帕蒂南、默苏利珀德姆或帕朗格伊佩泰（Parangipettai，旧称波多诺伏）、特兰奎巴，几乎没有人会认为它们曾经是移民大港，曾经有数万或数十万人经过这里，虽然其中有些比较近期的记忆被唤醒。马六甲和槟榔屿也面临急剧的经济衰退，直到20世纪90年代通过“文化遗产旅游”而恢复活力。另一方面，新加坡发展成为世界最大的港口之一。不过，其贸易不再面向孟加拉湾地区，而且由于这个巨型的集装箱港口很少看到船员，几乎没有人再会认为它是个港口城市。印度港口维沙卡帕特南曾经是移民到缅甸的中心，在后殖民时代呈现爆炸式增长势头，不过它与缅甸的联系几乎为零。

由于其不可小觑的力量，孟加拉湾对于生活在沿岸的人来说，既是经常存在的威胁，也可以说是机会。塑造海湾历史的季风雨仍然变幻无常，尽管许多国家和学者可能会对此视而不见。1970年11月，从孟加拉湾席卷而来的波拉气旋（Cyclone Bhola）重创了东巴基斯坦，这是有记录以来最严重的热带气旋之一，死亡人数高达50万。巴基斯坦政府在救济方面的不足，促进了孟加拉国人民联盟（Bangladesh Awami League）的发展，让该党在1970年12月赢得选举，埋下了双方冲突的种子，这场冲突以于翌年建立的独立孟加拉国而告终。南亚最年轻的民族国家是经过解放抗争才成立的，并将印度和巴基斯坦军队卷入第三次战争中——这场战争几乎完全沿着孟加拉湾北部盆地进行。独立之后，孟加拉国的人民几乎从来无法忽视这片海洋的存在，因为大海每隔几年就会给他们带来灾难。到20世纪80年代，科学家和许多当地居民都十分清楚地认识到，这片海洋最重要的特征就要开始发生改变。孟加拉湾的生活再次引起掌权者的注意：现在不是欧洲人，而是亚洲人。

---

[1] Peter Galassi, "Old Worlds, Modern Times," in Peter Galassi, ed., Henri Cartier-Bresson: The Modern Century （New York: Museum of Modern Art, 2010）, 22-23.

[2] Terence McGee, The Southeast Asian City: A Social Geography of the Primate Cities of Southeast Asia （London: G. Bell and Sons, 1967）.

[3] Walter Benjamin, "Theses on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in Illuminations, ed. Hannah Arendt, trans. Harry Zor（New York: Schocken Books, 1968）, 253-265.

[4] "Britain Destroyed Records of Colonial Crimes," Guardian, 18 April 2012.

[5] Nakahara Michiko, "Malayan Labour on the Thailand-Burma Railway," in Paul Kratoska, ed., Asian Labor in the War time Japanese Empire: Unknown Histories （Armonk, NY: M. E. Sharpe, 2005）.

[6] S. K. Chettur, Malayan Adventure （Mangalore, 1948）; C. Siva Rama Sastry, Congress Mission to Malaya （Delhi, 1947）.

[7] Muthammal Palanisamy, Nadu Vittu Nadu （Chennai: United Writers, 2007）.

[8] Harper, End of Empire.

[9] M. V. del Tufo, A Report on the 1947 Census of Population （Kuala Lumpur: Government of Malaya, 1947）.

[10] Harper, End of Empire.

[11] Singapore, Annual Report of the Immigration Department （Singapore: Government Printer, 1953）.

[12] Sinnappah Arasaratnam, Indians in Malaysia and Singapore （Kuala Lumpur, 1970）, 41.

[13] Asian Relations: Being Report of the Proceedings and Documentation of the First Asian Relations Conference, New Delhi, March - April 1947 （New Delhi: Asian Relations Organization, 1948） , 91-99.

[14] 该护照已由新加坡国家图书馆加以数字化，于2013年3月30日存取，可于http://sgebooks.nl.sg/detail/6bc6bd9c-8f54-44fe-be2b-d1109e121bd4.aspx在线浏览；本文件在下列书籍中也有讨论：Sunil S. Amrith, Migration and Diaspora in Modern Asi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121。也可参见Aihwa Ong, Flexible Citizenship: The Cultural Logics of Transnationality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9）。

[15] Asian Relations, 96.

[16] Ruth T. McVey, The Calcutta Conferences and the Southeast Asian Uprisings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58）; see also the special issue of the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40（October 2009）, ed. Karl Hack and Geoff Wade.

