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86年5月，“爱莉莎号”率领一支小型舰队从加尔各答驶向槟榔屿。舰队指挥官是弗朗西斯·莱特。莱特是英国萨福克郡地主的私生子，成长于伍德布里奇港；他的传记作者推断，“看着忙碌的景象，又与水手们混在一起，无疑唤醒了少年莱特的冒险精神”。他在1759年加入英国皇家海军，1765年到英国东印度公司工作。他以“国家商人”的身份在马德拉斯、亚齐和吉打之间穿梭，并尝到了成功的滋味；在吉打，他与苏丹发展出密切的关系，还与皇族成员坠入爱河。莱特的舰队在7月16日抵达槟榔屿，在此之前双方经过长时间的交涉，吉打苏丹愿意在贸易上做出让步，交换英国助其抵抗从海上入侵的布吉人。莱特在写给朋友安德鲁·罗斯的信中甚至说道：“在我们能做出任何防御之前，就来了各种访客，有些是出于好奇，有些是为了利益，还有些是来抢劫的。” ^[1]

英国梦寐以求的是一个“通往东方的港口，可以把孟加拉的贸易与中国的贸易联系起来，同时作为补给和维修的迎风港口”。槟榔屿并不是唯一的选择。多年来，英国的船员在马六甲海峡附近的海域寻觅替代港口，其中包括欧洲人称为均克锡兰的普吉岛，另外还有安达曼群岛，甚至亚齐。我们可以从当时的信件中看出英国掌控之下的海洋愿景。普莱斯（J. Price）认为槟榔屿比普吉岛好，因为它正好位于海峡上：“后者的位置太北了，可能会影响通行。”它看起来也比亚齐好，亚齐“为曾经想在那里拓居的每一个欧洲国家带来苦头，最终把那些国家都赶跑了”。普莱斯提到最重要的一点是，“槟榔屿的位置，让它可以随时与孟加拉和马德拉斯的政府保持联系，即使是在最不适宜的季节，不出一个月或六周就可以向两地送出或得到建议”。探险家詹姆士·斯科特认为，槟榔屿的定居点不亚于是“第二个孟买，它的位置更中心”。 莱特抵达槟榔屿20年后，翻译兼抄写员里加鲁汀写下了他从槟榔屿到加尔各答的旅程记述，描述了一个新的帝国世界，其中槟榔屿已经是一个战略要地：根据里加鲁汀的观察，英国在孟加拉湾的势力到1810年已发展健全，“万一发生任何问题，槟榔屿的总督都会得到通知，随即派遣使者到孟加拉”。 ^[2]

到19世纪20年代，大英帝国在孟加拉湾海岸已拥有令人羡慕的地位。布罗代尔分析地中海时写道：“历史事件往往指向岛屿”，而拿破仑战争与“东方海洋”的关系正是如此。 ^[3] 英国在孟加拉湾的扩张有赖于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东西方岛屿，其中槟榔屿、新加坡和锡兰最为重要。随着大英帝国在印度的领地日益扩张，加上从印度获得的收益对大英帝国的重要性与日俱增，印度的防务本身就成了目的。突然掀起日后被称为“工业革命”的运动时，英格兰北部的工厂对亚洲原料的需求大增，同时英国中产阶级对于亚洲奢侈品的需求也在增加，孟加拉湾的战略优势随之提升。这个现代化工业帝国的力量，为旧时横渡孟加拉湾的路径带来更高的流动性，同时也创造了新的路径；成千上万的船员、临时工、士兵和种植工人横渡孟加拉湾，创造了一个新的世界。

18世纪初，印度东海岸的势力趋向集中。孟加拉取代科罗曼德尔，成为最大的纺织品产地和出口地。欧洲公司在几个主要的拓居地巩固他们的地位。荷兰撤回了许多比较小的商馆，集中在科罗曼德尔海岸的南部地区。1740年后，荷兰快速从欧洲商业领头羊的位置退下来，虽然他们的金融地位还是很重要——很多荷兰投资者转而把资金投入英国的冒险事业。在18世纪的头几十年里，法国东印度公司以本地治里为据点，成为亚洲海域的一个重要存在。

英国趁着欧洲正经历影响全球的战争的严峻考验之际，在南亚扩充势力。持续了数十年的欧洲内部冲突甚至蔓延到南亚、北美和公海，这场冲突始于奥地利的王位继承战争（1744—1748年）。法国驻印度总督杜布雷视之为挑战英国在南印度统治地位的大好机会。1746年，杜布雷派兵围攻马德拉斯，驱逐了英国人；他介入了一些区域国家的继承纷争，包括海得拉巴和阿尔乔特。英国人基于1749年的协定，夺回了马德拉斯，并且介入阿尔乔特的政局，帮助东印度公司的盟友取得胜利，这让杜布雷倍感羞辱。七年战争（1755—1763年）则造成了更大的影响：它导致了法国在南亚的失势，现在仅局限于本地治里和开利开尔的飞地；它加速了东印度公司对印度的渗透，最后征服了孟加拉地区。这次冲突对于北美的未来也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4] 战争的规模、花费和持续的时间，在欧洲催生了一种独断的新民族主义，这种民族主义推崇军事上的光荣并颂扬领土的扩张。血腥的战争亦巩固了欧洲的“军事─财政”国家，让他们可以动员空前的人力和资源投入战争。

1757年的普拉西战役成为该世纪中叶印度的转折点。最后英国取得了胜利，控制了莫卧儿的孟加拉省，并在1765年取得了在这里的税收权。英国接下来的扩张已耳熟能详，无须赘述，英国自此开始在印度的土地上建立帝国。英国东印度公司从其“孟加拉桥头堡”迁移到阿瓦德和北印度的心脏地区；借着战争和战争威胁、协议和同盟、利诱和欺骗，东印度公司一步步巩固了自己的统治地位。英国东印度公司曾面临来自西边的马拉塔人和南方迈索尔土邦的蒂普苏丹的激烈反抗；击败这些反对者之后，英国的地位实质上已无可撼动。他们控制了广大的领土，上面分布着听命的君主国。 ^[5]

南亚和全球政治出现剧变的时候，孟加拉湾各地正遭受特别严重和广泛的干旱。1756—1768年间，一场“从印度到东南亚分布广泛、持续很久的‘超级大旱’”，标志着一千年来“影响最大的季风衰退期之一”。 ^[6] 1770年的进一步干旱，加上东印度公司统治初期带来的社会和经济的混乱越来越严重，最终造成孟加拉地区的饥荒，多达1/3的人口死亡。亚当·斯密认为，东印度公司糟糕的政策要为这场灾难负责。他评论道：

在稻米国家，作物不仅需要非常潮湿的土壤，而且在其生长的特定时期必须种植在水中，因此旱灾的影响更为惨重。然而，即使在这些国家，如果政府允许自由贸易，旱灾或许不会如此普遍，以致引起饥荒。几年前，孟加拉地区发生的旱灾很可能引发严重的粮食不足。但东印度公司官员对于稻米贸易的一些不当规定和一些欠缺考虑的限制，或许才是导致粮食不足演变成饥荒的原因。 ^[7]

当时许多的英国观察家从1770年的孟加拉饥荒中得到了不同的教训，他们开始把包括印度在内的孟加拉湾周围的“稻米国家”，想象成该地气候的“囚徒”：那些国家的每个面向，不论是社会还是人类性格，都是由自然力量形塑的。19世纪时，“季风亚洲”的观念就包括了这些假设。 ^[8]

南亚不乏自然资源，这使得征服土地对于英国在世界上的霸权的重要性不可估量。实际上，英国政府能在拿破仑战争中免于举外债，要归功于向印度强收贡金——仅这一点就让英国在1792—1815年间的公共支出增长了6倍。大量的政府支出继而刺激了英国的资本品（capital goods）工业，从而促进英国的工业化。鸦片税的征收，占从印度取得的收益的20%。当英国的控制扩及印度的比哈尔邦之后，鸦片的种植得到了扩大和加强。到18世纪末，对于印度鸦片的控制，为东印度公司的对华贸易提供了最大的战略优势。 ^[9] 任职于英国东印度公司总部东印度大楼（East India House）的首席统计学家爱德华·桑顿（Edward Thornton）解释说：“印度通过出口鸦片，有助于对英国提供茶叶；中国通过消费鸦片，促进印度与英国之间的税收运作；英国消费茶叶，有助于增加对印度鸦片的需求。” ^[10] 多么完美的平衡。

英国实力的终极手段是印度军队，而且完全由印度的财政收入支持。其独立的地方军队——马德拉斯、孟买和孟加拉的本地军队——规模不断扩大；敌对势力的落败，使得印度的“军事市场”供给过剩。马德拉斯军队在1796年拥有2.4万人；到1805年，其规模扩大了一倍多，达5.3万人。在拿破仑战争的高峰时期，印度军队人数共计超过15万人，堪称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常备军之一。 ^[11] 到19世纪20年代，东印度公司的军队被迫参加海外战役，被派到爪哇、缅甸、锡兰、槟榔屿和新加坡。他们成了这个新的孟加拉湾帝国的军事先锋。19世纪，许多印度士兵就此留在当地，从而使得东南亚港口城市的文化多元丰富。

1793—1815年的世界冲突，是英国势力往东扩张的决定性时刻，其范围超出了南亚。英国着手“将所有欧洲对手驱逐出东方”。历史学家克里斯多福·贝利写到拿破仑战争时说：“这个时代经济和政治动荡的全球互联性是如此惊人。”印度的财政收入对英国的战争有很大的贡献；这激励了东印度公司扩张领土，以寻找更多的土地来征税。在韦尔斯利勋爵（Lord Wellesley）咄咄逼人的领导下，东印度公司在印度获得了无懈可击的地位。到1818年，他们打败了蒂普苏丹的迈索尔土邦，以及马拉塔联盟（Maratha Confederacy）。拿破仑战争也为英属东印度创造了一个成功的机会。荷兰被卷入与法国的战争，英国开始觊觎他们在亚洲的属地。拿破仑的军队在1795年占领荷兰。亚洲与欧洲之间的往来受阻，致使荷兰东印度公司破产。英国军队，包括许多印度军队，占领了荷兰在东方的属地，如马六甲、爪哇和印度尼西亚的廖内。考虑到欧洲各国的势力平衡，英国政府对荷兰施以怀柔政策，在1816年归还这三块属地。 ^[12]

