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0年初，南印度坦贾武尔地区的收税副官哈萨威对横渡孟加拉湾的人口“运输”提出批评。他声称南印度和马来亚之间的移民，是“一种经常性、有组织的绑架行为”。“俘虏从纳加帕蒂南被运到槟榔屿和其他国家，男性被当作苦力，女性则被迫卖淫”，这种事十分频繁。哈萨威写道：“这种‘运输’并非法律所容许……帮助任何印度当地人移民都是违法的。”他坚称马德拉斯政府应该介入并阻止这种运输，还写了一封长信给《印度之友》（ Friend of India ），这是一本英国和印度批评帝国主义政策的读者都会阅读的刊物，信的内容让当局备感难堪。

哈萨威也视解决“运输”问题为他的使命，他会从纳加帕蒂南的根据地追踪船主和签约劳工。19世纪70年代，“移民季节”刚开始的时候，他下令突击搜查一个仓库，移民正在那里等待上船前往东南亚。但是案子到了地方法官面前就会出现问题，每个移民都坚持他们是自愿的。年轻的男孩声称那些招工的人是他们的“父亲”或是“叔伯”；他们没有签约，所以没有任何证据显示他们“移民的目的是要去当劳工”。哈萨威感叹道：“想要弄清事实的努力注定是徒劳无功的，他们自己绝对不会说出真相。”这是一个由来已久的问题。几年前，当地的《警察周报》（ Police Weekly Circular ）也报道过类似的案例。他们发现一个仓库“里面像动物一样挤在一起的苦力”，警长拒绝让他们的船驶离。讯问完被扣留的人之后，他得到的结论是：“我猜想他们一定都事先准备好了故事，因为他们的回答都足够令人满意；他们都会提到父母、叔伯或是监护人。”这位警长心想：“苦力的贸易已经达到相当的规模，确实需要移民当局正视。” ^[1] 年，这个目标终于达成了，该年任命了一位移民保护者，负责监督移民到东南亚的情况。

到了1870年，南印度和海峡殖民地之间的流动已经很稳固了，而且还在不断增长。总是超载的船只和流动的船主成了政府关注的焦点。海峡地区的农场主迫切需要更多劳工，哈萨威和他的地方政府同僚则主张不能放宽法律上的限制，如果允许印度和马来亚之间的移民，那将成为一场灾难。于是英国的农场主和他们在海峡的代言人要求移民自由，他们认为孟加拉湾两岸的联结是再自然不过的。马来亚实际上就是印度的延伸；印度劳工不会觉得这是一片“外国”土地。自由和移民之间的紧张关系，在接下来的几年内仍会不时浮出水面。

在孟加拉湾的历史中，19世纪的最后25年是很关键的时期。“运输”在整个19世纪慢慢增强，最后变成了扩张，涓涓细流变成了洪流。蒸汽动力使得横渡洋面更加快速、简单而且便宜。帝国势力深入内陆，通过条约和征服，殖民国家不再局限于沿海据点，欧洲、中国和印度的投资者先于他们或紧随其后。咖啡、糖、茶叶、烟草、橡胶，一个接着一个，东南亚这块新领域有望获得巨大的利润。不论在世界上的任何地方，他们总会发现，当地有在经济上固守独立的社群，他们不喜欢雇佣劳动的农场主，抵制奴役的人，欧洲移民让这种“当地人很懒散的虚构”形象深入人心。来自槟榔屿的亚历山大·基德写道：“没有任何收益会吸引马来人投入固定、持续的产业中。”所以劳动力也和资本一样，必须输入。华人资本家已经有现成的来源了：他们可以通过亲缘和地缘的联结加以动员，而且汽船也拉近了中国海岸与东南亚的距离，让他们可以动员更多的人。但是欧洲人无法进入华人的网络，于是毛里求斯和加勒比地区的甘蔗种植者在奴隶制度废除之后首先转向了英属印度。 ^[2]

我们可以从一些数字中看出改变的规模。首先是前往锡兰的移民。从19世纪40年代开始，每年有上万名印度劳工前往锡兰的咖啡种植园工作。到了50年代末期，增加到每年近10万名，每年大约有1/2—3/4的人会回到印度。80年代之前，横渡孟加拉湾到马来亚长途旅行的人数要少得多；但到了80年代末，每年有2.2万人从南印度前往海峡殖民地的港口。80年代开始，缅甸成为印度劳工的第三大目的地，而且是吸引最多移民的地方。到了1911年，每年有超过10万人从印度横渡孟加拉湾，前往上述三个目的地。 ^[3]

我们没有精确的统计数字，不过在1840—1940年的一个世纪里，大约有800万人从印度前往锡兰，400万人到马来亚，1200万—1500万人前往缅甸；其中有很大一部分人（远远超过一半）在3—7年的时间里回到了印度。这类移动大部分发生在1870年之后，整个家族往来于锡兰；20世纪20年代之前，马来亚和缅甸的移民大多是男性。从印度海外移民的总体情况来看：从1834年有组织的印度移民开始，到1940年，超过90%的印度移民去了锡兰、缅甸和马来亚。简言之，在帝国时代，孟加拉湾地区几乎占了印度移民史的全部篇幅。

现在再放到全球范围内来考虑这一问题。在规模上，横渡孟加拉湾的移民与同时代横渡大西洋的移民不相上下。1870—1930年，约有2600万人从南欧、东欧、东亚和太平洋地区前往美国。如果再加上移民东南亚的中国人，1840年后的一个世纪里大约有1900万人，中国移民比印度移民分布得更广——很明显，印度洋与南中国海交汇的地区有着全世界最大规模的移民。亚洲和大西洋地区最主要的差别在于定居而非返回的人数。20世纪30年代末期，大约有600万—700万印度人和类似数量的华人定居海外；美国人口统计学家戴维斯将此与同一时期居住在不列颠群岛以外的8500万名英国人进行了对比。 ^[4]

“苏伊士地峡的开通，就像水坝溃堤一样，让大量新船、新人和新的贸易方式涌入东方。”约瑟夫·康拉德写道。 ^[5] 1869年，苏伊士运河的开通，重新塑造了孟加拉湾的地理。从欧洲航行到孟加拉湾现在只需要几周，而不再是好几个月。苏伊士重新把印度洋和地中海连接起来。蒸汽动力通过运河的狭长地带，重新塑造了世界秩序。康拉德的“新船、新人和新的贸易方式”，鼓舞了大量的东西方移民，也刺激了整个热带世界的商品生产。轮船驶过海面时，已不再仰赖顺风，海底的电报电缆环绕起海底世界。到1870年，英国的印度海底电报公司已经连接起孟买与红海。一年后，电缆穿越了孟加拉湾，价格和收获的消息实现了实时传递。在陆地上，铁路缩短了时间和距离，还吸引巨额的资本投入。当跨洲铁路蜿蜒穿过北美大陆时，印度铁路为南亚的帝国势力打下了根基。陆地和海洋的路线呈放射状分布，然后在人口密集的港口城市汇聚，城市已经被新的财富和苦难压得喘不过气来。19世纪，化石燃料突破了能够想象到的几乎所有增长极限。 ^[6]

铁路、河流和海洋交汇在一起。苏伊士运河拉近了孟加拉湾和欧洲的距离，铁路也让海洋触及的范围不再止于海岸。布罗代尔写道：地中海就像一个磁场，把它的影响力投射到远离海岸的地方。同样地，孟加拉湾也吸引陆地的产物和土地的儿子进入蒸汽驱动的网络中。到19世纪80年代，移民不仅来自沿海地区，也来自内陆地区。大部分横渡孟加拉湾的人，已不再来自传统的航海社群。在他们航行的终点，铁路又进一步连接起港口和边疆地区：一旦锡兰的铁路通到康提的高地，从港口前往种植园的恶名昭彰的“长途”就变得容易多了。缅甸的铁路建设起步比较晚，因为该国有数千英里可以通航的水道，但随着铁路的发展，印度移民从仰光开始就改乘火车了。

1000多年来，孟加拉湾都是印度和中国之间的“高速公路”。那段时间，商人和国家都在找寻捷径，以及绕过马六甲海峡这个脆弱的咽喉要道的其他路径。在第一个千年里，商人通过陆路运输跨越了克拉地狭——泰国南部连接马来半岛的狭长地带——连接起孟加拉湾与南中国海。马六甲跃升为东南亚最大的商业中心后，运输中心也跟着南移。不过在19世纪，铁路再加上境内的水路，重新点燃了向北深入中国内陆的希望。在工程师亚瑟·科顿（Arthur Cotton）的想象中，孟加拉东部的铁路是从加尔各答通往中国广东的第一步。除此之外，还有其他的竞争提案：从吉大港建一条铁路经过缅甸的八莫到中国云南，另一条线路则是通过缅甸的掸邦。连接印度和中国的铁路一直是个不灭的梦想。英国政府与云南的总领事在1904年签署了一项协议，修建一条从缅甸到中国的铁路；到20世纪30年代，这些计划依然在考虑中，而且也不会是最后一次考虑。 ^[7]

蒸汽动力需要新的能源，对土地也产生了新的需求。在蒸汽时代之前，“更多能源来自风……通过改变船帆的数量、方向和操作方式”。19世纪早期的快速帆船代表了这些提速调整的最高成就。这些船的造型优雅，拥有流线型的线条，可以达到前所未有的速度。但即使风的利用效能已经达到最高，可还是比不上蒸汽所提供的动力；蒸汽机利用深埋在地底下数千年的物质。 ^[8] 到了19世纪中叶，恒河上已经到处可见蒸汽动力船只。到1850年，东印度公司拥有10艘内河汽船，以及一些可以远洋航行的汽船。这些船只都需要烧煤。印度东部的煤田在19世纪中叶得到迅速开发，包括巴尔达曼、锡尔赫特（Sylhet）、阿萨姆（Assam）、帕拉木（Palamau）和喀塔克（Cuttack）等地。如果是没有煤炭的地方，东印度公司会以木柴作为替代品，建立一个繁荣的燃料市场。缅甸那些集中在孟加拉湾航线中心地带的能源，吸引着英国的官员和航运公司。 ^[9]

1865年，伊洛瓦底轮船公司（Irrawaddy Flotilla Company）成立，属亨德森兄弟所有，他们来自苏格兰法夫郡的皮滕威姆村。亨德森家族的财富来自乔治·亨德森的逆境。乔治指挥一艘帆船“前往近东进行贸易”时遭遇了海难，但他大难不死，并在意大利安顿下来，在那里他发展了对英国的大理石贸易。他的三个兄弟则负责格拉斯哥的生意。到19世纪50年代，亨德森家族已经不做大理石生意，而是转向长距离的海上运输：他们拥有一支小型船队，一开始是在苏格兰、纽约和魁北克之间航行。进入60年代之后，他们成了新西兰“移民贸易”的先锋。在回程中，亨德森的船开始在仰光停靠，装载大量的大米和柚木。不久之后，缅甸的大米贸易被证明是如此有利可图，因此亨德森家族完全放弃新西兰这条路线；大约也是在同时，他们买进了一支小型船队，从伊洛瓦底江蒸蒸日上的贸易中获利。

1872年出版的一本宣传手册向潜在的投资者保证：“没有比缅甸更能够取得持续扩张的东方贸易。”伊洛瓦底江的“两岸分布着城镇和村庄，到处是积极而勤奋的人，对他们来说，这条河就是最好的高速公路”。一直到蒸汽动力出现之前，“这条河上的运输工具就是当地人的船只”，数量多达2.5万艘。而现在，蒸汽动力以其“速度、规律性和安全性，正逐渐取代本地船只”；所需要的只是“充足的设备，以垄断绝大部分的运输”。有20年时间，伊洛瓦底轮船公司都是直接从英国进口煤炭；但是从19世纪90年代开始，改由孟加拉地区的煤矿供应。1890年，与仰光隔河对望的达拉，已经发展成一个兴旺的船坞及维修站：“这里还有锅炉车间、装配车间、机械车间、木工车间，以及所有组成一个修船厂必须具备的车间。” ^[10]