[17] Joya Chatterji, "South Asian Histories of Citizenship, 1946-1970," Historical Journal , 55, 4（2012）: 1049-1071; Ramachandra Guha, India after Gandhi: The History of the World's Largest Democracy （London: Macmillan, 2007）, 84-126.

[18] Chatterji, "South Asian Histories of Citizenship" ; Vazira Fazila-Yacoobali Zamindar, The Long Partition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South Asia: Refugees, Boundaries, Historie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7）.

[19] Taylor C. Sherman, "Migration, Citizenship and Belonging in Hyderabad（Deccan）, 1945-1956," Modern Asian Studies 45, 1（2011）: 81-107.

[20] Willem van Schendel, The Bengal Borderland: Beyond State and Nation in South Asia （London: Anthem, 2005）.

[21] Jawaharlal Nehru, Speech in the Indian Constituent Assembly（Legislative）, March 8, 1948, in Jawaharlal Nehru, India's Foreign Policy: Selected Speeches, September 1946- April 1961 （New Delhi, 1962）, 128–129.

[22] Robert Cribb and Li Narangoa, "Orphans of Empire: Divided Peoples, Dilemmas of Identity, and Old Imperial Borders in East and Southeast Asia,"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46, 1（2004）: 164-187.

[23] Nira Wickramasinghe, Sri Lanka in the Modern Age: A History of Contested Identities （London: Hurst, 2006）, 161-191.

[24] E. Valentine Daniel, Charred Lullabies: Chapters in an Anthropology of Violenc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6）, 110-113.

[25] Valli Kanapathipillai, Citizenship and Statelessness in Sri Lanka: The Case of the Tamil Estate Workers （London: Anthem, 2009）.

[26] Eric Meyer, "Labour Circulation between Sri Lanka and South India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in Claude Markovits, Jacques Pouchepadass, and Sanjay Subrahmanyam, eds., Society and Circulation: Mobile People and Itinerant Cultures in South Asia, 1750-1950 （New Delhi: Permanent Black, 2003）, 86-88.

[27] W. S. Desai, India and Burma: A Study （Bombay: Orient Longmans, 1954）, 97.

[28] Usha Mahajani, The Role of the Indian Minorities in Burma and Malaya （Bombay: Vora, 1960）, 176.

[29] Notes by the Indian Advisory Committee to Burma Nattukottai Chettiars' Association on the Land Nationalization Act, 1948 （Madras: Commercial Printing and Publishing House, 1948）; Letter from Hem Chandra Banerjee, Calcutta, to K. V. Padmanabham, Deputy Secretary, 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 New Delhi, 7 June 1952, NAI, 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 Burma I Branch, 1950, 48-65/50-B.I; Letter from P. Narayanan, Rangoon, to Nehru through the Ambassador of India, Rangoon, 31 November 1950, NAI, 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 Burma I Branch, 1950, 48-65/50-B.I.; Burma Nattukottai Chettiargal Sangam, India Alocanai Kamitti Muthal Arikai （Chennai, 1949）, RMRL.

[30] Mahajani, Indian Minorities, 182.

[31] Ludu U Hla, The Caged Ones [1958], trans. Sein Tu（Bangkok: Tamarind Press, 1986）, 116-21.

[32] Bayly and Harper, Forgotten Wars, 463.

[33] Gail Omvedt, Buddhism in India: Challenging Brahmanism and Caste （New Delhi: Sage, 2003）, 258-263.

[34] K.R.R. Sastry, "Plight of the Indians in Burma" , Swarajya 8, 48（1965）: 12; K. Krishna Moorthy, "Indians in Burma: Problems and Prospects" , Economic Weekly 14, 43（1962）: 1691-1694.

[35] Sumathi Ramaswamy, The Lost Land of Lemuria: Fabulous Geographies, Catastrophic Historie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4）.

[36] Mahajani, Indian Minorities; Nalini Ranjan Chakravarti, The Indian Minority in Burma: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an Immigrant Community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37] T. N. Harper, The End of Empire and the Making of Malay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38] Bayly and Harper, Forgotten Wars, 367.

[39] PUTERA-AMCJA, The People's Constitutional Proposals for Malaya, 1947 （reprinted, Kajang: Ban Ah Kam, 2005）, 19, 35.

[40] Bayly and Harper, Forgotten Wars, 517.

[41] Mahajani, Indian Minority, 193-197; Michael Stenson, Class, Race and Colonialism in West Malaysia （Vancouver: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Press, 1980）; P. Ramasamy, Plantation Labour: Unions, Capital and the State in Peninsular Malaysia （Kuala Lumpu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42] Harper, End of Empire, 94-148.