在槟榔屿建立拓居地10年后，1796年，英国人在与法国交战之际，占领了荷兰在锡兰的属地，包括该岛的北部和海岸地区。20多年后的1818年，英国军队洗劫了内陆王国康提的首都，并占领了整座岛屿，这是葡萄牙人和荷兰人不曾做到的。锡兰地处孟加拉湾的西部入口，占据着至关重要的位置——孟加拉湾、阿拉伯海和南印度洋的交汇处。出生于斯里兰卡的加拿大作家迈克尔·翁达杰写道：“这座岛诱惑整个欧洲，葡萄牙人、荷兰人、英国人。因此它的名字一直在变——塞伦迪普、拉那迪帕（宝石之岛）、天仙子、泽洛安、泽兰和锡兰——形状也改变了。”英国占领这座岛屿后不久，珀西瓦尔对该岛开展了调查，他写道：“这座岛从商业和政治的角度来看都极具重要性。”他提道：“除孟买之外，这里有科罗曼德尔海岸或马拉巴尔海岸唯一可以让船一年四季安全停泊的港口亭可马里（Trincomalee）。”仅是这座东印度洋上最好的港口，就让“锡兰成为东印度群岛上价值最高的珍宝之一”，因为它“可以轻易通往我们在孟加拉湾的拓居地”。

锡兰的另一项优势是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曼纳湾 兴盛的采珠业，以及岛上最盛产的肉桂。珀西瓦尔观察到，“最好的肉桂是相当柔韧的，而且厚度不应该超过厚的书写纸太多”。荷兰人曾经实验种植肉桂，锡兰早期的英国行政官员也热衷于这项实验，在那之前，“肉桂完全是野生的”。这些实验是受到1777—1778年造访锡兰的瑞典植物学家通贝里（1743—1828年）的启发，他是林奈最杰出的弟子之一；通贝里从印度洋各地收集植物标本并进行分类，他让珀西瓦尔相信，相较于野生肉桂，将“种植园”规划为“用艺术栽培肉桂树”，“绝对更便于采集”，产量更高，而且更美观。 ^[13]

英国占领爪哇的时间很短暂。不过，他们很快就在孟加拉湾东部边区取得一个定位类似孟加拉湾西部的锡兰的根据地——位于马六甲海峡东南端的新加坡岛，作为印度洋与南中国海之间的枢纽。莱佛士及其友人法夸尔（他曾在英国占领期间统治马六甲）与柔佛的统治者谈判，租下新加坡作为英国的根据地。莱佛士表示，他搬到加尔各答和伦敦是既成事实；英国高层担心这个拓居地会引起荷兰人的反感，并打破欧洲的势力平衡，不过他们还是看中了这个地方的价值。

在保护和促进东印度公司与中国的贸易方面，新加坡的位置甚至比槟榔屿更好。对华贸易现在是该公司业务中最赚钱的部分。莱佛士在1819年写道：“它破除了魔咒，荷兰人不再是东方海域唯一的霸权。”1819年5月，莱佛士第二次造访新加坡，宣称这里“有望成为仅次于加尔各答的港口”。他大胆评价：“就海军和商业利益而言”，新加坡“比整个大陆的价值要高得多”。新加坡开港之后的三年，就有超过3000艘船只停靠。从暹罗、柬埔寨和越南涌来的平底帆船，受到新加坡自由港地位和免费关税的吸引。1821年2月，第一艘平底帆船从中国沿海的厦门抵达新加坡。 ^[14] 不久，新加坡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元的地区之一。

1824年，英国与荷兰签订了《伦敦条约》，旨在“尊重东印度群岛的领地和商业”。英国以明古连（Bencoolen）的苏门答腊商馆作为交换，得到了马六甲：英国与荷兰在马来群岛的领地便以马六甲海峡为界。马六甲、新加坡和槟榔屿一起构成了海峡殖民地，属于英属印度往东的延伸，接受来自加尔各答的统治。 ^[15] 19世纪20年代，印度军队征服了孟加拉湾东海岸的缅甸丹那沙林省，这是其在弧形海岸的最后一次出击。

锡兰、槟榔屿和新加坡三个岛反映出帝国在孟加拉湾周边的统治中相互冲突的命令。新加坡发展成为一个自由港，锡兰发展农业种植，槟榔屿这个港口城市则成为通往马来半岛的门户。新加坡的自由贸易或许比“整个大陆领土”更具价值，但大英帝国越来越依赖“整个大陆”来取得收益。东印度公司靠的是它对印度土地收益和鸦片生产的控制；而英国在19世纪对于热带森林产品无止境的需求，则由锡兰和马来亚来满足。

泰米尔穆斯林商人在槟榔屿发展得很好。一些叙述中提到，莱特舰队抵达的那天，来自吉打的泰米尔经商者在市场上摆起了摊位，向初来乍到者兜售产品。消息不胫而走，人越来越多，中国游客和移居者的数量也增加了。1788年进行的一项人口调查统计发现，在71间“房屋和商店”中，有超过200名“朱罗居民”。几年后，槟榔屿当局注意到，“来自科罗曼德尔海岸的当地船只总是挤满了人，其中许多是来做小生意的商人”。槟榔屿一些早期的泰米尔穆斯林移居者“来自沿海地区”，不过“绝大多数的家人在克达（Queda）”。

泰米尔穆斯林经商者与当地的马来女子通婚，形成一个人种混合的社群，19世纪时将其称为爪夷峇峇娘惹（意即“本地出生的”，后来常用于指称出生于当地的华人）。 ^[16] 他们融合了泰米尔和马来文化，逐步发展出独特的服装、语言和仪式，遵守共同的伊斯兰信仰。这种文化碰撞带来费解的难题，同时也带来了语言和社会的多样性：随着关于种族和国籍的新观念的兴起，这种困境会变得更加棘手。泰米尔穆斯林商人通过赞助神庙，在东南亚港口城市兴建具有神圣意义的建筑。他们控制了来自印度的航运，运送工人横渡孟加拉湾。他们对资本的控制，得以为源源不绝的纺织品、稻米和胡椒提供资金。

两部来自马六甲海峡克里奥尔泰米尔穆斯林社群的重要人物传记，描绘出孟加拉湾地区是一个多重归属的世界。 阿卜杜拉·阿卜杜勒·卡迪尔，又名西蒙·阿卜杜拉，是一名东印度公司的抄写员和翻译。在马来历史上，他以社会改革家、第一部马来自传的作者，以及大英帝国官员的身份而闻名。阿卜杜拉的曾祖父是来自也门的哈德拉毛阿拉伯人，定居纳格尔后，他与当地的泰米尔女性结婚，婚后育有四子。长子就是阿卜杜拉的祖父，他在马六甲与泰米尔的穆斯林女性佩莉·阿希相识并结为连理，佩莉·阿希的父亲是米拉·勒巴依教长。其他三个儿子也都前往爪哇（泛指印度尼西亚），分别在安汶、苏门答腊和爪哇定居成家。

阿卜杜拉的父亲阿卜杜勒·卡迪尔在马六甲出生。他精通马来语，而且“往来于马六甲和内陆之间，是进行各种货物贸易的商人”，他也会“在内陆地区传播自己对《古兰经》和伊斯兰教祈祷文的认识”。同时，他的“‘印度’语也讲得很好，比如泰米尔语就说得不错，过去他常用这种语言写作和记账”。阿卜杜拉形容他的母亲是“来自吉打、信奉伊斯兰教的印度人”。阿卜杜勒·卡迪尔发挥了自己的文化多样性，成为印度、马来和欧洲世界之间的媒介，并借此让自己变得富有。他被荷兰人聘为港务主管，他的儿子挖苦道：“或许可以把他比喻成掉进米仓里的老鼠，生活在当时最丰饶的环境里。”

男孩阿卜杜拉很有创造力地串起文化传统中的许多面向。他写道：“父亲送我去一个老师那里学习泰米尔语，这是一种印度语言，因为自从我们的祖先搬到马六甲之后，这就成了一种习俗，所有好人家和有钱人家的孩子都要学习泰米尔语。这对我们的计算和记账很有帮助，而且那时候马六甲的印度商人川流不息，所以也有助于沟通。”他继续说，“许多人都因为在马六甲做生意而变得有钱，所以泰米尔商人的名气也变得响亮起来。他们都让自己的孩子学泰米尔语。”阿卜杜拉一方面承认自己的泰米尔传统，另一方面致力于提升他最认同的马来“民族”的地位，他认为这两者并不矛盾。 ^[17]

1786年，东印度公司在槟榔屿殖民，这为泰米尔穆斯林商人带来新的机会。当地人称为穆罕默德·梅利肯·努尔丁的穆罕默德·努尔丁·玛拉依喀雅尔在19世纪20年代从纳格尔来到槟榔， ^[18] 不到10年时间，他就在槟榔屿的商圈中成为富有又具影响力的人。努尔丁利用他的亲族关系、语言和印度洋周围的社群的信任关系——从他的出生地南印度到缅甸、亚齐，甚至中国——来开展他的商业。1838年，他从槟榔屿派出17艘船，前往“吉大港、阿拉干、德里、亚齐、富都和陂堤里海岸、古达罗尔、孟买、纳加帕蒂南、科钦和加尔各答、阿勒皮 和新加坡”。

因为努尔丁的家人很喜欢诉讼，因此我们可以从法律记录来拼凑出他的生活细节。在他死后，他的后人对其遗嘱在殖民地法庭上进行了长时间的诉讼。 ^[19] 他有几个妻子，包括一名马来人、一名欧洲人、一名印度人，可能还有一名华人。他有6个儿子和5个女儿，其中一些家人在政府登记为“吉宁人”，另一些则是“马来人”。儿女们又接连与来自泰米尔－马来社群的人结婚，这个社群由印度来的泰米尔穆斯林及本地马来人组成。努尔丁对慈善事业的投入一向大手笔，从不吝啬，这为他在社会上赢得了名声。和其他印度洋周边的穆斯林商人一样，他也捐出土地供宗教之用（即瓦合甫）。他建立了一所学校，“教授英语、印度斯坦语、马来语、泰米尔语、马拉巴尔语和《古兰经》”，每个月收费20叻币（Straits Dollar）。他资助槟榔屿的市政供水，也捐钱给基督教的慈善和教育机构。在他过世后，努尔丁家族的墓园成了大家表达敬意的地方。但就是这份敬意，让努尔丁的后人对簿公堂：努尔丁预留了一笔钱，要后人每年为他举办仪式。但是，槟榔屿的最高法院根据慈善捐赠的相关法律条文，裁定这是违法的，钱必须归他的近亲所有。这个案子拖延30年，不断进行上诉和反上诉，最后成了枢密院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案件结束，该案帮助定义了禁止反言法（law of estoppel）。 ^[20]

