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济竞争的压力下，在价格下跌的挤压下，在民族主义抬头的刺激下，支撑起孟加拉湾世界的联结断裂了。1939年初，印度政府驻缅甸的代表在报告中写道：“在过去6个多月里，曼德勒的印度人……不得不忍受有组织的迫害；他们的生意遭到抵制，他们的商店被设置了纠察队。”随着政治浪潮席卷而来，他们遭到孤立，被困在上缅甸。许多受到影响的店主是说泰米尔语的穆斯林或朱罗人，他们来自科罗曼德尔海岸。他们横渡孟加拉湾已有几个世纪了。那些店主的家人在19世纪与磨坊工人、煤矿工人和三轮车夫一起搬到了缅甸。而现在，那些曾经让他们选择到缅甸的安全和繁荣都已不复存在。

支持民族主义的僧侣（pongyi）在门前的台阶驻守，不让缅甸客人进他们的店里。在永道吉的拉希姆公司购买商品的一名僧侣遭到其他三名僧人的羞辱，他们骂他是“狗娘养的”；还发动一群人，逼他把所买的东西退还给印度商店。另一名泰米尔店主穆罕默德也说：一名当地妇女正在他店里买东西时，“一名僧侣走过来，把东西从她的手上抢走，丢在地上”。在曼德勒市政市场H区摆摊的伊瑟夫表示，他的一名顾客遭到僧侣持刀威胁。他写道：“我也很同情那位女士，她只因为在我们的商店买东西就遭遇了麻烦”，所以“我只好把钱还给她”。

1930年，仰光的码头曾出现暴力事件，并在1931—1932年的千禧年叛乱中蔓延到缅甸乡间，这场动乱由僧侣萨亚森（Saya San）领导，暴徒主要针对印度家庭和企业发动袭击。动乱后的时局仍不太稳定，不过缅甸民族主义的道路自此确立了。缅甸于1937年脱离印度，这是第一次也是最不受注意的南亚“分治”。孟加拉湾周围的政府现在将移民定位成“离开了正确位置的人”。如果说缅甸经历的变化最为剧烈，那就是它渗透到了马来亚、印度尼西亚和越南的政治语言中。如今，谁又属于这片这么多人横渡过的水域呢？孟加拉湾以惊人的速度关闭起来，它的边界收紧了，各国之间互相猜疑。移民成了一场零和游戏。这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所摧毁的紧张局势下的世界。

布鲁诺·拉斯克（Bruno Lasker）出生在德国，是伦敦和纽约社会改革运动的资深人士，他在20世纪30年代游走亚洲各地，为总部在夏威夷的太平洋国际学会工作。他写过一篇关于亚洲移民模式的精彩文章：回顾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情况，他发现在20世纪30年代，“很多东亚的国际移民被逮捕了，甚至遭到了遣返”。创造出“多元社会”一词的英国行政长官约翰·富尼华甚至更快就下了判断。在1939年的著作中，富尼华宣称：“我们已经可以看到，1930年标志着一个60年的终结，这60年始于苏伊士运河的开通，也是从达·伽马登陆加尔各答算起的那400年的终点，虽然这一点没有非常明确。” ^[1] 富尼华十分有先见之明。不过许多经历过这些变化的人，对于20世纪30年代的变化不会有这么明显的感觉。不景气带来了失业和通货紧缩以及对于移民的新管制，但是它感觉更像是一次严重的挫败，而不是一场持久的转变。事后来看，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联结孟加拉湾周围人们生活的网络出现了断裂，这似乎是一个持久性的倒退。情况在20世纪30年代一下子变得不同了：专制的规则阻止了流动，市场的波动让财富化为乌有。不过，规定不一定总是执行无碍，市场也很快恢复了。在个人和集体的记忆中，这仍然是个开放且充满机遇的时代，尤其是和接下来的时代相比。

用一位经济史学家的话说：“几乎没有几个经济体经历过比20世纪30年代马来亚大萧条更严重的宏观经济冲击。”也没有几个经济体会如此依赖非食品类商品的出口，如橡胶和锡。两者的市场都在1929年后崩溃了。橡胶的价格暴跌，几乎完全是因为美国汽车工业的需求减少；工业化国家经济的整体衰退，也削弱了对锡矿的需求。1929—1932年，新加坡的橡胶出口额下降了84%，整个马来半岛的实际工资也减少近一半。 ^[2] 大米的市场价格比其他大部分商品跌得更快，而且需要更长时间才能恢复。 ^[3] 缅甸和东南亚的稻米产区互相争夺市场；稻米的低价，避免了经济萧条在这个亚洲人口最密集的地区，造成更大的生存危机。

缅甸的稻米种植者所面临的压力，在农村引发了社会关系危机。当世界大米市场跌到谷底时，切蒂亚尔高利贷者赖以发财的债务网络出了问题。由于无法收回贷款，加之借钱给他们的欧洲银行也对其施压，所以切蒂亚尔人的公司取消了抵押品的赎回权，并收购了大片缅甸农地。1930年，切蒂亚尔人占据了缅甸被占领土地的6%；到了1938年，这一数字达到25%。在切蒂亚尔人的商业模式中，拥有流动资产是很重要的；现在他们却发现自己握有许多无法变卖的财产。负债累累的缅甸种植者失去了赖以为生的土地。在殖民委员会的证词中，一位克伦族（Karen）证人形容切蒂亚尔人的银行就像是“火龙一样，会烧焦每一块不幸落入它们邪恶蠕动之下的土地”。在这种恐惧的氛围下，一些缅甸人不只是反对他们的切蒂亚尔债权人，也敌视他们土地上的所有印度“移民”。 ^[4]

如同拉斯克的观察，大萧条“阻断了亚洲移民，有些甚至被遣返了”。虽然孟加拉湾和南中国海的流动一向是循环的，但整体模式属于净迁移，换言之，一直以来那里的入境人数稳超出境人数。当危机爆发时，这个模式发生了逆转。1930—1933年，离开缅甸和马来亚的印度人数超过到来的人数；整个东南亚的华人数量也是如此，虽然当时中国国内普遍内乱，日本军队的入侵更是加剧了内乱程度。1930—1933年，有超过60万人离开马来亚；在那几年，也有大约24万名泰米尔工人从马来亚遣返印度，其中将近20万人是政府出资的。但这已经是政府援助的极限了。他们回到家乡之后，几乎没有任何生活补助。在马来亚的印度政府代表指出：在困难时期把人送回印度，“越来越不是一个应对失业的有效补救措施”。对泰米尔工人而言，遣返意味着“没有提供……任何救济”，“他们只是从在马来亚受苦，换成回到南印度受苦而已”。继续留在马来亚种植园工人的工资则被单方面削减。在整个东南亚，没有被遣返的移民劳工以非法居留者的身份搬到了边境地区，为生存而苦苦挣扎，并且感受到了经济独立的滋味。

立法又使得劳工市场的发展愈加恶化。东南亚在大萧条期间，首次实施正式的移民限制。1930年，马来亚和新加坡立法禁止新的华人移民。前往马来亚的印度移民则受到更多间接的限制，因为印度人既然作为大英帝国的臣民，理论上他们可以在大英帝国境内自由迁徙。1930年，由于橡胶种植园的失业人数持续增加，国家暂停核发工头的执照。这些规定是史无前例的，但是没有得到彻底执行。因为殖民国家对移民社会的性别不均依然感到担忧，所以女性移民不受管制，这造成了新一波前往马来亚的女性移民；这是迈向印度和华人家庭在孟加拉湾对岸永久定居的重要一步。在印度移民之中，可以重新看到19世纪“自由”和“受到帮助”的移民的古老区别。只要移民负担得起自己的旅费，就没有法律可以阻止他们横渡孟加拉湾，也还有数以千计的人继续迁往海峡殖民地城市。

印度地主与缅甸佃户、种植园移民劳工与当地种植者之间的族群区隔，有部分通过帝国经典的“分而治之”政策被计划出来，也有部分是无计划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不论是有意或无意建立起来的，这些模式都会自我复制。经济恶化加剧了对于稀缺工作的竞争。当地人的怨气便转向了东南亚各地的移民，不过这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对移民加诸限制和遣送回国，目的是要预防出现紧张情势，但是这却造成了新的问题。缅甸经历的冲突最严重，因为印度工人主导了仰光的城市经济，印度的高利贷者又拥有许多土地。1930年，缅甸爆发了一场大规模的反殖民主义暴动，领导者是具有领袖魅力的僧侣兼传教士萨亚森。这是20世纪30年代亚洲最大的反殖民主义起义之一，最初只是要抗议殖民地的人头税，最后却发展成一场千禧运动。随之而来的是对印度高利贷者和商店的袭击，尤其是在下缅甸的汉达瓦底、永盛、勃固、皮亚朋、苗妙。一位驻当地的英国官员写信到仰光，表示他“很难阻止村民在晚上外出，他们都一次去一两个人，放火烧毁印度人搭在偏僻田间的棚屋”。