不过，蒸汽动力取代船帆的速度比我们所想的要慢得多。大型的规模和国家的保护为欧洲运输公司带来很大的优势，但亚洲的航运商人也并非坐以待毙。一直到19世纪70年代，帆船还是沿着老路线航行于印度洋，横渡南中国海。横渡孟加拉湾依然要冒很大的风险。 不过到那时，汽船的客运服务已经开始发展了。19世纪60年代开始，英属印度轮船运输公司（BISNC）占据了海湾客运量的最大份额。1861年，在加尔各答、阿恰布和仰光之间，每个月都有英属印度轮船运输公司的汽船往返。10年时间里，从每两周一次发展为每周都有的汽船服务，将仰光和印度东海岸、马德拉斯北方的港口连接起来，如卡基纳达（Coconada）、维沙卡帕特南（Vizagapatnam）、贝埃穆尼帕特纳姆、卡林加帕南（Calingapatnam）、巴鲁瓦（Baruva）和戈巴尔布（Gopalpur）。到80年代，每周都有班船从马德拉斯、本地治里、古达罗尔、开利开尔和纳加帕蒂南开往槟榔屿、瑞天咸港（今巴生港）和新加坡。今天，这些港口中的许多已经是没落的乡下小镇。游客们或许很难想象它们曾经是盛极一时的海上中心，但对老一辈人来说，纵然其中许多地方现在已经有了不同的名字，但这些地方的名字会唤起另一个世界的记忆：一个包含印度东部与东南亚的孟加拉湾世界。每年往返印度南部与马来亚之间的乘客数量，从19世纪70年代的平均1.5万人次，增至80年代后期的近4万人次。 ^[11] 马德拉斯和锡兰之间的运输规模甚至更大，主要是靠锡兰的塔莱曼纳（Talaimannar）和特努什戈迪（Dhanushkodi）之间（不到两小时）的短程船只往返；科伦坡和杜蒂戈林（Tuticorin）之间的航运只是补充性的，一周会有两班。 ^[12]

到19世纪末，本地航运被推到了合法性和商业可行性的边缘。 ^[13] 高韦里河、奎师那河和哥达瓦里河这些大河都注入孟加拉湾，它们养育的子民也穿过孟加拉湾，成千上万的人涌入缅甸和马来亚。汽船改变了人们的亲近感。新的路线连接着港口城市，也串起遥远的腹地——高韦里河三角洲和马来亚的森林，沿海的安得拉和下缅甸的稻田。当家人们各自分散在孟加拉湾各地时，他们所在的“村庄名字”足以“编成一张地图”。 ^[14]

“水坝溃堤”也使得印度洋周围的权力重新分配。虽然欧洲帝国一开始只占领沿海的贸易飞地，但是到19世纪，他们也开始对陆地感兴趣，想要将“整块大陆纳入版图”。荷兰对印度尼西亚的统治便象征着这个转变。在拿破仑战争之后，荷兰政府亟须财政收入，于是建立了一套强制耕作和强迫劳动的制度，让爪哇投入生产。他们不再参与亚洲内部的贸易，转而专心投入作物的种植，榨取财富。 在20世纪40年代之前，1857年的印度起义是在印度发生的规模最大的反抗英国统治的暴动。在此之后，英属印度加强了其对土地的控制，以作为帝国统治的基础：他们进行测绘，调查和评估领地；安置游牧民族；占领公有土地和森林。 ^[15] 因为工业化的欧洲可由铸造厂和造船厂提供毁灭性的军事技术，所以一场卷土重来的侵略扩张几乎使得整个东南亚（泰国除外）都处于欧洲的控制之下。1852年英缅战争后，下缅甸也落入英国的控制。10年之后，法国一步步掌握了对印度尼西亚的直接控制权。19世纪70年代，英国的“前进运动”推进到马来半岛，以一系列的协议买通了马来苏丹。到1885年，英国已完成对缅甸的征服。荷兰征服印度尼西亚花了比较长的时间，1873—1908年，在亚齐引发了一场血腥的反抗战争。

随着苏伊士运河的开通，印度成了印度洋的“节点”，让英国的势力可以往东深入东南亚，向西扩张到东非海岸。印度的统治体制（各种间接统治）、法律制度（印度刑法典）和行政长官遍布印度洋。印度政府培植的英国官员把印度的统治模式施行并移植到海峡殖民地、埃及、东非和西非。印度士兵保卫了大英帝国的海洋边缘。 ^[16] 最重要的是，从事开垦荒地、种植树木、修建铁路等分散在各地的印度劳工，支撑起这片土地的资本主义转型。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只迁往孟加拉湾沿岸的三个地方：锡兰、缅甸和马来亚。锡兰从一个重要的贸易据点转变成种植园殖民地，为海湾沿岸的全面转变奠定了基础；在几十年内，这个地区成了世界上最重要的原料供应地之一。森林都被改造成单一种植的农场，山谷也变成了一片片的稻田，这一切带来了一波又一波的移民，其规模之大，甚至超过了早期前往毛里求斯和加勒比海地区的契约劳工。

地理位置、先例、政策，解释了为什么前往东南亚的移民劳工几乎都来自印度南部和东部的某些地区。南印度和锡兰之间、南印度和马来世界之间“不间断的往来”，为这个结果奠定了基础。交通网络、招募方式和资金来源已经存在，在蒸汽动力的作用下，扩张时机已经成熟。19世纪后半叶，南印度和东南亚之间的往来途径进一步深化。锡兰的农场主已经习惯和泰米尔劳工一起工作，当他们横渡孟加拉湾前往马来亚时，还是维持着这样的劳动力来源。殖民地官员习惯于将印度视为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所以当其他地方的劳动力不足时，他们就转向了印度次大陆。种族观念习惯于把某种行为和不变的特征联系起来，认为泰米尔劳工无论何时何地都是“顺从的”，虽然他们效率很低，但服从纪律。随着移民的规模越来越大，也吸引了许多来自原本和孟加拉湾世界没什么联系的内陆社群，殖民地资本主义的搅动效应与持久的不流动力量产生了冲突。

长久以来，南印度一直是一个各类人等流动的地方：神职人员和托钵僧、工匠和战士。美国历史学家伯顿·斯泰因（Burton Stein） 在关于中世纪南印度的经典著作中，描述了“南印度社会中许多人的流动方式”，他特别提到移民和征服的连续性，以及新来者的逐渐融合。一开始串起整个南印度的运输只是小规模的，但有重要的文化意义：涉及婆罗门仪式专家、诗人和抄写员的移动。军队的移动变得愈发重要——泰卢固农民战士在整个中世纪入侵并定居在泰米尔邦国。第二个千年，在注辇国的统治之下，“不断扩大的贸易和农业体制”拖垮了下层的农民群体。城市聚落围绕着大型寺庙，宗教的变革既是经济转型的原因，也是对经济转型做出的回应。湿婆信仰的兴起，见证了由农民团体支持的富裕寺庙集团的发展。12世纪“是泰米尔邦国宗教朝圣之旅最兴盛的时代”，这个越来越大的旅行圈横跨南部半岛。 ^[17]

自然环境形成了流通和交换。泰米尔邦国包括三个不同的生态区域：以灌溉水稻种植为基础的河谷、富裕的寺庙城镇以及婆罗门的宗教据点；平原的严酷气候比较适合畜牧、狩猎和种植硬壳的谷类；孔固地区是一个兼具平原和河谷社会特征的边境地带，与两者都有交流。河谷地区长久以来都与外界有往来，把稻米输出到锡兰和东南亚，也从遥远的海岸进口奢侈品，所以在1870年后，它们主宰向东南亚的大规模移民也就不足为奇了。平原居民拿他们的专业服务与河谷交换多余的食物，所以有越来越多的短期移民从平原前往河谷，为他们提供军事服务或成为建筑工人。随着时间的推移，“过去使得泰米尔邦国相对孤立的陆地与海洋的边界，现在已经被打破”，互补的环境之间越来越大的内部流动性，与孟加拉湾各海岸之间日益频繁的外部流动性互相影响。 ^[18]

但是，在奴役中也会出现移动。泰米尔地区最常见的是固定在一地、不移动的“永久农奴”制，当时的英国评论家将其与欧洲的农奴制相比较。农奴与土地捆绑在一起，但也有一些情况下，农奴可以单独出售，以最一般的定义来说，就是当成奴隶卖掉。用印度经济史学家达玛·库马尔（Dharma Kumar）的话来说，这种形式的束缚劳动“范围很广，从近乎自由到近乎奴役都有”。通常奴仆会有相应的资格，甚至是要求就业、获得土地及维持生计的权利。当然，这类习惯上的权利必然在饥荒和天灾之年遭遇最大的压力。19世纪初，从事农业劳动的农奴占了泰米尔地区“总人口的相当比例”，多达20%。英国的废奴运动关注印度“国内的奴隶制度”，不过，直到19世纪的最后25年，殖民国的介入都没有过多改变农耕社会的结构。 ^[19] 除了这些古老的制度之外，随着南印度殖民统治的巩固，新的定居模式也会传播开来。对于织工、工匠、职业军人以及其他许多人来说，英国的征服带来经济上的破坏。廉价的兰开夏纺织品充斥着印度市场。印度纺织社区的传统流动性大大降低了，因为他们的生产力远不如英国的机械纺织厂。与包括卡尔·马克思在内的同时代人的预言相反，南印度社会在19世纪经历的是“去工业化”的历程，而不是现代化。生产转向低质量、低附加价值的产品，也减少了手工编织，这种转变尤其打击了妇女的生计。城市居民被迫迁往日益边缘的土地，他们在那里仅能勉强糊口。上述这些强制衰退，造成南印度在19世纪遭受饥荒的严重打击。 ^[20]

蒸汽动力有望征服季风。苏伊士运河开通不到10年，季风展示了它们对人类生活的持久影响力，但是失败了。这次失败是全球性的，也是灾难性的。1877—1878年的厄尔尼诺─南方振荡现象，是有记录以来最严重的一次。南印度、中国、爪哇、埃及和巴西东北部都没有降雨。旱灾来临时，通常的代价便是食物的生产，主要生产者都会受到影响，受到美国铁路股票泡沫破裂的冲击，19世纪70年代的全球经济萧条导致大宗商品价格猛跌，在经济作物领域过度快速扩张的生产者因此大受打击。干旱演变成灾难的部分原因是大英帝国的正统经济学说：英国官员不愿意干预市场力量，吝于救济，废除了许多过去存在的社会支持体系。 ^[21] 印度南部的饥荒尤其严重，扩及整个德干高原。医生兼人道主义者威廉·康尼希（William Cornish）对英国的饥荒政策提出严厉的批评，他写道：“我们看到各年龄段的儿童都如此消瘦、虚弱，只有照片才能充分反映他们的状态。” ^[22] “死亡人数如此之多，甚至无法得到安葬。”康尼希哀叹道：“大批村民离开了自己的村庄，村庄的领导人也因为恐慌而离开了自己的岗位，所以我们几乎不可能得到正确的死亡人数统计。”但即便如此，死亡人数估计也有数百万人。

在那之后的观察者都认为，19世纪70年代的饥荒和印度移民的增加之间有直接的关联，因为印度移民的确就在那时候急速增加了。饥荒是最终的“推动因素”，这是美国地理学家哈里·杰罗姆（Harry Jerome）在20世纪20年代首度普及的一个词语。1883年初，民俗学者、语言学者和殖民地官员乔治·格里尔森（George Grierson）走访了孟加拉地区和比哈尔邦，调查印度移民的原因和结果。他写道：“移民当然被视为推动印度发展的动力引擎，因为在饥荒时期，为受苦的人口提供越多的安全阀，就越有机会拯救生命。”格里尔森认为，移民是受经济和环境条件制约的自然人口流动。他把米价与移民发生的程度联系起来，发现“这两条线几乎是一致的”。从这个观点来说，移民是印度过剩人口的一个“排出孔”：就像新大陆吸收了欧洲越来越多的穷人，印度洋和东南亚的边疆对于印度也有同样的作用。海峡殖民地的总督写道：开垦马来半岛的森林可以为这个国家的大量劳动人口创造新的机会，“这个国家的人口严重过剩，而且经常遭遇饥荒，其程度之严重令人悲哀”。

饥荒和移民的关系其实要复杂得多。因为长期面临劳工不足的窘境，孟加拉湾各地的英国官员在饥荒中看到了机会。1877年3月，一位缅甸的官员想到：“鉴于马德拉斯地区非常普遍的饥荒，是否可以由特殊的安排提供一种推动力，让这些灾区的更多劳工移民到英属缅甸，一方面可以缓解饥荒，另一方面可以增加本省的移民人口。” 这个计划最终以失败收场。一年后，缅甸政府又提供公共建设工程的工作机会给马德拉斯的饥荒灾民，但由于只有800人自愿前往，所以这个计划再度中止。其他许多想要把饥荒难民安置到海外的计划也都失败了。 ^[23]