孟加拉湾的岛屿以族群多样性著称。他们是马六甲的继承人，皮雷斯说，在马六甲的街上可以听到84种语言。英国势力为孟加拉湾带来新的自由或不自由的移动，以不平等的方式扎根和连根拔起，使那些曾经流动的人无法移动，而习于定居的人则被迫迁徙。莱特写道，槟榔屿“一直有大量陌生人在来来往往”。他建议应该进行“严格的管理”，因为“居民的宗教、法律、语言和习俗之间的差异实在太大了”。几年之后，珀西瓦尔对锡兰的观察认为：“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像这里一样，说这么多种语言，有这么多不同的民族、习俗和宗教。” ^[21]

孟加拉湾的人来人往使人们相互接触。他们在新帝国下建立了新的社会，也焊接起横渡海洋的新旧路线。对于人力的空前渴求和贪婪，使得19世纪的流动性和早期不太相同。帝国之间的军备竞赛都需要士兵。对于热带作物（现在都在种植园种植）的需求，也需要劳工来清理土地。港口城市因为商业和战争而繁荣起来后，需要工人：船坞工厂需要人，运输需要人，修路需要人，处理废料也需要人，这些边疆社会是由很多男人和少数女人所组成的。相对而言，他们建立的城市没有社会的约束，但充满暴力。粗暴的正义占了上风，不过对于如何使用公共空间、何谓正当行为、如何共享资源，都渐渐形成了新的规范。马六甲海峡的港口城市有来自四面八方的陌生人，他们一起被丢在这里，所以出现了语言的创新，因为他们必须学会互相沟通。强迫移民和自由移民之间并没有明确的区别。士兵、奴隶、被押送的囚犯和移民工人一起劳作，他们的共同传记是关于孟加拉湾作为人类之海的故事，这片海洋由船只和财富连接，也由思想、斗争和共同的苦难连接。

首先到来的是军人。印度士兵在海上筑起了堡垒，到19世纪早期，英国驻军已经把孟加拉湾围了一圈。在第一艘停靠在槟榔屿的英国船上，就载有100名印度士兵、20名印度水手（lascar）、15名炮兵，以及5名英国军官。亚历山大·基德在此停留了一年，他说：“到现在为止，都不能说槟榔屿有自己的居民，甚至没有任何居民，这里只有政府人员和跟随军队前来的人。”印度士兵带来了“集市分队”：营妓、洗衣工、随行者、厨师、技工、表演者和苦工。他们开始测量岛上的地形。基德写道：“小片树林的清理工作以及所有的定位工作，都由分遣队的印度水手”和来自大陆的马来人一起完成，他们领着日薪。 第一批士兵把槟榔屿当成了自己的家，“他们有足够的积蓄可以开始，其中有许多人还拥有部分土地和牲口”。不过，政府还是需要一支军队，总督紧急恳求增派军队。最初两个军团中的“大部分人比较倾向于留下来当农民，不想再回到孟加拉，他们只希望能够把家人送来团聚”。除了耕种土地，印度军队也是支撑集市的主要力量，他们之中有越来越多的人投入放贷、做生意、打零工。1819年开始在新加坡殖民后，许多孟加拉土著步兵在退役之后定居在这个小镇，聚集在实龙岗附近。 ^[22]

在新的殖民地，强权即公理，英国和印度士兵会想办法得到市场上提供的东西。1794年，岛上的监管者抱怨说：“供应市场的是马来人和朱罗人，但是我常听他们抱怨印度士兵跑到他们的船头，拿走一切想要的东西。”岛上的商业先驱和势力最大的劫掠者詹姆斯·斯科特也抱怨道：“每一个被带到市场上的女性奴隶，都被（印度士兵）以当地人闻所未闻的价格买走了。”一位地方法官审理了马里肯不幸的案件。马里肯是一名纳格尔商人，英国占领纳加帕蒂南后，他的家庭陷入贫穷，于是他前往吉打做生意。因为无法返程，所以他再前往槟榔屿，希望找到一艘横渡孟加拉湾回到印度的船只，但是他的小型商船受到“欧洲人和印度士兵”的洗劫，导致他变得身无分文。

在拿破仑战争时期，横渡孟加拉湾的士兵有两种途径。他们在群岛上筑起堡垒，形成社区，在土地和语言上留下了痕迹。1811—1816年间，印度军队率先占领爪哇。荷兰人在锡兰组织了一个“马来军团”，英国人后来把他们编入了正规军；这些人构成了马来社群的核心，直到今天，他们仍在斯里兰卡蓬勃发展。在锡兰的英国军队是印度洋世界的一个缩影，其中包含450名“印度武装水手”、“原本就住在孟加拉和吉大港的下层居民”、“由英国海军的印度士兵”组成的军团、“马来军团……中的大部分人（曾在荷兰军队服役）”，以及“行政官员”、800名“从莫桑比克和果阿运来的卡非人（Caffrees）”。 ^[23]

士兵和当地人加起来，也无法满足帝国对于劳动力的渴望。莱特抵达槟榔屿几个月后，就要求“再供应100名苦力，因为这里的劳动力实在太贵了”。开垦土地是当务之急；几年之内，还展开了对土地的掠夺。1796年，槟榔屿的监管者麦克唐纳抱怨道：“一开始殖民时，秩序似乎很不明确，而且杂乱无章，每个人都可以凭私心拥有土地。”麦克唐纳非常严厉地批评道：“出于对未来价值的预测，欧洲人肆无忌惮地抢占或低价购买我们最好的土地，获得了大片土地。”莱特让自由竞争造成混战，麦克唐纳不是第一个对此提出批评的人，东印度公司甚至把槟榔屿的仓库交给了私营商人，并从他们那里租回来。不过，还是需要人手来提高槟榔屿的生产力。1802年，亨特指出，“树长到六七英尺高的时候就会被砍掉，根部的土会被挖开”；树干被砍碎之后，“会被化为灰烬，成为肥料”。从事这些工作的是被强迫但会获得报酬的囚犯和打零工的马来工人；那之后“剩下的事，就是让土地变成适合耕种的状态，这项工作由华人来做”。

英国当局第一个想到的是卡非人，英国的奴隶来自莫桑比克，他们作为强迫劳工被运到位于苏门答腊明古连的东印度公司的商馆，再从那里运到槟榔屿。他们是早期横渡印度洋的奴隶中的幸存者。许多人在果阿定居下来，先后在葡萄牙和英国军队服役；其中有些人被放逐到马德拉斯，又有些人再次被连根拔起，被运送到东南亚。1787年6月，第一批人搭乘“雷文斯沃斯号”抵达槟榔屿。接下来的几个月，他们“被迫从事各种工作”，而且“女人也做了非常多工作”。除了开垦土地，非洲奴隶还要充当“锯木工和制砖工”。迟至1808年，英国官员考虑从莫桑比克进一步引进卡非人，为锡兰提供一支“不带任何地方偏见”的军队。时任锡兰总督的梅特兰谨慎地坚称，这样做“并没有违反最近导致英国废除奴隶贸易的任何原则”，虽然他没有说明如何做到这一点。 ^[24]

我们很难在档案中发现这些莫桑比克奴隶的踪迹，但偶尔还是会在请愿或是要求中听到他们的声音。1824年，东印度公司把明古连割让给荷兰，当时从明古连迁往槟榔屿的“自由的孟加拉人”是一个多元化的群体，他们由非洲的奴隶和印度的囚犯组成，其中许多人娶了苏门答腊当地的妇女。他们“在各种不同的情况下移民……到这个地方”，而且在19世纪20年代，“与当地人通婚，现在已经成了各个家庭的丈夫和父亲”。 档案记录的结束是突然的：不论是“卡非人”还是“自由的孟加拉人”，最后都在记录中消失得无影无踪，或许这是因为他们为数不多的后代在不为人知的情况下融入了港口城市的工人阶级。

海峡殖民地的奴隶很少，所以总督和农场主转向另一个更大宗的强制劳动力来源：印度的囚犯。大英帝国对于囚犯的运输体系横跨整个印度洋，印度的囚犯被关押在一个从南非开普敦的罗本岛到毛里求斯、从安达曼群岛到新加坡的岛屿监狱网络中。囚犯劳工的移动是全球现象。在大航海时代，囚犯也可能会移动。17世纪和18世纪，大约有3万—5万名囚犯从英国被运送到北美殖民地；而在18世纪和19世纪，则大约有16万人到了澳洲。印度洋的犯人巡回系统也是差不多的规模。1787—1943年间，8万名囚犯从印度漂洋过海，被转运到海外。在这些人当中，大约有2万人来到马六甲海峡（1790—1860年），5000—7000人到了阿拉干和丹那沙林（1828—1862年），5万人流向安达曼群岛（1858—1943年）。少数囚犯从另一个方向横渡孟加拉湾，中国、马来和缅甸的囚犯会被放逐到马德拉斯、孟加拉和孟买。 ^[25]

印度的英国行政官员相信纪律和惩罚是最重要的东西。他们偏爱交通运输，因为这可以在“当地人心中”引起“恐惧”。乘船横渡“黑水”的海上航行威胁着种姓的丧失，而身体上的孤独会让囚犯心怀畏惧。政治囚犯是第一批被遣送到东南亚的人之一。马德拉斯当局在平定1799—1801年的西瓦甘加叛乱（Sivaganga Revolt）之后，流放了73名波利加尔（Polygar）叛乱者到槟榔屿；很多人死在那里，存活下来的人也吃尽了苦头，一直到1815年，他们向槟榔屿当局请愿，“请求……（让他们）重回科罗曼德尔海岸”。海峡殖民地的官员很同情他们，认为他们“表现很好”，而且让他们重获自由是“正义与人道”的。但是，马德拉斯政府拒绝让他们回去。印度洋各地都有一小群的政治犯在他们的流放地扎根，例如，荷兰东印度公司送来的反叛者形成了“开普马来人”（Cape Malay）社群的核心，直到今天，他们的旅程仍能唤起难以忘怀的记忆。 ^[26]

不过，在印度洋的东缘，囚犯是第一批，同时也是最重要的劳动力。1793年，孟加拉当局尝试在安达曼群岛建立监狱，从而让这些近似不毛之地的岛屿拥有生产力。他们送去了300名囚犯，但这个计划是一场灾难。大部分囚犯死于疾病或是过劳，一些幸存者回到了孟加拉，另一些人则去了槟榔屿。 1790年，两名来自印度的囚犯谢艾柯达和海恩特在槟榔屿登陆，孟加拉政府的建议是：“可以用任何您觉得适当的方式雇用他们，只要保证他们的人身安全。”到1824年，已经有将近1500名囚犯被送到海峡殖民地。死亡率超过一半，每年平均有192名新来者，但其中平均有103人死亡，15人逃亡。