英国当局镇压叛乱的手段十分残忍。萨亚森在受审后被处死刑。缅甸的乡间勉强恢复了平静，不过那次叛乱对于社会关系造成的破坏却越来越大。所经历的事让许多在缅甸的印度人感到惊恐，所以他们中的许多人乘船回到了家乡，但是大部分离开的人计划在事态平息后重新返回缅甸。到1934年，一切恢复如常似乎指日可待。 那一年前往马来亚的人再度超过10万人；前往锡兰的移民“达到1927年的最高纪录”。当年也有超过20万名华人抵达东南亚。不过，工头的招募体系再也没有从萧条中恢复。1933年之后前往马来亚的大部分移民，要么是“回头客”，要么就是有朋友或亲戚住在马来亚。官方对移民的控制减弱了。1935年，马德拉斯移民专员指出，“许多人以一般旅客的身份往来马来亚”，他们自付旅费，不属于殖民地政府认定的劳工移民。前往马来亚的移民会携带种植园管理人的信件或受雇的证明，证明他们以前曾经在那里工作，还要确认他们在该种植园有家人或是朋友。这类信件带来了一个繁荣的市场。一名英国官员抱怨道：“老劳工会把移民站关口那些不相干的人说成是自己的亲戚或是朋友。”这是一个熟悉的问题。不论在马来亚或锡兰，持续的移民现在已成了常态。对许多南印度的家庭而言，移民成了生活经历中一个不断重复的部分，几乎成了一种习惯。 ^[5] 在当时看来，前往东南亚的印度和华人移民看起来会重新开始，并继续下去，且愈演愈烈；几乎无人预见到1936年或1937年，这一趋势很快就停滞不前了。如果经济不景气后的复苏趋势持续下去，那么在马来亚的人口中，印度裔移民的比例应该可以从1/8上升到1/4，华人说不定会成为半岛人口的大多数。这看起来很可能实现的愿景，使得马来人开始害怕，他们担心会“在自己的土地上陷入困境”。但事实并非如此。

经济不景气过后，市场慢慢回温。但是政治结构和意识形态的转变，重新塑造了印度和东南亚之间的关系，以及居住在孟加拉湾附近及两岸的不同社群和族群之间的关系。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散居海外的印度人和华人的渴望已经在20世纪初期的民族主义话语中得到了表达；现在，他们发现缅甸、马来亚以及整个地区的民族主义情绪日益高涨，而在这股浪潮中，自己成了目标。当地的年轻人发现自己在殖民地政府谋得一官半职的道路受阻，成为企业家的前景有限，于是，他们将此归咎于移民。一位深富同情心的英国观察家写道：“透过眼睛和耳朵，缅甸人不断地、敏锐地意识到外国人对该国商业活动的控制，以及移民工人的持续渗透。” ^[6] 意识到不平等之后，对于权利的竞争就展开了。大萧条的冲击激化了20世纪20年代出现的谁该属于哪里的争论，但是现在这些争论不再只是抽象的，也不再局限于报纸专栏，它们实实在在地存在于生活中。

缅甸和马来亚的民族主义都不是突然出现的。两者都是从英国的征服和旧君主制世界的毁灭（缅甸）或是臣服（马来亚）引发的危机中成长起来的。19世纪，在马来人和欧洲人、马来人和其他亚洲人之间的文化碰撞推动下，关于“马来种族”的辩论在海峡殖民地的多语种世界中蓬勃发展。印度公职人员吴顶图（U Tin Tut，曾主管缅甸的外交和财政）指出，缅甸的民族主义根植于对土地和人民的深厚感情。他说：“缅甸的孩子是在以过去的辉煌为背景的历史和传统中长大的，当他们长大后，得知自己的种族只是次等的，将大受冲击。”直到20世纪20年代，缅甸民族主义才成为群众运动；马来民族主义则在20世纪40年代才达到这个水平。但是两者都在稳步成长，他们的报纸、期刊和书信写作俱乐部在别人的归属感中叫嚣着要求得到承认。20世纪30年代，马来人的新闻业迅速发展：“报纸可以在任意一家马来人书店买到，有些还能在各种马来人俱乐部买到，甚至连汽车司机也能读到。”缅甸长久以来是亚洲识字率最高的社会之一，有自己的文字，并借由世俗僧侣无远弗届的影响力，传播了一种新的、自觉的民族主义。20世纪20年代早期，阿拉干出身的僧侣吴欧德玛（U Ottama）到缅甸旅行，并多次代表佛教青年会发表慷慨激昂、越来越多反殖民主义倾向的演说。 ^[7]

到20世纪20年代末期，缅甸民族主义的目标已经很明确了：要从印度“分离”出来。这比摆脱英国殖民统治更能激发他们的努力。在不景气造成的破坏和萨亚森的叛乱觉醒之后，他们的要求变得更强烈。1929年初，缅甸立法委员会首度提出分离法案；1931—1932年，缅甸圆桌会议（Burma Round Table）为“分离”设了一个日程，并于1937年4月1日生效，这是对印度政治未来所做的一连串宪法协商的一部分。缅甸的印度居民不知道该做何感想。许多人觉得政治上的改变不会对他们的日常生活造成什么影响；另一些人则对未来感到害怕。20世纪30年代，剧作家兼记者萨尔马（V. Swaminatha Sarma）曾为仰光的泰米尔报纸《光明报》（ Jothi ）撰稿，并在1936年针对即将发生的分裂出版了一本书。该书的开篇追溯了缅甸与印度最早期的联结，通过佛教青年会追溯缅甸的民族主义兴起，并概述即将发生的宪法变革，最后以一个最大的问题结束：“这两个民族有共同的未来吗？” ^[8]

到20世纪30年代末，年轻而坚定的“德钦党”（Thakins）运动为缅甸民族主义注入了新的活力，该运动的主力是仰光大学的学生。年轻的昂山是学生领袖之一，日后他将带领缅甸走向独立，但却遭到暗杀。1936年的一次长期罢课让这所大学陷于停顿。1938年，学生激进分子带头攻击当地的印度人，起因是一位印度的穆斯林作家在一本小册子中“侮辱”佛祖，刚开始局势还不明朗，后来这本小册子就像野火一样蔓延到缅甸的书市。这种族群和宗教上的焦虑，以一种有害的方式与性方面的焦虑结合在一起，因为人们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与缅甸女性结婚的印度男性穆斯林身上：他们的家庭构成了阿拉干的混血社群缅族混血穆斯林（Zerbadi）。印度族群间的紧张关系蔓延到缅甸：印度的右翼印度教领袖支持他们在缅甸的佛教徒“兄弟”对抗伊斯兰教。不过，缅甸民族主义者则将“印度人”组织在一起，不论他们的宗教信仰如何。

与民族主义者类似的愤慨之声也在孟加拉湾周围回响。1938年，缅甸出版了一本用语粗俗的小册子，猛烈抨击kala，这个词是当地人对印度人的称呼，源自“外来者”一词。

卖锅的店里有kala；卖饼的店里有kala；卖袜子的店里有kala；打鞋底补丁的地方有kala；内衣工厂有kala；供应砂皂的店里有kala；卖礼服的店里有kala；借钱的地方也有kala；kala，kala，到哪里都有kala；有的脚夫是kala；高等法院的法官是kala；卖药粉的是kala；有的医生是kala；官员里面也有kala；狱卒里面也有kala。

缅甸的民族主义者希望未来能够脱离印度统治。1941年初，缅甸一家报纸在讨论“印度问题”时，赞许地引用了希特勒的话。该报现在还记得希特勒上台前的一次演讲。希特勒说：“我研究过所有国家的历史；发现妨碍一个国家进步的，并不是它的经济状况，而是外国人的大量涌入。”文章最后认为，希特勒所说的话给缅甸上了一课。这也是世界各地的反移民积极分子的主张，尽管亚洲很少有人能预见到希特勒将把他的愿景带到一个血腥的极限。马来亚的本土主义情绪也在高涨，就像在印度尼西亚和越南一样，虽然缅甸的确是最激烈的。 ^[9]

横渡孟加拉湾的印度移民的愤怒，反映在印度民族主义者对于移民与日俱增的敌意上。作家和政治家谴责印度劳工一直前往不欢迎他们的地方，觉得他们在那里所受的屈辱将使国家蒙羞。国大党党报《探照灯》（ Searchlight ）对大萧条后恢复向马来亚的移民表示遗憾，认为印度有可能成为“欧洲农场的黑人苦力的最大来源国”，他们在那里只会被当成“禽兽”，而且无法享有“其他移民或定居者（不论肤色是黑或是白）的权利和优待，不论在经济或是政治上都没有”。该文作者断然表示，印度移民“不是出于自愿前往的，而是受到招募、劝说、哄劝和诱骗”。记者也主张：如果海外的印度工人无法有尊严地生活，那么他们根本就不应该去；如果有必要，国家应该介入，阻止他们移民，这不仅是为了保护他们，同时也是保护印度在海外的声誉。印度的民族主义评论家对于殖民地出生的印度人持严厉态度，不鼓励他们回到印度，这样未来国家的公民就不会和海外的苦力沾边了。 ^[10]