相比之下，锡兰的确因为饥荒使得移民人数大增。1875—1876年，前往锡兰的印度劳工数量翻了一番，在1876年和1877年这两个饥荒最严重的年份，每年都有超过16万人；而从锡兰回到印度的移民人数则锐减。前往锡兰的移民几乎都来自“已经习惯短期劳动迁徙”的地区：坦贾武尔和马杜赖（Madurai）东南部的干旱地区。也就是说，那些把移民到锡兰视为一种生存手段的人，来自本来就和这个岛有紧密联系的地区。前往锡兰的移民早在几十年前就开始了，到19世纪70年代已经甚具规模。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David Arnold）认为：“鉴于饥荒的严重性和长期性，人们可能会问：为什么没有更多人从马德拉斯逃出来？”移民面前有许多阻碍等着他们——惊慌失措的官员想要阻止他们离开村庄，移民站里的中介以不适合劳动为由拒绝他们。饥荒造成的移民相对较少，这表明“马德拉斯的农村劳力在某种程度上已经不再与土地和村庄联系在一起”。

经济机会，加上相对比较便宜的交通，为年轻的男性以及少数女性在灾难时刻离开家乡，前往东南亚寻求财富铺平了道路。但他们并没有对大自然的狂暴做出盲目的反应，许多看似理所当然的因素都会起作用，而并不只有饥荒，如政策和法规、机会和意图、科技和能源，都会一起推动孟加拉湾的移民。移民不仅是在人口过剩和不足的地区之间，或是降雨、土地过多和不足的地区之间的自然流动；每一次移民都源于个人的希望，或是为了家族生存的严密计算；移民往往是遥远议会中制定的法律所规定的强制手段推动的。

今天我们所说的“移民产业”，提供了危机和机遇之间必要的联系。劳工中介、航运代理商、小金融家和投机商与殖民地国家以及欧洲农场主合作，但他们有时候也是敌对的关系。他们瞄准了南印度的农村，把劳工输送到海湾对岸。南印度的移民产业既有本地劳动力市场的历史特征，也加入了欧洲中介机构的资本以及殖民地契约法的力量。法律明确区分了雇佣契约下的移民和通过中间人自行安排的移民，但是这些都只能说是光谱上的点。每一种形式的招募都使用了引诱、胁迫，以及最重要的债务来动员南印度的劳工，然后把他们束缚在锡兰或马来亚的农场里。

随着19世纪30年代咖啡种植遍布全岛，锡兰是第一个经历改变的地方。如前所述，19世纪40年代是劳工移民的早期高峰，1844年有将近10万人从印度前来。不过，随着咖啡产业衰落，移民人数随之减少。咖啡产业萧条的部分原因是世界各地生产商之间的竞争。60年代晚期，苏伊士运河为全球贸易注入了活力，咖啡叶病则重创了锡兰的种植园，导致许多农场主倾家荡产。投资者尝试了其他选择后，最后决定改种茶叶。80年代，茶叶的种植面积从9000英亩增加到超过15万英亩，而咖啡的种植面积则从25.2万英亩减至9.8万英亩。许多咖啡种植园直接被改造成茶园。茶叶带来了大量移民，国家运营的渡轮往来于帕姆巴（Paumba）和马纳尔（Mannar）、杜蒂戈林和科伦坡之间，南印度的饥荒让锡兰变得更具吸引力。印度劳工修建的北方公路（North Road）长达110英里，连接起马纳尔的港口和康提高地；几十年前，从印度来的人必须艰辛地徒步穿越沼泽和丛林，而现在这条公路大大改善了这种状况。现在的移民“几乎从来不属于游牧和边缘群体，而是从水稻种植区的定居人口中招募的”。虽然这是在形容低种姓和达利特人（dalit）社群，不过泰米尔南部地区有土地和占有支配地位的种姓，其实也是如此。 ^[24]

一经抵达锡兰，招募之事就由工头主导。泰米尔语 kangany 意为“监督者”（kan在泰米尔语中是“眼睛”之意）；在泰米尔圣经中，主教就是 kangany ，也就是监督会众的人。到了19世纪70年代，也拥有种植园的“首领” kangany 成了强有力的中间人，每个人都有许多下属，负责管理各种植园中的劳动力。茶叶的种植和咖啡不同，一年到头都需要劳工，而且茶园的工作节奏比较适合女人和小孩，所以现在从印度到锡兰的人口流动以家庭为主。这里也和其他地方一样，以债务作为体制的核心。工头要求劳工家庭或是奴工主人支付“海岸预付款”，以确保劳工处于其控制之下，而且这种情况还会不断加剧。债务也随着劳工移动。如果他们死于农场，债务就会移转到他们的家人身上，这种案例不在少数。劳工的食物和住宿费用，以及他们在种植园商店（通常为工头所有）购买的物品，都会增加他们的经济负担。

前往锡兰的移民是早期移民传统的延续，建立在地缘、习惯、种姓以及亲属关系的深厚联系上。较长距离的移动，需要国家和雇主在初期做出较大的努力。在马来亚，工头的招募与契约劳工制度并存，并最终取代了后者。契约劳工制度是吸收早期的印度移民前往印度洋和西印度群岛的甘蔗种植园所采用的制度。一名马来亚农场主在1836年写道：“这里的土壤很适合，气候也很好”，而“等在我们前面的是一片荒芜，静待人类的手带来丰足与收获”。 ^[25] 19世纪，那些手几乎全部来自南印度人。19世纪50年代，由于甘蔗的种植扩大到位于马来亚大陆与槟榔屿隔水相望的威斯利省，所以对印度劳工的需求也扩大了。 ^[26] 长距离运输意味着前往马来亚的运输成本高于前往锡兰的运输成本：为了确保投资可以收回成本，经纪人和农场主坚持劳工要签3—5年的雇佣契约。农场主十分不乐见劳工逃亡，他们推行铁的纪律。印度的投机商人把自愿或非自愿的人都招募过来，把他们送到海湾的对岸，相信不断增长的劳工需求可以带来丰厚的利润。农场主也通过他们的印度代理人自行招募劳工，他们的代理人就是亚当森与塔加特公司（到处可见苏格兰的影子）及两家印度公司：加纳帕蒂皮莱和马都拉公司。除了招募农耕种姓之外，他们还会招募低种姓的印度教徒或达利特工人前往马来亚，这改变了孟加拉湾移民的组织形态，孟加拉湾曾经由说泰米尔语的穆斯林主导。从1866年有精确的统计开始，到马来亚在1910年废除契约劳工，有多达25万名劳工签下雇佣契约，从印度前往马来亚。19世纪70—80年代，有70%—80%的印度劳工签订了契约。不过，他们的经历引发了一连串反应，最后使得契约劳工制度无法持续，后文将对此进行详述。进入20世纪后，工头成了马来亚最主要的劳工招募来源。这一切与“拉惹橡胶”（Raja rubber）的兴起有绝对的关系。

马来亚咖啡和糖蔗种植者的命运一直令人失望，因为这两种作物都不像投资者所期望的那样可以迅速获利。但是橡胶非常有利可图，所以到了20世纪早期，马来亚已经成为大英帝国版图中最值钱的热带殖民地。橡胶树原产于马来半岛，不过维多利亚时代对“改良”的追求，促使皇家农业学家和植物学家进行了移植试验。巴西的橡胶树比马来亚当地的橡胶树产量更高，对环境的适应性也更强。19世纪70年代，在亚马孙地区工作的英国淘金者亨利·威克翰（Henry Wickham）采收了许多野生橡胶树的种子，并将它们送到大英帝国最核心的植物园邱园（Kew Gardens）。1876—1877年，橡胶的秧苗被输出到锡兰，还有少部分出口到新加坡，苗木的潜力在这些地方得到了真正的发挥。亨利·里德利（Henry Ridley）是新加坡植物园的园长，他看到了马来亚种植橡胶树的商业前景。里德利建议用“人字形切除法，只剥除树皮上的一块，但是保持内部形成层的完整”，这样割胶就不会伤害树木本身。切痕的角度和深度、树液的难闻气味，都成了数以万计来自南印度的年轻人生活中必须习惯的事。橡胶的扩张速度很快。1905年，马来亚的橡胶种植面积为2万公顷。到1910年，种植面积扩大了10倍以上。 ^[27]

橡胶种植者认识到工头制度是获得劳工最快且最有效的方式。马来亚的工头和锡兰不同，他们只为雇用他们的单一种植园效力，所以招募的规模也比较小。从工头招募到的劳工人数，就可以看出他们在马来亚的成功。到19世纪80年代末期，每年有2万多人从南印度前往海峡殖民地港口；1911年，人数更是超过了10万人。移民人口也快速往内陆迁移。1881年进行人口普查时，居住在马来亚的4.4万名印度居民中，新加坡和槟榔屿占了3.9万名；到了1901年，这两个城市的印度人合计有5.56万人，跟主要分布在雪兰莪和霹雳的种植园人口相当。 ^[28]

桑德胡（Kernial Singh Sandhu） 堪称研究马来亚印度移民史的先驱，他在20世纪60年代的研究中指出：“几乎所有被询问的劳工……都把招募者或是中间人列入其移民的理由之中。”40年后，我游历了马来西亚的种植园——从很多方面来说，我是在追随桑德胡的足迹——我的经历也是类似的。在大多数前往东南亚的泰米尔移民的叙述或家庭记忆中，他们的命运、机会和决定都因为工头而具体化。工头通常是个大家都知道的人；在村民的期待中，他偶然出现在村子里，开启了上百万次横渡孟加拉湾的旅程。工头创造了南印度村庄和特定的马来亚种植园之间的紧密联结，以及故乡的神庙和海外的种植园庙宇之间的联结。

工头有着不同的面貌，他们可能是欧洲农场主的鹰犬，也可能是为孤身在外的泰米尔工人提供群体归属感的人。 ^[29] 到20世纪早期，英国官员和印度的民族主义者一致认为：工头是些油嘴滑舌的人。我们主要透过他们的眼睛，看到了孟加拉湾历史上这个重要但几乎看不见的人物。加尔各答民族主义者所办的日报《甘露市场报》（ Amrita Bazar Patrika ）嘲笑工头是“虚有其表的人，他们穿着华丽的鹅绒大衣，戴着花边帽子，耳朵和手指上都装饰着昂贵的珠宝”。另一份报纸评论说：“他们向这些无知的财富寻求者”灌输了马来亚是个黄金国的观念：“黄金像磁铁一样吸引人。” ^[30] 最近的一篇回忆录把工头的装模作样描写得更加谦卑，因此或许较为可信。帕拉尼赛米在20世纪头10年的晚期或20年代早期曾是一名工头，他的家人回忆起他时常前往印度招募工人的经历。当他前往印度的时候，会打扮得很惹人注目，穿着短裤和衬衫，留着短发，腰间还挂着一个口哨。 ^[31]

类似的招募体制在缅甸也很盛行，只是名称不同，条件也不同，缅甸的招募者称为监工（ maistry ）。从印度前往缅甸的移民在19世纪80年代人数大增，而且比起前往锡兰和马来亚的移民，其组成也复杂得多。大多数前往缅甸的移民不是来自最南部的泰米尔地区，而是来自马德拉斯北部说泰卢固语的地区，也就是今天的安得拉邦海岸。来自泰米尔地区、奥里萨邦和孟加拉的移民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除了这批由海路来的新移民之外，古老的陆上移民依然活跃，来来往往的人穿过水上边界，从吉大港进入缅甸，途经过去由阿拉干王国统治的领土。缅甸的发展并不太仰赖农业种植，印度移民在那里从事的工作十分多元，他们可能从事小规模的工业生产，也可能务农，而且他们比较少集中在特定的工作场所。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缅甸的移民是三个国家之中最自由的，不过这个体制中还是有债务和预付金，在促进移民和约束负债移民方面发挥着类似的作用。此外，缅甸与锡兰和马来亚之间还有两个明显的对比。第一是司法方面的。缅甸是英属印度的一个省，所以移居缅甸的印度人属于“国内”移民，虽然他们已经横渡了孟加拉湾。正因为如此，他们比较不会受到殖民地政府的控制和监视。第二，在缅甸，南印度的资本（而不只是劳工）对于19世纪晚期发生的转变是不可或缺的。