海峡殖民当局会把囚犯劳动力划分成不同“等级”，根据他们的犯罪性质和劳动价值，给予他们或多或少的特权。1824年的“囚犯调查”显示，有56名囚犯在工作时可以“不戴镣铐”，从事监工或抄写员的工作；另一端则是“刑事罪犯”，他们“每天要从早上6点工作到12点，再从下午2点工作到5点，他们戴着沉重的镣铐，清扫乔治城 的街道和排水沟”。囚犯也会担任厨师和仆人，做护理员和医院服务员，做园丁、马夫和割草工。有些人被私人雇用，这些私人会付钱给政府，但是劳工没有任何报酬；另一些拥有珍稀技能的人，可以每天赚取工资。由于筑路挖沟，岛上各处都可见囚犯的身影。他们工作时通常没有人看守，在某种程度上，囚犯们是“他们自己的狱卒”，这可能会让游客感到很惊讶，也让欧洲移民感到不安。 ^[27]

许多观察家都同意：囚犯劳动力是促进海峡殖民地发展的核心力量。1796年，麦克唐纳写道，囚犯“在新的殖民地可能有很多好处”，“因为我们社会的初期阶段，很难找到苦力或佣工，能够雇用他们将大有帮助”。缅甸的情况也颇为类似，因为有囚犯付出劳动，才得以改造这片土地。日后会成为海峡殖民地总督的布伦德尔在阿拉干时写道：“我满怀希望地相信日后一定可以看到这里种着大片的棉花、糖蔗和咖啡。”他向加尔各答再三保证，囚犯会“为政府带来利益”，并列举了他们的职业：“锯木匠，60人；砖瓦工人，220人；陶工，7人；织布工，12人；铁匠，2人；黄铜铸造工，2人；私人帮佣，88人。”

阿恰布的官员菲尔就没那么乐观了。在那里，殖民地和大自然的对抗永无休止——季风和植被威胁要吞噬它。菲尔坚持“公共道路”必须使用囚犯的劳力，因为“阿拉干的年平均降雨量超过200英寸……所以必须随时关注道路和排水设施”。菲尔认为，囚犯劳工不仅改变了土地，也改变了气候。“大量只为某项任务而存在的囚犯为这个国家的气候带来了有益的改变，让它变得和七八年前非常不同”，因为这些囚犯“时刻关注”道路，并从海岸边开垦丛林。他也向加尔各答的上司提出了严厉的警告：“如果对此视而不见，就算只是一两个月，也可能会导致过去致命的热病和疾病卷土重来。”因为其他人的流动性，所以囚犯们的固定不动真正有大用途。根据菲尔的观察，来自吉大港的移民劳工“每年都会到来”，他们在阿拉干的田间做上一季的工，然后在4月西南季风到来时，带着赚到的钱回家。缅甸的情况也和马来半岛一样，囚犯劳工与许多其他类型的流动共同存在。

囚犯劳工同时也支撑起了海峡殖民地。“众多宽阔的道路联络起岛内的各个方向、各式的公共建筑……他们抽干了沼泽和湿地的水，让其成为可用之地”，这些证明了他们的勤勉和牺牲精神。囚犯和士兵以及随军人员形成社交网络，还与当地的妇女建立关系，并与华人和马来人并肩工作。他们认为自己作为“公司的用人”是有价值的。

1857年印度叛乱之后的恐慌，令殖民者对海峡的囚犯劳工更有意见。东印度公司军队中发生的一场哗变，变成了一场席卷印度北部的大规模叛乱，失去产业的工匠和失势的贵族纷纷揭竿起义，并推举早已名存实亡的莫卧儿帝国皇帝巴哈杜尔·沙阿为名义上的统帅。那次叛乱对英国在19世纪的统治带来最大的挑战，最后被英国军队以残暴的手段镇压。1857年的叛乱，终结了东印度公司对印度和孟加拉湾周围地区的统治，英国王室接管了控制权，催生了英属印度。海峡政府拒绝接收1857年的流放叛军，欧洲的舆论对此表现得歇斯底里；海峡和印度之间出现了裂痕，最后造成海峡在10年之后脱离印度的控制，成为英国的直辖殖民地。《新加坡自由报》哀叹该岛已成了“公共的污水管……几乎整个东方英国属地的社会渣滓和边缘人都会来到这里”；一份“基督徒居民”的请愿书声称：“我们已经不是百废待兴的新殖民地了，那里才会想要或需要囚犯劳工，所以国家才要把他们送过去。”布伦德尔总督最害怕的是，“囚犯群体发生的任何暴动”，极有可能在“较低阶层的华人社群之间造成骚乱”。 将囚犯运送到海峡的做法，终于在1873年画上了句号。

19世纪的最后25年，贸易和农业的扩张带来了横渡孟加拉湾的新一波移民，无论是自由的或不自由的。囚犯劳工变得不必要了，因为有其他方案可以解决“获得苦力和帮佣”的问题。

孟加拉湾的商业生活长久以来维持着海上劳工。渔业是沿海经济的命脉。造船业由来已久，发展也很健全。18世纪时，孟买是印度最重要的造船中心，由苏拉特的帕西族（Parsi） 工匠主导。在他们的倡议下，印度的木材和建造技术与欧洲的设计融为一体。1736—1821年间，在造船大师努什万济父子的指挥下，孟买建造了159艘超过100吨的船只。孟加拉地区自古以来也是造船中心，为了满足欧洲商人的新需求，加尔各答和吉大港在18世纪继续蓬勃发展。18世纪的前20年，在胡格利建造了237艘船，其中许多是1803年在印度基德布尔船坞建造的，而且是在两位建造大师詹姆士·基德和罗伯特·基德的监工之下落成的。根据兰伯特在1802年的观察，这些船只的原料包括“从勃固进口的柚木和木板，来自比哈（Behar）和欧斗（Odh）的娑罗树和黄檀木的木材，以及孟加拉和比哈北部边境山区取之不尽的森林”。19世纪20年代，印度的造船业开始衰落，蒸汽技术的兴起将它逼入了边缘，英国造船公司也施加政治压力，要求限制对印度船只的开放。 ^[28]

海上劳工的行列包括码头工人、船夫、舵手和航海家。从17世纪开始，葡萄牙和英国的船只就雇用印度水手，葡萄牙语称之为 lascorin ，英语则是 lascar ，还训练他们操作火炮。 lascorin和lascar 都源自乌尔都语 lashkari ，是“士兵”之意，这个词在欧洲词汇中有“海洋”的含意。欧洲帝国在向外扩张时，吸纳了数以千计的印度水手，他们与马来人、东非人、华人和南欧人一起工作。高希写道：“不可能有比航海时代商船上的船员更加多元的人群，虽然只有男性。”例如，1786年，年轻的蒲柏搭乘的“皇家公主号”，船员当中有从马耳他来的英尼斯，从英国根西（Guernsey）来的费福尔，以及来自孟加拉的舵手马努、曼努埃尔和佩德罗；水手长是苏拉特的多萨，他死于旅程中；副水手长来自孟加拉和马德拉斯；35名印度水手分别来自马德拉斯、勒克瑙和吉大港。厨师是莫桑比克人，船长和大副都是非洲奴隶。船上的指挥官当然是欧洲人。19世纪，汽船取代了帆船，不过担任航海工作先锋的，依然是来自印度洋世界各地的船员。 ^[29]

无论在陆地还是在海上，欧洲公司都仰赖当地的劳力。1784年，圣乔治堡官员报告总督，有将近300名马德拉斯港的船员逃往法国属地本地治里和开利开尔，以及丹麦在印度的殖民地特兰奎巴（Tranquebar），圣乔治堡陷入一片恐慌。船主和主要随员要求派士兵追捕这些“逃亡者”，把他们带回来。但是东印度公司的官员容许这件事，他们认为这是自由问题，船员离开马德拉斯之后，可以“随心所欲地工作，工作不再是一种义务”。而且，他们前往的港口“比较没有惊险的海象，工作也比较轻松”，“他们有选择捕鱼的自由”，船员的生计因此也比较有保障。但是，承包商认为，船员们通过负债“永远”与他们捆绑在一起。由于承包商（出于自己利益）的投诉，马德拉斯当局宣称，“如果这些人可以随意离开，海滩上的必要公共服务将会受到极大的危害”，并补充说，“承包商事先已付出大笔资金，购买他们未来应受到的服务”。在一个日益商业化的经济中，债务使人动弹不得，迫使他们为债权人长期提供服务或逃避债权人。 ^[30]

在沿海地区，劳工是流动的，在南印度和锡兰之间的流动尤其频繁。 ^[31] 几个世纪以来，都有劳工和工匠暂时或永久地从南印度迁往锡兰，渔民和做小生意的商人生活在保克海峡（Palk Strait）两岸。而且，锡兰的某些山脉和庙宇自古以来就是朝圣的对象，这些地方的神圣性串起了印度和这座岛屿的原住民，让他们维持着不曾中断的联结。英国想要尽可能开发这座岛屿的天然资源，因此他们需要更多的印度劳工。通过道路和桥梁以武力征服锡兰内陆，也需要印度的士兵和强制劳动力。因为肉桂的价格下降，英国的农场主只好冒险改种咖啡，种植咖啡需要更多人力。一位英国观察家预测：“这个岛上至今为止的沙漠荒地将会发生巨大的改变。”锡兰采用了“西印度的种植体系”，两个地区的咖啡关税在1835年同步化，之后两地就成了竞争对手。农场主会随着他们的“体系”而移动：虽然许多锡兰的咖啡种植者都是新手，但也有一些人之前在西印度群岛有过经验。泰特勒担任种植园主协会会长多年，在奴隶制的最后几年，他在牙买加的一个咖啡农场工作，然后来到锡兰，他也带来了挥鞭和拴链的经验。 ^[32]

南印度和锡兰之间的劳工迁徙在19世纪40年代十分活跃。1844年是最早的一次高峰，当年共来了近8万人。之后因为咖啡产业陷入萧条，人数随之减少。到19世纪50年代晚期，随着农场主财富的增加，每年新增约10万人。平均而言，大约有一半乃至3/4的移民在一两年内返回了家乡。 ^[33] 劳工招聘者会安排这个行程，泰米尔语称这些人为工头（kangany）。他们堪称孟加拉湾移民史上的关键人物。早年的绝大部分工头只是从南印度来的劳工团伙的指定代言人，后来有些人成了专职的劳工招聘者，他们会在南印度招募自愿（有时是被迫的）前往的劳工，再把他们送到锡兰正在寻求劳工的咖啡农场。许多工头是现职的种植园工人，他们的雇主把他们送回南印度，付佣金要他们找更多人来。负债更鼓励了这种制度。工头会先付钱给受雇者在印度的家人，这笔钱叫作“海岸预付款”（coast advance），他们可以用来赎回自己的自由身，或是拿来偿还在困难时欠下的债务。一旦负债，这些移民就处在工头的掌控下了。他们的操作范围通常不大，招募的大部分都是村民，种姓制度和血缘关系有助于节制工头的权力，不过这种亲密关系也使得债务关系更加普遍。 ^[34] “苦力”必须从印度动员，让他从社会关系中解放出来，让他流动，然后再次把他固定在种植园，除非农场主允许，否则他不能流动，并受到工头传统权威的控制。 ^[35]