孟加拉湾被一次又一次地穿越，但它依然是政治归属的基础。虽然孟加拉湾沿海城市之间的联结和它们与内陆的联结一样接近，但是这既没有产生一个连贯的政治动员空间，也没有让环孟加拉湾的人产生一种集体感，就像他们与印度同胞、马来或缅甸同胞之间的集体感。虽然孟加拉湾沿岸地区大多在英国的统治下，但还是被划分成不同的管辖区域。各地区都有不同的统治方式：作为殖民地和保护国，通过直接和间接统治，对移民和本地人、亚洲人和欧洲人做出不同的规定。印度、缅甸和马来亚在政治和理解上不断加强的区域一体化，突显出沿海地区虽然不乏经济和文化的联系，却缺乏政治整合。印度庶民研究学者查特吉（Partha Chatterjee）写道，在20世纪的头几十年，尤其是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民族国家作为现代国家普遍正常、合法的形式，在广泛的政治观点中得到了接受”。 ^[11] 即使在大英帝国境内，殖民统治者和民族主义政治家也开始按照这些规范行事；1930年，印度经济学家桑达拉姆（Lanka Sundaram）提出，印度政府应该利用“其国际联盟成员的身份”，将其作为“海外国民受到不公平待遇时的报复或仲裁”手段。 ^[12]

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的民族主义激起了一种对土地和陆上景观的强烈归属感，但对海洋的依恋并不强烈，海洋仍然只是一个空白的空间，人们穿越海洋却未居住其中，没有可以标志的纪念物，也不会被记忆困扰。孟加拉湾是一个存在于脑海中的区域，一个由圣地旅行和渴望映射出来的“社会想象”。对于许多生活在其中和周围的人来说，它是一种直观的感觉；对他们来说，它是世界上一个连贯和相连的部分，这是不言而喻的，然而当这个世界被撕裂的时候，就免不了出现冲击。

1937年，约翰·克里斯蒂安（John Christian）在《当代历史》杂志上写道：“缅甸与印度离婚了。”这标志着缅甸在一个世纪后脱离印度的控制，实现了自治。这个隐喻很贴切，不只适用于缅甸。孟加拉湾世界渐渐瓦解，就像一场旷日持久的离婚，未来几年内，还有不止一场监护权之争。这也是一场有学术意义的分离。对20世纪后半叶而言，1937年，英属印度变成英属缅甸，标志着“南亚”的结束，“东南亚”的开始。一直到最近，学术部门、研究机构和地区会议仍坚持这个分期。 ^[13] 孟加拉湾周边国家在20世纪30年代都实现了自治，虽然仍受大英帝国的束缚。印度政府（更具体地说，是马德拉斯省政府）推行类似“外交政策”的政策，与缅甸、马来亚和锡兰谈判，讨论印度移民劳工的未来和移民的权利。孟加拉湾世界的统一性即使还没有从日常生活中消失，但从法律和宪法上讲，也已经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了。

围绕缅甸与印度“离婚”最直接的问题是关于到缅甸的印度移民的未来，以及已经在缅甸的印度人的地位。印度人的社群、居所和忠诚，困扰着整个地区的地图绘制者和宪法律师。20世纪30年代曾住在仰光并任职于缅甸立法机构的泰米尔穆斯林记者阿卜杜勒·卡里姆·加尼（Abdul Karim Gani）认为，两者之间的区隔很明确，一边是已经在缅甸落地生根的印度人，另一边则是忠于孟加拉湾对岸的旅居者。加尼也指出下面两者的区别，一方是“与印度没有利害关系的印度人”，另一方是“既得利益者”；他是看着辩论厅中的切蒂亚尔代表说出这些话的。加尼批评缅甸民族主义者“永远”想把这些不同的印度群体混为一谈的倾向，还要求缅甸公民的全部权利要开放给“任何出生或永久居住在这个国家的人，只要他对国家有贡献并且忠诚”。

印度与缅甸的殖民政府进行了长时间的谈判，旨在草拟出两国的移民协议。 印度政府“取消了将护照作为入境缅甸的条件的提案”，但它对缅甸当局几乎没有什么权力。争议的核心是关于“定居”（domicile）的定义，1945年之后，这个概念依然在移民议题中引发争论。当大家都在印度和缅甸之间往来移动时，其实很难证明他们有定居或返回的“决心”。律师们试图区分在缅甸“定居的印度移民”和那些拥有不同程度永久居留权的“有用处的临时居民”，后者享有“作为英国臣民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而不是作为缅甸公民。不过最后还是失败了。战争前夕，帝国公民、殖民地公民和国家公民等各种不同的公民身份引起了争论。

面对驱逐，切蒂亚尔人哭喊着他们受到了不公平待遇。他们写道：移民协议“引起了切蒂亚尔人和所有印度人的不安和担心”。他们在缅甸投资数百万美元的设想已被推翻；他们不能再立于帝国的基础上。到处都有不乐观的征兆。20世纪30年代中期，随着法国殖民政府颁布新法约束债权人，许多切蒂亚尔人从印度支那被赶了出去，他们也在缅甸遭受了损失和暴力。移民协议没有考虑海湾地区长期存在的循环移民模式。凡是此法施行时正好在印度的人，就算他“已经在缅甸多年，也娴熟使用当地语言，熟悉当地状况”，还是会被“排除在外……被当成新移民处理”。自由流动结束了。印度和缅甸之间的谈判一直拖延到1941年。有些切蒂亚尔人担心出现最坏的结果，所以将资金转移出缅甸；另一批人则反其道而行之，为免未来入境会受到限制，现在他们更频繁地往来缅甸。

随着在缅甸的讨论没有得出好结果，横渡孟加拉湾的其他航线也关闭了。从印度前往锡兰和马来亚的移民受到严格的控制，而且这是从印度开始的。1937年的选举，国大党政府在有限的选举权下控制了印度11个省中的8个。印度人的职位提升，可以在行政部门承担较大的责任，尽管终极的权力依然掌握在英国人手中。政策越来越不是出自英国官员之手，而是印度人制定的，其中还有许多人对民族主义感到同情。长久以来，印度精英都认为海外印度人的地位令他们脸上无光，这种情感开始直接影响移民政策。此时的国大党除了发起大规模的抗议运动外，也像是处于等待状态，一直在关注印度的经济发展计划。要发展的是殖民地（很快会成为国家的领地），而不是孟加拉湾周围更广泛的区域。20世纪30年代，殖民地国家放弃了自由发挥市场力量的自由放任政策，转而投身于农业和工业发展事业。 ^[14] 如今，有关印度经济未来的讨论很少涉及移民问题，这似乎根本无法解决贫穷这个压倒一切的大问题。

在此背景下，印度官员对于前往马来亚和锡兰的移民劳工有何未来也产生了质疑。马来亚的印度代表宣称：除非有迹象表明“马来亚人和非马来亚人没有任何区别”，否则印度政府“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鼓励印度人在这片土地定居”。 德里的长官巴杰帕伊则有不同的担忧。他担心“一旦有了稳定的当地劳动力，农场主就不必再依赖印度”，那将导致“我们失去确保居住在这里的印度居民享有平等的经济和政治地位的唯一制裁权”。 同年，驻马来亚的官员呼吁印度和英属马来亚之间签署一项正式的移民协议，“赋予在外国领土上代表移民劳工进行干预的充分自主权”。孟加拉湾的“离婚”正在进行。马来亚的泰米尔工人现在也和其他人一样，都是“移民劳工”，马来亚也成了“外国领土”。只有透过两国之间的外交政策工具——条约，印度政府才觉得它可以介入海外事务。1938年，随着印度和马来亚政府之间停止对工资和工作条件的谈判，印度移民委员会宣布：禁止印度人“以劳工目的”移民马来亚，这一措辞与19世纪有关契约的立法不谋而合。限制非技术移民前往锡兰的类似规定，也在翌年生效。 但是两者都没有让移民就此打住。和过去一样，这些规定也没有限制自费的“自由”移民，所以贸易商、商人和城市工人的流动并没有停止，家庭成员的流动也在继续。尽管如此，移民出境法还是悄无声息地扭转了一个世纪以来的格局。

关闭孟加拉湾，带来了意料之外的政治开放。随着移民受到限制，以及印度政府在马来亚的影响力的减弱，泰米尔工人在政治上越来越激进。20世纪20年代，他们曾以哀怨的语气向印度的政府代表和劳工专员请愿，但到了30年代末期，就直接展开抗议了。政治意识的转变始于城镇，这是常有的事。早在1924年，就发生了铁路工人的罢工；到30年代，这些活动的范围和规模都扩大了。 1936年底，约7000名在新加坡市政服务部门工作的泰米尔工人举行了罢工，这是当时为止最大规模的一次劳工运动。马来亚中国工人的自主性也越来越强。马来亚共产党的主要成员是华人，该党也日益发展壮大。1937年3月，发生了一连串针对小型橡胶种植园的罢工，这些都是马来亚共产党通过其总工会支持的。警察前往围捕煽动者时，惊讶地发现其中一人是在种植园学校教书的泰米尔教师坦伽雅（Thangaya）。一名警官在报告中提到，“坦伽雅的案件应该得到更多关注，因为这是马来联邦第一次发现有南印度人积极参与共产主义运动。”当局断言坦伽雅因为同情中国工人，所以鼓动数个种植园的泰米尔工人参与罢工。