试想一下：19世纪80年代，一位年纪尚轻的切蒂亚尔中介横渡孟加拉湾来到缅甸，他的前任（他将接替的人）会带他入行。他们一起住在位于下缅甸的汉达瓦底（Hanthawaddy）地区一个与世隔绝的大院里，窗户上装着铁栏杆，四周被伊洛瓦底江三角洲翠绿的稻田包围着。切蒂亚尔人发展出来的亲密关系和直觉，会决定村子里谁值得信赖。这样的生活是很寂寞的。他们大部分时间伏案于写字台和记账簿前。记录必须完美，没有瑕疵。他们也是这个村落生活的一部分，却总是没有被算进去。我们不知道他们说什么语言，大概是混杂着英语、泰米尔语和印度斯坦语的混杂缅甸语。切蒂亚尔人会在收成之后来吸收存款，他们直接贷款给耕种者以及经营市场的缅甸放债人，后者以较高的利息把钱再贷出去。他们为来自英国和印度的小商品提供资金，如罐装牛奶、饼干、肥皂、玻璃器皿、陶器、“维多利亚女王和德皇威廉二世的肖像、圣诞贺卡，以及从当时的画报杂志上剪下来的图片”。 ^[32]

虽然并没有同处一个空间，不过中介的消息流和资本流从来不曾断绝，它们就像是流贯切蒂亚尔社群动脉的血液一样，从印度南部腹地的心脏流向缅甸、暹罗、马来亚和印度支那的四肢。社群中的长老们每周会在仰光莫卧儿街的切蒂亚尔神庙聚集，这里就是“国际金融网络的中心，紧密连接起马德拉斯、科伦坡、槟榔屿、新加坡和西贡的银行系统”。他们在这里讨论社区事务，决定各种不同的贷款和存款的利率，尤其是切蒂亚尔公司之间的内部交易利率。他们也会评估市场状况，将战争的谣言、风雨飘摇的季风和新的运输路线状况归结成一个数字：利率。他们会与很愿意借钱给切蒂亚尔公司的欧洲汇兑银行做生意，此外，也与中国的贸易商和银行家有业务往来。人们来回流动。新加入的学徒很快就会变成一个人，因为指导他的人会返乡休息一段时间。

切蒂亚尔人原本是一个盐商种姓，他们在18世纪转向银行业，并累积了许多使用复杂金融工具的经验。切蒂亚尔人第一次到海外拓点就是前往锡兰，在那里他们投资了早期的咖啡种植。他们和泰米尔穆斯林一起，把稻米和纺织品输入岛内，并输出槟榔、肉桂和咖啡。在英国银行进驻之前，他们也处理货币兑换业务。切蒂亚尔人跟随英国军队进入东南亚，到海峡殖民地和丹那沙林，接着又比大英帝国更早一步，到达印度尼西亚和印度支那。东南亚的前沿市场为他们带来的投资回报比印度市场更好，而且他们在“狂野的东方”（wild east）所受的活动限制更少。20世纪初，越来越多的切蒂亚尔资本转投到海外，远远超过马德拉斯，而且这些投资大多集中在缅甸。 ^[33]

切蒂亚尔银行家抵达下缅甸时，发现伊洛瓦底江三角洲遍地是黄金。统治缅甸的贡榜王朝（1752—1885年）原本限制从缅甸输出稻米，不过在第二次英缅战争（1852年）之后，英国当局解除了这项限制。1857年的印度叛乱、美国南北战争（卡罗来纳州的稻米供给被中断）等19世纪中叶的全球冲突，扰乱了国际稻米市场，使得缅甸成了主要的稻米出口国。缅甸的稻米经由苏伊士运河运往全世界。一开始，大部分大米被运往欧洲。大约在20世纪初，来自缅甸邻国的需求增加了。马来亚的种植园里有成千上万的移民劳工，他们都需要吃饭，但是马来亚无法生产这么多稻米。缅甸大米的生产量大增的时候，东印度的主要稻米产区刚好因为人口增长而备感压力，到20世纪20年代，缅甸大米也会涌入印度的国内市场。

缅甸信贷市场的积弱不振，给切蒂亚尔人带来了机会。19世纪70年代之前，缅甸的开拓者已经进入伊洛瓦底江三角洲，缓慢而稳定地增加稻米的种植。他们仰赖亲戚和店老板的贷款来渡过难关，直到收获季节，或是通过偶尔的现金交易来资助他们。苏伊士运河开通之后，突然有许多新的土地成为殖民地，对于贷款的需求变得十分迫切。切蒂亚尔人是唯一可以提供贷款的。出口经济由欧洲的外汇银行主宰，但是他们不愿贷款给缅甸的农民——虽然他们愿意贷款给予他们建立了良好关系的切蒂亚尔公司。缅甸本土的放贷者愿意提供资金，但是他们没有那么多资金，无法支持大规模的借贷。切蒂亚尔公司原本就和仰光关系密切，也会提供资金给邻近的内陆农场。到了19世纪80年代，切蒂亚尔人沿着缅甸铁路流动。他们会直接贷款给缅甸的耕种者，这些耕种者会以土地和财产作为抵押。结果十分引人注目。1855年，缅甸输出了16.2万吨稻米；1905—1906年，增长到200万吨。与此同时，水稻种植面积从70万英亩扩大至600余万英亩。在那些年间，稻米的价格从一百篮45卢比涨到120卢比。在20世纪初，缅甸有将近350家切蒂亚尔银行，营运资本达1.5亿卢比。

缅甸的稻米革命既是整个孟加拉湾变革的结果，也是促使孟加拉湾发生这些变革的原因。当印度移民大量涌入的时候，他们发现有各种不同的职业，收入也比在马来亚或锡兰的种植园工作更高。其中许多工人是在小规模的工厂做工：碾米、包装和加工稻米，或是在码头和铁路工作。前往缅甸的印度劳工会进行季节性流动，这和东印度、缅甸的农耕以及降雨周期密切相关。进入20世纪后，缅甸的印度居民超过一半住在仰光以外的地方，包括勃生（Bassein）和毛淡棉，兴实达（Henzada）、东吁和苗妙（Myaungmya）这样的集镇，以及低洼三角洲地带的农村，他们会选在农田边缘搭一些临时的简陋小屋住下来。不过，在仰光最可以看出缅甸的惊人变化。到1900年，仰光已经成为一个“印度城市”；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灾难性的20世纪30年代。最多印度移民前往的目的地是缅甸：总人数介于1200万—1500万之间，其中大多数来自1880—1940年，他们的故事几乎仍然不为人知。 ^[34]

总体来说，锡兰、缅甸和马来亚这三条路线各有其独特的社会和地理特征。缅甸的劳工大多来自泰卢固地区，与锡兰关系最密切的是泰米尔纳德邦的最南部，而坦贾武尔、蒂鲁内尔维利（Tirunelveli）以及马德拉斯周围地区与马来亚联系最紧密。不过，这些路线之间还是有相当的重叠，互有交叉，线路也交错在一起。在某些特定的村庄里，即使是同一个家庭里的男人，也会选择不同的目的地去冒险，一个兄弟前往缅甸，另一个则去马来亚。他们要分散赌注，尽量把巨大的风险降到最低。有些人的旅程可能一生都围绕着孟加拉湾：有几年在锡兰，有一段时间回到家乡，然后再出发前往缅甸或马来亚。选择权通常不掌握在移民手上，一些偶然或意外的事件，决定了谁会落脚在哪里。对一些人来说，启航之前的海外世界都很抽象，他们并不清楚自己将要前往什么地方。古老的“黄金大地”传说至今仍在回响，那是东方的神秘国境。锡兰和马来亚之间的关系特别密切，起因于种植者把咖啡从锡兰带到马来亚，两地也都偏爱泰米尔劳工。到了19世纪晚期，斯里兰卡的泰米尔家庭开始在马来亚寻找新的边疆，从事种植园经理和工头的工作；从20世纪早期开始，锡兰泰米尔移民中受过教育的阶层充斥着海峡殖民地的官僚机构和法院。我们不必从一个跳脱的视角去观察整个孟加拉湾，许多人的旅程、许多家庭的历史，都是建立在这个海洋世界的流动基础上的。

19世纪60年代，马克思写道：英国把爱尔兰土地上出产的产品作为食物或布料运到数千英里外的地方，相当于“间接输出了爱尔兰的土地”；生产者没有再将这片土地所需的养分补足，破坏了它的“新陈代谢”平衡。 ^[35] 我们也可以想象，土地和劳动力一起随着洋流在孟加拉湾流动：缅甸的稻米出口到印度，马来亚的橡胶输往全世界，这些稻米和橡胶生长在种植园里，由印度工人负责劳作。

泰米尔移民对“热带的”马来亚气候的假想熟悉，为契约劳工提供了部分辩护之词。与马德拉斯政府的人道关怀不同，海峡殖民地的总督支持移民从印度前来，他坚持认为，“迄今为止，从印度来到海峡殖民地的移民都认为这是个有利的移民选择，因为这里的气候很适合他们的体质”。 相反的论点也很有用处：农场主主张，马来亚的泰米尔劳工之所以有很高的发病率和死亡率，是因为两地的气候差异，而不是因为过度劳动或受到虐待。海峡殖民地的官员为了向印度政府证明他们的政策是正确的，他们辩称之所以提供印度劳工免费回乡的船费，并不是因为这些劳工有此权利，而是考虑劳工们不适应气候。安森写道：“政府出于人道主义考虑将移民送回去，移民可能会通过回到家乡的气候环境来恢复健康。”

特定民族和特定土地之间假定的契合关系，为从印度的各个地区寻找“理想”移民提供了依据。在盘算引进一波新移民到英属北婆罗洲时，一位马来亚的官员写道：“因为婆罗洲的气候和印度的西海岸类似，所以比起那些来自东南部干燥地区的人，马拉巴尔和南卡纳拉的土著应该可以发展得更好。” 另一位观察家更有力地指出了这一点。他坚称：“海峡的气候与大部分移民的家乡（印度东海岸）完全不同。”“我听说海峡地区一年到头都在下雨。如果真是这样，我认为最适合招募的应该是西海岸的土著，他们已经习惯了强降雨的气候。” 但是，招募网络、航海路线和政府的移民站，都是从印度东海岸前往马来亚，而且移民继续从东海岸前来。

在殖民地理学家看来，印度和热带种植园殖民地之间的气候差异，使得移民似乎是人口自然重新分配到土地最肥沃的地方。格里尔森便认为，“简单看一下地图……就会发现引入印度劳工的殖民地都位于热带地区”，那些殖民地都拥有“稳定的气候，不会有突然或极端的改变，土壤也异常肥沃”。格里尔森在解释历史上的热带殖民地对于印度劳工的需求时，还提到文化与气候的因素。格里尔森总结道：“当印度苦力被送到热带殖民地时，会发现那个地方与他过去的经验十分不同。那里的土壤几乎不用耕种就能长出很好的作物。”但是，格里尔森忽略了印度移民与新大陆的白人移民相比，要获得自己的土地将面临几乎是不可逾越的障碍，“肥沃土壤”种出来的产品都直接归农场主所有了。 ^[36]

敏锐的观察家会发现：移民劳工改变了马来亚的生态和地貌，甚至改变了气候，而不只是被动地经历这些改变。早在1849年，博物学家詹姆士·罗就曾对槟榔屿的森林砍伐速度表示担忧，因为槟榔屿同时开放给了英国和中国的资本，这会对当地气候造成不利的影响。他呼应了当时大英帝国其他领地普遍存在的一种看法，这被称作“干燥主义”理论。詹姆士·罗写道：“气候与整个社群息息相关，保护它免受伤害是政府的责任。”他也提出警告：如果“浓密的、枝叶茂盛的森林都被破坏了”，那么“接下来的每次干旱，都会带来比先前更大的危害”。在大陆的威斯利省，“平原上……森林被砍伐的严重程度，亟须人们立刻停止这种与自然宣战的做法，否则势必会在未来酿成重大的灾难”。 ^[37] 与自然的战争仍在继续，而对于那些用自己的劳动重新塑造马来亚地貌的人而言，未来充满了灾难。

在代代相传的集体记忆中，许多泰米尔移民仍记得他们与马来亚湿热气候初遇时的震惊；而移民到锡兰高地的人，甚至更难适应。马来亚一年四季的气候相对稳定，全年都是雨季，与南印度干湿季交替的气候非常不同；这种一成不变的气候非常适合种植橡胶。种植园一天的工作极为规律，清晨6点前点名，工作到正午再休息。气候决定了马来亚的泰米尔移民劳工对时间的感觉，形成了一种新的生活节奏。这种迷失感可以通过家乡的宗教仪式得到缓解。退休教师帕拉尼萨米，是一名精力充沛又热情博学的女性，对地方研究充满热忱，她收集并录制了马来西亚泰米尔族群中老年人传唱的许多民歌。泰米尔的丰收歌曲在马来西亚一直传唱到20世纪晚期，在那里，大部分泰米尔人都是工薪阶层，而不是耕种者，而且马来西亚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最不需要祈祷的就是下雨。这些歌曲是支撑移民富有想象力的转变的一部分。 ^[38]