当英国的势力沿着孟加拉湾向东扩张时，印度劳工紧随其后。1873年，负责调查18世纪印度移民的政府人员盖根写道：“最早的迁移似乎是从大陆南方开始的。”泰米尔人“早在18世纪末之前，就开始迁往海峡殖民地”。盖根也注意到，“马六甲海峡的印度人可能被家庭雇去帮佣，也被雇作农场的劳工”。在1794年之前，槟榔屿的统治者已经注意到，“大约有1000名……朱罗人或来自科罗曼德尔海岸几个港口的人定居在”槟榔屿，“有些还带着家人”。他们“都是店主或是苦力”，许多人搬到槟榔屿之前生活在吉打的旧殖民地。根据莱特的估计，“来自科罗曼德尔海岸的船只，每年都会带来超过1500名或2000名男性，他们到这里做生意或成为各种劳工，赚到一些钱之后就回到家乡，由其他人来继承”。这是一个不断变化的社会。

大多数旅居者后来又回到印度，一些人则留了下来。到19世纪20年代，泰米尔人已经成为乔治市（槟榔屿的殖民地城市）最大的单一群体。约翰·克劳福德 说：“随着西南季风的到来，他们的国家每年都有许多船只把一大群人带到这个天生就比较富裕的国家寻找财富。”在槟榔屿，就像在新加坡一样，本来就很多元的南亚人口中又融入了来自科罗曼德尔海岸的新移民，原本的南亚人口已经包含东印度公司的士兵、来自马德拉斯和孟加拉地区的囚犯，以及一个庞大且仍在不断壮大的华人移民社会。 ^[36]

横渡孟加拉湾的移动在19世纪中期达到顶峰，越来越多横渡孟加拉湾的船只数量首次引起了政府的注意；从19世纪40年代晚期开始，泰米尔移民成了马德拉斯档案中的重要角色。人们开始注意到横渡这片水域的“当地船只”中，有些船只过分超载。如同一位观察家在1848年所写的：“来到槟榔屿的船只拥挤不堪的程度是出了名的”；“在今年甚至造成了致命的后果，有许多乘客死于途中”。管制是不可能的，来自大小港口的交通运输十分分散，如果在槟榔屿加强管制，“亚洲人还是可以从马来亚的其他邻近港口出发”。 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的航运商人开始争相赚取上千名劳工的海外旅程费用，还帮他们找到在槟榔屿和新加坡的雇主。 我们不太清楚这些招聘者是怎么运作的；一直到19世纪70年代，印度航运商人和东南亚移民劳工之间的关系，对于外人都还像是雾里看花。不过，早期前往马来亚的印度移民在本质上似乎与华人移民是类似的，而华人移民留下了较多记录，也就是说，这些移民是经由当地人之手，利用当地的网络，并围绕着债务关系组织起来的。甚至在1870年之前，他们的主要区别在于许多印度移民是为欧洲人工作，而华人移民的雇主通常还是华人。

到19世纪60年代末期，海峡殖民地的首席秘书观察到：“从科罗曼德尔海岸到槟榔屿，会有固定的苦力移民。许多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的船只专门被雇去运送这些人，平均每年运送过去的人数应该是4000人。”他看到，“几乎所有船员、敛缝工人、船上及城里的劳工都来自马德拉斯海岸，其中有马夫、船工，还有许多小贩、商人以及家庭帮佣”。 很多船员来自奥里萨邦海岸以航海为生的社区，他们默默无闻，故事也鲜为人知。 孟加拉湾东岸的港口城市是由移民劳工组成的，他们是作为士兵、囚犯和工人横渡孟加拉湾的。在他们的世界中，还有许多人也是他们奋斗之路上的同行者，如中国商人和矿工、马来渔民、欧洲狱卒和旅店老板。

在帝国之间的竞争中，马六甲海峡深受重视，因为它是连接印度洋和中国海之间的狭窄水域。印度和华人移民首度相遇便是在马来群岛，这里有自己的航海传统。欧洲人不论去到亚洲的哪个地方，都会发现已经有华人社群在那里蓬勃发展。中国、东南亚和印度之间的商业联结由来已久。1405—1431年，蒙古出身 的穆斯林宦官、在明朝永乐帝朝堂上崭露头角的郑和，率领中国的远航船队横渡东南亚和印度洋，最远到达了东非。他曾停靠斯里兰卡的汉班托特港，并在那里留下碑文；肇因于佛教文物的冲突，他的士兵攻打并绑架了康提的皇室成员。他庞大船队中的许多人在旅途中停留；他们死后，有些人的墓地成了朝圣地，如印度尼西亚三宝垄的三保洞，便是郑和一位副手的墓地，他皈依了伊斯兰教，娶了一名当地女性。 ^[37] 面对动荡不安的亚洲内陆边疆，虽然中国不再有那么多心思放在海洋上，不过郑和的旅程还是为沿途经过的地方带来小群华人，他们成为“中国现代移民史的先驱”。东南亚的早期欧洲移民成为中国移民的东道主，许多当地的土著王国也是如此。 ^[38]

大英帝国扩展了中国商人的商机。槟榔屿和新加坡被宣布为“自由港”。打从一开始，中国商人和劳工就蜂拥而至。新加坡在19世纪20年代已是一个华人城市，来自马六甲讲闽南语的华人给新加坡的精英阶层注入了活力。在中国商人之后，有一群固定且越来越多的劳工来到南海。社会网络是这种迁移最重要的机制。有些是基于血缘关系，有些则是基于出生地、姓氏、方言群或地区。海外的华人组织是工作信息的交换所，他们也可以安排旅程、信贷、与雇主的联系、住房，甚至是武装保护。认识正确的人、建立正确的联络方式，是很重要的，因为某个村子很可能有很多村民在国外，但是邻村却一个也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网络也会逐渐强化。

沃恩观察槟榔屿的华人之后，列出了一张令人眼花缭乱的清单，从中可清楚地看到华人劳工移民所从事职业的多样性。他写道：

他们是演员、杂技演员、艺术家、音乐家、药剂师和药房老板、店员、出纳员、技师、建筑师、测量员、传教士、牧师、医生、教员、旅馆管理员、屠夫、肉贩子、胡椒和槟榔膏种植者、糕饼商人、汽车和马车业主、布贩子、酿酒师、餐馆老板、鱼贩子、水果贩子、摆渡人、牧草商贩、小贩、商人与中介、油商、鸦片馆老板、当铺老板、生猪贩子及家禽贩子。他们还是米商、船商、店主、杂货商、酒馆老板、帮佣、木材商人、烟草商、菜贩子、农场主、菜农、劳工、糕点师傅、磨坊主、理发师、铁匠、船员、装订工人、鞋匠、砖瓦匠、木匠、细木工匠、马车匠、车匠、货车或马车驾驶员、烧炭工和销售者、棺材制造商、甜品制造商、承包商和建筑商、箍桶匠、火车司机、消防员、渔民、金匠、军械工人、锁匠、石灰炉匠、石工和泥瓦匠、席子、雨篷和篮子制造商、油品制造商以及矿工。除此之外，还有漆匠、纸灯笼制造商、脚夫、磨豆工人、印刷工人、西米、糖和槟榔膏制造商、锯木匠、海员、造船工人、煮皂者、石匠、煮糖工人、裁缝、制革工人、洋铁匠和黄铜匠、雨伞制造者、殡葬业者和造墓者、钟表匠、挑水夫、伐木工和木材商、木头与象牙雕刻师、算命师、杂货商、乞丐、流浪汉或“流氓”以及小偷。 ^[39]

在这许多行业中，中国和印度商人可能是竞争的关系，也可能成为合作伙伴。华人劳工也和印度人、马来人一起工作，他们也会观看彼此的庆典，甚至参与其中。不过，海峡的印度移民从来不曾像华人那样拥有如此紧密的联系，华人会建立公司或其他社团，把城里的资本家和内地的矿工联结起来。印度移民也不像华人那样，一开始就拥有行动的自由，这是因为殖民地政府对华人社会的无知，殖民地作家毫不掩饰地将中国描述为“帝国中的帝国”。

在印度和华人移民登陆的海峡港口城市中，既聚集着他们的亲戚，也充满陌生人。到19世纪60年代，新加坡和槟榔屿已经是世界上最多元化的城市之一。19世纪的英国摄影师约翰·汤姆生走遍了东方群岛，他指出，“从汽船上下来的那一刻起，我就很难想象自己其实是在马来亚的一座岛上”，因为住在槟榔屿的，有“早期葡萄牙航海者的后裔、华人、马来人、帕西人、阿拉伯人、亚美尼亚人、吉宁人、孟加拉人以及非洲的黑人”。在市场里，印度人和华人最为显眼。汤姆生描述了乔治市的一个“吉宁人市场”，“那里出售各种外国商品，而且价格很少高于它们的原产国”。他看到了“卖烈酒的商店和旅舍”，而且不管走到哪里，都会看到“大量的华人，包括商人、店主和工匠，以及来自海南岛、广东以及福建几个地区的移民”。 ^[40]

这个流动人口组成的世界充满了各种交换——商品和货币、互助和承诺。在小说《烟河》（ River of Smoke ）中，高希想象着19世纪30年代五颜六色的新加坡服装市集，印度水手称这个市集是“嘈杂的市场”：“混杂着祭典的各种声音。”高希写道：“还有什么地方，可以让妇女用高棉人的下裹布裙（sampot）换到布拉安族（Bilaan）的上衣？可以让渔夫用纱笼 换上衣，用圆锥形雨帽换巴厘岛帽呢？”市集的货摊上堆满了“从印度洋遥远角落抢来的、偷来的或是盗版的”商品。 ^[41]

