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印度的本地治里开车往南几个小时，会抵达一个不起眼的小镇纳格尔（Nagore）。这里几乎没有迹象表明印度出现了新的繁荣。泰米尔纳德邦海岸受到孟加拉湾冲刷，2004年印度洋发生海啸时，这里是受创最严重的地区之一。我4年后造访该地时，看到了许多那场灾难的遗迹，主干道两旁仍进行着修复工程。这也提醒了我们更加遥远的过去。《孟加拉湾领航员》是这么描述纳格尔的：“从海上便可以看出这个小镇的位置，因为它有5座名闻遐迩的清真寺塔楼，早在它们附近的低海岸出现之前，就能看见那些白塔”；一个世纪后，那些宣礼塔还是地平线上最突出的风景。 ^[1] 这座“名闻遐迩的清真寺”是圣人沙乌哈密（Shahul Hamid）的圣陵（Dargah），建于17世纪。

圣陵的建筑群好像是一个独立自足的小镇。通往第一个庭院的通道两旁都是摊位，出售CD、念珠、垫子、布料、橡皮球、玩具、风筝、糖果和饮料，还有一些上面印了图案的金箔片，受伤的腿代表康复，船则象征一路平安。这座圣陵的访客是穆斯林和印度教徒，他们来自附近地区，也可能远从中亚而来。居住在圣陵里的人群让我印象深刻。有些人负担不起出租的简陋房间，就这么躺在地板上；他们之中的许多人根本动弹不了，显然身体虚弱。这座圣陵仍然是个疗愈之地，庭院中的植物以其疗效而闻名。当我和负责接待的亲切的管理人员走过院子时，他告诉我这座“穆斯林”圣陵中有多少印度教徒在此做礼拜。听到商店的扩音器播放着印度教的祈祷歌时，他告诉我：“你在这里听到的音乐，在其他任何清真寺都听不到。”他向我展示了信徒捐赠的部分建筑群，包括两座宣礼塔和一扇通往内殿的金色大门。纳格尔圣陵一直以来是跨区域宗教群体的摇篮，它也成了纳格尔与东南亚之间有着长久联结的纪念。 ^[2]

数个世纪以来，当地的商人已经将科罗曼德尔海岸与东南亚连接在一起。来自印度切蒂亚尔、信德和古吉拉特的经商者，和纳格尔及纳加帕蒂南的泰米尔穆斯林商人一起，旅居在马来世界的港口城市。欧洲的贸易公司受到孟加拉湾的商机吸引，从15世纪开始加入了他们的行列。欧洲人前往和横渡孟加拉湾的路线，沿着在他们之前的印度、马来、阿拉伯和中国船只的路线。欧洲人带来新的领土、法律和宗教使命的观念，他们对于人类的差异（包括“种族”的概念）有着不同的看法，管理这种差异的方式也不同。他们对于土地提出了新的需求。为了追求利润并巩固垄断地位，欧洲贸易公司用利诱或武力的方式来扩大和提升生产。他们对于地球资源的胃口越来越大、毫无节制，包括香料、木材、养活工人的食物，以及为船只提供动力的煤炭。

孟加拉湾沿岸的土地不是欧洲新来者按照自己意愿来改造的白纸。早在欧洲人到来之前，孟加拉湾地区已经交通繁忙，聚集着家族企业和商业关系。欧洲人在亚洲商业世界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新的贸易层，并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进入19世纪时，英国成为第一个称霸孟加拉湾的强国。但即使是英国的控制，也必须依赖亚洲长久以来建立的、相对独立的贸易网络。直到19世纪后半期的“帝国主义巅峰”年代之前，都不应该夸大英国的统治地位。尽管英国试图迫使当地航运商无以为业，离纳格尔不过几英里远的纳加帕蒂南还是保有“与新加坡、槟榔屿、仰光和毛淡棉（Moulmein） 相当程度的贸易”，而且“当地150吨—700吨级的船只，每年都会载运超过3000名乘客到缅甸和新加坡的港口”。英国的观察者发现，纳格尔的穆斯林商人“与槟榔屿、苏门答腊海岸、毛淡棉和仰光进行着大量贸易，从那些地方进口柚木来修复船只”。 ^[3] 在这些港口，亚洲商业的旧世界与扩张中的欧洲帝国世界相遇了。它们通过孟加拉湾的路径是交叉的，有时还会在税金、垄断、权利和义务等问题上发生冲突。

伊斯兰教横渡孟加拉湾的路径有许多种。到了公元8世纪，阿拉伯经商者已经沿着科罗曼德尔海岸定居，并带来了他们的信仰。南印度和其他地方一样，苏菲神秘主义者将伊斯兰教传到内陆。 ^[4] 伊斯兰教徒在南部海岸的贸易城镇建立了据点，包括凯埃拉卡赖（Kilakkarai）、卡耶尔帕蒂纳姆（Kayalpatnam）、纳格尔、纳加帕蒂南、波多诺伏（Porto Novo）、开利开尔（Karaikal）和布利格德（Pulicat）。13世纪晚期开始，伊斯兰教在海湾对岸扩大势力范围：它的第一个据点是苏门答腊北部的巴赛王国（Kingdom of Pasai）。14世纪，在马来半岛北部、爪哇岛东部和菲律宾群岛南部的部分地区也相继出现，这些拓居地形成了一个由信仰和商业联结起来的世界。伊斯兰教在东南亚扎根的转折点出现在15世纪初，这个地区最主要的贸易中心马六甲在1419年皈依。1400—1650年，见证了东南亚“伊斯兰教最大的成功”。 ^[5]

研究东南亚的欧洲学者热衷于寻找伊斯兰教在这个地区的“起源”。刚开始认为是阿拉伯经商者和移居者把伊斯兰教带来的，但后来人们推测他们与孟加拉湾有直接联系。没有一个单一的起源可以解释伊斯兰教何以能在东南亚这样多元化的区域传播。伊斯兰教从许多不同的来源来到这个地区，包括阿拉伯人、波斯人、印度人、华人，并通过四处游历的学者、有感召力的神秘主义者、勇敢无畏的商人，在海湾和阿拉伯海传播开来。宗教变革的推动者通常是东南亚人，他们与中东做生意或前往当地，然后带着新思想回国。 ^[6] 近代早期的南亚和东南亚形成了一个共通世界的一部分，借由神圣的经文、引文和译本的传播联结在一起——也通过阿拉伯语联结在一起。里奇（Ronit Ricci）通过研究伊斯兰重要经典《一千个问题》（ Book of One Thousand Questions ） 的泰米尔语、马来语和爪哇语译本发现，共同的文献衔接起孟加拉湾的“阿拉伯国际都市”。这一文化领域随着特色鲜明的伊斯兰地方文化的发展而扩大，独特的阿拉伯文字和词汇在当地扎根。 ^[7]

人口的流动就像经文的传播一样，为整个孟加拉湾建立起伊斯兰教的联结。15世纪和16世纪，这个地区散居着波斯商人、文士、诗人和行政官员，他们控制着印度默苏利珀德姆（Masulipatam）的贸易，担任泰国阿瑜陀耶（Ayutthaya）和缅甸阿拉干的宫廷顾问，引入波斯语作为孟加拉湾两岸政治中的行政语言。来自哈德拉毛（位于也门）的阿拉伯离散社群甚至走得更远，500年间，哈德拉毛人形成了跨越印度洋的商人和宗教学者的克里奥尔（Creole）离散社群。杜克大学教授何盈兴（Engseng Ho）写道：“哈德拉毛人和他们的后裔成了斯瓦希里人、古吉拉特人、马拉巴尔人、马来人、布吉人、爪哇人和菲律宾人，他们成为各地的原住民。”朝圣之旅和家世谱系让他们与哈德拉毛的家乡产生联系，也与各地的哈德拉毛人有了联结。何盈兴写道，一个“网络的串联”让哈德拉毛离散社群“把迄今四散分居的人们聚集在单一家族和单一宗教中”。这些网络是“不对称的”：虽然哈德拉毛人的儿子会走遍印度洋与当地女子结婚，哈德拉毛人的女儿却无法离开家乡。 ^[8]

科罗曼德尔海岸的泰米尔穆斯林也在印度洋周边建立了一个持久的文化和商业网络。与其他任何群体相较，他们都更集中于孟加拉湾周围地区，他们在那里的网络最深、最广。这个社群的中坚分子被称为玛拉依喀雅尔（Maraikkayar），得名自泰米尔语 marakkalam ，意思是“船”，代表他们的航海传统。沿海的玛拉依喀雅尔社群因为与西亚进行马匹贸易而兴盛，他们控制了科罗曼德尔海岸和锡兰的珍珠及贝壳水产业，在那里的势力堪与葡萄牙人匹敌（而且往往超越他们）。他们接着转向纺织品贸易和航运。比玛拉依喀雅尔人地位稍低的是被称为勒巴依人（ lebbai ）的泰米尔穆斯林。许多观察者认为，他们形成了一个独立的社群（甚至是种姓），但最近一位仔细研究泰米尔穆斯林社会的学者提出，勒巴依只是宗教称谓，指的是“下级学者或受过教育的一般信徒”。 ^[9] 精英穆斯林和一般穆斯林之间存在着互惠但不对等的关系：作为赞助者和客户、雇主和雇员以及横渡孟加拉湾的同行者。