其他人则寻找熟悉的山丘，这些山丘会让他们想起故乡的风景，他们在上面建造小寺庙；相似的树木和药草，为他们提供治病的药材。岸边的庙宇香火鼎盛，不过现在还有马来亚丛林深处的神殿，延续着泰米尔人的信仰，美国印度学学者大卫·舒尔曼（David Shulman）称之为“根深蒂固的、完全本土化的神性”。如果在一个橡胶种植园新建一座神殿，会被视作“神明和这个地方早已存在关系”。工人觉得他们的神早已先一步渡海而来，因为他们感受到有神的力量存在，所以他们建造了神殿。工人们带来了泰米尔邦信奉湿婆教的传统，崇拜年轻的穆卢干和强大的马里安曼女神。这些移民信仰为大地带来生命的神圣力量，他们的仪式包括“暴力、死亡、血祭和不洁”。 ^[39] 一名研究印度宗教的学者曾说，南亚“到处都是神圣的”，“至高无上的神就在河流交汇的地方、苍鹭展翅飞过的地方、山丘隆起的地方”。印度这些神圣的地理也横渡孟加拉湾，植入了马来亚的风景中。这也是工人们对气候变化的感受和理解。 ^[40]

马来亚的第一代契约印度工人面对的是地狱般的环境：深受热病折磨，一停下工作就会遭到鞭打，因丛林中潜在的未知危险而饱受威胁。东南亚早年的种植园农业生动再现了马克思的观点：“资本主义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 ^[41] 大部分横渡孟加拉湾的工人与几个世纪以前横渡这片海域的穆斯林商人和船员不同，他们并不以航海为业，这也是孟加拉湾的历史在19世纪70年代呈现一个断裂的原因之一；另一个断裂是20世纪20年代，当时初次有大量女性横渡这片海洋。大部分移民劳工是印度本土或其他地方的农民，他们的努力重新塑造了东南亚的森林和河谷。美国历史学家理查德·怀特（Richard White）提醒我们，“可以通过劳动了解自然”；泰米尔工人也是通过劳动开始了解孟加拉湾的东海岸，“这片土地的真实结构，它的骨骼与肌肉系统”。 ^[42] 移民学习他们在这片土地上的工作，刚开始是要清理土地，然后不断地除草。糖蔗的种植是最艰巨的工作，对环境的破坏也最大。茶叶需要一年四季照看，采摘、分拣、干燥；割胶工学会了在哪里割下切口才能够导出树液，而不至于伤害树木，这些都像是嵌进身体里的本能。

1930年，福科尼耶（Henri Fauconnier）凭借小说《马来亚》（ Malaisie ）获颁龚古尔文学奖，《马来亚》是根据福科尼耶在马来亚的亲身经历所写的。他在1906年抵达马来亚，负责管理一个种植非洲油棕的种植园。他以极富感情的笔调描写了早期种植园的恐怖。清理土地的工作是由一群马来合同工及泰米尔和华人劳工完成的。福科尼耶见证了他们的奋斗史，他写道：“他们着手砍倒森林里的树木，我听到四面八方都传来斧头砍向树干的声音。”“我听到了旋风的嘶吼声；其后又是一阵风的呜咽，一种拉长的嘶鸣，最后转为呼啸之声。大地就在我的脚下颤抖”；“在一片漫天的烟尘之后，一大片森林被摧毁了。”早年的种植园工人没有留下任何文字叙述，从而可以平衡一下农场主（如福科尼耶）脑海中的浪漫幻想，不过，他们在口头传统和歌曲中回忆起他们亲手开创种植园的过程。20世纪30年代中期，当耶鲁大学医学院神经外科医生、飞行员赖特降落在这片“新月形的广大地区”时，他写道：“半岛上的植被并没有像槟榔屿那样发生太大变化。”不过，“从那里到新加坡的荒野之地都被驯服了，并开始种植橡胶，精心整理过的种植园整齐排列着”。在某种意义上说，这幅陆地的航拍图是孟加拉湾移民历史的记录。 ^[43]

森林对劳工生命带来的另一个巨大威胁是疾病。19世纪时，人们普遍认为马来亚的丛林里充满瘴气；新发展起来的细菌学告诉我们，当地的生态环境会滋生病原体，移民劳工对此没有多少天然的抵抗力。痢疾、腹泻和热病挥之不去。劳工宿舍供水不足，维护不善，而且“无疑是造成腹泻和痢疾的原因之一”。 虽然支持者和劳工招募者夸耀马来亚有“健康的风土”，但种植园里的死亡率几乎比大英帝国的其他任何领地都要高。其中尤以疟疾带来的威胁最大。和南印度不一样的是，这种疾病在马来亚的丛林中极为流行；泰米尔移民劳工对它几乎没有天然的免疫力。因为开垦土地造成的生态失衡，可能使问题更加恶化。死亡率直到20世纪的头10年才逐步下降，这可能是因为废除了契约劳工，卫生条件得到了改善，又或是更习惯马来亚环境的工人的免疫力提高了。甚至到了20世纪20年代，马来亚的医官还在感叹：“耗损得太快了；从印度带来苦力的做法并不值得，无论多么严格地要求他们履行合同期限，事实上，他们都在合同期满之前就死亡了。” ^[44]

人们对印度和马来亚的指责是不同的。为了证明签约劳工的高死亡率是合理的，农场主辩称，这些从印度雇来的人一开始的健康状况就很差，没有足够能力适应马来亚的气候。这些泰米尔种植园的劳工要为他们自己的病痛负责。一名马来亚的官员为了替农场主辩护，这样写道：“大家都知道土著有些肮脏的习惯，这不需要解释。” 相比之下，印度的官员则主张，虐待和糟糕的环境使得健康的移民变成了“病弱”的回国者，他们的主张原本只是微弱的声音，但是后来声音越来越大。一位纳加帕蒂南港口的外科医生在1880年严厉地指出，“海湾对岸的当局谎称这些拖着病体、面黄肌瘦、过度操劳，从槟榔屿回到本港的可怜人……搞成这副样子是因为他们移民出去时状况就不好”，他写道，这根本就是“荒谬到了极点的争论”。

许多在种植园工作的工人没有耕种食物这种人类与土地最重要的联结。马来亚的种植园以从缅甸或是泰国输入稻米为生；与锡兰（或阿萨姆邦）相比，马来亚只有很少的种植园劳工有自己的一小块土地，用来种植蔬菜或饲养家禽。营养不良是虚弱甚至死亡的潜在原因。一位泰米尔劳工从威斯利省恶名昭彰的马拉科夫种植园被救出后，检查人员发现他患有“前所未见的消瘦症”。虽然马来亚政府认为，印度移民应该感谢马来亚让他们逃离饥荒，但是印度港口的一名外科医生却有完全不同的看法：他看到工人从马来亚回来后，“身体状况比在难民营里看到的那些饱受饥荒和疾病侵袭的人更加糟糕”。

对于那些最不走运的工人来说，他们努力开垦的土地，反而拖垮了他们虚弱的身体。19世纪70—80年代，马来亚条件最恶劣的种植园惨无人道的程度，堪比加勒比地区的奴隶种植园。当地的验尸官开始调查马来亚种植园的死亡情况时，工人们的证词勾勒出一幅恐怖的种植园景象，其中满是乱葬岗，工人被暴打或是凌虐之后，被就地埋在那里。一位验尸官的调查结论是：“有些人死于鞭笞，然后被就地埋在那里。”工人们对这片土地的了解，还包括知道哪棵树下埋着他们的伙伴。 45岁或50岁的虚弱男子拉玛萨米就埋在他所在种植园的几棵椰子树下的一个浅墓穴里。验尸官在其尸体上发现至少14处被藤条（或竹杖）抽打造成的伤口，还有证据指出，拉玛萨米又被九尾鞭抽打了上百下。目击这场谋杀的穆图萨米在三个月前与拉玛萨米一起从马德拉斯来到这里，他带着验尸官到朋友埋葬的地点。 泰米尔语中的种植园（thottam）一词，有“花园”的意思。

“血和肮脏的东西”为东南亚的边疆带来了活力，移民劳工的苦难重新塑造了这片土地。我们倾向于认为环境历史是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塑造人类社会的自然力量创造了最大规模的环境历史：人类与植物和病原体都是“生物行为者”，在争夺霸权。又或者，如果以人为中心思考，我们会认为国家推动了环境历史，尤其是它在现代主义的化身中，是为了征服自然，让它不计一切代价地进行生产。 ^[45] 不过，如果我们把横渡孟加拉湾的人视作为环境改造的推动者，这又意味着什么呢？他们漂洋过海改变了陆地。家庭内部的小决定、强制的小举动——债务的动机、工头光鲜亮丽的承诺——这些累积起来，足以改变孟加拉湾的“新陈代谢平衡”。

对印度移民来说，横渡孟加拉湾的同时，也越过了许多边界：生态的、文化的和法律的。 ^[46] 进入20世纪时，海湾移民受到许多规则的限制，而这些规则时常互相矛盾。对于切蒂亚尔放贷者或是欧洲投资者，以及来自坦贾武尔或哥达瓦里的移民家庭来说，孟加拉湾是一个完整的地区，人口和资金在其中来回流动。对于帝国主义国家来说，它是一个被边界——英国、法国和荷兰帝国之间的边界——割裂的区域；不同类型的英国领地之间的边界，统治方式也各不相同。对于移民的控制，也随着移民数量的增长而展开。

1875年，奥克塔维奥·休姆（Octavio Hume）写道：海峡殖民地的“泰米尔移民，并不会完全觉得自己是个陌生人”。那时休姆还是一名殖民地的官员，但10年后就成了印度国民大会党的创始成员。休姆认为，不论是在历史上或是地理上，孟加拉湾周围的联结都属于自然秩序的一部分。 但是，这个观点渐渐改变了。在接下来的半个世纪里，印度和东南亚之间的移民受到双方的严格管制。新规则把孟加拉湾沿岸更紧密地联结在一起，同时也使各种移民——自由的和不自由的、依附的和独立的、华人和印度人的新区别——以及移民和土著居民之间有了新的区别。到19世纪80年代，海湾移民的规模引起了官方介入。在横渡孟加拉湾的三个主要移民目的地中，前往马来亚的移民受到的管制最严格。只有在马来亚，除了契约劳工之外，还有自由的移民，他们是由工头招募而来的劳工。20世纪早期，前往马来亚的泰米尔移民是大英帝国统治最严密的人群之一。

英国当局投入时间和精力来维护自由劳工的意识形态，满足了自由主义者的良知，即劳工们都是自愿横渡孟加拉湾前往马来亚的，也完全知道在海的另一边有什么在等着他们。印度政府采用19世纪30年代建立的监督移民前往毛里求斯和西印度群岛的法律制度，且在1873年引入了移民保护者一职，监管从马德拉斯前往马来亚的移民，这坐实了哈萨威的批评，哈萨威认为这是“一种经常性、有组织的绑架行为”。几个世纪以来，孟加拉湾的迁徙都畅通无阻，保护者在这里的任务比起在遥远的糖蔗殖民地要复杂得多。

从一开始，要对移民进行审问，就让马德拉斯政府坐立难安，但它仍在继续，这几乎就像是一种表演，每天都要对帝国的决策者上演一遍。官员无法确定能不能相信移民的说辞，也对这些说法传达出来的移民意图感到不安。鲍内斯·费舍尔从法国管控的开利开尔港写信给马德拉斯当局：“当地人移民的原因往往都非常不充分。”这些不充分的原因包括“债务、家庭不和”以及短暂的时运不济，而其根本原因则是“无力做出选择”。所以“自由的”移民“很容易成为狡诈中介的猎物”。在这种情况下，移民根本称不上是行为者。费舍尔据此认为，每位移民都应该“接受一些有经验和明智的官员的调查，动机也要经过分析测试”，这些事情应该在“他还没有在移民站引起传染疾病，或是将他承诺的优越舒适性与其抛弃的生活相比较之前”。 殖民地官员发现到处都是伪装，而且并不清楚到底是谁在背后操纵，是中介还是移民自己。他们诉诸一般性的假设，认为农民“很容易受骗”，“印度苦力被带到保护官面前时，可以诱使他们说出任何话”，而且“移民”倾向于做出“可能不利于自己”的陈述。