移民复兴了穿越孟加拉湾的古道。海边的神庙散布在海岸线上，在别人的群岛上散发着光辉。旅行者到庙里感谢旅行平安；他们大声祈祷季风的及时到来或离去，或是祈求当季的渔获能够丰收。航海的传统跨越了印度教徒、穆斯林、佛教徒和道教徒之间的界限。就像现代欧洲的时钟和地图重新塑造了时间和空间，沿海的宗教传统也为历史和地理提供了一种不同的理解：亲近与否是由宗教上的紧密程度而不是物理距离来决定的，时间是循环的而不是线性的。每一个到达新地方的移民，都会试着重建一些家乡的痕迹；所以到达也成了一种回归。移民会模仿他们熟悉的神庙，建造一座新的，让新的风景变得熟悉起来。他们会一起参加宗教仪式，拉近和陌生人的关系。他们觉得自己是在追随圣人的脚步，所以对未知也就没有那么恐惧了。刚踏上新大陆的欧洲旅行者发现，他们的亚洲船员已经知道去哪里表达他们的敬意。墓地和神庙的地点会通过故事或传说，一代代传下去。蒲柏的日记写道：1787年，他在苏门答腊“水域一个小岛上，方圆大概只有一英里”，那里“埋葬着一位伊斯兰教的圣人……我们的印度水手都对他尊崇敬拜”。 ^[42]

孟加拉湾的弧形海岸上到处分布着圣地。杰出的东方学者和业余的人种志学者、鲍里旅行游记的编辑理查德·坦普尔爵士注意到，整个印度洋东部都有穆斯林水手建造的神庙，他把这些叫作“圣人居所”。他认为，这些神庙对于穆斯林、印度教徒、华人和佛教徒而言，“一样神圣”。这些神庙是为了纪念15世纪前半叶居住在这里的奥里亚（Badr al-Din Awliya）而建造的，它们会守护水手们的安全。半个世纪之后，摩西·耶格尔发现缅甸沿海也在供奉奥里亚，那里的“缅甸佛教徒敬他为‘纳特’（精灵），印度教徒敬他为‘提婆’（神明），华人敬他为圣灵，穆斯林则敬他为圣人”。在耶格尔找到的几座神庙中，有一座在阿恰布，建于1756年，一座在山多威，还有一座在丹老群岛的一个岛上。常有水手和渔民前来祭拜，而且“建筑综合了缅甸佛塔和穆斯林清真寺的风格，有清真寺的尖塔和圆屋顶，西边则有壁龛 ”。 ^[43]

泰米尔的传统也激起了海洋的力量。海洋塑造了纳格尔的沙乌哈密的传奇（第二章），他的墓地就在那里。这位圣人的生活经历详细传达了他一生的旅程：从北印度的平原到麦加，然后横渡印度洋，在马尔代夫及锡兰的亚当峰停留，最后定居在纳格尔，并在那里辞世。沙乌哈密对航海者的保护也及于到来的欧洲人。一位现代的编年史家讲述了他的一个奇迹：

一艘荷兰船只正在开往纳加帕蒂南的途中。在离岸不远的地方，突然起了风暴，船只被困在其中，船底也破了个大洞……在最危急的时刻，船上有人提起了这神的名字，并开始祷告。船长和其他船员也都照做。奇迹发生了！灌进船里的水突然停止了。船只得救了。 ^[44]

直到今天，在通往纳格尔主要神殿的通道两旁，还有商店在出售印着船只图案的小箔片，虔诚的信徒会把小箔片供奉在神殿里，祈求旅程平安。而且时至今日，这些旅程的目的地通常也是东南亚。

沙乌哈密的故事借由“圣裔”（Sayyid） 阿尔吉拉尼 传回他的后代，并在19世纪和20世纪传播到东南亚各地信徒的所在地。纳格尔圣陵的管理人告诉我，除了新加坡和槟榔屿现存的纳格尔圣陵之外，缅甸、锡兰、印度尼西亚和越南都曾有这位圣人的神殿。这些圣迹标示出这位圣人的追随者的足迹。剑桥大学人类学家苏珊·贝利认为，这位纳格尔的圣人和对他的崇拜，代表“一个更大范围的朝觐（hajj）、贸易和传道的世界，到20世纪80年代，他的信徒还是把那里视为……一个充满活力的广阔的舞台，圣人依然在其中体现其存在价值”。 ^[45]

对于一个横渡孟加拉湾的新来者而言，海峡殖民地的城市景观看起来有着不可思议的熟悉感：种类繁多，但形式熟悉。南印度和中国南部的神庙屋顶以及清真寺尖塔被移植过来，经过转化之后，并列在一起。海神特别适合远行者。直到今天，新加坡的直落亚逸街和槟榔屿的牛干冬街，仍矗立着纳格尔的沙乌哈密圣陵。槟榔屿的圣陵（图5）建于1801年，新加坡的圣陵（图6）则建于19世纪20年代晚期，两者都是仿造原本的圣陵而建。在变迁的过程中，它们受到了比较大范围的建筑风格的影响，既有欧洲的——新加坡圣陵的帕拉迪奥式（Palladian） 风格——也有来自更广泛的伊斯兰世界的建筑风格。它们成了虔诚和疗伤的地方，除了泰米尔的穆斯林社群，也吸引了当地的礼拜者，就像纳格尔最初的神庙一直吸引着印度教徒一样。一位英国观察家说，在槟榔屿，他看到圣人的信徒会把值钱的物品丢进海里，这坚定了他们可以穿越孟加拉湾并再次回到纳格尔的信心。 ^[46] 槟榔屿港口的船员每年都会拨出一部分收入，举办一天的宴会和游行，表达对圣人的崇敬。科贾·玛拉依喀雅尔（Koca Maraikkayar）在写于19世纪末的一首诗中（由一家华人印刷厂出版），描述了每年在槟榔屿举行的纪念沙乌哈密的游行。他一一列举了经过的街道、重要的景点和值得注意的地点。诗中也描述了观看或参与游行的各种各样的民族：吉宁人和印度教徒、马来人、缅甸人、华人、切蒂亚尔人、孟加拉人、日本人、科林加人（Coringee）、帕利亚人（Pariah）和葡萄牙人。1857年，这个一年一度的游行在新加坡引发了游行者和警方之间的冲突，之后的法律诉讼出具了一份证人名单，该名单几乎涵盖了新加坡所有的族群和语言群体。收藏于新加坡莱佛士博物馆 的一幅19世纪的画作，描绘了槟榔屿纳格尔圣陵外面那充满生机的街景、清真寺宣礼塔上随风飘扬的旗帜。 ^[47]

泰米尔印度教景观与泰米尔穆斯林景观相重叠，而这两者又与当地的华人社会和神圣世界交织在一起。19世纪的前30年，切蒂亚尔商人出资让移民工人在新加坡和槟榔屿兴建庙宇，供奉南印度的神祇。有些只是临时搭建的，但也很快出现了较为永久性的建筑。1823年，与莱佛士一起来到新加坡的泰米尔建筑承包商皮莱，在一块经东印度公司授权的土地上建起了马里安曼庙（图7）， 建筑工人是一些囚犯。类似的建筑物在19世纪30年代也出现在了乔治市的皇后大街上。

这些神庙构成了泰米尔社区的核心。新加坡的马里安曼庙管理人提出的一份请愿书，记载了东印度公司给早期的泰米尔印度教移民“足够的根据地，让他们在靠近新加坡河岸的地方兴建教堂，因此（他们）才注意到那个地方，并且建了房屋和教堂”。印度教的“教堂”紧邻另一个宗教场所贾米清真寺（图9）；贾米清真寺是最大的泰米尔清真寺，在南印度和海峡殖民地之间建立了一种类似但不完全相同的精神联系——伊斯兰联系。早在1827年，清真寺和寺庙的管理人就曾针对两者之间的公共道路使用权发生争执，这件事在殖民档案中留下了许多信件。

新加坡的泰米尔人聚居地是南印度社会的一个缩影，忠实反映出印度教与伊斯兰教的礼拜场所经常是并列的，甚至是共享空间的，他们也不时会因为公共空间而发生冲突。不过，泰米尔文化会与其他不同的文化共享空间。新加坡的直落亚逸街是孟加拉湾和南中国海的象征性交汇点。就在纳格尔圣陵的几步开外，还有华人供奉妈祖（海上的守护者）的庙宇天福宫（图10），以及另一座泰米尔风格的清真寺阿尔阿布拉清真寺（小清真寺，图11）。19世纪时，这条街位于海边，因为新加坡后来数十年的填海工程，现在这里已经不是海岸了。

在旅居者的世界中，宗教祭典的展演总是不乏观众。海峡殖民地政府试图重新规范这个移民社会的公共行为。1834年，英属马来亚威斯利省（Province Wellesley）首席军官詹姆士·罗在槟榔屿观看了大宝森节的仪式，这是一年一度的庆典，祝祭湿婆和帕尔瓦蒂（雪山神女）的儿子战神穆卢干；詹姆士写道：“当人们离开自己的国家，选择到别的地方定居时，他们应该对于获准庆祝自己的宗教仪式感到满足。这些宗教仪式不可以伤害到社群中其他人的感情，也不能损害公共道德、生活的礼仪及秩序。”几十年之后的1860年，新加坡马里安曼庙的管理人想要公开举办蹈火节走火堆仪式，但没有获得准许，总督府宣布他们有责任“防止城市中的和平受到任何形式的威胁”。 ^[48]

实际上的文化融合，总是比公开承认接受的教义更多。有时候，“印度人”“马来人”和“华人”的仪式表演会一起进行。在槟榔屿，一种称为“玻里亚”（Boria）的当地混合的什叶派穆哈兰姆月（Muharram）游行，会吸引泰米尔和马来穆斯林（绝大多数是逊尼派）、泰米尔印度教徒和华人参加。穆哈兰姆月的活动在印度洋周围引来大量信徒，并超越了社群的界线。它在特立尼达被称为“胡笙”（Hosay），这个每年举行的仪式让不论是印度教徒还是穆斯林的农场工人都能声称其对公共空间的拥有权；在孟买，穆哈兰姆月活动则会挑起邻近地区之间的纷争，但并非全是因为信仰的分歧。 ^[49] 不论在哪里，它都是一个重要的公共庆祝活动，而且很可能扰乱平时的社会秩序，哪怕只有一天。在槟榔屿，当地的华人社群也会参加“玻里亚”：这个庆典成了纪念团结纽带的场域，这一纽带超越了种族和社群的界线，即使只是短暂的。一位英国观察家警告说，这会让“不同习惯和思想的马来人、吉宁人和华人结下兄弟之谊”。殖民地当局对华人和马来人的秘密社群的出现感到震惊，这些秘密社群汇集了槟榔屿社会中的不同阶层，以“互相帮助和保护自己的妇女”，这对于那些生活在混合社会中的人尤其必要。1867年的槟榔屿大暴动，暴露了敌对阵营之间的对抗：他们的团结和冲突都是基于地域，而不是族群。 ^[50]