几个世纪以来，玛拉依喀雅尔人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化，根植于泰米尔语，同时拥抱一个更广大的伊斯兰世界。里奇写道，泰米尔穆斯林“对泰米尔文学做出了重要贡献，突破了既有题材的限制，并引进新颖的组合和崭新的模式”。17世纪著名的泰米尔穆斯林诗人普拉法（Umaru Pulavar）的作品《先知的生平》（ Cirappuranam ），概括了这种文化多样性。普拉法的作品属于“印度教形式的穆斯林创作”，他的创作受到希达喀尔迪（Sidakaddi）的资助，并受著名学者沙达喀尔杜拉荷教长（Sheikh Sadaqatullah）的指导。希达喀尔迪是数一数二的玛拉依喀雅尔商人，与印度的拉姆纳德（Ramnad） 宫廷走得很近。它将阿拉伯的先知传和印度史诗结合在一起，用泰米尔的文学传统来讲述先知的生平。他的诗作也受到康潘（Kampan）创作的泰米尔版《罗摩衍那》的影响。在结构上，它属于诗——抒情诗连接在一起的叙事。 ^[10] 用混合的形式和词汇来描述融合在一起的神圣景观。《先知的生平》开篇描写了泰米尔乡间的水稻景观，取代了阿拉伯的沙漠风景：

成群结队在田间工作的人们聚在一起歌颂大地。

他们的右手摇晃着发芽的种子并把它们撒满了土地。

它们如金色的雨般洒落在地上。 ^[11]

随着科罗曼德尔海岸泰米尔穆斯林的旅行，他们的神圣之地扩张到印度洋的东部和西部。

泰米尔穆斯林定居在吉打、亚齐和爪哇，他们的贸易范围遍及广袤的印度尼西亚群岛。他们的旅程留下了一些文字碎片。马来编年史常常提到南印度的穆斯林教师、经商者和圣人。《马来纪年》（ Sejarah Melayu ）是16世纪马来半岛统治者的家谱（根据马六甲早期编写的一部编年史写成），详述巴赛人皈依伊斯兰教的过程中，一位来自马巴尔（Ma’abar） 的印度特使扮演了关键角色。在密谋于马六甲宫廷的一起决定性事件中，一位叫穆达利尔的泰米尔穆斯林参与其中，他掌管港口，无疑是那个时代最富有的人。穆达利尔和国王的顾问本达哈拉是死对头，两人发生金钱争执后，本达哈拉对穆达利尔说：“就知道不懂规矩的（泰米尔）吉宁人（Kling）会做出这种事！”在一个叫基杜尔的羯陵伽国人的帮助下，穆达利尔说服苏丹处死本达哈拉。事后苏丹得知了这场诡计，下令赐死穆达利尔。 ^[12] 这种结合神话与编年史的故事，让我们了解到泰米尔穆斯林在马六甲宫廷中是多么举足轻重，他们在这个地区的其他港口政治中多半也占据着同样重要的政治地位。

1511年，阿尔布克尔克率领葡萄牙军队进攻马六甲，他们攻克了亚洲商业中心的一个港口城市。药剂师皮雷斯在1512年抵达马六甲，当时他担任贸易货栈的抄写员、会计以及药品管理人；他变得很有钱，“简直超乎你的想象”。 ^[13] 在皮雷斯的旅行记述《东方志》（ Suma Oriental ）中，他统计马六甲街头和市场上至少出现了84种语言。他列出了所遇见的民族——名字、出生地（……人）、族群和宗教信仰的术语，其文字版图从中国延伸到中东。

来自开罗、麦加、亚丁的摩尔人，阿比西尼亚人，基卢瓦人，马林迪人，霍尔木兹人，帕西人，罗姆人，突厥人，土库曼人，亚美尼亚基督徒，古吉拉特人，乔儿人，达波尔人，果阿人，德干王国人，马拉巴尔人与吉宁人，来自奥里萨、锡兰、孟加拉、阿拉干、勃固的商人，暹罗人，吉打人，马来人，彭亨人，北大年人，柬埔寨人，占婆人，交趾支那人，华人，琉球人，文莱人，吕宋人，丹戎布拉人，劳厄人，班卡人，林加人（他们有上千个岛屿）、马鲁古人，班达人，比马人，帝汶人，马都拉人，爪哇人，巽他人，巨港人，占碑人，东卡尔人，因德拉吉里人，卡帕塔人，米南佳保人，锡国人，阿尔库阿人，阿鲁人，巴塔人，托米阿诺人，帕赛人，陂堤里人，马尔代夫人。 ^[14]

来自亚洲各地的贸易离散社群散布在东南亚沿海地区的港口城镇。在13世纪中叶几乎同时崩溃之前，东南亚的主要城市一直是内陆的农业定居点，其中最大的城市当属吴哥、蒲甘和素可泰。它们坐落于水稻集约耕种地区的河口三角洲，通常离海洋很远，而且是王朝权力的中心；水利工程的复杂规划，有助于它们的繁荣。如同法国远东学院前院长隆巴德（Denys Lombard）所言，城市的中心在15世纪让位于沿海地区。港口政治相继出现，每一个都建立在转口贸易的基础上；对许多这类城市来说，海洋关系比与他们自己腹地的联系更加意义重大。缅甸的权力核心从蒲甘转移到沿海的勃固。在马来半岛西海岸，马六甲成为这个区域最大的港口。统治马六甲的家族在1419年的皈依，强化了伊斯兰教、贸易和环印度洋港口政治之间的关系；拥有穆斯林统治者的港口城市会对来自亚洲各地的穆斯林和非穆斯林商人非常友好。爪哇北部海岸的锦石、厨闽、淡目和万丹都在15世纪声名鹊起。16世纪和17世纪，德那第、希图、文莱、亚齐、望加锡和马尼拉变得繁荣——马尼拉被伊比利亚人征服之前，处于当地苏丹王国统治之下。 ^[15]

东南亚的港口城市逐步形成一种新的城市形态，并通过被欧洲征服得以继续存在；可以说，其轮廓至今仍依稀可见。 ^[16] 内陆城市依赖农业基础，而新的港口政治则以鼓励贸易为主要目的。旧日的中心城市架构完全反映出皇室的宇宙观，新的港口政治布局则证明了其居民的多元性。在许多的东南亚政治中，仅次于统治者的最重要的政治职位是港口长官，通常由外国人担任。港口长官的主要任务是使贸易顺利进行，让来访和常驻的商人相信价格合理，税率公道，协议得到遵守，争议会被体面地解决。较大的群体——古吉拉特人、南印度人和福建人——都有一名被提名的代表（新来的葡萄牙人称他们为甲必丹），他们有决策发言权。港口城市的居住结构也很特别。每个地方都是族群聚居的组合体，各具特色又相互重叠。这就是葡萄牙武装商船所向披靡的世界，这是他们的探险家、经商者和药剂师试图征服的世界。

葡萄牙人凭着坚固金属铸造的大炮这样的优势军备，以及性能优良、配备高效航行设备的帆船进入印度洋；他们的先行部队是狂热的基督徒，为了传说中著名的亚洲财富而来。西南欧小国葡萄牙在一个世纪前就展开了海上的扩张，1415年征服摩洛哥的休达，接着将触角伸向大西洋，沿着非洲西海岸探险航行。他们蚕食鲸吞，在15世纪占领了加那利群岛，为新大陆带来了最早的农业“开垦地”；奴隶，包括非洲人和当地的关切人（Guanches），与签订契约的欧洲人及“自由”探险家一起工作，以提高他们的生产力。15世纪末，伊比利亚人的扩张正处于世界历史变革的开端。葡萄牙探险家达·伽马横渡印度洋的那个年代，热那亚航海家哥伦布在西班牙君主的支持下向西驶向新大陆，达·伽马的同胞迪亚士则于1497—1498年绕行好望角，为欧洲到亚洲的海上运输铺平了道路。

穆斯林的势力控制了欧亚大陆的心脏地带，葡萄牙人被排除在欧洲十分有利可图的香料市场之外，因此他们开辟了一条通往富裕世界的海上航线。受到“十字军东征”精神的影响，他们向印度洋上的穆斯林势力开战。他们远征的结果比原先的计划更加混乱又不尽完美：葡萄牙变成了众多势力中的一个。残酷的是，他们的势力集中在具有战略地位的沿海要塞上；脆弱的是，它从未深入内地。1500—1515年，阿尔布克尔克扩张了葡萄牙在亚洲海域的势力，他们以1510年建立的果阿要塞为中心，向东和向西扩张。1511年，阿尔布克尔克占领马六甲，“辽阔海洋的商业中心”，孟加拉湾就是在那里与南中国海交汇；1513年，葡萄牙军队未能夺得亚丁，但在两年后，他们拿下了通往阿拉伯海的门户霍尔木兹。 ^[17]

对财富的追求让葡萄牙在孟加拉湾周围的扩张比他们在西印度洋的扩张更为明确。葡萄牙的探险家和私人商船在孟加拉湾扮演更重要的角色：离果阿的权力越远，他们就有越大的自治权。葡萄牙文化研究者路易斯·菲利浦·托马斯认为：“除了锡兰，即孟加拉湾，群岛海域和远东地区，葡萄牙企业比较接近几内亚模式：首先，没有那么多要塞，连商馆也隔得很远；其次，主要的贸易类型是沿海季节性的。” ^[18] 到16世纪中叶，孟加拉湾的海岸散布着葡萄牙的前哨基地，纳加帕蒂南有一个小型的要塞，以及古老的纺织生产中心圣多美（麦拉坡）的一个平民定居点。葡萄牙诗人路易斯·德·卡梅斯（Luís de Camões）写道：“因着这座名城麦拉坡，孟加拉湾开始了它的兴衰”，接着就是葡萄牙探险家接手了。 ^[19] 到16世纪40年代，他们活跃于孟加拉湾北部，那里是“恒河入海的地方”。在号称富庶的孟加拉地区，他们在吉大港和沙提冈（Satgaon）建立了一个据点，抵达了阿拉干海岸。葡萄牙当局在孟加拉湾周边的港口之间设立皇家路线（carreira），对它们加以保护。