这种压力在1940年升级，当时欧洲爆发战争，对马来亚橡胶的需求猛增。工会抓住机会，要求提高薪资。这次又是由华人占据主导地位。他们于当年初掀起罢工潮，并在占领新加坡的泛世通（Firestone）轮胎工厂时达到巅峰。1940年5月1日，工会号召发起总罢工。这一天充满象征意义，罢工本身让人想起19世纪美国伟大的铁路工人罢工，以及全世界工人的共同奋斗。警察对群众开火，造成2人死亡，多人受伤。 ^[15] 他们没收了一些材料，其中有几本支持罢工者的泰米尔小册子。“五一劳动节将把所有劳工团结在一面旗帜下，种姓和信仰将不复存在。”上面的署名是“印度社会主义共和军”。英国当局对此感到震惊。

在马来亚泰米尔工人阶级中蔓延的激进主义，让印度城市的领导阶层措手不及，也让他们争先恐后地迎头追赶。20世纪20年代初期，新加坡和槟榔屿的城市精英想要和种植园工人走得更近，但是两者之间总有一道鸿沟。党派之争盛行，城市记者和公众人物的最大关切依然是官方机构的代表权，而且他们纠缠于内部纷争。社群仍然是一个主要的纽带，泰米尔人、马来语人、锡兰泰米尔人和北印度人争先恐后地成为殖民地母国将他们聚集在一起的印度社群的代表。1936年成立的马来亚印度人中央协会（Central Indian Association of Malaya）控制了所有紧张局势，但它也包括了一群更年轻、更大胆的声音。 ^[16]

R.H.内森（R.H.Nathan）便是其中一个。内森是讲泰米尔语的婆罗门，在马来亚的印度社群崭露头角时甚至不到30岁。他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来到马来亚，和他的兄弟一起住在巴生，他的兄弟是一名警察法庭的翻译。内森曾是帕特森西蒙公司的职员，失去工作后，他转到日资报纸《新加坡先驱报》（ Singapore Herald ）担任通讯员，这引起了英国情报部门的注意。内森之后又到马来亚最大的泰米尔报纸之一《泰米尔之友》工作，成为助理编辑。20世纪30年代末期，马来亚的泰米尔媒体更加倾向反殖民主义路线；在内森的影响下，《泰米尔之友》对于种植园工人的斗争产生了更大的兴趣。内森试图在整个半岛建立一个印度机构的基础架构。1940年，他协助建立了巴生地区的印度协会，为从事市政建设的工人、铁路工人和营业员组织了工会。他告诉听众要为脱离英国、“完全独立而祈祷”，并“鼓励印度苦力和华人劳工联合组成协会”。

到了1941年，种植园已经变得动荡不安。英国官员还是盲目认为泰米尔工人都很顺从——这是从锡兰最早期的咖啡种植经验中得来的刻板印象——他们觉得橡胶种植园的罢工一定有煽动者在背后鼓动。他们锁定了内森和梅侬（Y.K.Menon），准备逮捕两人。但是在他们行动之前，罢工就爆发了。殖民地政府内部对于如何处置产生了分歧。劳工专员认为，工人对工资的合理要求不应被忽略，所以支持发展工会；但是主张采取强硬路线的一派持相反观点，认为应该加以惩罚和镇压。1941年3月，整个巴生河流域有多达5000名工人参加罢工，要求他们的工资和华人劳工一样（马来亚的泰米尔工人从来不曾拿到和华人一样的工资）。种植园主答应小幅增加工资，但是没有达到工人的要求。罢工在4月仍呈蔓延之势，殖民当局对此严重关切。警察在5月初逮捕内森时，泰米尔工人发动了马来亚种植园史上最大规模的罢工。

内森被捕的次日，警察局局长巴戈特在日记中写道：“出现了数百名苦力……以棍棒、鱼叉、铁棒、碎瓶子和砖头武装自己。”他命令警察以警棍驱散群众。一名受伤的劳工在送医后死亡。5月12日，“几乎所有沿海地区的橡胶种植园都罢工了”。军队以及一个印度军团都出动了。军队对抗议的群众开火，造成3人死亡、4人受伤。劳工专员曾经称赞的20世纪30年代的社会变迁，现在变成了对种植园主和国家的反对。关于罢工的报告强调了工人使用脚踏车和汽车作为交通工具。巴戈特指出，罢工者“乘坐公共汽车和脚踏车在该地区到处走动”，于是出动军队防止“苦力不受限制地使用道路”。罢工者“骑着脚踏车，沿着种植园的道路和小径，从一个种植园到另一个种植园”，逃过侦查；警方在一次突击搜查中，“抓获8名抗议者和22辆脚踏车”。抗议者的目标是象征性的：种植园里的许多棕榈酒商店遭到了袭击。警方指出：“选择棕榈酒商店是很有意思的，这表明破坏行动的背后有政治动机。”镇压行动在风声鹤唳地进行，有近200人被捕，包括内森在内的“领导人”被驱逐到印度，种植园里的生活也从此改变了。

直到20世纪20年代之前，孟加拉湾的政治风向都是指向社会改革和平静的生存，而不是反殖民主义革命。但在1941—1945年，这种情况发生了改变，而且是戏剧性的变化。不过，即使是在战争之前，孟加拉湾周围互联的世界已经被卷入政治行动。马来亚的泰米尔种植园工人迫于生计上无法承受的压力而成了激进分子。长久以来，往来孟加拉湾的安全感现在却遭到了挑战。孟加拉湾充斥着许多互相竞争的意识形态，包括民族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它被全面战争以新的方式撕裂，又以新的方式整合在一起。

1941年12月8日清晨，日军在马来亚东海岸的哥打巴鲁登陆。这时候，太平洋的另一岸还是12月7日早晨，所以这次登陆距离把美国拖进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珍珠港偷袭事件还有几个小时。欧洲在东南亚的势力在几周内就崩溃了。日本军队从哥打巴鲁出发，用卡车和脚踏车一路沿着马来半岛的柏油路往南挺进。日本的炸弹如雨点般投向新加坡。12月10日，日本轰炸机在马来半岛东海岸击沉了英国舰艇“反击号”（Repulse）和“威尔士亲王号”（Prince of Wales）；帝国在东方“坚不可摧的堡垒”瓦解了。荷兰在爪哇和苏门答腊的势力也很快瓦解。日军从泰国一路开到缅甸南部，泰国在战时是日本的盟国。日本轰炸机袭击仰光，引起一片恐慌。1942年2月15日，英军总司令白思华在新加坡向日本投降。这是英国军事史上最重大、最屈辱的一次战败，超过13万名盟军成为战俘，其中大部分是印度人。

日本大胆袭击东南亚，主要是为了确保石油、锡矿和橡胶的供应安全，这些资源在稍早前的半个世纪，让这个地区的森林对移民和投资者具有莫大的吸引力。日本所需的原材料必须仰赖进口，在美国禁运令的包围下，日军必须采取行动夺取资源。日本与德国、意大利结成轴心国同盟，为他们在欧洲战事爆发之后取得先机铺平了道路：1940年，日本军队在法国维希政权控制之下的印度支那建立了战略基地。日本一路向东南亚推进的消息非常振奋人心。他们在军事上迅速取得的胜利，削弱了欧洲帝国对政治霸权和种族优势的主张。欧洲帝国不合时宜地仓促撤退，丢下他们的亚洲子民独自面对命运，这对他们的声望造成了不可弥补的损害。亚洲的许多年轻人深深地被日本泛亚主义的言论吸引。毫无疑问，日本领导人使用这样的政治语言来追求他们的目标，不过在缅甸、印度尼西亚和马来亚，与日本人合作的亚洲民族主义者也未尝不是如此。 ^[17]

战争破坏了孟加拉湾的权力平衡。过去一个世纪，这里是属于“不列颠的湖”；而现在，这个地区再度成为战略战场，如同它在18世纪时一样。一位英国空军指挥官说：“在新加坡和爪哇沦陷之后，日军就掌握了这些水域的控制权。我们在孟加拉湾没有足够的海军力量。” 日本想利用他们的优势征服孟加拉湾。1942年3月，他们占领有着重要战略地位的安达曼群岛，接着推进到锡兰。1942年3月31日至4月10日，日军在第一航空舰队司令南云忠一的指挥下，进行了“印度洋空袭”；第一南遣舰队司令小泽治三郎指挥的辅助部队从丹老群岛出发，攻击孟加拉湾的商船，一天之内击沉了23艘商船。小泽的舰队对印度港口卡基纳达和维沙卡帕特南展开突袭，数百万移民从这两个港口乘船前往缅甸。对于印度东部的攻击并没有造成什么损害；日军对科伦坡的攻击比较严重。锡兰坐落于孟加拉湾和阿拉伯海之间，亭可马里是孟加拉湾最好的港口之一，它在过去的几个世纪让英国、荷兰和葡萄牙彼此争夺不休。1942年4月初，南云忠一的航空母舰袭击了科伦坡，对英国军队造成了严重的损害。几天后，他们又对英国在亭可马里的海军基地发动攻击。海军上将萨默维尔担心日军再次攻击新加坡，迅速把舰队撤到蒙巴萨。 ^[18]