大暴动的起源至今仍不清楚。“义兴会”和“大伯公”（又称“建德堂”）两个社团在街上爆发了可怕的骚乱，这两者又都与敌方的“本地”社团结盟，成员包括马来人和印度人。他们展开了一场激战，让英国当局失去对当地的掌控。当时唯一的当地军团正在尼科巴群岛进行勘探任务。混乱结束之后，槟榔屿的总督哈里·沃德感叹对于秘密社团的镇压是“一项完全超出政府能力的任务”。副总督安森几个月前才刚到任，也为牙买加的莫兰特湾 暴动的消息感到苦恼。安森在暴动期间“亲往城镇”，“滑膛枪和小型炸药”从“四面八方”射来，他的脑子“被不断传来的人名和地名弄得晕头转向。其中有华人的名字、马来人的名字、伊斯兰教徒的名字、印度人的名字……” ^[51] 名字、名字、名字，暴动之后被逮捕的人的一长串乱七八糟的名单，透露出这些社会是多么复杂。6名被捕者签了一份声明，保证日后的和平，声明是用泰米尔文写的，但是署名用的是各种各样的语言：马来语、泰米尔语，不识字的人则是画押。

欧洲的观察者通过新出现的种族类别，了解到他们在东南亚统治的民族的多样性。根据苏格兰行政官员、业余人种志学者约翰·克劳福德的观察，来自科罗曼德尔海岸的人们所属的种族很“精明、灵活、不好战、虚伪，而且贪得无厌”。另外，他认为华人是“东方最成功的商人和最坚忍的劳动者”，“中国佬乐于对团体、同盟和组织奉献爱，这份爱驱使着他们”。东南亚的克里奥尔社群特别让欧洲人感到焦虑。克劳福德谈到爪夷峇峇娘惹时，写道：“这些团体的种族成分混杂，我对他们没有什么友善的形容，他们同时具有父系和母系的邪恶。”土生华人家庭所属的种族，“不论在精力还是精神上都不如原住民”。 ^[52] 孟加拉湾沿岸许多的英国总督和官员狂热地相信：种族划分的永恒性以及种族类别的解释力，甚至预测力；许多官员在统治东南亚时，都将此视为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不过，关于“种族”的概念是混淆而且不连贯的。

这个复杂的体系从一开始就有裂缝。这些移民社会的现实永远无法完全用种族来解释。将“归属”的术语突变为“自我描述”的用语；种族类别努力把街头所见的各种不同起源、语言和实践纳入其中。一份1856年的官方报告所做的结论是：“虽然这群亚洲人口被分为三个类别：华人、穆斯林和印度教徒，但从他们如此分歧的称谓中，也很难对其构成形成正确的看法。” ^[53] 海峡殖民地也像孟加拉湾沿岸的其他许多港口一样，在疆界上是开放的。不论是在工作场所、街上，还是在秘密社团中，移民都会与来自异国他乡的陌生人建立关系，这种关系有时候是一时的，有时候则是长久的。

一个由人流、物流、思想联系在一起的地区，被处处提防的帝国硬是分了开来。到19世纪20年代，南亚和东南亚的“相关文化”，“现在被视为独立的统一体：‘印度’和‘锡兰’、‘马来亚’和‘印度尼西亚’”。1824年的《英荷协议》决定了当代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之间的边界，并一直维持到今天，但是这条边界几乎没有什么历史或文化意义。马来半岛上的马来人与说马来语的苏门答腊东部的居民，隔着狭窄的马六甲海峡对望，他们“在族群上是有联系的，也可以听懂彼此的语言”，但却互相视对方为外国人。正如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所言，“这些苏门答腊人……已经把安汶人视为印度尼西亚同胞”，虽然他们之间既没有共同的语言，也没有共同的宗教信仰，还相隔着数千英里的海洋。 ^[54] 值得反复强调的是：19世纪的殖民边界历史悠久。

孟加拉湾的联结由帝国势力决定。殖民统治未能消除，而且在某些方面甚至还促进了孟加拉湾固有的文化和商业联结的形式，接着又创造了新的形式。印度人、华人和阿拉伯商人依然在该地区的商业中发挥关键作用：如果没有他们，许多欧洲项目也不可能成功。不自由的劳工继续渡海而来，在危机时刻，小规模的交通往来汇聚成较大规模的迁徙。19世纪，这种强制移动为契约劳动的“新奴隶制”铺平了道路。季风依然连接起孟加拉湾，不过，孟加拉湾的几个组成部分现在变得更加彼此依赖了。殖民前各国所追求的“没有资本主义的商业主义”（通常不同于欧洲所倡议的）败下阵来，让位于东南亚森林的“原始积累”。19世纪，人口密集的水稻种植区和人口稀疏的边疆地区（资本投资在那里会获得较丰厚的利润）之间的联系，变得更加紧密。 ^[55] 人口的流动，包括被迫为奴的、受契约约束的、自由的，创造了一个新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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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Francis Light's Journal on the Eliza and on Shore, 29 June to 30 September 1786, SSFR, vol. 2, British Library, Asian and African Studies Collection, IOR; H. P. Clodd, Malaya's First British; Pioneer: The Life of Francis Light （London: Luzac, 1948）, 5, 55.

[2] C. A. Bayly, Imperial Meridian: The British Empire and the World （London: Pearson, 1989）.

[3] Fernand Braudel, The Mediterranean and the Mediterranean World in the Age of Philip II , trans Sian Reynolds（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72）, 1: 116.

[4] Fred Anderson, Crucible of War: The Seven Years' War and the Fate of Empire in British North America （New York: Knopf, 2000）.

[5] Peter Marshall, Bengal: The British Bridgehead: Eastern India, 1740-1828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C. A. Bayly, Indian Society and the Making of the British Empir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6] Edward R. Cook et al., "Asian Monsoon Failure and Megadrought During the Last Millennium," Science 328（2010）: 487.

[7] Adam Smith,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London: W. Strahan and T. Cadell, 1776）, book 4, ch. 5.

[8] David Arnold, "Hunger in the Garden of Plenty: The Bengal Famine of 1770," in Alessa Johns, ed., Dreadful Visitations Confronting Natural Catastrophe in the Age of Enlightenment （New York: Routledge, 1999）, 81-112; Ranajit Guha, A Rule of Property for Bengal: An Essay on the Idea of Permanent Settlement （Paris: Mouton, 1963）.

[9] Giovanni Arrighi, The Long Twentieth Century: Money, Power, and the Origins of Our Times （London: Verso, 1994）; Dennis O. Flynn and Arturo Giráldez, "Cycles of Silver: Global Economic Unity through the Mid-Eighteenth Century," Journal of World History 13（2002）: 391-427.

[10] Edward Thornton, India: Its State and Prospects （London: Parsbury, Allen, 1835）, 89.

[11] H. Dodwell, Sepoy Recruitment in the Old Madras Army, Studies in Indian Records, no. 70（Calcutta: Superintendant of Government Printing, 1922）.

[12] Lord Minto, quoted in Bayly, Imperial Meridian, 72; C. A. Bayly, The Birth of the Modern World: Global Connections and Comparisons, 1780-1914 （Oxford: Blackwell, 2004）, 88-89.

[13] Alicia Schrikker, Dutch and British Colonial Intervention in Sri Lanka, 1780-1815: Expansion and Reform （Leiden: Brill, 2007）; Bayly, Imperial Meridian, 70-73; Michael Ondaatje, Running in the Family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82）, 64; Robert Percival, An Account of the Island of Ceylon: Its History, Geography, Natural History, with the Manners and Customs of its Various Inhabitants （London: C. and R. Baldwin, 1805）, 2, 57, 345-348.

[14] John Bastin, Sir Stamford Raffles's Account of the Founding of Singapore （Eastbourne, UK, 2004）; C. M. Turnbull, A History of Modern Singapore, 1819-2005 （Singapore: NUS Press, 2009）, 30-31.

[15] Eric Tagliacozzo, Secret Trades, Porous Borders: Smuggling and States along a Southeast Asian Frontier, 1865-1915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5）.

[16] 另一个关于这个词汇起源的说法认为，它来自 "Jawi Bukan" ， "Jawi Bukan" 的意思是非 "Jawi" （或说 "非马来" ）；另一种写法是 "Jawi Pekan" （或说 "城市的马来人" ）。可参见Helen Fujimoto, The South Indian Muslim Community and the Evolution of the Jawi Peranakanin Penang up to 1948 （Tokyo: Tokyo Gaikokugo Daigaku, 1988）。

[17] The Hikayat Abdullah: The Autobiography of Abdullah bin Kadir（1797-1854）, trans. A. H. Hill（Singapo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9）; Anthony Milner, The Invention of Politics in Colonial Malaya: Contesting Nationalism and the Expansion of the Public Spher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Amin Sweeney, ed., Karya Lengkap Abdullah bin Abdul Kadir Munsyi （Jakarta: Kepustakaan Populer Gramedia, 2005）.

[18] 关于努尔丁生平的描述，根据Fujimoto, South Indian Muslim Community 。

[19] James William Norton Kyshe, ed., Cases Heard and Determined in Her Majesty's Supreme Court of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1808-1884 （Singapore: Singapore and Straits Printing Office, 1885）, 1:255-272.

[20] Badar Bee v. Habib Merican Noordin （1909）, A.C. 615.

[21] Francis Light（George Town）to Sir John Shore（Fort William）, 1 August 1794, SSFR, IOR/G/34/6; Robert Percival, "Account of the Island of Ceylon," Ceylon Historical Journal 22（1803）: 114-115.

[22] "Proceedings Relative to Prince of Wales Island," Fort William, 5 January 1791, SSFR, IOR/G/34/4; Rajesh Rai, "Sepoys, Convicts and the ‘Bazaar Contingent': The Emergence and Exclusion of ‘Hindustani' Pioneers at the Singapore Frontier,"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35, 1（2004）: 1-19.

[23] Dispatch from Sir T. Maitland to Viscount Castlereagh, 20 August 1808, appendix to T. Smith, A Military History of Ceylon, ms., 1833, NAUK, PRO, CO/59/26, WO/1/364-366; B. A. Hussainmiya, Orang Rejimen （Kuala Lumpur: UKM Press, 1990）.

[24] Ravensworth Log, 1786-1787, IOR/L/MAR/B/565A; Dispatch from Sir T. Maitland to Viscount Castlereagh, 20 August 1808, Appendix to T. Smith, A Military History of Ceylon, ms., 1833, NAUK, CO/59/26.