英属印度政府通过确认每位印度移民在法律上都能够为自己的移民决定负责，从而免除他们对移民福利应负的责任，虽然明知道这些移民已经进入另一个管辖区域，他们的雇佣契约十分繁复，而且是不公平的，还受到严厉的惩罚性劳工法的约束，即使是轻微的“不当行为”也会受到惩罚。 检查会使移民因官员的诡计而供认。许多官员也不信任这个程序。就算官员让所有移民都要在法律上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国家还是缺乏在时间和空间上确认个人身份的信息。要输入移民的姓名远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有些人会附有他们父亲的名字，他们的故乡、种姓和职业等详细的历史，而有些人则只能靠种姓加以识别，甚至连拉玛萨米这种常见的名字都成了一个名词，这是对于马来亚所有种植园工人的贬义称呼（拉玛萨米在田野里很快乐），很刻意地抹去了他们的个性。正如约翰·伯格（John Berger）所写的：“最残酷的情况下，家不过是一个人的名字，而大部分人是没有名字的。” ^[47]

保护官不可能对每个移民都进行检查，“他势必常常通过别人的眼睛去看，通过别人的耳朵去听”。很少有英国官员像费舍尔这样对这一进程持批评态度。费舍尔是马德拉斯军队的一名老兵，因此他在1880年被任命为开利开尔的英国领事，直到1888年退休，他一直努力增加自己的领事权力。他一直对从法属印度来到海峡殖民地的非法移民感到很困扰，因为移民会躲避英国的掌控。费舍尔身处英属印度领地之外的边缘地带，开始思考法律上的弱点。好战而自负的费舍尔写下了一篇关于开利开尔和本地治里移民的即时评论。他坚称，没有哪个术语比来自南印度的“自由”移民“更加被误用，或更偏离事实”。他认为，“大部分离开我们的海岸前往海峡殖民地的人，不管怎么说，毫无疑问都是不自由的”。有些人“会说他们是自由的”，而且“一直机械地重复某些观点”；费舍尔认为这很荒谬，因为这些移民不论是“出身或是环境，都不可能”自由。 他还写道，更大的问题是，“我们现在所知的印度农业工人是否真的能够顾好自己的利益”。他觉得不行。印度的移民，也就是印度的农民，需要“自我保护和他人保护”。

从理论上讲，整个孟加拉湾地区的移民体系都认为移民是自愿的，而不只是作为奴隶或人类货物。这与他们通过签订契约或长期合同，自愿放弃某些自由的观点完全一致。事实上，负责管理移民的英国官员怀疑印度移民不具有中介能力（agency），这个词有两个意思。自洛克开始的英国自由主义理论家们认为人格“只属于理性的行为者，他们懂得法律、快乐和悲伤”，费舍尔不认为招募站里的人有这些特质。他们认为那些叫作“苦力”的人没有能力评估自己的欲望，也不知道自己移民的理由是否“正确”。 ^[48] 再者，官员认为真正的“代理人”，其实是招募者，一般称为“中介”。这些代理人代表他们自己，或代表他们的委托人——马来亚或锡兰的农场主——进行欺骗，用虚假的承诺诱骗劳工，使他们成为被动的受害者。

招募劳工的中介继续享有不受英国控制的自治权，这点让国家最为忧心。横渡孟加拉湾的移民和前往遥远糖蔗殖民地的契约移民之间最大的差别在于，向东的移民从很久以前就开始了，虽然现在它是在前所未有的规模和不同的条件下发生的。长久以来存在于孟加拉湾沿岸的招募制度，一直持续到19世纪晚期。殖民母国对移民机构的焦虑，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对其自身控制限制的担忧。在整个区域，“大量劳工的流动存在于欧洲势力所不及的地区……爪哇人、波亚尼人（Boyanese）、班加尔人（Banjarese）、婆罗洲的达雅克人（Dayak）、泰米尔人和华人都在流动”。 ^[49] 哈萨威所谓孟加拉湾周围充斥着人的“非法交易”，其实指的是互有重叠的两件事：首先是人道主义焦虑，担忧这些人遭到绑架、奴役，或违背本人的意愿；其次是人贩子（如海盗），他们独立于英国的控制，比起官方途径，这些由非法途径载运的人，也不见得更受压迫（或更不受压迫）。

由航运商人、劳工中介和金融家组成的连接起南印度和东南亚的土本商业安排，在空间和时间上进行了重组；或许我们也可以说，他们的记忆历史悠久。这些横跨孟加拉湾的联结，很多都起源于科罗曼德尔海岸几个互相竞争的港口：这个世界的逻辑是一旦条件或赋税变得苛刻，商人就会收拾行李搬到邻近的沿海定居点。当英国对纳加帕蒂南的航运管制和移民管控变得过于严格时，泰米尔穆斯林航运商人便和他们的祖先一样，改从邻近的法属开利开尔港出海——这正是费舍尔所担心的事。从纳格尔到开利开尔的海岸，是玛拉依喀雅尔社群的核心地带，也是切蒂亚尔人的故乡拉姆纳德地区；殖民边界对这些群体而言没有什么意义。欧洲人通常难以分辨的移民和移民中介会任意对调护照，例如，费舍尔极不信任的开利开尔移民“从当地警察那儿得到护照，该护照使其变成法国的臣民！” 令印度政府官员深感苦恼的是，1878年，新加坡最高法院确认来自法属印度的移民不受印度和海峡殖民地之间的移民法规约束。 ^[50] 区分英国国民和法国国民绝非易事，尤其“以法院判决所需的严密司法精确度来说”。深受挫折的英国官员将此归咎于“苦力对国籍问题漠不关心”；同样看似合理的是，许多人相当策略性地使用了“国籍问题”。

愤怒的费舍尔抱怨自己无法掌控开利开尔的局势：法国人看起来并不在乎。他写道：19世纪中叶，“满载的船只”已经“让位于汽船……不过Lubby种姓中的领班或是投机商人依然存在”，这很贴切地总结了早期孟加拉湾网络中经久不衰的活动。“苦力”和“自由”移民之间的明确区别，给那些负责执法的人带来了进一步的问题。“苦力”是“根据劳动协议”移民的，而“自由”移民在大英帝国境内的旅行是不受限制的。其实苦力通过混在“为了赚点小钱不断在这片黑水之间来来往往的小商人”之间来躲避侦查，这些小商人包括“不满的厨师、管家和仆从”，“投机的理发师、洗衣工和苦力”，以及“一群熟练工”。

殖民地当局一再发现，当地的经纪人无视英属印度的命令。切蒂亚尔和勒巴依的穆斯林商人都会自行招募，在槟榔屿的报纸上公开刊登广告。卡纳帕迪皮莱公司在《槟榔屿标准报》（ Penang Standard ）上宣称：“如果有任何人需要印度农工服务，都可以在告知后的合理时间内，获得所需的健壮劳力，佣金很合理。” 他们把工人从开利开尔运出，逃避英国当局加诸的限制。 虽然该区域是由英国控制的，不过孟加拉湾仍然是一个有许多玩家的舞台。19世纪80年代早期，西班牙和德国的船只把移民从开利开尔带到马六甲海峡：西班牙船只“三宝颜号”（Zamboga）、德国船只“塞蒂玛号”（Septima）和“德西玛号”（Decima）都会定期前往开利开尔，“后来取代这些外国汽船的船只的船长和船员，完全不受（英国）领事当局的道德影响”。对英国人而言更糟的是，一艘名为“公司号”的荷兰私人船只会直接从开利开尔驶往苏门答腊。

横渡孟加拉湾的移民和中介很快便跨越了政治的边界，以致政府还根本来不及追踪他们的移动。前往海峡殖民地的数千名泰米尔移民，却被“非法”运送到大英帝国以外的苏门答腊岛的烟草种植园。在那里，他们与人数多得多的华人一起工作，这些华人是在新加坡中转之后，以合法或非法的方式过去的。 也有印度劳工逃离他们的农场，往北越过边界进入暹罗。马来亚的移民保护官注意到，“从种植园逃走的苦力，总是可以在边界以北找到工作，任何想要找到他们的人，一路上会困难重重”。保护官戈特利布要求他办公室的职员同时“兼任探员，找到违法者并确保证据，从而可以起诉”；他还获得了槟榔屿警局的蒂明斯督察的协助。当地的官员就没那么积极了：“曾经有一个人因此而丧命，所以其他人拒绝再横跨边境。”

间接统治造成了司法管辖上的差异，即使是在马来亚的英国领地内，移民和中介还是会利用这种差异。从种植园逃亡是很常见的事。有些逃跑的种植园工人也从记录上消失了。口述历史中说他们之中的一小部分人在马来人村落定居下来，其他人则死于逃亡途中。最幸运的通常是那些设法从霹雳或雪兰莪逃往海峡殖民地的人，因为他们可以利用直接统治和间接统治在司法上的差异，找到对自己有利的方式。1913年，以“瑟勒”之名为人所知的塞拉潘·喀凡丹从雪兰莪的布劳斯顿种植园逃到新加坡。他在新加坡遭到逮捕，农场主希望通过引渡将他带回去，因为他离开雪兰莪之后就横渡到海峡殖民地，在另一个司法管辖区内算是逃亡者。地方法官做出了有利于农场主的判决，但是新加坡最高法院推翻了这个判决，认为瑟勒的罪行“微不足道”，引渡的处罚“太过严厉”。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也曾发生一个类似的案子：7名工人因为他们的雇主积欠薪水未发而从巴生的米德兰兹种植园逃往新加坡。在这个案件里，新加坡的法官同样站在逃亡者这边，拒绝将他们引渡。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逃跑的案例出现在《英属亚洲帝国引渡法标准手册》中，该手册由果阿律师戴迈乐（Aloysius de Mello）执笔。戴迈乐在剑桥和巴黎受过教育，也是伦敦格雷律师学院的成员。 ^[51] 讨论移民时，我们现在视为理所当然的许多区别，例如，国内与国际移民的区别、合法与非法移民的区别等，都源于20世纪早期的争论，其中许多具有启发性的辩论，即试验案例，都发生在孟加拉湾地区。

到20世纪的第一个10年，印度劳工中介和英国当局暂时达成了协议。不论是在锡兰还是马来亚，工头制都显得很有效率，殖民母国也不再试着直接干涉雇用的过程，总督和农场主都看不到契约劳工制度还有更多的价值，现在只有极少数的顽固保守派还在为其辩护。1903年，马德拉斯政府证实工头的招募在过去会由纳加帕蒂南移民站的负责人进行检查，现在也都有意放松了。工头凭借其信息、信誉和亲属关系的网络，占了上风。另一方面，殖民地国家也依靠债务和预付款制度，确保影响力。1901年，锡兰引进“通行证”（tin ticket）制度，政府支付移民的旅费，再向农场主收回这些钱；1907年，马来亚也引进类似的制度。 随着殖民控制达到目的，“贩卖人口”和持续存在的各种形式的奴隶制就不再那么普遍了。 ^[52] 通过一种奇怪的方式，哈萨威和他的敌人都赢了。

印度移民的生活保存在大英帝国错综复杂的档案中，跃然纸上。文件和人一样，会从一个殖民地到另一个殖民地，从一个部门到另一个部门，从一个海岸到另一个海岸。我开始利用印度国家档案进行这个项目的研究时，充满了困惑，因为有一大堆列表和目录摆在面前。每隔几年，负责移民的机构就从一个国家机构换到另一个：从“税收与农业部门”到“家庭、税收与农业部门”，再回到“税收与农业部门”，然后又换到“商业与工业部门”。行政逻辑的每次转变都显示国家在农业生产、税收、土地或工业化方面，对移民“问题”的设想和界定发生了变化。在缅甸、马来亚和锡兰，关于移民的争论会发生在劳工部和印度移民保护官所属的部门。移民的故事则出现在其他记录中，如领事和外交信函中，因为移民的旅程跨越了政治边界。移民档案所属的机构会告诉我们，那些决定谁应该为数百万人前往海外的旅程负责的选择和事故。

在公民权广泛普及之前，法律提供了一种方式，让最弱势的人可以寻求保护，获得公众的尊重，并维护其神圣不可侵犯的习俗（即使常被虐待）——尽管可能性总是有利于有钱有势者。只有当移民的声音以特定的方式出现时，在他们（依循惯例提出）的请愿书里、法律证词里（虽然他们的证词通常不被相信），他们的声音才会在马德拉斯或是加尔各答被“听到”，而且最重要的是，必须通过英国的中介：医疗官员、地方法官和传教士。 ^[53] 随着马来亚和印度之间的通信越来越频繁，种植园生活不人道的一面也变得越来越难以忽视；证据显示，马来亚的泰米尔劳工“经常遭到鞭打”。 有勇气坚持信念的英国官员——其中包括坦贾武尔的收税副官哈萨威——总结道，政府应该阻止更多移民前往东南亚，因为这个系统太容易造成虐待。但是，马来亚的农场主依然需要劳工，而且他们在伦敦有很强大的后台。