但在当权者控制不到的地方，私人贸易发展兴盛。被称为哈马德人的葡萄牙移居者极尽掠夺之能事，即使在20世纪的孟加拉民谣中，都还会提到他们的劫掠。一位住在默苏利珀德姆的英国居民写道：“许多葡萄牙人捣毁了他们的种植园，甚至威胁到了他们的生命，频繁往返此处，（在孟加拉地区）过着富裕的生活，但就像是流放之人或法外之徒，无法无天。” ^[20] 葡萄牙的雇佣兵聚集在阿拉干国王身边效力。其中，德布里托尼可帖（Filipe de Brito e Nicote，缅甸语为Nga Zinga）在1602年取得勃固的“王位”，并统治着与仰光隔河对望的沙廉港（Syriam），作为其私人王国。德布里托尼可帖对当地人民很残暴，还洗劫佛教寺庙，恶名昭彰。他既为了自己谋利，也为了葡萄牙国王的利益，他从果阿为葡萄牙帝国寻求援军以占领孟加拉湾东海岸。最终，他在1613年被阿瓦的国王擒获并处以极刑。 ^[21] 在孟加拉湾的北缘，哈马德人与阿拉干的原住民马吉人突击队有过短暂的结盟，正如我们将看到的，他们进行着奴隶贸易。

葡萄牙炮舰把暴力带进了和平又国际性的印度洋：这个说法既有事实的部分，也有某种程度的夸大。 ^[22] 早在欧洲人到来之前，印度洋就已经到处是掠夺和抢劫。不过，新来的欧洲特许公司靠着背后有国家和海军的支持，宣称对陆地和海洋拥有专属的主权。葡萄牙引进的通行证（cartaz）制度，象征了这种新秩序。葡萄牙国王曼努埃尔一世（1495—1521年在位）想象自己是全世界基督徒的统治者、“海洋之王”。葡萄牙人从未在陆地上挑战亚洲各大帝国的霸权；到16世纪晚期，那些对手威胁到了他们在孟加拉湾的地位。在阿克巴皇帝（1556—1605年在位）的统治下，莫卧儿帝国的势力往东推进到孟加拉地区，在1575—1576年将孟加拉地区确定为莫卧儿帝国的一个省。如此一来，莫卧儿人便可经由皮皮利港（Pipili）和沙提冈港直接进入东印度洋。17世纪初，葡萄牙人在海上遇到了新的挑战。

在遥远的西欧一角所发生的冲突，改变了孟加拉湾的历史进程。1579年，荷兰的精英分子奋起反抗西班牙统治者，开启了一场长达数十年的战争。荷兰的叛乱由狂热的新教徒发起，他们认为官方天主教信仰带来了压迫，于是挺身反抗，再加上西班牙与法国之间的战争所造成的沉重赋税引发民怨，使得事态恶化。 ^[23] 随着荷兰商人从里斯本与安特卫普之间繁荣的香料交易中被赶出来，阿姆斯特丹成了西北欧主要的金融中心。货主和投资者、保险经纪人和投机者在阿姆斯特丹的股市相遇，他们在那里交换世界各地的价格、市场和机会的信息。阿姆斯特丹的交易所开始“吸引来自欧洲各地对游资和信贷的供需”。 ^[24] 英国人也被排除在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市场之外，这是为了报复他们在大西洋上袭击私掠西班牙的船只。荷兰和英国商人打破了葡萄牙对香料贸易的垄断，寻求直接进入印度尼西亚远东的香料群岛。英国和荷兰在16世纪90年代第一次驶向香料群岛，结果并没有让赞助者满意，不过他们的行动预示着特许贸易公司的兴起，这将改变世界。

1581年，第一家特许公司英国利凡特公司（Levant Company）成立，目的是与奥斯曼帝国进行贸易；1599年，东印度公司成立，女王伊丽莎白一世在1600年授予皇家特许状。两年后，前往东方的独立荷兰贸易先锋被并入荷兰东印度公司。荷兰东印度公司是地区商业团体组成的联盟，包括阿姆斯特丹、荷恩（Hoorn）、恩克赫伊森（Enkhuizen）、米德尔堡（Middelburg）、鹿特丹和台夫特，反映出联合省的联邦结构。荷兰政府授予荷兰东印度公司垄断东方贸易的权力，准其开战，建立要塞以及与外国缔结条约。荷兰东印度公司积累了军事资源，使其“在内部消化吸收保护贸易的成本”。 ^[25] 一种新的结构让贸易公司的运行彻底被改变：成立股份制公司，融资达到空前规模，股东的责任是有限的，资本的所有权与日常运营相分离。荷兰东印度公司避开了葡萄牙控制的地区，逐渐开始在亚洲取得掌控权。但欧洲的冲突——葡萄牙人在西班牙的统治之下，两国联合对抗荷兰——扩及亚洲水域，荷兰拒绝承认葡萄牙对这片海域的主权。印度与中国之间的海上公路以孟加拉湾为中心，成为一条冲突的走廊。 ^[26]

1603年2月25日，航海家雅各布·范·海姆斯凯尔克指挥的3艘荷兰船只，在新加坡附近海域查获一艘150吨的葡萄牙武装商船“圣卡塔琳娜号”（ Santa Catarina ）。当时“圣卡塔琳娜号”正从澳门驶向马六甲，船上满载着中国和日本的货物，其中包括1000多包生丝和价值不菲的麝香。激战进行了一整天，直到傍晚，葡萄牙人投降了。荷兰人出售了“圣卡塔琳娜号”上的货物，它带来了两倍于荷兰东印度公司现有资本的收入。海事法庭认为那是合法的“战利品”。为了证明自己的行动是正当的，荷兰东印度公司有效运用年轻法律学者雨果·格劳秀斯（Hugo Grotius）的才能。格劳秀斯在1608年出版了《海洋自由论》，虽然这其实是一部规模更大的著作《捕获法》的一部分。格劳秀斯的主张构成了现代国际法的基础之一，捍卫了荷兰对葡萄牙在东方垄断主张使用武力的权利。格劳秀斯写道：“葡萄牙并不是荷兰船只航向的东印度群岛那些地方——爪哇、锡兰和马鲁古群岛的大部的主权所有者。”他认为贸易的自由根源于自然法：“被上帝用来包围所有陆地的四通八达的海洋，以及有规律和无规律的风……不足以证明，自然赋予了所有人接触其他所有人的权利？”财产来自占有，但是，谁都不能占据海洋，“航行过海面的船只不会留下任何合法权利，就像它不会留下一条航迹一样”。由于葡萄牙人违反了自然法的这些规定，因此荷兰船长为了捍卫海洋的自由而攻击他们是合法的（虽然实际上是为了主张他们拥有垄断权）。为了满足他的资助者，格劳秀斯容许有一些模棱两可的说法，他设想对“领海”水域实行部分形式的主权，如同荷兰在香料群岛周围的做法。 ^[27]

1600—1663年，葡属印度惨败于荷兰人手中。到了17世纪后半叶，英国又给荷兰带来越来越大的威胁。 ^[28] 荷兰和英国公司采用了葡萄牙的商馆模式：在沿海拓居地构筑防御工事，集中权力，进行贸易。过了不久，他们就与地方权力和地方政治产生了更深层次的纠葛，一连串的要塞沿着海岸线分布；彼此之间靠着船只、信件和账本联系在一起。荷兰最早（1605年）在马鲁古群岛的安汶（Amboina）建立了一座商馆，从此在印度的科罗曼德尔海岸站稳了脚跟，接着他们又在布利格德和默苏利珀德姆建立了商馆。1619年，荷兰决定把巴达维亚作为他们在印度尼西亚群岛的据点，那里成了他们亚洲帝国的核心。到了17世纪中叶，荷兰军队已经占有葡萄牙的主要领地：马六甲（1641年）、科伦坡（1656年）和科钦 （1663年）。接着，荷兰以纳加帕蒂南为基地，把势力进一步扩张至南印度。到17世纪80年代，荷兰东印度公司已经是荷兰最大的雇主，甚至可能还是世界上最大的雇主。1625年，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国内外员工是7700人，1688年增长到2.19万人。荷兰东印度公司的竞争对手英国东印度公司在默苏利珀德姆（1611年）、佩塔埔力（1611年）和马德拉斯（1639年）设有商馆，其在印度西海岸的根据地是苏拉特（1615年）和孟买岛，这是1668年从葡萄牙手中取得的。17世纪末，英国东印度公司在胡格利河流域的一个小村庄建立了另一座商馆，那就是加尔各答。

欧洲的新来者不能忽视孟加拉湾的主要政治秩序，就如同欧洲的个体经商者不能忽视他们之前的亚洲商业网络。孟加拉湾是伊斯兰陆上帝国的东部范围，这些帝国统治着第二个千禧年中叶欧亚大陆的心脏地带，包括奥斯曼帝国、萨法维帝国及莫卧儿帝国。它也是海上的主要通道，和陆上丝绸之路一样，可以通往另一个伟大的亚洲帝国——中国。欧洲人在孟加拉湾沿海地区扩充势力时，莫卧儿帝国在印度次大陆的大部分地区确立了统治。在阿克巴皇帝（1556—1605年在位）及其继任者贾汉吉尔、沙贾汗和奥朗则布的统治下，莫卧儿帝国的领土扩大到南亚的大部分地区，人口多达1亿。1583年，莫卧儿帝国征服孟加拉地区，使领土延伸到了海岸，虽然他们还要花35年的时间去平息孟加拉东部地区的抵抗，真正统治这个地区。孟加拉的惊人财富让同时代的欧洲人印象深刻。梅斯沃德在17世纪20年代写道：“该地的物产如此丰足，堪称东方最富裕之地。”这种繁荣是莫卧儿帝国的征服、拓居和土地开垦而相对较晚出现的产物。孟加拉湾不只是一个政治边疆，也是生态和宗教边疆。在莫卧儿政权鼓励开垦未耕作、未开发的森林的情况下，穆斯林教长（ shaikh ）带来一批批的移居者，率先将孟加拉东部地区转变成一个精耕细作的水稻种植区。 ^[29]