[25] Clare Anderson, "Sepoys, Servants and Settlers: Convict Transportation in the Indian Ocean, 1787-1945," in Ian Brown and Frank Dikötter, eds., Cultures of Confinement: A History of the Prison in Africa, Asia and Latin America （London: Hurst, 2007）, 185-220; Anand A. Yang, "Indian Convict Workers in Southeast Asia in the Late Eighteenth and Early Nineteenth Centuries," Journal of World History 14, 2（2003）: 179-208.

[26] "Memorial of the Polygar Prisoners," 6 May 1815, SSFR, G/34/49; Fort Cornwallis: Answer to the General Letter of 18 February 1814, SSFR, G/34/181; Anderson, "Sepoys, Servants and Settlers" ; Yang, "Indian Convict Workers" ; Kerry Ward, Networks of Empire: Forced Migration in the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27] Minute by the President, Fort Cornwallis, 15 April 1824, SSFR, G/34/94; J. F. McNair, Prisoners Their Own Warders: A Record of the Convict Prison at Singapore...: Together with a Cursory History of the Convict Establishments at Bencoolen, Penang and Malacca from the Year 1797, assisted by W. D. Bayliss（London: Archibald Constable, 1899）.

[28] Radha Kumud Mookerji, Indian Shipping: A History of the Sea-Borne Trade and Maritime Activity of the Indians from the Earliest Times （Bombay: Longmans, 1912）, 246-247; David Arnold, Science, Technology and Medicine in Colonial India, The New Cambridge History of India, pt. III, no. 5（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102-103.

[29] Amitav Ghosh, "Of Fanas and Forecastles: The Indian Ocean and Some Lost Languages of the Age of Sail," Economic and Political Weekly, 21 June 2008, 56-62; Anne Bulley, ed., Free Mariner: John Adolphus Pope in the East Indies, 1786-1821 （London: Bacsa, 1992） , 54; Amitav Ghosh, Sea of Poppies （London: John Murray, 2008）.

[30] Fort St. George, Public Department, Consultations, 14 January-31 December 1784, Memoranda of 27 June and 18 November, 1784, IOR/P/240/59. For further discussion, see Ravi Ahuja, "Labour Relations in an Early Colonial Context: Madras, c. 1750-1800," Modern Asian Studies 36, 4（2002）: 793-832.

[31] Eric Meyer, "Labour Circulation between Sri Lanka and South India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in Claude Markovits, Jacques Pouchepadass, and Sanjay Subrahmanyam, eds., Society and Circulation: Mobile People and Itinerant Cultures in South Asia, 1750-1950 （New Delhi: Permanent Black, 2003）, 55-88; Sujit Sivasundaram, "Ethnicity, Indigeneity and Migration in the Advent of British Rule to Sri Lanka,"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15, 2（2010）: 428-452.

[32] Letter from Emerson Tennent to Earl Grey, 21 April 1847, NAUK, CO/54/235; Meyer, "Labor Circulation between Sri Lanka and South India" ; Patrick Peebles, Plantation Tamils of Ceylon （Leicester: Leic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01）; R. DeButts, Rambles in Ceylon （London: W. H. Allen, 1841）, 185; James Duncan, In the Shadows of the Tropics: Climate, Race and Biopower in Nineteenth Century Ceylon （Aldershot: Ashgate, 2007）, 58-59.

[33] Patrick Peebles, Sri Lanka: A Handbook of Historical Statistics （Boston: G. K. Hall, 1982）, 67-68.

[34] Meyer, "Labor Circulation between Sri Lanka and South India" ; Frank Heidemann, Kanganies in Sri Lanka and Malaysia: Tamil Recruitercum-Foreman as a Sociological Category in the Nineteenth and Twentieth Century （Munich: Anacon, 1992）; Roland Wenzelhumer, From Coffee to Tea Cultivation in Ceylon, 1880-1900: An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Leiden: Brill, 2008）.

[35] Jan Breman and E. Valentine Daniel, "Conclusion: The Making of a Coolie," Journal of Peasant Studies 19, 3-4（1992）: 268-295.

[36] John Geoghegan, Note on Emigration from India （Calcutta: Government of India, 1873）, 1; Letter from Francis Light（Penang）to Sir John Shore, Fort William, 1 August 1784, SSFR, 2: IOR/G/34/2; Prince of Wales Island, Census Department, 1823, IOR, F/4/74020284. John Crawfurd, History of the Indian Archipelago: Containing an Account of the Manners, Arts, Languages, Religions, Institutions and Commerce of Its Inhabitants （Edinburgh: Archibald Constable, 1820）, 1:133-134; McNair, Prisoners Their Own Warders; T. J. Newbold, Political and Statistical Account of the British Settlements in the Straits of Malacca, vol. 1（London: John Murray, 1839）.

[37] Denys Lombard and Claudine Salmon, "Islam and Chineseness," Indonesia 57（1993）: 115-131.

[38] Philip A. Kuhn, Chinese among Others: Emigration in Modern Times （Singapore: NUS Press, 2008）, 8; Leonard Blussé, "Batavia, 1619-1740: The Rise and Fall of a Chinese Colonial Town,"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12, 1（1981）: 159-178; G. William Skinner, "Creolized Chinese Societies in Southeast Asia," in Anthony Reid, ed., Sojourners and Settlers: Histories of Southeast Asia and the Chinese （Sydney: Allen and Unwin, 1996）, 50-93; Carl A. Trocki, Opium and Empire: Chinese Society in Colonial Singapore, 1800-1910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0）.

[39] J. D. Vaughn, Manners and Customs of the Chinese of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Singapore: Mission Press, 1879）, 16.

[40] John Thomson, The Straits of Malacca, Indo-China and China, or Ten Years' Travels, Adventures and Residence Abroad （London: Sampson, Low, Marston, Low and Searle, 1875）, 10-13.

[41] Amitav Ghosh, River of Smoke （London: John Murray, 2011）, 108-109.

[42] Bulley, ed., Free Mariner, 90.

[43] Sir Richard C. Temple, "Buddermokan," Journal of the Burma Research Society 15, 1（1925）: 1-33; Moshe Yegar, The Muslims of Burma （Wiesbaden: O. Harrassowitz, 1972）, 8.

[44] Janab Gulam Kadhiru Navalar, Karunai-Kadal Nagur Andavaravargalin Punitha Vaazhkai Varalaaru （Chennai, 1963）; S. A. Shaik Hassan Sahib Qadhiri, The Divine Light of Nagore（The Whole History and Teachings of Nagore Great Saint） （Nagore: Nagore Dargah, 1980）.

[45] Torsten Tschacher, "Witnessing Fun: Tamil-Speaking Muslims and the Imagination of Ritual in Tamil Southeast Asia," in Michael Bergunder, Heiko Frese, and Ulrike Schröder, eds., Ritual, Caste and Religion in Colonial South India （Halle: Verlag der Franckeschen Stiftungen, 2010）: 189-218. Susan Bayly, "Imagining ‘Greater India': French and Indian Visions of Colonialism in the Indic Mode," Modern Asian Studies 38, 3（2004）: 704.

[46] C. Snouck Hurgronje, The Achehnese, trans. A. W. S. O'sullivan（Leyden: E. J. Brill, 1906）, 1:218.

[47] Koca Maraikkayar, Pinangu Ursava Thiruvalankaara Cinthu （Penang: Kim Seyk Hiyan, 1895）, 4-6；也可参见Tschacher, "Witnessing Fun" ; "Coroner's Inquests," Singapore Free Press, 26 February 1857; Anon., "Mohamedan Mosque, Penang," 水彩画（相片打印，原展于莱佛士博物馆，plate 162, in Lim Chong Keat, Penang Views, 1770-1860 （Penang: Penang Museum / Summer Times Publishing, 1986）。

[48] James Low, The British Settlement of Penang （Singapore, 1836）; Letter to Trustees, Hindoo Temple at Singapore（Original Petition Enclosed）, NAS, SSR, Miscellaneous Letters Out, 1800-1867, V30（1860）.

[49] Prabhu P. Mohapatra, "The Hosay Massacre of 1884: Class and Community among Indian Immigrant Labourers in Trinidad," in Arvind N. Das and Marcel van der Linden, eds., Work and Social Change in Asia: Essays in Honour of Jan Breman （New Delhi: Manohar, 2003）; Prashant Kidambi, The Making of an Indian Metropolis: Colonial Governance and Public Culture in Bombay, 1890-1920 （Ashgate, UK: Aldershot, 2007）.

[50] M. L. Wynne, Triad and Tabut: A Survey of the Origin and Diffusion of Chinese and Mohamedan Secret Societies in the Malay Peninsula A.D. 1800-1935 （Singapore: GPO, 1941）; Fujimoto, The South Indian Muslim Community.

[51] Letter from Harry St. George Ord, Governor of Penang, 19 August 1867, NAUK, CO/273/11; Report of the Commissioners Appointed under Act XXI of 1867 to Enquire into: The Penang Riots （Penang: Argus Press, 1868）, evidence statements 36-39 and Appendix 16, NAUK, CO/273/26; A. E. H, Anson, About Others and Myself （London: J. Murray, 1920）, 278-283.

[52] Crawfurd, History of the Indian Archipelago, 1: 133-134; Thomson, The Straits of Malacca, Indo-China and China, 12-14.

[53] Report on the Administration of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during the year 1855-56 （Singapore: Government Printer, 1857）, 20.

[54] Bayly, Imperial Meridian, 66; Benedict 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2nd ed.（London: Verso, 1991）, 120-121; cf. Joel S. Kahn, Other Malays: Nationalism and Cosmopolitanism in the Modern Malay World （Singapore: NUS Press, 2006）.

[55] Kenneth Pomeranz, "Introduction: World History and Environmental History," in Edmund Burke III and Kenneth Pomeranz, eds., The Environment and World Histor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9）, 3-32; Robert Marks, "Commercialization without Capitalism: Processes of Environmental Change in South China, 1550-1850," Environmental History 1, 1（January 1998）: 56-82。也可参见Anthony Reid, Southeast Asia in the Age of Commerce, 1450-1680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3） , vol. 2; David Washbrook, "The Textile Industry and the Economy of South India, 1500-1800," in Giorgio Riello and Tirthankar Roy, eds., How India Clothed the World: The World of South Asian Textiles, 1500-1850 （Leiden: Brill, 2009）, 173-192; C.J. Baker, "Economic Reorganization and the Slump in South and Southeast Asia,"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 23, 3（1981）, 325-49。 o8ATzqEqZydId8nBN8NEm5v77YQQHMFpN7qNDfJxA609imXZSObujWI64lidfOQ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