农场主援引维多利亚时代的自由贸易原则来为不受限制的移民辩护：帝国内部的迁徙自由十分重要。他们还进一步强调：孟加拉湾的循环迁徙根植于地方上的传统。他们认为“马六甲海峡与印度的传统联系，应该足以确保移民的利益”，而无须政府进一步介入。 不过自由的语言是一把双刃剑。印度官员和人道主义者主张限制移动自由将强化印度臣民的人身自由，让他们免于签订不公平的契约（因为他们从来没有真正自由地签订过这些契约）。而且，即使是单纯赞同自由的经济论点，也可能在支持的同时削弱种植园主。

哈萨威的继任者托马斯于1874—1878年担任坦贾武尔收税官，这名行政官员日后写了一篇印度钓鱼竿史的专文。他认为：“原则上，对于劳工自发性地从廉价市场流动到高价市场，除适度除去对其加诸的障碍外，什么都不应该尝试或鼓励。”与农场主声称劳工在印度和马来亚之间的流动是自然且自发的相反，他指出，如果没有政府在这个过程每个阶段的介入，这是不可能的，马克思清楚观察到“原始积累”必须仰赖国家的力量。正因如此，托马斯写道：“如果政府合法化并以低于目的地市场价的价格帮助一种盲目的契约，那么就是在直接伤害移民，并间接伤害这两个国家。”他特别提出：“如果把劳工送往世界各地对印度而言是个好政策，那就应该……把劳工分配到印度人口较少的地区，那里最需要的是咖啡和茶叶种植产业。”托马斯提出一个明确的结论：“如果在缅甸、马六甲海峡、锡兰或是其他地方，必须消耗印度才能够支撑英国的资本，那么这种不公平的生态应该尽早发现，越早纠正越好。”托马斯的确有先见之明：关于孟加拉湾移民是否自由的争论一直持续到20世纪，而且到了20世纪30年代，印度民族主义者将提出与托马斯概述的完全相同的反对移民的论点。

虽然官方担忧的动机通常是出于自己的利益，甚至还带点反讽——通过将制度的恐怖归因于个别的“虐待”案件来维护制度——不过，政府对于海外印度劳工的关心还是达到了一个预期外的结果：让移民劳工有机会对帝国表达主张，要求国家遵守自己承诺的正义。刚开始似乎是马来亚的农场主占了上风，哈萨威和托马斯之流只是少数。因为马来亚的农场主不希望招来“不便”，所以印度官员“没有立刻下令禁止移民”前往马来亚，虽然摆在他们眼前的大量证据表明，他们应该这么做。 不过，即使殖民地官员无视调查结果，印度的民族主义者和社会改革家也决意捍卫改革。

到20世纪的第一个10年，印度和中国的记者、社会改革家、民族主义者和政府官员，开始注意到世界各地的印度和中国苦力的状况。对于印度和中国的政府领导人来说，无力保护他们在海外的国民，正是国家积弱的体现。当“自由”的亚洲移民在移居的殖民地和美国遭受法律上的歧视和排斥时，苦力让各地的印度人和华人被烙上了不自由和屈辱的污名。 ^[54]

在资深的自由主义政治家戈卡莱（Gopal Krishna Gokhale）的带领下，印度的知名人士再次提出印度移民劳工生活状况的问题，就像英国的人道主义者和反对奴隶制的运动家在19世纪40年代所做的那样。1912年，身为帝国议会议员的戈卡莱在演说中提到了契约劳工制度造成的“普遍且严重的苦难”，以及由此带来的“个人暴力”和“痛苦”。 ^[55] 他利用帝国政府关于饮食、工资和死亡率方面的统计，来吸引大家关注印度移民的苦难。除了移民劳工所受的苦难之外，世人会以“耻辱”的眼光看待他们，这是印度精英对移民劳工最为诟病的事。 ^[56] 1912年，戈卡莱宣称契约劳工“从国家的角度来看是可耻的”，因为“只要那个地方有这个体制，那里的印度人就只会被当成苦力，而不论他们的实际地位如何”。 ^[57] 他暗指海外那些受人尊敬的印度商人和律师，因被与他们的工人同胞相提并论而败坏了名声。

南非的印度人被剥夺政治权利一事在越来越著名的律师甘地的推动下，成为一个刻不容缓的议题。殖民地的种族歧视对许多印度精英而言尤感困扰，但那不是唯一迫在眉睫的议题。 ^[58] 对于印度移民的担忧，引发了对印度贫穷问题和经济发展潜力的更广泛担忧，包括印度边界及其与更广泛地区的联系的担忧。因为马来亚邻近印度，两者具有跨越孟加拉湾的历史联结，所以相较于与遥远的加勒比海蔗糖殖民地或印度洋的关系，马来亚与印度的关系非比寻常。在马来亚的背景下，远离家乡、孤立无援的印度社群形象几乎没有分量。不过，全世界对于印度移民劳工的新认识，让工人们的处境被放到帝国主义和国际政治的改革中：苦力的问题立刻变得更有感染力，也更加普遍。到20世纪的头10年，马来亚有文化的印度人开始加入与他们自己权利有关的关于契约劳工和种植园劳工的论争。 ^[59] 住在吉隆坡的印度作家萨米（J. D. Samy）写道，在马来亚，“苦力是不会被看到的”，他详细描述了“穷人、文盲和无知的苦力每天所遭受的痛苦”。

印度的政治家和社会改革家将移民劳工的苦难公之于世，对20世纪早期帝国范围内的契约劳工移民制度构成了挑战。最终，大英帝国的内部争论导致了契约劳工的废除，英国历史学家廷克（Hugh Tinker）对此进行全面探讨之后认为，人道主义者、传教士和印度的自由主义改革者的联合，首先“谴责”了印度契约劳工的全球输出，然后又“瓦解”了这种输出。 ^[60] 对于印度反对契约劳工的政治势力，帝国政府感到忧心，这种反对在1912年戈卡莱介入之后逐渐加强。 契约劳工的收益性也在下降，因为大英帝国各领地的农场主找到了利用血缘和债务关系招募“自由”劳工的新方法。 ^[61]

这些更大范围的帝国压力促成了终止契约劳工前往马来亚的具体决定，不过其中尤以反对契约劳工的经济观点特别有力。 由于橡胶产业的快速崛起，农场主现在发现契约劳工制度无法为他们提供足够多或稳定的工人。1910年，最后一批契约劳工抵达马来亚，他们的契约在1913年到期，这标志着该制度在马来亚的终结。当然，契约劳工制度其实从来不曾在锡兰和缅甸施行。契约劳工制度的终结在孟加拉湾沿岸的影响有限，因为这个制度本来就在走下坡路，而且早在该制度之前已经有工头，持续时间也更久，这种方式足以取代契约劳工制。

19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早期，孟加拉湾周围的联结经历了一次大规模的变化。虽然没有精确的统计，不过可以确定横渡孟加拉湾的人数与横渡大西洋的人数相当。与大西洋的移民相比，印度和华人移民永居海外的较少。但这是否就意味着他们一定更不自由呢？许多当时和之后的观察家都认为，确实如此。19世纪70年代，一位马德拉斯的英国官员写道：把前往东南亚的印度移民与“英国及其他地方自由而理性的民族的自发移民”相提并论，都是“荒谬而虚幻的”。 不过，借用蕾贝卡·斯科特（Rebecca Scott）研究奴隶制后的古巴和路易斯安那的话说，成千上万的年轻人以“不同程度的自由”横渡了孟加拉湾。 ^[62]

人类学家阿萨德（Talal Asad）提出了超越一般想法的有力解释，这种观念普遍存在于今天的社会科学和19世纪晚期的英国官员头脑中，即人类既非行为者，也非受害者。他写道：在“一个累积了许多可能性而不是恒常确定性的世界中，行为依赖于无意识的惯例和习惯”，而“情感为行为带来互相矛盾的描述”。19世纪的官员和21世纪的口述历史学家提出了一个简单的问题：“你为什么移民？”在回答这个问题时，这种“互相矛盾的描述”比比皆是。阿萨德认为，我们应该换个角度，“用人与居住世界之间的习惯性约定来思考道德上的主体”。 ^[63] 康提高地、马来亚种植园、伊洛瓦底江三角洲的景观因印度移民的劳动变得不可辨识，通过其与这些景观“习惯性的关联”，确立了他们在孟加拉湾的作用。我们可以认为他们是道德的、政治的，甚至是环境的行为者。就像投资者会重新调整“土地的价值”，再看着它们不可阻挡地上涨；劳工也会赋予土地价值。他们在每座橡胶园和茶园所建的庙宇就表现了这一点，有时候仅仅是树下的小神庙。就像那些穿越北美平原一路向西的人一样，孟加拉湾地区的工人们也从险恶的大自然中，衍生出他们自己关于耕作和带来文明的叙事。一首20世纪早期的泰卢固歌曲这样唱道：

那是在19世纪，我们来到了马来亚

那是英国统治马来半岛的日子

那是繁荣的橡胶和椰子种植园的日子

英国人从安得拉带来泰卢固人

到种植园工作

我们砍伐森林、开垦土地、种植作物

我们努力工作，把国家建设得绿意盎然、繁荣昌盛。 ^[64]

清理土地的时候，马来亚的泰米尔工人偶然发现了埋藏在这片土地深处的古代记忆。当他们在吉打的巴都河种植园工作时，发现了“一个广阔但是很低的土丘，在土丘的河岸上有一条排水沟，里面有红土和石块”。附近“在从事现代（以及古代）卵石采集业”的其他人，发现了一个小型的青铜神龛。在兴建种植园时，苦力们又发现了象神（Ganesha）的雕像、硬币和圣物。1937—1938年，考古学家韦尔斯在毕业于伦敦大学法律系的妻子多萝西的帮助下，对此展开了挖掘，最后确定这座种植园坐落于马来西亚最重要的考古遗址布秧谷，这个遗址证明了1000多年前孟加拉湾的商业繁荣。

随着时间的推移，布秧谷就像东南亚其他的“印度教”遗址一样，被殖民地的东方主义者和印度精英的公关人员所利用，辩称东南亚是“大印度”文明的延伸。但这其实是后话。从这里，我们只能想象挖掘涵洞、采集卵石的工人偶然发现这些深埋在地下的遗迹时，他们会经历什么：一眼认出它们？跟随强大祖先的脚步横渡孟加拉湾的感觉？或者，只是觉得这片土地也是他们的归属地。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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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MPP, no. 40 of 13 September 1870, IOR/P/449/10; Friend of India, 14 April 1870, 433; Memorandum by E. F. Webster, Collector of Tanjore, to Chief Secretary, Government, 25 March 1881, NAI, Revenue and Agricultural Department: Emigration Branch, Proceedings 19-21, January 1882; Police Weekly Circular, 4 February 1865, in extract from diary of Assistant Superintendant of Police, MPP, no. 40 of 13 September 1870.

[2] Alexander Kyd, Memorandum on Penang, 1 September 1787, SSFR, IOR/G/34/1; Syed Hussein Alatas, The Myth of the Lazy Native: A Study of the Image of Malays, Filipinos and Javanese from the Sixteenth to the Twentieth Century and Its Functions in the Ideology of Colonial Capitalism （London: Frank Cass, 1977）.

[3] Patrick Peebles, Plantation Tamils of Ceylon （Leicester: Leic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01）; MPP, vol. 832, 12 December 1848, nos. 7-8, Appendix: "Ships Arriving in Prince of Wales Island," TNSA; Kernial Singh Sandhu, Indians in Malaya: Some Aspects of their Immigration and Settlement（1786-1957）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9） , 304; Straits Settlements, Reports on Indian Immigration （Singapore and Penang: Government Printer）, 1880-1911; Michael Adas, The Burma Delta: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Social Change on an Asian Rice Frontier, 1852-1941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74）.

[4] Adam McKeown, "Global Migration, 1846-1940," Journal of World History 15, 2（2004）: 155-189; Kingsley Davis, The Population of India and Pakistan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1）.

[5] Joseph Conrad, "The End of the Tether," in Youth, a Narrative, and Two Other Stories （London: W. Blackwood and Sons, 1902）, 168.