17世纪，科罗曼德尔海岸的政治局势变得更加支离破碎，君主国和小王国的联盟不断改变。随着毗奢耶那伽罗王朝在16世纪后半叶日渐式微，许多势力在竞逐南印度。在继之而起的王国中，戈尔孔达（Golconda）的库特卜沙希王朝（Qutb Shahi dynasty）成功地在17世纪40年代巩固了其在沿海地区的领导地位。戈尔孔达是一个什叶派王国，与伊朗的萨法维王国关系紧密。在戈尔孔达主要港口默苏利珀德姆（可以说是沿岸地区最著名的市场）的贸易中，波斯商人发挥着主导作用，默苏利珀德姆与印度洋的东西部势力都有密切往来。一位17世纪早期住在默苏利珀德姆的荷兰居民说：“每年都有船只航行到孟加拉、阿拉干、勃固和丹那沙林 的海岸，带来各种棉布、玻璃、铁器、棉纱（红色和白色）、烟草和一些贝类，用来代替孟加拉地区和阿拉干使用的货币。”商人们不断输入“大米、奶油、油、芝麻、糖、各种织布、精致的绣花被、红宝石、蓝宝石、虫胶、安息香、茯苓、黄金、锡、沉香木和苏木”。梅斯沃德提到了中国贸易的重要性：从默苏利珀德姆来的货物被运到丹那沙林，“从那里到暹国（Syam），要走陆路14天；他们从那里带上各种中国商品，运送到其他地方”。 ^[30] 国力不及戈尔孔达的比贾布尔王国（Kingdom of Bijapur）控制了古达罗尔（Cuddalore）、波多诺伏和本地治里等南部的重要港口。再往南去，毗奢耶那伽罗王朝瓦解之后，之前臣服的军事统治者和小苏丹们得以兴起：马德拉斯南部、坦贾武尔的军事统治者、拉姆纳德的德瓦尔人（thevar）和马都拉的军事统治者，都宣称继承了毗奢耶那伽罗王朝。

当地的统治者是欧洲贸易公司的地主。戈尔孔达是其中最大的一个，英国人在马德拉斯的土地、英国人和荷兰人在默苏利珀德姆的土地、荷兰人在布利格德的土地，以及葡萄牙人在圣多美的土地，都由戈尔孔达拥有。1664年，戈尔孔达在荷兰人的支持下把葡萄牙人逐出圣多美。欧洲人不会放过每一个干涉地方冲突的机会，例如，持续的纷争和国与国之间的紧张局势，为他们争取了更好的条件。邻近的国家互相竞争，争取欧洲贸易进入它们的港口。欧洲人由此享有优惠条件，包括较低的关税和通行税。借由在冲突中以武力和资本支持其中一方，欧洲人得以在他们的客户间取得影响力。

莫卧儿帝国的势力在17世纪70年代扩张到南印度，造成政治秩序的重大改变。戈尔孔达在1687年向莫卧儿政权屈服，使得莫卧儿帝国可以直接进入科罗曼德尔海岸。莫卧儿的入侵，破坏了南印度地方政治的基础，造成社会动荡。战争造成了经济动荡，再加上干旱，酿成了1685—1686年的饥荒和霍乱流行。莫卧儿的扩张在许多方面都受到了挑战，包括流亡金吉的马拉塔国王、马德拉斯北方的泰卢固战士，以及奥朗则布皇帝的儿子巴赫什试图在海得拉巴建立德干王国。南印度的政治骚乱吸引了欧洲人，他们已经准备好动用海军的力量，就像荷兰人在17世纪80年代因债务纷争封锁默苏利珀德姆港时所做的那样。一位研究印度洋贸易的杰出历史学家认为：“17世纪时，对每一个在东方的欧洲贸易强国而言，科罗曼德尔海岸都是竞争商业利益的主要地区。”17世纪末，莫卧儿帝国的入侵削弱了地方势力，导致区域内部的冲突日增，这为欧洲的扩张带来了绝佳契机。 ^[31] 港口之间的竞争、拼凑而成的司法管辖区、数个政权、与东南亚的紧密贸易联系——科罗曼德尔海岸在近代早期的这些特征，塑造了孟加拉湾直到19世纪的历史。但从18世纪后半叶开始，英国人掌握的权力加速整合，使得印度科罗曼德尔海岸经历了一次重要的权力调整。

孟加拉湾东部沿海地区的政治秩序在1600年前后变得相当不稳定：从缅甸一直延伸到马来半岛和印度尼西亚群岛的范围被中央集权国家、海上贸易港口和较小的公国瓜分。孟加拉湾东北海岸是仍然维持独立地位的阿拉干王国，首都妙乌（Mrauk-U）在1540—1640年十分繁荣。定期的侵略从东孟加拉地区带走数千名奴隶，直到莫卧儿帝国于1665年征服吉大港才结束。在内陆地区，东吁王朝（Toungoo dynasty）统治了上缅甸、清迈和阿瑜陀耶的大部分地区，直到它在16世纪末瓦解。再往南，马六甲被葡萄牙人征服后，随着亚洲商人摆脱葡萄牙的控制，其他许多港口国家繁荣起来，尤其是北大年、柔佛、彭亨、万丹和亚齐。在苏丹欧卡哈（1539—1571年在位）的统治下，班达亚齐成为“马六甲海峡最重要的穆斯林转口港”。 ^[32] 东南亚和科罗曼德尔海岸一样，在17世纪发生了重要的政治变革以及政治统一。来自欧洲贸易公司及其地区竞争对手的压力，使得东南亚国家扩大了王室对贸易的垄断，发展出自己的重商主义。泰国国王那莱（1656—1688年在位）推动了皇家贸易体制，让暹罗王室的船只开始竞争科罗曼德尔航线。亚齐的“专制主义者”慕达苏丹（1607—1636年在位）也想在对外贸易上取得独占地位：1622年起，英国人和荷兰人被排除在亚齐的贸易之外，慕达苏丹每年都会派自己的“巨轮”驶往科罗曼德尔海岸。 ^[33]

欧洲贸易公司扩张到亚洲水域的时期，正是小冰期。以最广义的小冰期定义来说，全球气候史上的这一时期从14世纪一直持续到19世纪，对欧洲、南亚、东南亚以及中国带来了经济、生态和政治上的影响，虽然我们还不太清楚这些变化是否在全球同步发生。 ^[34] 中世纪温暖期过渡到小冰期，导致了长达500年的热带辐合带南移以及亚洲季风的减弱。季风波动的强度似乎在1450年之后减弱了，但17世纪季风的多次减弱，造成海湾地区长期干旱。这个地区相互关联的气候体系与商业扩张和外交野心交织在一起，颠覆了当时的政治秩序。 ^[35]

技术上的创新和国家生产力的提升，意味着随着时间推移，“社会变得比较不容易受气候波动的影响”；然而，欧洲、中国、南亚和东南亚在17世纪“一再发生的政治危机”，“在某种不确定的程度上反映出小冰期时代降温的影响”。在多重政治危机的交互作用下，孟加拉湾以及世界上几乎所有其他地方都出现了一个新的帝国秩序。小冰期对孟加拉湾的影响仍然很难估量，不过某些大范围的影响模式是清楚的。1629—1635年（可能直到1640年），“整个孟加拉湾地区出现了可怕的干旱和干旱导致的饥荒”，使得东印度洋的奴隶人数大增。1660年和1661年是科罗曼德尔海岸有史以来最干旱的年份之一。17世纪晚期和18世纪早期，是“超级”厄尔尼诺时期。 ^[36]

气候对政治秩序的影响不是机械性的——政治危机不是因为地球变冷而发生的。根据历史学家利伯曼和气候学家巴克利（Brendan Buckley）的看法，我们应该“更加关注气候，但要避免气候决定论”。 气候变迁对于农业和拓居地的影响，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在这一时期，随着经济关系的强化和新形式的相互依存关系的出现，出现了如此多的危机，而且联系越来越紧密。孟加拉湾一个地区的季风中断，会通过其他地区的稻米运输反映出来，而许多生命依赖稻米为生。另外，也会通过人口流动反映出来，17世纪时人口流动的范围扩大到更广大的区域。气候变迁带来的有形压力包罗万象，这些压力与新的国家形式、不断变化的财产关系、新的思想体系（包括重商主义的变化）有关，创造了一个政治动荡的环境。

香料为印度洋的历史增添了冒险传奇——欧洲人原本就是为了香料而来。早在10世纪，开罗的犹太商人就对东方异国的香料感兴趣，但一直到14世纪末，香料在欧洲的价格都高得吓人。随后，欧洲对香料的需求激增，这些香料是通过一条连接印度尼西亚群岛东部与地中海的海上和沙漠商路抵达威尼斯市场的。18世纪晚期之前，高质量的香料，如丁香、肉豆蔻和肉豆蔻皮等，是马鲁古群岛独有的，而肉桂只有锡兰有。荷兰牧师法连丹在17世纪末写道：“岛上最重要的树就是肉桂树。” ^[37]

胡椒的传布更广，从原产地印度西南部的马拉巴尔海岸一直传播到东南亚。14世纪中叶，旅行家伊本·巴图塔描述了门格洛尔 兴旺的香料市场，说胡椒树“很像葡萄藤；它们种在椰子树旁，像藤本植物一样顺着椰子树往上爬”。他观察到，“秋天时”，人们“就把胡椒收集在一起，放在席子上晒，就像为了获得葡萄干而把葡萄拿去晒”。 ^[38] 到1400年，胡椒的种植已经传播到苏门答腊岛，这条传播路径可能直接来自印度，也可能经由爪哇。1500年，在欧洲和中东买到的胡椒，大部分是马拉巴尔供应的；半个世纪之后，苏门答腊的胡椒出口量与印度相当，甚至超越了印度。