不过，令人担心的日本入侵锡兰事件并没有发生。不到两个月，日本海军在中途岛海战遭到美国军队重创，使得他们必须把海军力量调离印度洋，派往太平洋。至于英国，几乎已没有多余的兵力了。锡兰的指挥官、海军上将莱顿写道：“继续保有对缅甸海域的控制权，实在超乎我们的能力。” 即使战争局势转向对盟军有利之后，但因为地中海和大西洋战区的航运需要，让英国留在印度洋的海军力量疲软，而且他们无法通过从锡兰发动潜艇攻击，或是在缅甸海岸埋设水雷来截断日军的海上运输路线。盟军计划从孟加拉湾的对岸对缅甸和马来亚发动海上攻击，但最后还是决定由陆路推进。战争使孟加拉湾陷于瘫痪，这还真是史无前例。

日本占领东南亚不仅是一场政治革命，也是一场军事革命。战争之前，除了泰国之外，孟加拉湾沿岸都在英国的统治下，虽然各地的管理方式不同：有殖民地、保护国，以及不同管理形式的领地。其他许多帝国（法国、荷兰、日本）的臣民也会通过这些国境。日本征服东南亚之后，政治上的稳定被打破，地图也要重新绘制。几个世纪以来，曾被西方帝国瓜分的领土——英属缅甸和马来亚、荷属东印度群岛、美属菲律宾——首度在同一个政府的管辖之下。不过，在这种新的统一之下，一条横跨孟加拉湾的线被划了出来，把印度与“东南亚”分隔开来。因为日军从来没有挺进到印度的东部边境，印度与海湾对岸的划分遵照日本占领和同盟国重新占领的界线。1943年，蒙巴顿勋爵领导下的东南亚司令部的成立，赋予了“东南亚”这个概念新的现实意义，有别于印度而真正存在；这个区别是出于战争的偶然性和战时的管理决策，却一直持续至今。1945年和1946年，总部在锡兰的东南亚司令部几乎控制了孟加拉湾大部分地区，但是不包括印度。 ^[19]

许多亚洲人看到日军一路高歌猛进，感觉自己即将获得解放，但是这种感觉很快就消失了。日本军队不断实施的暴行，破坏了他们对于泛亚主义的承诺。占领新加坡不久，日本军队就对当地的华人社群发动了恶名昭彰的肃清大屠杀，大屠杀专门针对那些据称是民族主义同情者、知识分子，以及最近才从中国来的人，对他们处以酷刑或公开予以处决。日本人的战争目的与他们的亚洲民族主义合作者的目标之间出现了紧张关系。日本占领军必须处理东南亚多元文化带来的挑战，就和他们之前的欧洲人一样。战争中受苦最多的，通常是移民或移民的后代。不过，欧洲势力在东南亚的突然崩溃，也带来了新的政治可能性。

在战争期间，印度和东南亚的联结没有被遗忘。这对于印度国民军向英国宣战，从英国手中解放印度的使命，具有核心意义。印度国民军一开始是由被俘的英属印度士兵所组成，日本也支持他们成立军队对抗殖民主义。成立之初，来自老一辈反殖民主义激进分子和流亡者的印度国民军领导人与日军指挥官之间的冲突，使得印度国民军的力量被削弱。直到印度国民大会党前主席苏巴斯·鲍斯（Subhas Chandra Bose）抵达新加坡，该组织才重获力量。为了逃避印度的追捕，鲍斯取道西北边境和阿富汗，出走德国，为反抗英国在印度的统治寻求支持。鲍斯在德国没有得到什么支持，这让他十分沮丧，于是转搭潜艇前往日本，他在那里获得了较为热情的接待。他在东南亚看到了印度革命的基础。在鲍斯的领导下，印度国民军吸引了不同阶级、种姓和宗教背景的印度人热心加入。女性也在军队中发挥了核心作用，还有一支专门的女性联队，名为“章西女王”（Rani of Jhansi）军团，以1857年叛乱中的传奇女英雄为名。 ^[20] 鲍斯宣布成立自由印度临时政府时，日本给了这个流亡政府一小块象征性领土——位于孟加拉湾中心的安达曼─尼科巴群岛。印度国民军追求的是印度的自由，而在战争的压力下，其领导人没有什么时间去想象这个自由的印度如何与孟加拉湾对岸的土地联系起来。他们其实并不清楚，印度国民军的步兵在他们要建立的新世界中到底归属何处，其中许多步兵视马来亚和缅甸为自己的家乡。

由于横渡孟加拉湾的交通停止了,出于安全考虑，取道丛林替代了海上路线。在那个全球战争的年代，开发自然资源成了孟加拉湾重整军备的核心考虑，这既加强了同时又阻断了19世纪的进程（19世纪，这个区域首次被拖入全球资本主义的核心）。士兵、难民和强迫劳工都经历了这场战争，认为战争是对亚洲边远地区的极端入侵。战争的记忆笼罩在强烈的热带气候中：在丛林中兴建铁道，穿过缅甸山口前往阿萨姆邦，在战斗中跋山涉水。许多战争故事都借由丛林的湿热，描绘出流离失所的创伤、生命中的不可预测性或命运之手。

印度国民军中的许多士兵，包括“章西女王”军团中4/5的女兵，以前都是马来亚的种植园工人。他们在缅甸丛林的战争经验，与他们在马来亚开垦森林和种植的艰苦经验遥相呼应，现在因为同盟国的炸弹，使马来亚的森林变得更加危险。他们在富有魅力的鲍斯的鼓舞下，怀着为了印度自由的热情展开战斗。种植园的生活让他们已经准备好可以面对军旅生涯的牺牲。 ^[21] 印度国民军穿越缅甸后，在英帕尔（Imphal）和科希马（Kohima）战役中吃了败仗；鲍斯下令四面楚歌的军队撤退，不过，他们的勇敢从未因此而受到质疑。那些在这两场战役中到达印度边境的人，可以说是从陆路来到了他们从未见过的祖国边陲，他们的父母或祖父母几十年前曾经由海路离开了这里。“章西女王”军团副指挥官德娃尔（Janaki Thevar）在印度国民军撤退时写到了“从仰光到曼谷的马拉松行军”：“在23天的时间里，行走在原始丛林和最险峻的地形里，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中，还要渡过暗潮汹涌的河流和小溪，穿着湿透又破烂的军服，脚上都起了水泡，头顶还有敌机如兀鹰般始终不离的监视。” ^[22] 半个世纪后，她还记得缅甸夜空中的月光，这让她想起美国影星多萝西·拉莫尔（Dorothy Lamour）在1940年的歌曲《缅甸之月》（ Moon Over Burma ），那是一个来自更纯真年代的不合时宜的回响：“缅甸之月在天上微笑，他们说你就是美丽的爱之女神。”

他们走过的那片风景，与东南亚的印度离散社群有着亲密的联系，风景中的绿色稻田分布在马来亚呈锯齿状分布的缅甸河谷中。鲍斯信任的副官哈桑记得，他与德娃尔有过关于风景和记忆的对话。他写道：“记得有一次，在离仰光不远的地方，我与‘章西女王’军团的德娃尔上尉一起散步。我们走到一个小山丘，坐在那里看着周围的土地。我问：‘乡下不会让你想起家乡吗？这里看起来真的很像印度。’”但德娃尔的回答让哈桑感到很惊讶，她淡淡地说：“我不知道，我从来没去过印度。” ^[23] 德娃尔加入印度国民军时只有18岁；她出生在马来亚的一个城市中产阶级家庭，那里就是她唯一认识的土地。

形势转变后，威廉·斯利姆将军的十四军团率领近10万盟军，重新从陆路占领缅甸。经过两次灾难性的入侵阿拉干，盟军终于在1944—1945年取得了成功。他们在英帕尔和科希马重创了由印度国民军增援的日本军团。到1945年3月，盟军已经攻克曼德勒，并沿着伊洛瓦底江推进到仰光；昂山将军领导的缅甸国防军（一开始与日军结盟）在1945年3月发起革命，阻碍了同盟国的推进。在共产党军队马来亚人民抗日军游击队的带领下，对马来亚的重新占领也是在森林中进行的。

印度国民军与他们战时的敌人共享这片土地；在与同盟国并肩作战的印度士兵的记忆中，这个地带十分重要，也具有象征性。同盟国在1944—1945年的冬天重新夺回缅甸，再由陆路向伊洛瓦底江推进。虽然环境已大不相同，不过他们的推进再现了资本家、探险家和劳工在19世纪对缅甸边境地带的征服。经过几年全面战争的蹂躏、英国在1942年撤退时焦土政策的实施，以及日本的沉重剥削，这片土地似乎回到了往日未曾开发前的原始状态。在印度武装部队的战时官方历史中，伊洛瓦底江“这条宽阔而变幻莫测的河”，被描述成“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敌对双方面临的最艰难的河川险阻之一”，这段历史被描述为印度和巴基斯坦官员在分裂10年之后的感人合作。在曼德勒以北，“河流在茂密的森林和丛林中蜿蜒了40英里”，地势平坦之后，“沙洲又增加了航行的难度，因为每次季风之后，沙洲都会改变位置”。英国的规划者们讨论了这条大河带来的后勤困难，他们注意到，“哪怕是一点点阻碍，比如一根搁浅的树干，都会导致沙洲改变位置”。他们多少有些怀念以前的专业知识：伊洛瓦底轮船公司曾“雇用缅甸领航员监视这条河流”，但是“他们现在大概都被解散，再也不可得了”。 ^[24]