[43] Charles Gamba, The National Union of Plantation Workers: The History of the Plantation Workers of Malaya, 1946-1958 （Singapore: Eastern Universities Press, 1962）.

[44] Stenson, Class, Race and Colonialism.

[45] S. Arasaratnam, "Social and Political Ferment in the Malayan Indian Community 1945-55," in Proceedings of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Seminar of Tamil Studies （Kuala Lumpur: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Tamil Research, 1966）, 141-155; Ina Mani, 10 April 1948; on Self-Respect marriages in India, see Sarah Hodges, "Revolutionary Family Life and the Self-Respect Movement in Tamil South India, 1926-1949," Contributions to Indian Sociology , 39, 2（2005）, 251-277.

[46] Andrew Willford, "The Figure of the Tamil in Modern Malaysia," in Andrew Willford and Eric Tagliacozzo, eds., Clio/Anthropos: Exploring the Boundaries between History and Anthropology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9）, 223-273.

[47] Prem K. Pasha, The Krishnan Odyssey: A Pictorial Biography of Dato' L. Krishnan （Kuala Lumpur: Nasarre, 2003）; William Van der Heide, Malaysian Cinema, Asian Film: Border Crossings and National Cultures （Amsterdam: 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 2002） ; Joel S. Kahn, Other Malays: Nationalism and Cosmopolitanism in the Modern Malay World （Singapore: NUS Press, 2006）.

[48] V. Thirunavakarasu, "Periyar Varukai Tanta Balan," in V. Thirunavakarasu, ed., Maleyavil Periyar （Singapore: K. Pichaiyan, 1955）, 9–10.

[49] Stenson, Class, Race and Colonialism, 176.

[50] Carl A. Trocki, Singapore: Wealth, Power and the Culture of Control （London: Routledge, 2006）.

[51] Proceedings of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Seminar of Tamil Studies （Kuala Lumpur: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Tamil Research, 1966）.

[52] Stenson, Class, Race and Colonialism, 205-206; "Malaysia to Resolve Ethnic Indians' Citizenship Issues," Hindustan Times, 31 December 2010.

[53] Jane Burbank and Frederick Cooper, Empires in World History: Power and the Politics of Differenc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0）, 443-461; Sugata Bose, A Hundred Horizons: The Indian Ocean in the Age of Global Empir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54] Amitav Acharya, Whose Ideas Matter? Agency and Power in Asian Regionalism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0）, 33-34.

[55] Sarat Chandra Bose, "United Nations of South Asia," Oracle 1, 2（1979）.

[56] Bayly and Harper, Forgotten Wars, 326; Acharya, Whose Ideas Matter?

[57] John R. Smail, "On the Possibility of an Autonomous History of Modern Southeast Asia,"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History 2（1961）: 72-102.

[58] Paul H. Kratoska, Remco Raben, and Henk Schulte Nordholt, eds., Locating Southeast Asia: Geographies of Knowledge and Politics of Space （Singapore: NUS Press, 2005）, 1-19; Benedict Anderson, Spectre of Comparisons: Nationalism, Southeast Asia, the World （London: Verso, 1998）; quote from Sanjay Subrahmanyam, "Connected Histories: Notes towards a Reconfiguration of Early Modern Eurasia," Modern Asian Studies 31, 3（1997）: 735-762.

[59] Henry Knight, Food Administration in India, 1939-47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4）, 253.

[60] Duncan Ridler and Christopher A. Yandle, "Changes in Patterns and Policies in the International Trade in Rice," Staff Papers: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19, 1（1972）: 46-86.

[61] FAO, Bay of Bengal Programme, Report of the First Meeting of the Advisory Committee, Colombo, Sri Lanka, 28-29 October 1978, Appendix I of Document IOFC/DV/78f44.1（Rome: FAO, 1978）; K. Sivasubramaniam, Marine Fishery Resources of the Bay of Bengal （Colombo: FAO, 1985）.

[62] Stein Tønnesson, "Locating the South China Sea," in Kratoska, Raben, and Nordholt, eds., Locating Southeast Asia, 203-233; Ajantha Subramanian, Shorelines: Space and Rights in South India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126-130.

[63] K. S. Jomo et al., Deforesting Malaysia: The Political Economy and Social Ecology of Agricultural Expansion and Commercial Logging （London: Zed Books, 2004）.

[64] Allan Sekula, Fish Story （Dusseldorf: Richter Verlag, 2002）, 43-53；也可参见近期拍摄的下列影片：Allan Sekula and Noel Burch, The Forgotten Space （2010）。 gjwzMUJk0BY8HrXpw3xN6492S9Ar3arm+qtmNfPpk4JZqgbAHzhIqDAsNKX+MlE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