在印度洋的大量贸易中，香料占很小的一部分，但它们是主要的利润来源，胡椒又是其中最大的一块。葡萄牙人攻占印度洋的目的，除了扩大基督教版图之外，便是要独占香料贸易，让它从地中海贸易和穆斯林商人的控制中转移出来。他们一开始是成功的。1501年，威尼斯的日记作者普里乌利悲叹道：“如今，由于葡萄牙国王的这条新航路，所有经开罗运来的香料皆受葡萄牙控制，因为它们是用轻快帆船从印度、加尔各答和其他地方运来的……而且威尼斯商人着实遇上了麻烦，他们认为航海会使他们陷入贫穷。” ^[39] 葡萄牙的统治地位没有持续很久，到16世纪中叶，经由红海或陆路沙漠商队路线前往阿勒颇（Aleppo）和开罗，再度有“大量香料运抵地中海”。“葡萄牙在东南亚的主要商业和军事对手”亚齐的独立，确保了胡椒的另一个供应来源：亚齐与奥斯曼帝国的关系，使得通过孟加拉湾和印度洋的其他路线得以恢复，包括从亚齐经由马尔代夫到阿拉伯海的南向路线。直到荷兰掌控印度尼西亚东部之后，他们才获得了利润丰厚的香料垄断地位，并用野蛮的军事力量加以巩固。17世纪20年代开始，绕过好望角的海上路线取得了胜利。布罗代尔的结论是，这个“印度洋上的第二个欧洲时代，对利凡特（地中海东部沿岸诸国及岛屿）来说，比葡萄牙人不完全的霸权更具灾难性”。 ^[40]

香料贸易仰赖孟加拉湾的布料贸易。甚至在欧洲人到来之前，印度纺织品就已是这个地区的贸易关键，它们的流通将南亚和东南亚的经济与东方的中国和西方的地中海联系起来。印度的布料开启了东南亚的长途贸易。东南亚的特产，如香料、芳香植物、药草、锡和黄金等，源源不断地流入海湾和更远的地方。在16世纪的“商业时代”，来自古吉拉特、科罗曼德尔和孟加拉地区的棉花在东南亚各地进行交易，如勃固和丹那沙林、马六甲、苏门答腊和爪哇。 ^[41] 药剂师皮雷斯调查马六甲的香料市场时，看到胡椒、豆蔻、可食用樟脑和安息香都被拿到市场上来，准备交换印度纺织品。皮雷斯观察到，中国式平底帆船每年都会从孟加拉到马六甲一次，有时是两次。孟加拉地区的船只带来“5种布、7种 sinabafos 、3种 chautares 、 beatilhas 、 beirames ，以及其他丰富的衣料。他们会带来多达20种”。在他们的货舱里，还有“很华丽的床篷，有各种颜色、美丽非凡的裁剪布料”，以及“壁挂式的挂毯”。皮雷斯总结道：“孟加拉国的布料可以在马六甲卖得好价钱，因为它是一种全东方的商品。”相应地，印度商人从马六甲出口“大量的樟脑和胡椒，还有丁香、肉豆蔻皮、肉豆蔻、檀香、丝绸，大量的小粒珍珠、铜、锡、铅、水银、琉球的绿色大瓷器、亚丁的鸦片……白色和绿色的锦缎，来自中国的编织品，鲜红纹理的罩子和地毯，从爪哇来的长短剑也大受欢迎”。一个世纪之后，荷兰人斯多佩特证实了印度织品“在整个东方”广受欢迎，他在1602年调查印度的班达市场时，发现共有21种科罗曼德尔布料。 ^[42]

文字传达出印度棉花帝国的影响力，孟加拉湾的每一种语言和通用语都对印度布料有详细的描述。船上的货品清单有一种迷人的魅力，这来自它们无穷无尽的纺织品术语：长布、沙朗布、莫里希、方格布、粗布、几内亚布、开古龙。印度织工的产品针对不同的市场，他们的织法、图样、颜色和设计都契合当地人的喜好。 ^[43]

因为欧洲没有什么等值的货品可以提供给亚洲市场，所以欧洲经商者用贵金属支付购买费用，然后期望亚洲内部贸易所得的利润为他们的事业提供资金。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总督科恩在1617年写道：“为了确保有足够的纺织品及时供应万丹和马鲁古，供给科罗曼德尔的货币和货物必须充足。”布罗代尔坚信，追溯香料贸易的“世界脉络”非常重要，“从美洲的银矿到马鲁古”。他描述道：“各式各样的金币和银币源源不断地从西方流到东方，循着地球的自转……而在相反的方向上，丰富多样的商品和珍贵的货物从东方流到西方”。贸易在17世纪的繁荣是由当时世界上的两大银矿推动的：西属秘鲁（今玻利维亚）的波托西和日本的银矿，它们使得可供应的白银突然大增。新的开采技术让这两个地方几乎同时增加了白银供给。中国和荷兰东印度公司吸收了日本所供应的大部分白银，直到17世纪80年代被禁止出口；其他欧洲贸易公司多半使用南美的白银，用于购买印度土布。17世纪前半叶，西班牙的银雷亚尔成为东南亚最广泛接受的货币。

印度布料出口到东南亚换取香料的情况，在17世纪中叶达到高峰。1620—1655年间，东南亚每年进口的布料价值达40吨白银；在那之后，这个数字急剧下降。越来越多的科罗曼德尔、孟加拉和古吉拉特的纺织品进入欧洲。胡椒价格猛跌降低了东南亚顾客的购买力，加上欧洲人需求的扩大，使得印度布料的价格上涨达45%。 ^[44] 到18世纪初，中国的贸易为欧洲经商者提供了最大份额的利润，欧洲人找到新的方法来为他们在中国的购买提供资金，因为其国内的政治经济学家警告贵金属将面临“枯竭”，无法再维持供应。英国东印度公司通过在广东设立的商馆，扩大对中国茶叶的进口，从1700年的2万磅增加到6年之后的10万磅，增长了5倍之多，到1760年甚至达到每年500万磅。18世纪前半叶，大量的白银流入中国，其中许多是经由印度而来，成为购买这些茶叶的资金。这些白银大多是墨西哥比索，其中超过10亿是在18世纪铸造的，它们的银含量是有保证的，广受信赖。最终，中国的白银市场饱和了，随着中国银的相对价值下降，为了满足对茶叶的无尽需求，另一种交易媒介开始出现，这个替代物就是印度的鸦片。 ^[45]

物种交换早于欧洲人的入侵：胡椒的种植在14世纪左右从印度传播到东南亚。东南亚的香料市场是如此庞大，想要交换印度布料的需求也不容忽视，因此印度尼西亚东部的一些岛屿早就开始从事出口生产。皮雷斯在16世纪早期注意到，“班达群岛几乎没有任何粮食，食物由附近的岛屿运来”。 ^[46] 商业化让孟加拉湾周围的经济愈发相互依赖，更加专业化，而且越来越脆弱。

这种相互依存关系有一个明显的迹象，就是长距离大宗生活必需品的交易日益增长，尤其是稻米。水稻的种植，让孟加拉湾周围区域之间产生一种文化和生态的联结，也让所有这些区域与南中国海沿岸地区产生联系。稻米是这片广大区域的主食，也是生计、互惠和好运的有力象征，“稻米文化的主要信条是，稻米是神赐予人类的神圣食物，以其他食物无法比拟的独有方式维持人类的身体”。 ^[47] 几个世纪以来，这个区域都有稻米贸易。早期的欧洲经商者有充分的理由将印度东部的港口称为“稻米港口”。这个区域间的稻米贸易伴随着体量较小的奢侈品的流动，而到17世纪时，这两种贸易都有了大规模的增长。

孟加拉湾周围的城镇不断增加，对食物的需求亦增。稻米会从过剩的地区运到不足的地区，贸易模式随着季节的变化而变化。战争频仍（欧洲扩张的原因和后果）影响到收成，于是越来越仰赖从可以提供粮食的地方进口。科罗曼德尔北方的港口贝埃穆尼帕特纳姆（Bimilipatnam）和甘贾姆（Ganjam）有丰饶的腹地，在丰收之年，将稻米出口到南印度和东南亚；科罗曼德尔南方的港口则从北部进口稻米，而且收成好的年份，还可以把过剩的稻米运到亚齐、马六甲、锡兰和马拉巴尔。17世纪20年代，巴达维亚的荷兰当局多次“不计成本”地要求科罗曼德尔或阿拉干提供稻米，尽管没有削减布料的订单”。由于东南亚的港口城市专注于长途贸易，因此越来越依赖食物的进口。博利厄在1620年到亚齐买胡椒时，观察到亚齐的主要城镇所种植的作物不够养活居民，以至于有很大一部分稻米来自海外——马来半岛和科罗曼德尔海岸。为了满足对稻米的需求，水稻种植突破了新的边界。在湄公河和伊洛瓦底江三角洲，国家支持的农业殖民运动扩大了生产。到了19世纪末，这两个地区和暹罗（泰国）的湄南河三角洲，成了整个孟加拉湾地区的“稻米之乡”。 ^[48]

香料和稻米流经孟加拉湾。劳动力是另一种有需求的商品。在亚齐当地种植稻米的，便是来自印度的奴隶。印度洋西部的奴隶贸易向来比孟加拉湾更盛，也更为人所知。不过，帝国之间的竞争，也刺激了被迫横渡孟加拉湾的人口流动，这种流动在19世纪达到高峰。横渡孟加拉湾的现代移民史，是从奴隶和商人开始的。

巴达维亚的荷兰当局一度幻想未来的世界充满奴隶。1622年，科恩写信给默苏利珀德姆的同事时，声称“巴达维亚、安汶和班达需要很多来自亚洲各地的男孩女孩来当奴隶”。他确信，“就算有数十万这样的人也会受到欢迎”。他觉得荷兰应该向“葡萄牙前辈”学习，甚至从“摩尔人如何扩大他们对亚洲的统治中吸取教训”。科恩下达指示：“科罗曼德尔、锡兰和孟加拉地区的所有地方，都要尽可能买进奴隶。”同一天，科恩写信给他在苏拉特的副手，重申其观点：“不管有多少奴隶，尤其是年轻人，都可以被送到巴达维亚。即使有10万人，荷兰的领土面积和生产力，也足以容纳他们。” ^[49]