当军队和补给品都无法通过孟加拉湾时，军队临时在陆上开辟了一条道路；当来回运送难民横渡海洋的船只不能再航行，更多的难民开辟了一条穿过丛林的道路。1942年初，随着日本密集轰炸缅甸，在恐慌的氛围中，数十万住在缅甸的印度人决定离开。缅甸政府也垮台了。缅甸的英国统治者是第一批离开的，这让印度人很担心自己的安全，20世纪30年代的暴力记忆现在因日本暴行的传言而膨胀了。

泰米尔记者和剧作家萨尔马是其中一位难民，他在1932年从马德拉斯搬到仰光，为切蒂亚尔人的泰米尔报纸《光明报》工作。萨尔马的泰米尔作家之名早因1922年的戏剧 Banapurathy Veeran 为人所知，该剧的剧情受到罗伯特一世（Robert Bruce）故事的启发，被英国当局列为禁书。他还有一些受欢迎的传记作品（笔下的人物包括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并把柏拉图的作品从英语翻译成泰米尔语。在生命的最后几年，萨尔马执笔写了一本关于他从缅甸“长途跋涉而来”的回忆录。1941年12月，在日军向仰光投下一枚炸弹作为“圣诞礼物”之后，城市里饱受恐慌的居民开始外逃。因为只有欧洲人和英裔印度人可以走空路离开，情急之下，许多绝望的印度家庭试图假冒英裔印度人，想要依靠肤色和化名骗过别人：“拉玛萨米成了拉姆齐……拉克希米则成了露西。”飞机客满之后，就会开始分配船上的席位，但是仍然保留给欧洲人和一些有钱的印度人。危急之时，殖民地社会的种族等级制度和根深蒂固的阶级区分便赤裸裸地暴露了出来。

萨尔马夫妇在没有其他选择的情况下，开始了从曼德勒前往蒙育瓦的旅程，再从那里乘船沿着钦敦江到葛礼瓦，再乘卡车和步行穿过丛林，抵达印度边境的塔木。他们一路上仰仗陌生人伸出的援手：奥利亚劳工为他们指明正确的方向；来自蒂鲁内尔维利的泰米尔基督徒乔开着他们的敞篷货车，前往塔木。他们自始至终都受到歧视，甚至当难民抵达塔木之后，通过边界进入印度的队伍还被英国当局分成“黑人队伍”（印度难民组成的）和比较快的“白人队伍”（留给欧洲人）。 ^[25] 萨尔马是数千人之中的一员。克里希南·古鲁墨西博士的家人也是步行逃出缅甸的，他向高希谈起过这段漫长的旅程。古鲁墨西的祖父在1902年移居缅甸；他的父亲在那里出生，并在铁路公司工作。1933年，古鲁墨西出生于东吁。1942年2月，他们举家前往印度，当时古鲁墨西只有9岁。他对那次远行的最后一段路程的记忆特别深刻，他们“走了50英里路才通过茂密的森林”。他回忆说，“我累到双脚重得几乎抬不起来”；“经常踢到路上的石头，以致指甲流血”。 他们的旅程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一段“被遗忘的长征”；在当时，这是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人口流动之一。 ^[26]

超过14万名印度难民展开了这段长途旅程。他们必须艰苦跋涉，在危机四伏的环境中，饱受疾病和流氓民兵的攻击，约有4万人死于途中。仅是因筋疲力尽而死的人就不计其数。58岁的男子阿雅尔因“饥饿、曝晒和疲惫”，死在塔木以西4英里的地方。1942年7月，难民阿卜杜拉死于“心脏衰竭和过度疲倦，还断了一条腿”。 ^[27] 这只是获得阿萨姆的救济和安置当局注意的两个名字；数以千计的难民成了无名氏。雨季一来，疟疾迅速流行，把许多难民逼向死亡的深渊。1951年，英国作家诺曼·刘易斯（Norman Lewis）在缅甸旅行时，听到许多关于难民恐怖之旅的故事，伤痛历历在目：滂沱大雨从半夜开始下，直到难民进入印度都未曾停歇。他写道：“他们眼里所见、空气中所闻的，尽是死亡。” ^[28] 我们可以从印度国家档案馆撤离者名单中看到不同身份的难民，包括渔民、布商、清洁工、挤奶工、苦力、农夫、船员、机械工、赋闲司机、卖槟榔的小贩以及邮差。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人回到了马德拉斯讲泰卢固语的城镇，以及缅甸边境说孟加拉语的地区，尤其是吉大港。不过，难民的目的地也包括泰米尔南部地区，甚至是巴基斯坦的拉合尔和印度西北部的阿姆利则。 ^[29]

抵达印度的撤离者被安置在“茶农协会”资助的阿萨姆临时难民营。难民营的条件极为糟糕，粮食和水都不足。一位难民营官员的报告指出，“卫生设施一开始就处于瘫痪状态，不过难民中不乏卫生清洁的人力”，许多难民战前就是在缅甸担任清洁工和夜间挑粪的工人。每天都有人死于“曝晒、营养不良和精力衰竭”。 一名驻孟加拉的英国官员如此描述从缅甸越过边境大量涌入的难民：“他们正在想方设法通过阿萨姆，向这个国家涌来。他们来到这里时都害了病：带来一种特别致命的疟疾，引发了一连串令人恐惧的悲剧和苦难。”他认为，难民让整个孟加拉地区弥漫着一种普遍的恐慌气氛：“这自然而然会对孟加拉地区的人造成一种影响……让他们觉得这个时代充满不确定性，说不定会发生什么很可怕的事。” ^[30] 东印度处于一片混乱中。“退出印度运动”始于1942年8月，并逐步升级成1857年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反殖民主义暴动。东印度的大部分地区都失控了，地方政府也瓦解了。缅甸的英国势力已经垮台和日军即将入侵的传言，更使得这场运动一发不可收拾，回国的难民带回来的说法更是火上浇油。 ^[31] 英国动用了包括空投炸弹在内的大量军力镇压这次运动。不过，孟加拉地区的噩梦其实才刚刚开始。

强迫劳工也有着不遑多让的残酷经历。他们被投入补给线的建设中，以弥补航运受到的损失，但是许多人却在建设过程中死去。其中最致命的是日本在东南亚最大的建设项目：泰缅铁路，这条铁路可以说是建立在强迫劳工的鲜血之上。铁路由大约6.2万名同盟国战俘，以及近20万名来自泰国、缅甸、马来亚、印度支那和印度尼西亚的亚洲工人一起建造，其中大多是来自马来亚的泰米尔种植园工人。多亏了幸存者的回忆录以及电影《桂河大桥》（ The Bridge on the River Kwai ），同盟国战俘的故事才得以广为人知。相比之下，亚洲工人的命运却被遗忘了。铁路的建设投入了数万人力，他们或是挤在运货车厢里搭乘火车而来，或是穿过茂密的丛林步行而来。日本中介也和他们之前的欧洲农场主一样，通过工头和领班来推动他们在马来亚种植园的工作。随着日本当局越来越极端化，他们采取愈发强制性的招募手段。他们会放映免费电影，把来看电影的人一网打尽；或者到街上、餐厅和游乐场抓人，运气或命运决定了谁会被这些强征活动盯上。库玛兰记得他曾经差点被中介抓住，他急忙脱身，过程中他弄丢了脚踏车。战后，一名建设铁路的幸存者为了控诉日本在战争中的罪行，向调查人员讲述了他的故事： ^[32]

我当时在瓜拉雪兰莪种植园工作。一天，我沿着我家附近通往武吉罗丹的路走着。一辆日本军用卡车停下来，车上的士兵用日语和我说了什么。我听不懂他们的话。那些士兵就把我强行押上车。车上已经有30人了。我只穿了一条短裤和一双拖鞋。我拜托他们让我回家，换件好一点的衣服，拿一条毯子。但是日军没有允准；他们直接把我送到吉隆坡，把我塞进了一列开往暹罗的货运火车。在那里，我们开始砍伐茂密的丛林。7个月里，日本人都不肯给我一件好一点的衣服或是一条好一点的毯子。我结束在丛林中的工作之后，不得不半裸着睡在一间简陋小屋的竹地板上，没有毯子可盖。 ^[33]

处于半饥饿状态的劳工每天工作很长时间，住在没有卫生设施的狭小屋子里。 ^[34] 战后，同盟国估计泰缅铁路的工程共动用了182496名亚洲劳工，其中只有21445人在战后被遣返，74025人被证实死亡，其余的人下落不明。几乎可以肯定，这个死亡人数被低估了，因为同盟国的统计数字没有考虑到许多人在中途就逃跑了，而那些逃跑的人的死亡率可能更高。