[6] E. A. Wrigley, Energy and the English Industrial Revolu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7] Arthur Cotton, "On Communication between India and China by Line of the Burhampooter," 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Geographic Society of London 11, 6（1886-1887）; John Ogilvy Hay, A Map Shewing the Various Routes Connecting China with India and Europe through Burmah and Developing the Trade of Eastern Bengal, Burma and China （London: Edward Stanford, 1875）; Henry Duckworth, New Commercial Route to China（Capt. Sprye's Proposition） （London, 1861）; Ifekhar Iqbal, "The Space between the Nation and the Empire: 1905 and Trans-regional Trajectories on Northeastern India, Burma and Southwestern China," paper presented at Tufts University, December 2010.

[8] Wrigley, Energy, 242.

[9] Sayako Kanda, "Environmental Changes, the Emergence of a Fuel Market, and the Working Conditions of Salt Makers in Bengal, c. 1780-1845,"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Social History 55（2010）, 123-151.

[10] The Irrawaddy Flotilla and Burmese Steam Navigation Company, Limited, promotional leaflet, 1872; typescript dated 6 May 1940, written by R. J. Wilkinson, Irrawaddy Flotilla Company manager in Burma and later a director in Glasgow; typescript note on the IFC's "parent company," enclosed with letter to T. Cormack, 26 January 1937. All files found in NMM, Papers of the Irrawaddy Flotilla Company（uncatalogued）, MS79/077, Box 1.

[11] Sandhu, Indians in Malaya, appendices 3-4; Michael Adas, The Burma Delta, 96.

[12] Report of the Deck Passenger Committee, 1921 （Calcutta: Government Printer, 1921）, 1:9-10.

[13] K.N. Chaudhuri, Trade and Civilization in the Indian Ocean: An Economic History from the Rise of Islam to 175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14] Derek Walcott, "Another Life," in Selected Poems, ed. Edward Baugh（London: Faber, 2007）, 76.

[15] Manu Goswami, Producing India: From Colonial Economy to National Spac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4）; Matthew Edney, Mapping an Empire: The Geographical Construction of British India, 1765-1843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7）; K. Sivaramakrishnan, Modern Forests: Statemaking and Environmental Change in Colonial Eastern India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16] Thomas R. Metcalf, Imperial Connections: India in the Indian Ocean Arena, 1860-1920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7）.

[17] Burton Stein, Peasant State and Society in Medieval South India （New 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Burton Stein, "Circulation and the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Tamil Country,"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37, 1（1977）: 7-26.

[18] Christopher Baker, An Indian Rural Economy 1880-1955: The Tamilnad Countryside （New 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19-97.

[19] Dharma Kumar, Land and Caste in South India: Agricultural Labour in Madras Presidency during the Nineteenth Centu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5）.

[20] David Washbrook, "India 1818-1860: The Two Faces of Colonialism," in Andrew Porter, ed., The Oxford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 Volume 3: The Nineteenth Centu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395-421; Prasannan Parthasarathi, "Historical Issues of Deindustrializa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South India," in Giorgio Riello and Tirthankar Roy, eds., How India Clothed the World: The World of South Asian Textiles, 1500-1850 （Leiden: Brill, 2009）, 415-435.

[21] Mike Davis, Late Victorian Holocausts: El Niño Famines and the Making of the Third World （London: Verso, 2001）.

[22] William Digby, The Famine Campaign in Southern India（Madras and Bombay Presidencies and Province of Mysore, 1876-1878） （London: Longmans, Green, 1878）, 1:112-113.

[23] David Arnold, "Famine in Peasant Consciousness and Peasant Action: Madras, 1876-8," in R. Guha, ed., Subaltern Studies III: Writings on South Asian History and Society （New 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62-115; S. Ambirajan, "Malthusian Population Theory and Indian Famine Policy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Population Studies 30, 1（1976）: 5-14.

[24] Eric Meyer, "Labour Circulation Between Sri Lanka and South India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in Claude Markovits, Jacques Pouchepadass, and Sanjay Subrahmanyam, eds., Society and Circulation: Mobile People and Itinerant Cultures in South Asia, 1750-1950 （New Delhi: Permanent Black, 2003）: 55-88.

[25] "Agricole," letter to the Straits Free Press, 9 June 1836，引自Sandhu, Indians in Malaya, 48。

[26] Sandhu, Indians in Malaya.

[27] William Beinart and Lotte Hughes, Environment and Empir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ch. 14; Richard Drayton, Nature's Government : Science, Imperial Britain, and the " Improvement " of the World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0）; Colin Barlow, The Natural Rubber Industry: Its Development, Technology and Economy in Malaysia （Kuala Lumpu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J. H. Drabble, Rubber in Malaya, 1876-1922: The Genesis of an Industry （Kuala Lumpu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28] 出自对海峡殖民地的计算， Reports on Indian Immigration （Singapore and Penang）, 1880-1911。

[29] Jan Breman, Labour Migration and Rural Transformation in Colonial Asia （Amsterdam: Free University Press, 1990）; Ravindra K. Jain, South Indians on the Plantation Frontier in Malaya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0）.

[30] 引自Sandhu, Indians in Malaya, 101-102。

[31] Muthammal Palanisamy, Nadu Vittu Nadu （Chennai, 2007）.

[32] 出自一位殖民地官员的观察，引自Adas, The Burma Delta, 75。

[33] 关于切蒂亚尔人社群，可参见Adas, The Burma Delta ; Raman Mahadevan, "Immigrant Entrepreneurs in Colonial Burma: An Exploratory Study of the Role of Nattukottai Chettiars of Tamil Nadu, 1880-1930," Indian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Review 15, 3（1978）: 329-358; David West Rudner, Caste and Capitalism in Colonial India: The Nattukottai Chettiar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4）; Sean Turnell, Fiery Dragons: Banks, Lenders, and Microfinance in Burma （Copenhagen: NIAS Press, 2009）。

[34] 先前的讨论节录自Burma Provincial Banking Enquiry（Grantham）Committee, Volume 1: Report: Banking and Credit in Burma （Rangoon: Government Press, 1930）; Report on Settlement Operations in the Syriam Township, Hanthawaddy District, 1880-81 （Rangoon: Government Press, 1882）; Report on Settlement Operations in the Hanthawaddy and Pegu Districts （1882-1883）（Rangoon: Government Press, 1884）; Proceedings of the Government of Burma, Department of Revenue and Agriculture （May 1906）, IOR/P/7237。

[35] Karl Marx, Capital: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 Ben Fowkes, trans.,（London: Penguin, 1990） , 1:860; John Bellamy Foster, "Marx's Theory of Metabolic Rift: Classical Foundations for Environmental Sociolog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5, 2（1999）: 355-405.

[36] George Grierson, Report on Colonial Emigration from the Bengal Presidency （Calcutta: Government Printer, 1883）.

[37] James Low, "The Probable Effects on the Climate of Pinang of the Continued Destruction of Its Hill Jungles," Journal of the Indian Archipelago and Eastern Asia, 1849, 534-536; on early environmentalism in Malaya，也可参见Jeyamalar Kathirithamby-Wells, Nature and Nation: Forests and Development in Peninsular Malaysia （Copenhagen: NIAS Press, 2005）。

[38] Muthammal Palanisamy, Naduppurra paatalgalil en payanam （Chennai, 2006）.

[39] David Dean Shulman, Tamil Temple Myths: Sacrifice and Divine Marriage in the South Indian Saiva Tradition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0）, 46-47; Fred W. Clothey, The Many Faces of Murugan: The History and Meaning of a South Indian God （The Hague: Mouton, 1978）; Henry Whitehead, The Village Gods of South India （Calcutta: Association Press, 1921）.

[40] Diana L. Eck, India: A Sacred Geography （New York: Harmony, 2012）.

[41] Marx, Capital, 1:926.

[42] Richard White, The Organic Machine: The Remaking of the Columbia River （New York: Hill and Wang, 1995）, x; Henri Fauconnier, The Soul of Malaya [1930], trans. Eric Sutton（Singapore: Archipelago Press, 2003）, 32.

[43] Fauconnier, The Soul of Malaya, 128-129; Beinart and Hughes, Environment and Empire, 240-241; Richard Upjohn Light, "Cruising by Airplane: Narrative of a Journey around the World," Geographical Review 25, 4（October 1935）: 565-600.

[44] Ralph Shlomowitz and Lance Brennan, "Mortality and Indian Labour in Malaya, 1877-1913," Indian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Review 29（1992）; Report of the Commission Appointed to Enquire into Certain Matters Affecting the Health of Estates in the Federated Malay States （Singapore: Government Printer, 1924）; Malcolm Watson, The Prevention of Malaria in the Federated Malay States, 2nd ed.（London: John Murray, 1921）; Amarjit Kaur, "Indian Labour, Labour Standards, and Workers' Health in Burma and Malaya, 1900-1940," Modern Asian Studies 40, 2（2006）: 466.

[45] Sverker Sorlin and Paul Warde, "The Problem of Environmental History: A Re-reading of the Field," Environmental History 12, 1（2007）; Alfred W. Crosby Jr., "The Past and Present of Environmental History,"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00（1995）.

[46] 关于本段的观点，较早的版本可参见Sunil S. Amrith, "Indians Overseas? Governing Tamil Migration to Malaya, 1870-1941," Past and Present 208（August 2010）: 231-261；此处有实质性的改写。

[47] John Berger, And Our Faces, My Heart, Brief as Photos （London: Bloomsbury, 2005）, 64-65.

[48] 对照Charles Taylor, "What Is Human Agency?" in Philosophical Papers , vol. 1, Human Agency and Langua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49] Eric Tagliacozzo, Secret Trades, Porous Borders: Smuggling and States along a Southeast Asian Frontier, 1865-1915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5） , 243-244.

[50] R. v. Shaik Ismail Lebby （1878）, in James William Norton Kyshe, ed., Cases Heard and Determined in Her Majesty's Supreme Court of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1808-1884 （Singapore: Singapore and Straits Printing Office, 1885）, Vol. 3: Magistrate's Appeals, 99.

[51] Aloysius de Mello, A Manual of the Law of Extradition and Fugitive Offenders, Applicable to the Eastern Dependencies of the British Empire, 2nd ed.（Singapore: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33）.

[52] Frank Heidemann, Kanganies in Sri Lanka and Malaysia: Tamil Recruitercum-Foreman as a Sociological Category in the Nineteenth and Twentieth Century （Munich: Anacon, 1992）; Tagliacozzo, Secret Trades, Porous Borders, 257-258.

[53] 关于法律证词，可参见Shahid Amin, "Approver's Testimony, Judicial Discourse: The Case of Chauri Chaura," in Ranajit Guha, ed., Subaltern Studies V （New 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166-202。

[54] Philip A. Kuhn, Chinese among Others: Emigration in Modern Times （Singapore: NUS Press, 2008）.

[55] John S. Hoyland, ed., Gopal Krishna Gokhale: His Life and Speeches （Calcutta, 1933）, 176-177.

[56] Madhavi Kale, Fragments of Empire: Capital, Slavery and Indian Indentured Labour in the British Caribbean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98）, 167-171.

[57] Hoyland, ed., Gopal Krishna Gokhale, 179.

[58] Marilyn Lake and Henry Reynolds, Drawing the Global Colour Line: White Men's Countries and the International Challenge of Racial Equal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 Brij Lal, "Kunti's Cry: Indentured Women on Fiji Plantations," Indian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Review 22（1985）; Marina Carter and Khal Torabully, Coolitude: An Anthology of the Indian Labour Diaspora （London: Anthem, 2002）.

[59] 对照Ambikapat Rai, The Indian Coolie in Malaya （Kuala Lumpur, 1914）。

[60] Hugh Tinker, New System of Slavery: The Export of Indian Labour Overseas, 1830-1920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288-366.

[61] David Northrup, Indentured Labour in the Age of Imperialism, 1834-1922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62] Rebecca J. Scott, Degrees of Freedom: Louisiana and Cuba after Slaver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63] Talal Asad, "Thinking about Agency and Pain," in Formations of the Secular: Christianity, Islam, Modernity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72-73.

[64] B. Nukaiah and V. K. Sarma, eds., Proceedings Volume of the Second World Telugu Mahasabha （Hyderabad, 1981）, 76-77, trans. A. Satyanarayana in "‘Birds of Passage': Migration of South Indian Labour Communities to South-East Asia, 19-20th Centuries," CLARA Working Paper no. 11, 6（2001）.

[65] H. G. Quaritch Wales, "Archaeological Researches in Ancient Indian Colonization," Journal of the Malayan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18, 1（1940）: 1-85; Paul Wheatley, The Golden Khersonese （Kuala Lumpu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1）. oCx2salJYIon/lZ6l3AebL73EmfSQtPyXsTRYT7E96kVttZTjagc1iCl0SHY2Qn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