其实，不可能招募到这么多奴隶的。冯·乌菲伦从默苏利珀德姆捎来的回复是：“巴达维亚对奴隶供应问题感到失望是可以理解的，但除非是在饥荒之年，否则科罗曼德尔无法再增加供应。”于是荷兰当局转而求助于私人贸易商。自由民（free burgher）用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船，把奴隶从印度运回东印度群岛，尽管他们禁止用布料交易。俘虏们用奴隶换取他们的自由。默苏利珀德姆有一名叫作马查米特的葡萄牙快艇驾驶员，他被荷兰人抓住，为了赎回自由，荷兰东印度公司允许他回到科罗曼德尔海岸，招募奴隶卖到巴达维亚，而且“准许他用公司的船运送奴隶，多少都可以”。英国人戈麦斯的情况也一样，“他从小就和葡萄牙人在一起，还在澳门结了婚”。 ^[50]

到了17世纪20年代，孟加拉和阿拉干的边境已经成为这个地区最重要的奴隶市场。东吁宫廷支持阿拉干的马吉人攻入孟加拉东部地区，这类行动通常有葡萄牙的哈马德人参与其中，这些袭击行动会虏获数千名奴隶。但大量俘虏在被卖掉或运走之前，就死亡了。满怀希望的荷兰人看到的报告是，1625年的一场袭击行动虏获了超过1万人，但在他们抵达阿拉干的首都妙乌之前，有将近一半的人死于流行病。荷兰船只“梅登布尔克号”和“雅格号”运送了544名幸存者，最后只有130人活着抵达科罗曼德尔海岸。回到巴达维亚担任第二任总督的科恩，重新考虑了他对奴隶的热切渴望。他指示在印度的代理人：“老迈、不适合、无用处的可以排除。” ^[51] 荷兰的记录中粗略提到了横渡孟加拉湾途中死亡的奴隶人数，信件中平淡无奇地叙述这个残酷的事实，其中一则写道：“这些船也载了400名奴隶，其中100名已经死了。”另一封信提到，“前往巴达维亚的奴隶中又有93人死于途中，这提高了科罗曼德尔奴隶居高不下的死亡率”，还哀叹这增加了“存活奴隶的单位成本”。 ^[52] 对于这种不人道的奴隶贸易计算方式，众所周知的是发生在大西洋西岸，事实上，它也存在于孟加拉湾，只是规模比较小。

历史学家终于打破了笼罩着印度洋东部奴隶贸易的沉默。 ^[53] 17世纪20—60年代，印度是荷兰东印度公司帝国的主要奴隶供应来源，其中包括科罗曼德尔海岸、阿拉干和孟加拉地区。东印度公司和私人贸易商每年平均运送150—400名奴隶。这些奴隶被送到巴达维亚、印度尼西亚东部的岛屿和锡兰，他们在码头工作，当家庭用人，成为矿工、建筑工人、渔民和耕作者。农荒使得蓄奴风气大盛，而战争则是另一个推力：如果农作物歉收和冲突事件同时发生，则将造成毁灭性的后果，这解释了为什么17世纪20年代早期、1646年、1659—1661年、17世纪70年代和1688年都有大量奴隶从科罗曼德尔涌入。17世纪20年代开始，阿拉干成为更稳定的奴隶来源，直到莫卧儿帝国在1666年征服吉大港，才中断奴隶贸易。到了17世纪60年代，东南亚的奴隶劫掠路线为荷兰人提供了大量奴隶，巴厘岛和望加锡附近的奴隶贸易量大增。

英国在马德拉斯殖民地进行的奴隶贸易也因环境的变化而变化。一位英国的编年史家提到，“马德拉斯一向认可家庭用途的奴隶”，虽然“为出口而拐骗儿童这种罪大恶极的做法是违法的”。公司当权者对于罪恶行径范围的认定经常改变。1687年，他们解除了早先禁止把奴隶输出海外的禁令，奴隶贸易“在监管下得到了批准”。海关办公室的记录显示，1687年9月，输出665名奴隶；不过第二年，“考虑到莫卧儿政权对这种贸易的反感”，重新恢复了禁令。发生在圣乔治堡的争论开了一个先例。不同形式的奴役之间的区别、对“拐骗儿童”的关切，以及“监管”会减轻奴隶制罪恶的信念，这些基本假设在20世纪之前构成了英国对孟加拉湾周边移民的监管。

孟加拉湾和亚洲所有地方一样，奴隶制对于男人、女人和儿童都是一个有力的推动：“奴隶的跨地区流动有助于把南亚、中亚及印度洋沿岸的人民、经济和文化整合起来。”19世纪之前的东南亚亦是如此，“俘虏和奴隶的流动也是劳动力流动的主要来源”。19世纪之前，东南亚城市的居民多半是奴隶或俘虏。对于香料的喜好，触发了整个东南亚的生态转型；为了满足投资者对劳动力的需求，成千上万的人失去了自由。 ^[54]

欧洲公司凭借海军实力，在亚洲沿海地区获得了拓居地、特许权、商馆、要塞和殖民地。但在17世纪末，他们的据点也即将不保。 ^[55] 欧洲公司在西方面临的是奥斯曼帝国复兴的海军力量，莫卧儿帝国的势力也扩张到孟加拉湾西岸；缅甸和阿拉干的一些强大王国，巩固了他们对孟加拉湾东部沿海地区的控制，亚齐王国也雄踞在这个区域的边缘。欧洲列强之间的竞争非常激烈。欧洲人的利润依赖于亚洲商人。

17世纪末，英国商人托马斯·鲍里写下一篇关于他“在东印度的19年间致力于在那些国家的大部分地方从事航海和贸易”的记述。他的叙述描绘出一个转型中的世界，一个力量和利益相当均衡的世界。两个世纪后，谭宝爵士（Sir Richard Carnac Temple）发现并编辑了这份未出版的手稿，将之命名为《孟加拉湾周边国家的地理描述》（ A Geographical Account of the Countries Round the Bay of Bengal ）。鲍里在1669年左右抵达印度，我们对他在此之前的生平所知甚少，但在那之后，他的文字成了一扇窗户，让我们有机会观察到印度与东南亚之间的商业联系，以及欧洲人在这整个地区日益增强的影响力。鲍里从南印度前往中国台湾、棉兰老岛、爪哇、新加坡和丹那沙林。

鲍里声称，亚洲“拥有许多广大又丰饶的岛屿，物产丰富，适宜人居”。在这个异乡人的世界里，翻译至关重要。鲍里在世时出版的唯一作品是他的《英语与马来语字典》（ Dictionary of English and Malayo, 1701年 ），这是他结束亚洲旅居生活，返回英格兰家乡的漫长旅程中凭记忆所写的。与鲍里的手稿一起存放在大英博物馆的，是一张作者不详的散页，上面写着“中国的罗盘方位、阳历半月的名称、序数（术语和俗名），以及只有中国商人使用的个人记数”。与他的手稿一起被发现的另一个片段带领我们从亚洲来到北美：《哈德逊湾印第安语字典》（ A Dictionary of the Hudson Bay Indian Language ）——这是鲍里自己写的还是别人写的，我们不得而知。

鲍里的世界充满危险与暴力。他写了抢劫或谋杀、袭击和屠杀、奴隶和狱卒。他亲身经历过许多与他同时代的人遭遇的突如其来的命运翻转。1687年，鲍里苦恼地写信给东印度公司在波多诺伏的官员，告诉他们他与当地商人艾哈迈德·玛拉依喀雅尔发生争执后被囚禁。后者委托鲍里所拥有的船只运送一批货物，并有一位代理人随行。船只未依计划驶向吉打和亚齐，而是停在均克锡兰（普吉岛），在那里把货卖了。艾哈迈德主张那项买卖是在“无利可图的市场”进行的，拿到亚齐可以卖得更好的价钱，于是他扣留了代理人以鲍里名义所买的一批布作为补偿。在接下来发生的争执中，鲍里对艾哈迈德的一位助手施暴；对方为了报复，就让他被当地长官拘留。那位官员“把我关了三天，用脚镣锁着我，还把我关在提供士兵伙食的地方”。鲍里面临着进一步的责任。他的船上运载了另一名当地商人米尔·扬·玛拉依喀雅尔的100名奴隶，但没有支付应有的海关费用给波多诺伏的戈尔孔达统治者。奴隶主不见了踪影，所以鲍里必须承担他的债务。这一事件说明了欧洲商人与亚洲商人在孟加拉湾的关系多么紧密，而关系恶化的速度又是多么快。鲍里写道：“我祈愿上帝让我从阿玛德·马卡尔那里拿到赔偿，因为他让我身陷囹圄。”亚洲各地在航海时代都有管辖权的问题，这促使欧洲侵略者积极介入，这点在这个案例中显而易见：波多诺伏的东印度公司官员不承认当地政府“有权力处罚我们国民的违法行为”。

鲍里在世界的天涯海角寻找财富，通常是通过船只在亚洲商人的经商范围内游走。他从圣乔治堡（马德拉斯）的贸易中观察到，“大量货物被运输和贩卖到印度、波斯、阿拉伯、中国和南海的许多地方，特别是马尼拉”。在孟加拉湾的另一边，亚齐港里“肯定有英国人、丹麦人、葡萄牙人、摩尔人、西班牙人、中国人和其他国家人的船只”。 ^[56]