战后，铁路工程的幸存者撤离到泰国和缅甸的救济营，理查德·米德尔顿-斯密少尉的日记呈现了他们在那里的悲惨生活。米德尔顿-斯密在海峡殖民地的义勇队服役，说得一口流利的泰米尔语，其后几年成了剑桥大学考试委员会驻新加坡的泰米尔语主考官。他潦草写在中文练习本和账本上的手写日记提到，泰米尔劳工“不得不终日痛苦地清理丛林，搭建各种各样的营地……日本人从马来亚强行带来的15万余名亚洲劳工（主要是印度人），面临的都是这种处境”。根据他的观察，“当问及想要被送回印度还是马来亚时，所有人都说是马来亚”；“他们最大的愿望就是回到马来亚，看看他们的亲人”。他提到了安南武吉（Anak Bukit）救济营多年来第一次庆祝屠妖节（Deepavali）的动人场面。米德尔顿-斯密估计泰米尔劳工的死亡人数达10万，远高于后来历史学家认定的数字；或许是出于他自己的战俘经历，因此他热衷于强调日本人的残暴。

整个20世纪，可以说是一个创伤的年代，人类的苦难交织着对环境造成的伤害。在这方面，第二次世界大战绝不是个案。 ^[35] 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许多幸存者来说，肉体的痛苦与对森林的极端侵犯密不可分，许多人都参与了这场侵犯。对于经历过战争的许多人来说，这场战争就像是东南亚边陲整部移民劳工史的浓缩版，把他们祖先开垦马来亚丛林的经历，压缩成6年。当横渡孟加拉湾的交通中断之后，成千上万人的鲜血渗入了那片土地——这片土地就是早期移民开拓成种植园和稻田的地方。在记忆中，战争的迫切性和流离失所在这段更长的历史中变得模糊不清。

水稻种植一直是孟加拉湾周边地区之间的文化和生态纽带。缅甸和泰国的稻米贸易，让孟加拉湾的经济和社会紧紧依附在一起。战争期间，稻米贸易中断，灾难接踵而来。20世纪的头30年，出口到印度的缅甸大米增长迅速。马德拉斯居民，特别是加尔各答的城市居民，必须仰赖这种进口的稻米。1891—1910年，印度每年进口57.1万吨稻米；这个数字在20世纪20年代进一步增长，达到每年近80万吨。 ^[36] 经济大萧条期间，缅甸和泰国大米的出口量增加。虽然价格下跌让耕种者深受其害，但粮食价格的下跌却是不景气并未在东印度和东南亚酿成大灾的原因之一。当时许多观察家都认为，便宜的稻米有利有弊。缅甸大米经过深加工，质量相对较差；20世纪30年代的专家认为，南印度的许多人患有营养缺乏症，罪魁祸首就是缅甸大米。 ^[37] 而且仰赖进口，让印度稻田的生态环境愈发恶化。

日本在1942年入侵缅甸，使得英属印度一下子失去了15%的稻米供给。这并不是不可避免的灾难。在一些大量进口缅甸大米的地区，如马德拉斯，当地生产的大米补足了短缺。然而，在孟加拉地区，长期和当下的一连串因素交织在一起，造成了灾难性的饥荒。孟加拉湾贸易崩溃的悲惨结果之一，是孟加拉地区的食物短缺。食物短缺带来的饥荒，造成300万人死亡，究其原因是政治上空前的处置失当，再加上大自然的暴怒、生态的衰退，让人口中地位最不稳固的一群人，逐渐地、继而突发地丧失了他们应得的权利。 ^[38]

1942年冬季季风期间，孟加拉东部受大型风暴侵袭，农田受淹，农作物受损。那一年孟加拉湾一样惨烈。当时的一则报道指出：“就猛烈程度和造成的破坏而言，这次风暴超越了这个国家经历过的任何一次自然灾害。”“它掀起的孟加拉湾海啸”达到140英里/小时。风暴“刮倒了直立的农作物，掀翻了屋顶，把大部分的树连根拔起，把简陋的房屋也摧毁了”；随之而来的洪水，“冲走了将近3/4的牲口，还有大约4万人”。 ^[39] 当地官员很害怕日本人会从阿拉干攻来，于是他们决定实施无情的焦土政策，不让当地的耕种者把稻米运到市场上。孟加拉政府内部产生了分裂，所以也无法做出反应，或是做出的反应很不力。英国内阁故意选择无视印度官员的警告。丘吉尔对印度的敌意众所皆知，他坚称饥饿的孟加拉人只会“继续出现”。英国当局继续出口印度的稻米，提供给其他战区的军队，并且拒绝用同盟国的船只运送救济物资到印度。鲍斯因为不忍自己的同胞受苦，从新加坡弄来稻米，却被英国当局拒绝了。随着稻米越来越匮乏，最容易受影响的一群人开始挨饿，包括没有土地的劳工、渔民、妇女和儿童。加尔各答的财富，掠夺自孟加拉农村地区供当地人食用的大米。

几十年来，孟加拉地区的穷人变得愈发悲惨；到了1942年，情况变得极为严峻。数十年来，他们一直无法得到土地。在1942年的危机中，他们的老板也抛弃了他们，当通货膨胀让工人再也买不起大米时，老板选择用现金而不是其他实物支付。地主辞退了佃农和按日计酬的临时工；家庭也抛弃了能力较弱的成员。与此同时，生态也慢慢遭到破坏。20世纪以来，由于铁路的路堤阻挡了河流流动，入侵的水葫芦堵塞了河流，导致孟加拉地区的土地生产力下降，生态失衡。 ^[40] 孟加拉的经济和社会受到进口损失的接连打击，国家没收当地的船只，以阻止它们在日军入侵、破坏力极大的风暴袭击，以及缺乏救济品的情况下被使用。 ^[41]

结果导致民众均陷于饥荒。保守派报纸《政治家》（ Statesman ）刊登了饥饿儿童和被遗弃者的尸体照片，那些场景令人联想起19世纪70年代和19世纪90年代发生的事。一种道德沦丧的感觉笼罩着那些饥荒中的人们。孟加拉小说家宝华尼·森（Bhowani Sen）写道：“女人成群结队地推销小男孩到军队去拉皮条。我们容忍了偷窃、贿赂和欺骗，之后，甚至连野蛮未开化的状态都不会拒绝了。” ^[42] 英国政府要直接为饥荒负责。尼赫鲁在艾哈迈德纳格尔监狱中写道：“这场饥荒是人为的，它完全可以被预见和避免。”“在任何一个民主或是半民主的国家，这样的灾难绝对能够让政府倒台。”但是，印度富人的麻木不仁却更让人不安。数百万人正在忍受饥饿，与此同时，加尔各答的“马照跑，舞照跳，富人们依然在晚宴上炫耀财富”。尼赫鲁对此感到十分憎恶。 ^[43] 支持共产主义的萨德赛（S. G. Sardesai）谴责囤积商人和投机商人“没有节制的暴利行为”，他认为“全面动员意味着积极而公正地从农村地区采购真正的盈余，进行有力的价格控制，并在城市中实行全面配给”。 ^[44] 1943年秋天，为了确保伦敦最终会提供救济物品，印度官员必须强调孟加拉地区持续存在的饥荒，会对他们在战争中贡献的努力造成影响。

孟加拉地区的饥荒造成的持续影响之一，是战后任何不受监管的市场和区域间大米贸易的旧方式都遭到断然拒绝。在印度，不论是规划者、政治家、技术官僚或民粹主义者，都强调未来必须自给自足。在“粮食增产”运动下，英国政府也要求印度多靠自己的资源。饥荒的景象使人们有一种灾难来临的想象，这让尼赫鲁那一代的印度领导人心惊胆战。尼赫鲁及其同时代的人宣称，建立主权国家就可以缓解饥荒的问题，所以他们也面临“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压力。尼赫鲁写道：“在印度，我们一直生活在灾难的边缘，有时候灾难的确让我们不堪重负。” ^[45]

有三个时刻标志着孟加拉湾作为帝国和全球资本主义核心地区的兴衰。第一次是在19世纪初的革命剧变中，英国征服东印度，于孟加拉湾对岸建立起槟榔屿和新加坡。第二次是19世纪最后25年间的蒸汽革命，让孟加拉湾的互联互通达到了新的水平，相较于之前，人流、物流和思想可以更快速且更大规模地往来交流。第三次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孟加拉湾内部的联结在战时突然且决定性地画下了句号，打破了大萧条已形成的联系。

这场战争赋予了在这些变革中挥之不去的问题新的生命：在这个变动的世界中，个人到底属于哪里？一个人的出生地、居住地和旅行方式是如何映射到到处都需要忠诚的新型政治社区的呢？政治家、律师和移民各自设想有哪些形式的公民身份——帝国的还是国家的？个人的还是集体的？战争期间，在鲍斯的自由印度临时政府的支持下，对公民身份进行了一项试验。临时政府名义上的领土位于孟加拉湾中央——安达曼─尼科巴群岛，临时政府宣称住在这个东南亚岛上的大约200万人也效忠于它。被控叛国罪的印度国民军士兵在德里的红堡 接受审判，德赛（Bhulabai Desai）为他们辩护时，超过20万名马来亚印度人宣誓效忠临时政府。他们之中的许多人来自马来亚的种植园，第一次被承认为某一类型的公民。虽然因为日本的控制及本身缺乏资源导致国家的权力受到限制，但对于未来公民身份的想象，仍然是一次大胆的实验。 ^[46] 接下来还会有许多其他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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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Bruno Lasker, Asia on the Move: Population Pressure, Migration, and Resettlement in East Asia under the Influence of Want and War （New York: Henry Holt, 1945）, 23; J. S. Furnivall, Netherlands Indi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39）, 428.