像鲍里这样的欧洲旅行者也提到了东南亚的泰米尔穆斯林商人的财富。关于泰米尔穆斯林，他写道，“朱罗人（Chulyars）是分布在亚洲所有王国和国家的民族”，“他们分布广泛”，玛拉依喀雅尔人“学会了书写和说数种东方语言”。鲍里始终对他们怀有敌意，普吉岛一桩地方冲突演变成对泰米尔商人的攻击之后，他写道：“我对这场屠杀丝毫不觉得遗憾。”嫉妒之情引发鲍里的敌意。他承认：“只要有这些讨人厌的家伙在，我们就没办法卖任何东西给当地人。” 蒲柏（John Adolphus Pope）曾在18世纪80年代游历孟加拉湾，他的日记中提到了泰米尔穆斯林在东南亚社会中的重要性。他当时只是个14岁的小伙子，不像鲍里受到那么多偏见的影响。蒲柏在1786年4月抵达吉打，他写道：“那里住着马来人、朱罗人（Chulia）、科罗曼德尔土著和华人”；地位最高的商人是一位泰米尔穆斯林。他发现吉打的大城亚罗士打（Alor Setar）的“商店几乎都是朱罗人和华人在经营”。蒲柏周游马来世界的过程中，依靠“朱罗”翻译和中介，而且和其中许多人成为朋友。他在亚齐发现有“无数的朱罗人”，且在他停靠的每个小港口，都有朱罗人的定居点和高官。 ^[57]

从这些叙述中，我们可以发现发生在孟加拉湾的名称变化：玛拉依喀雅尔（Maraikkayar）变成马卡尔（Marcar）或梅利肯（Merican）——一种至今仍在马来西亚使用的名称。早期欧洲人一直到20世纪都用来指称泰米尔穆斯林的词汇，后来甚至成为泰米尔穆斯林的自称：朱罗人和吉宁人。这两个词分别源于古代的印度王国——注辇国和羯陵伽国。这些术语在马六甲、槟榔屿和新加坡的街道和社区名称上都留下了印记，甘榜吉宁（Kampung Kling）、甲必丹吉宁（Kapitan Keling）、牛干冬街（Chulia Street），都显示了它们的来源。久而久之，“朱罗人”一词专指泰米尔穆斯林商人，“吉宁人”则是一个更普遍的术语，带有贬义色彩。随着19世纪70年代来自南印度的大量移民的到来，“泰米尔人”才成为一个涵盖范围最广的类别，用来描述穆斯林和印度教徒，而且那时穆斯林还是少数。

从很多方面来说，欧洲人推进到亚洲水域依赖于亚洲的网络和亚洲的贸易。欧洲的新来者会介入地区经济，而这些地区在生态上的显著差异，已成了可获利的专门领域。印度的纺织品、东南亚的香料和中国的陶器，已经在全世界流动交易；欧洲人一开始（幸运地）掌控了新大陆的白银，这让他们得以顺利进入其几乎没有什可提供的市场。欧洲人想要控制孟加拉湾的商业网络，但他们无法垄断。然而，他们确实为印度洋东部带来根本性的改变。因为各国之间一种不寻常的竞争体制，数个世纪以来一直在厮杀冲突，充满了惨烈的宗教战争，还带来关于财产和所有权的不同观念以及毁灭性的武器，军事化的欧洲贸易公司使主权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到17世纪末，从南印度、锡兰到马六甲，孟加拉湾沿岸各处已经散布着欧洲的商馆。欧洲这150年来的扩张不是连续的，他们的势力并不均衡；他们的要塞通常无力掌控海岸以外的地区。探险家在果阿建立的关系并不稳定，这迫使葡萄牙人率先建立他们的据点。当荷兰的反抗蔓延到东方海域，荷兰东印度公司取代了孟加拉湾周围的葡萄牙人，英国东印度公司也紧随其后。北欧人自认为不同于虚张声势的葡萄牙人：他们更井然有序、更理性、更开明。许多20世纪的帝国历史学家支持这个对比。不过，欧洲列强之间还是有许多共同点。他们为了亚洲的香料和纺织品的财富而来，同样也依赖亚洲内部的贸易，他们竭力在公众利益与私人利益间取得平衡。但荷兰东印度公司在17世纪的鼎盛时期，把商业主义和军国主义结合起来，造成了毁灭性的结果。荷兰资本主义的特征是国家力量、商业利益和新的制度形式的融合。荷兰的成功引来了模仿，尤其是在波罗的海，不管荷兰的商业网络分布得多么广泛，其成功还是有赖于这个至关重要且邻近的区域市场。最终，互相竞争的重商主义一起削弱了荷兰的实力，英国的重商主义则取得了最大的成功。 ^[58] 在发展的鼎盛期，荷兰利用原本存在的网络，从亚洲内部的贸易中获利，但他们也运用手中的武力以及异常残暴的手段，以取得对马鲁古群岛的控制。他们靠着既有的奴隶市场来满足对劳动力的需求，从中扩大了奴隶贸易的规模，让地区性的贸易走向全球化：荷兰帝国把俘虏带到了世界尽头，这一点毫不夸张。

欧洲列强带来了新的统治意识形态，以及新的人权观念。从亚洲的角度来看，大肆宣扬荷兰共和国的“人权诞生”看起来的确很奇怪。在接下来的章节，我们会追溯这些新观念的发展，它们在孟加拉湾周围的传播经历了许多转变和反复，产生了无法预测、意想不到的结果。在特定的时间、特定的地点，它们或许得以发挥出来；在其他时刻、其他地方，对那些失势的人来说，它们又没有什么力量。自由这种说法常常被用来——有时是真心的，有时是讽刺的——为掠夺辩护。英国人很可能是所有国家中最善于把道德主义与利己主义结合起来的。

宾州大学历史学家里希特（Daniel K. Richter）在其探讨美国早期历史的著作中指出，了解“分层化的过去”是很重要的。里希特说自己的工作接近于地质学的成果，北美的“社会、文化和政治的早期地层”已被湮没，种植园主、帝国主义者和革命者相继宣称对其拥有主权。不过，“这些古老的世界仍隐藏在表面之下”，它们影响了后续的发展，并且留下了痕迹。 ^[59] 现代世界早期横渡孟加拉湾的商人、劳工、奴隶和士兵，塑造了海岸线周围的海洋范围。19世纪，现代帝国的力量将在它的基础上进行改造和建设。

---

[1] J. F. Imray, The Bay of Bengal Pilot: A Nautical Directory for the PrincipalRivers, Harbours, and Anchorages, Contained within the Bay of Bengal （London: James Imray and Son, 1879）, 27.

[2] Susan Bayly, Saints, Goddesses and Kings: Muslims and Christians in SouthIndian Society, 1700-190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217-219; S. A. A. Saheb, "A Festival of Flags: Hindu-Muslim Devotion and the Sacralising of Localism at the Shrine of the Nagore-e-Sharif in Tamil Nadu," in Pnina Werbner and Helene Basu, eds., EmbodyingCharisma: Modernity, Locality and the Performance of Emotion in Sufi Cults （London: Routledge, 1998）, 55-76.

[3] Bay of Bengal Pilot, 27-28.

[4] Bayly, Saints, Goddesses and Kings; Richard M. Eaton, Sufis of Bijapur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8）; Richard M. Eaton, The Rise of Islam and the Bengal Frontier, 1204-1760 （New 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A. H. Johns, "Sufism as a Category in Indonesian Literature,"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History 2（1961）: 10-23.

[5] Anthony Reid, Southeast Asia in the Age of Commerce, 1450-1680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3）, 2:133.

[6] 同上注，vol. 2; Torsten Tschacher, "Circulating Islam: Understanding Convergence and Divergence in the Islamic Traditions of Ma'bar and Nusantara," in R. Michael Feener and Terenjit Sevea, eds., Islamic Connections:Muslim Societies in South and Southeast Asia （Singapore: ISEAS, 2009）, 48-67。

[7] Ronit Ricci, Islam Translated: Literature, Conversion, and the Arabic Cosmopolisof South and Southeast Asi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1）.

[8] Sanjay Subrahmanyam, "'Persianization' and ‘Mercantilism': Two Themes in Bay of Bengal History, 1400-1700," in Om Prakash and Denys Lombard, eds., Commerce and Culture in the Bay of Bengal, 1500-1800 （New Delhi: Indian Council of Historical Research, 1999）, 47-85; Engseng Ho, The Graves of Tarim: Genealogy and Mobility across the Indian Ocea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6）, 189.

[9] Edgar Thurston, Castes and Tribes of Southern India, 7 vols.（Madras: Government Press, 1909）; Bayly, Saints, Goddesses and Kings, 80-88; Tschacher, "Circulating Islam."

[10] Ricci, Islam Translated, 128; David Shulman, "Muslim Popular Literaturein Tamil: The Tamimancari Malai," in Yohanan Friedmann, ed., Islam in Asia, vol. 1, South Asia （Jerusalem: Magnes Press, Hebrew University,1984）, 175; Vashudha Narayanan, "Religious Vocabulary and RegionalIdentity: A Study of the Tamil Cirappuranam, " in David Gilmartin andBruce B. Lawrence, eds., Beyond Turk and Hindu: Rethinking Religious Identities in Islamicate South Asia （Gainesville: University Press of Florida,2000）, 74-97; Ki. Nayanar Muhammadu, "Cirappuraanathil KaappiyaPanpugal," Proceedings of the Seco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Seminar of Tamil Studies （Madras, 1968）, 3:95-103.

[11] Umaru Pulavar, "Vilatattuk Kantam, Nattu Patalam," in Cirappuranam, ed. M. Seyyihu Muhammadu Hasan（Chennai: Ulatak Tamilaraycci Niruvanam,1984）, 26; translation from Narayan, "Religious Vocabulary andRegional Identity," 86.

[12] Sejarah Melayu, Malay Annals, trans. C. C. Brown（Kuala Lumpur: OxfordUniversity Press, 1970）, 70-71, 184-185.

[13] Stewart Gordon, When Asia Was the World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Press, 2008）, 162.

[14] Tomé Pires, The Suma Oriental of Tomé Pires, trans. Armando Cortesão（London: Hakluyt Society, 1944）, 2:268.

[15] Denys Lombard, "Pour une histoire des villes du Sud-Est asiatique," Annales: Économies, Sociétés, Civilisations 25, 4（1970）: 842-856.

[16] Eric Tagliacozzo, "An Urban Ocean: Notes on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Coastal Cities in Greater Southeast Asia," Journal of Urban History 33, 6（2007）: 911-932.

[17] 关于葡萄牙在亚洲的帝国主义，可参见K. N. Chaudhuri, Trade andCivilization in the Indian Ocean: An Economic History from the Rise of Islamto 175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 Sanjay Subrahmanyam, The Portuguese Empire in Asia 1500-1700: A Politicaland Economic History （London: Longman, 1993）; Sinappah Arasaratnam, Merchants, Companiesand Commerce on the Coromandel Coast 1650-1740 （New 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Om Prakash and Denys Lombard, eds., Commerce and Culture in the Bay of Bengal,1500-1800 （New Delhi: Manohar, 1999）; Sanjay Subrahmanyam, The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erce: South India, 1500-165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C. R. Boxer, The Portuguese SeaborneEmpire, 1415-1825 （London: Hutchinson, 1969）。

[18] 引自Subrahmanyam,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erce, 92。

[19] Luiz Vaz de Camões, The Lusíads, trans. Landeg White（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120.

[20] William Methwold, Relations of the Kingdome of Golchonda, and Other Neighbouring Nations within the Gulfe of Bengala, Arreccan, Pegu, Tannassery,etc. and the English Trade in Those Parts [1626], in W. H. Moreland, ed., Relations of Golconda in the Early Seventeenth Century （London: Hakluyt Society, 1931）, 40-41.

[21] Cayetano J. Socarras, "The Portuguese in Lower Burma: Filipe de Brito de Nicote," Luso-Brazilian Review 3, 2（1966）: 3-24.

[22] K. N. Panikkar, Asia and Western Dominance: A Survey of the Vasco daGama Epoch of Asian History, 1498-1945 （London: George Allen and Unwin, 1959）; Amitav Ghosh, In an Antique Land （London: Granta, 1992）.

[23] Jonathan I. Israel, The Dutch Republic: Its Rise, Greatness, and Fall, 1477-1807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5）.

[24] Giovanni Arrighi, The Long Twentieth Century: Money, Power, and theOrigins of Our Times （London: Verso, 1994）, 138; Jan de Vries and A. M. van der Woude, The First Modern Economy: Success, Failure and Perseveranceof the Dutch Economy, 1500-1815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25] Arrighi, The Long Twentieth Century.

[26] Lauren Benton, A Search for Sovereignty: Law and Geography in EuropeanEmpires, 1400-1900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27] Hugo Grotius, The Freedom of the Seas, or the Right Which Belongs to theDutch to take part in the East Indian Trade [1608], trans. Ralph Van Deman Magoffin（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16）; Peter Borschberg, "Hugo Grotius' Theory of Trans-Oceanic Trade Regulation: Revisiting Mare Liberum （1609）,"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Law and Justice Working Paper 2005/14, New York University, 2005; Benton, Search for Sovereignty.

[28] Chaudhuri, Trade and Civilisation in the Indian Ocean, 84.

[29] John F. Richards, The Unending Frontier: 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the Early Modern World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3）, 25-38; John F. Richards, The Mughal Empir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Muzaffar Alam and Sanjay Subrahmanyam, eds., The Mughal State, 1526-1750 （New 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Richard M. Eaton, The Rise of Islam and the Bengal Frontier, 1204-1760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

[30] Antony Schorer, "Brief Relation of the Trade of the Coromandel Coast, especially at the Factory at Masulipatnam, where I resided in the service of the Hon'ble Company in the seventh Year" [1615-1616], in W. H. Moreland, ed., Relations of Golconda in the Early Seventeenth Century （London: Hakluyt Society, 1931）, 55-59; Methwold, Relations of the Kingdome of Golchonda, 39; Arasaratnam, Merchants, Companies and Commerce; Subrahmanyam,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erce.

[31] Arasaratnam, Merchants, Companies and Commerce, 94.

[32] Reid, Southeast Asia in the Age of Commerce, 2:208-212.

[33] 同上注，2:148-149; Subrahmanyam,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erce, 335。

[34] 关于对小冰期扩及全球持怀疑论的看法，可参见IPCC, Climate Change 2001: Working Group I: The Scientific Basis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ch. 2。

[35] Lieberman and Buckley, "The Impact of Climate" ; Victor Lieberman, Strange Parallels: Southeast Asia in Global Context, c. 800-183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2009）, 1:101-112, 2:79-84.

[36] Lieberman and Buckley, "Impact of Climate" ; Lieberman, Strange Parallels, 2:79-84; Reid, Southeast Asia in the Age of Commerce, 2：291-293.

[37] Sinnappah Arasaratnam, ed. and trans., Françoìs Valentijn's Description ofCeylon （London: Hakluyt Society, 1978）, 176.

[38] Gordon, When Asia Was the World, 113.

[39] Girolamo Priuli, I Diarii, quoted in Chaudhuri, Trade and Civilisation, 64-65.

[40] Fernand Braudel, The Mediterranean and the Mediterranean World in theAge of Philip II , trans Sian Reynolds（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72）, 1:389-399; Reid, Southeast Asia in the Age of Commerce, 2:9-10.

[41] Anthony Reid, "Southeast Asian Consumption of Indian and British Cotton Cloth, 1600-1850," in Giorgio Riello and Tirthankar Roy, eds., HowIndia Clothed the World: The World of South Asian Textiles, 1500-1850 （Leiden: Brill, 2009）, 31-52; for an overview，也可参见Riello and Roy's introduction to the volume。

[42] Pires, Suma Oriental, 3:92-93; Reid, "Southeast Asian Consumption," 36.

[43] Arasaratnam, Merchants, Companies and Commerce, 98-99.

[44] 节录自Jan Pieterz Coen, Jacatra, 5 June 1617, VOC 1055, ff. 113-117, in Om Prakash, ed., The Dutch Factories in India 1617-1623: A Collectionof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 Documents Pertaining to India （New Delhi: Munshiram Manoharlal, 1984）, 1:29; Braudel, Mediterranean, 406; Reid, Southeast Asia in the Age of Commerce, 2:28-29, 301-302。

[45] Dennis O. Flynn and Arturo Giráldez, "Cycles of Silver: Global Economic Unity through the Mid-Eighteenth Century," Journal of World History 13（2002）: 391-427.

[46] Pires, Suma Oriental, 2:206.

[47] Roy W. Hamilton, ed., The Art of Rice: Spirit and Sustenance in Asia （Los Angeles: UCLA Fowler Museum, 2003）, 23.

[48] Arasaratnam, Merchants, Companies and Commerce, 102-103; Governor-General De Carpentier（Batavia）to Ysbrantsz（Masulipatnam）, 26 July 1625, VOC 1085, ff. 123-130; De Carpentier to Ysbrantsz, 28 August 1627, VOC 1092, ff. 161-162, all in Prakash, ed., Dutch Factories , 1:164, 330; Augustin de Beaulieu, quoted in Lombard, "Pour une histoire des villes" （my translation）.

[49] Coen（Batavia）to Van Uffelen（Masulipatnam）and Soury（Masulipatnam）, 8 May 1622, VOC 1076, ff. 76-78; Coen（Batavia）to Van den Broecke（Surat）, 8 May 1622, VOC 849, ff. 85v-87v, all in Prakash, ed., Dutch Factories, 1:201-203.

[50] Van Uffelen（Masulipatnam）to Coen（Batavia）, 7 July 1622, VOC 1076, ff. 240-242v, in Prakash, ed., Dutch Factories, 1:209-210; Coen（Batavia）to Van Uffelen（Masulipatnam）, 22 July 1622, VOC 850, ff. 4-7, in Prakash, ed., Dutch Factories, 1:212-213.

[51] Sanjay Subrahmanyam, "Dutch Tribulations in Seventeenth-Century Mrauk-U," in Explorations in Connected History: From the Tagus to the Ganges （New 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200-248; Om Prakash, "Introduction," in Prakash, ed., Dutch Factories , 2:33-34.

[52] Ysbrantsz（Pulicat）to VOC Directors（Amsterdam）, 28 April 1625, VOC 1084, ff. 166-168; De Carpentier（Batavia）to Ysbrantsz（Masulipatnam）, 26 July 1625, VOC 1085, ff. 123-130，两者均在Prakash, ed., Dutch Factories, 2:148-149, 162。

[53] 此段根据Markus Vink, "'The World's Oldest Trade': Dutch Slavery and Slave Trade in the Indian Ocean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Journal of World History 14, 2（2003）: 131-177。

[54] Indrani Chatterjee and Richard M. Eaton, eds., Slavery and South AsianHistory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06）, 11; Anthony Reid, ed., Slavery, Bondage and Dependency in Southeast Asia （St. Lucia: Queensland University Press, 1983）, 27.

[55] Chaudhuri, Trade and Civilization; Subrahmanyam, Portuguese Empire inAsia; Arasaratnam, Merchants, Companies and Commerce ; Prakash and Lombard, eds., Commerce and Culture in the Bay of Bengal. Subrahmanyam,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erce.

[56] Thomas Bowrey, A Geographical Account of the Countries round the Bay of Begal, 1669 to 1679, ed. Richard Carnac Temple（Cambridge: Hakluyt Society, 1905）.

[57] Anne Bulley, ed., Free Mariner: John Adolphus Pope in the East Indies, 1786-1821 （London: Bacsa, 1992）.

[58] Arrighi, The Long Twentieth Century .

[59] Daniel K. Richter, Before the Revolution: America's Ancient Past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4. EEqoF0ABfKmXaJB2q073ZraPno29u8XMZQF8o+EWx/ZCSVIKJ+onMyCHc+9o0Qvp