[2] W. G. Huff, "Entitlements, Destitution, and Emigration in the 1930s Singapore Great Depression,"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54, 2（2001）: 290–323.

[3] "1930-vil Malaya Naattil Indiya Kooligalin Nilaimai," Tamil Nesan , 2 January 1932; "Thottai Kallu Kadaigal," Tamil Nesan , 3 May 1932; "Malayavukku Thozhilaalargal," Desa Nesan , 8 July 1933.

[4] Burma Provincial Banking Enquiry（Grantham）Committee, Volume 1: Report: Banking and Credit in Burma （Rangoon: Government Press, 1930）; Michael Adas, The Burma Delta: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Social Change on an Asian Rice Frontier, 1852-1941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74）.

[5] Annual Report on the Working of the Indian Emigration Act, 1922, for the Year 1934 （Madras: Government Printer, 1935）: Government of Madras, Government Order 1464L, 26 June 1935, 1-8.

[6] A. Narayana Rao, Indian Labour in Burma （Rangoon, 1933）, 214.

[7] U Tin Tut，引自C. A. Bayly, "Ideologies of the End of the Raj: Burma, India and the World, 1940-50," in Durba Ghosh and Dane Kennedy, eds., Decentring Empire: Britain, India and the Transcolonial World （New Delhi: Orient Longman, 2006）; William R. Roff, The Origins of Malay Nationalism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7）; Anthony Milner, The Invention of Politics in Colonial Malay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Michael W. Charney, A History of Modern Burm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8] V. Swaminatha Sarma, Pirikkappatta Burma （Rangoon: Navinakata Press, 1936）, RMRL.

[9] Ng Thein Pe, "Indo-Burman Conflict," pamphlet reproduced and translated in NAI: Education, Health and Lands, Overseas Section, 92-1/38–L. ＆ O.（Confidential）, Press Cuttings; translated extract from Saithan, 1 January 1941, NAI, Indians Overseas Department, Overseas Branch, 144-1/38-L. ＆ O.

[10] The Searchlight （Patna）, 16 May 1934; John D. Kelly and Martha Kaplan, "Diaspora and Swaraj, Swaraj and Diaspora," in Dipesh Chakrabarty, Rochona Majumdar, and Andrew Sartori, eds., From the Colonial to the Postcolonial: India and Pakistan in Transition （New Delhi: Permanent Black, 2007）.

[11] Partha Chatterjee, The Black Hole of Empire: History of a Global Practice of Power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2）, 273; see also Mrinalini Sinha, Specters of Mother India: The Global Restructuring of an Empire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6）.

[12] Lanka Sundaram, "The International Aspects of Indian Emigration," Asiatic Review, October 1930, 37.

[13] John L. Christian, "Burma Divorces India," Current History, 46, 1（April 1937）: 82; on "South Asia" and "Southeast Asia," see Willem van Schendel, "Geographies of Knowing, Geographies of Ignorance: Jumping Scale in Southeast Asia," in Paul H. Kratoska, Remco Raben, and Henk Schulte Nordholt, eds., Locating Southeast Asia: Geographies of Knowledge and Politics of Space （Singapore: NUS Press, 2005）.

[14] Christopher Baker, An Indian Rural Economy 1880-1955: The Tamilnad Countryside （New 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422-425, 516-519.

[15] John Tully, The Devil's Milk: A Social History of Rubber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2011）, 270-274.

[16] Sinnappah Arasaratnam, Indians in Malaysia and Singapore （Kuala Lumpur, 1970）.

[17] Christopher Bayly and Tim Harper, Forgotten Armies: The Fall of British Asia, 1941-45 （London: Penguin, 2004）.

[18] Jeremy Black, "Midway and the Indian Ocean," Naval War College Review 62, 4（Autumn 2009）: 131-140.

[19] Bayly and Harper, Forgotten Armies, 34.

[20] Sugata Bose, His Majesty's Opponent: Subhas Chandra Bose and India's Struggle against Empire （Cambridge, MA: Ha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21] Joyce Chapman Lebra, Women against the Raj: The Rani of Jhansi Regiment （Singapore: ISEAS Press, 2008）, ch. 6.

[22] Janaki Athinahappan, "The Rani of Jhansi Regiment," Oracle 2, 1（1980）: 32.

[23] Abid Hasan Safrani, "The Men from Imphal," Oracle 15, 1（1993）: 35.

[24] Bisheshwar Prasad, ed., Official History of the Indian Armed Forces in the Second World War, 1939-45: The Reconquest of Burma （New Delhi: Combined Inter-Services Historical Section, India and Pakistan, 1959）, 2:255-257; "Use of Kyaukphu as Burma Naval Base," Secret Memo by Captain D. J. Munro, 5 June 1944, NAUK, ADM 1/16001.

[25] V. Swaminatha Sarma, Enathu Burma Vazhi Nadai Payanam （Chennai: Tirumakal Nilaiyam, 1979）; V. Swaminatha Sarma, Banapurathy Veeran: Oru Natakam （Chennai: S. Radha, 1924）; Ve. Swaminatha Sarmavil Katturai Kalainjiyam （Chennai: Punkoti Patippakam, 1988）.

[26] Hugh Tinker, "A Forgotten Long March: The Indian Exodus from Burma, 1942,"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6（1975）.

[27] NAI, Burma Evacuee Register, Part 2, No. 403（B）.

[28] Norman Lewis, Golden Earth: Travels in Burma （London: Jonathan Cape, 1952）.

[29] NAI, Burma Evacuee Register, Part 2, No. 403（B）.

[30] Evidence of L. G. Pinnell before the Bengal Famine Inquiry Commission, 15 August 1944, in Partha Sarathi Gupta, ed., Towards Freedom: Documents on the Movement for Independence in India, 1943-44, pt. 2（New 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1997.

[31] Gyanendra Pandey, ed., The Indian Nation in 1942 （Calcutta: K. P. Bagchi, 1988）.

[32] Nakahara Michiko, "Malayan Labour on the Thailand-Burma Railway," in Paul Kratoska, ed., Asian Labor in the War time Japanese Empire: Unknown Histories （Armonk, NY: M. E. Sharpe, 2005）.

[33] Survivor's Testimony, in Paul H. Kratoska, ed., The Thailand-Burma Railway, 1942-1946: Documents and Selected Writings （London: Routledge, 2006）, 4:308-309.

[34] Shanmugam, Siyam Marana Rayil （Chennai: Tamilosai Pathippagam, 2007）.

[35] Judith Shapiro, Mao's War against Nature: Politics and Environment in Revolutionary Chin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142–143.

[36] Iftekhar Iqbal, The Bengal Delta: Ecology, State and Social Change, 1840-1943 （Basingstoke, UK: Palgrave Macmillan, 2010）, 163.

[37] W. R. Aykroyd and K. Rajagopal, "The State of Nutrition in Schoolchildren in South India," Indian Journal of Medical Research 24（1936）; Sunil S. Amrith, "Food and Welfare in India, c. 1900-1950,"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50, 4（2008）: 1010-35.

[38] Bayly and Harper, Forgotten Armies, 282-291.

[39] The Ramakrishna Mission: Bengal and Orissa Cyclone Relief, 1942-44 （Howrah: Ramakrishna Mission, 1944）, 1-2.

[40] Iqbal, Bengal Delta, ch. 8; Sugata Bose, "Starvation amidst Plenty: The Making of Famine in Bengal, Honan and Tonkin, 1942-45," Modern Asian Studies 24, 4（1990）: 699-727.

[41] Amartya Sen, Poverty and Famines: An Essay on Entitlement and Depriva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1）; Paul Greenough, Prosperity and Misery in Modern Bengal: The Famine of 1943-4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Bayly and Harper, Forgotten Armies, 282-291.

[42] Bhowani Sen, Rural Bengal in Ruins, trans. N. Chakravarty（Bombay: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45）.

[43] Jawaharlal Nehru, The Discovery of India [1946]（New 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496-498.

[44] S. G. Sardesai, Food in the United Provinces （Bombay: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44）, 19, 36-37.

[45] Nehru, Discovery of India, 535.

[46] Bhulabai Desai, "Provisional Government of Azad Hind and International Law," Address of Counsel for Defence, Red Fort, Delhi, 1 December 1945, reproduced in Oracle, 15, 4（1993）. nD/p7USyjbT27m13LFsPUfCC1hjDT5acqYoeTpvSSLaDf2X3ISAag9vjltPY7NY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